引言

自2003年国家推动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至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国文化出海获得了明确的战略引领。面对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弱势地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我国优秀文化对外传播的政策与项目，其中就包括了一系列图书海外传播资金扶助政策与资助项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出版社在海外扎根与中华文化的传播，比如“丝路书香”计划，由中国新闻出版业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项目，优先资助原语种为中文的翻译出版项目，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以及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实施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类型多样，各有侧重的资助项目，为中华文化域外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往来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以民间经贸往来为主。自西汉张骞在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起，中国与阿拉伯地区便开启了绵延两千年的交流史。东汉甘英抵达“条支”（阿拉伯地区）的记载，成为双方最早的官方接触，至唐宋元时期达到鼎盛。中国的造纸术、火药等重要发明正是经由阿拉伯地区西传欧洲，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充分印证了双方交流历史的悠久与深厚。当代，我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愈发密切，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与重要贸易伙伴，加强我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更加有利于增强文化融合，政治互信与经济发展，为维护地区局势与世界和平稳定的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丝路书香工程立项图书数据分析

（一）丝路书香工程立项书目语种与数量分析

“丝路书香”工程于2015年正式公布首批立项书目以来，至今已有十年，在此期间已经资助三千余种书籍对外传播。通过梳理历年公示的书目名单，中文图书被翻译为阿拉伯文的立项书籍高达694本，居于各语种之首。被翻译为俄罗斯文和英文语种书籍位列第二和第三分别为435本与410本。阿拉伯文书籍作为“丝路书香”工程十年间立项书籍唯一总书目接近700本的语种，相较于排名第二的俄罗斯文高出将近260本，可见阿拉伯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地位。据统计在2025年，全球以英语为母语或第二语言的使用者约为15.28亿人；同时西班牙语在全球有5.58亿人使用，其中母语者占比较高为87%，主要分布于西班牙与拉丁美洲等地；法语在全球也有约3.12亿人使用，法语的使用范围主要在欧洲大陆和非洲地区；俄罗斯语主要适用于前苏联地区，全球使用人口达2.53亿。以上四种联合国官方工作语言，在全球通用中的强势地位或来源于历史因素和经济优势，使用量十分广泛，在各项权重中都不够亮眼的阿拉伯语却在我国对外图书资助项目中拔得头筹，主要由于，英语虽然作为第一大国际通用语言，但在“丝路书香”工程中更多承担“国际通用中介语种”与跨区域发行的角色。在俄罗斯，从整体市场来看，中国文学的整体市场份额仍受英美文学挤压，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丝路书香”工程资助在俄文的“项目密度”。以及法语、西班牙语世界则呈现“法语在非洲仍有韧性、在东南亚明显式微；西语受众高度集中于拉美”的现实区域差异，导致该工程在资源配置上更加强调“一带一路”沿线的阿语优先与区域均衡，而非对全球通用语种的均匀铺开。

（二）阿拉伯文图书出版社地域分析

我国阿拉伯文图书出版机构在地域分布上呈现显著的集中化与不均衡性。数据显示，华北地区出版社占比高达43%，华东地区占27%，两者合计已超过总量的三分之二；华中地区占8%，华南与西北地区各占7%，而西南及东北地区则最少，各仅占4%。这种格局的形成，是政策导向、人才资源与产业合作三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政策层面，国家级平台的战略引领起到了关键作用。以2004年成立的“中阿合作论坛”为核心，依托“丝路书香工程”等具体项目提供资助，为对阿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这些政策资源的早期投入与布局，天然地倾向于汇聚于政治文化中心。

其次，人才与学术资源的高度区域集中直接塑造了出版格局。全国阿拉伯语高级别人才培养点有近六成集中于华北与华东地区。这种分布使得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出版机构能够便捷地获取高质量的翻译人才、学术顾问与研究支持，形成了从人才培养到内容产出的高效闭环，显著提升了合作的效率与内容的专业性。

最后，成熟的产业合作生态进一步巩固了先发地区的优势。华北与华东的领先出版社已构建起覆盖版权贸易、联合出版、本地化运营的完整产业链。例如，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与突尼斯伙伴的版权合作，精准开拓了童书市场；北京出版集团则通过与阿拉伯文学出版中心的战略合作，系统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高质量落地。这种由“内容产出”到“渠道深耕”的产业联动能力，是其他地区短期内难以复制的核心优势。综上所述，我国阿拉伯文出版力量的地理分布，本质上是政策资源、智力资本与市场机制在特定区域叠加聚合的必然结果。

（三）阿拉伯文图书出版社分析

通过图1可知“丝路书香“工程十年间阿拉伯文图书出版量排名前十的出版社，除开排名第五的宁夏智慧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位于西北地区，以及排名第十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位于华东地区，其他八家出版单位都集中于华北地区。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名列前茅。

据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走访埃及、约旦等国书店时发现，当地引进的中国图书数量有限、主题较为单一，多集中于传统文化领域，反映当代中国的作品较少，且存在因语言隔阂导致的翻译质量问题。该社采取针对性措施，优选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图书品类，组建专业翻译团队以提升内容本地化水平，并积极与当地高校合作，推动与本土翻译家及出版社的有效对接。五洲传播出版社则自主研发了“that’s book”数字阅读平台，面向全球读者提供移动端阅读服务。截至2021年，其阿拉伯语版App下载量已超过640万，覆盖175个国家和地区。在第47届开罗国际书展上，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牵头、五洲传播出版社与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等单位共同承办的“丝路书香·中国书架”项目正式启动，旨在通过集中展示与销售中国主题外文图书，打造“走出去”新品牌。位于西北地区的宁夏智慧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已累计翻译出版中阿文图书1600余种，发行超200万册。该公司出版的阿语图书持续聚焦中国经验、当代发展与文学经典等领域，发行网络覆盖阿拉伯主流渠道，业务遍及22个阿拉伯国家及中东地区，在阿联酋、埃及、沙特等重要市场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体系。

（四）阿拉伯文图书出版量分析

据图2，“丝路书香”工程十年间，有7年间的图书立项数量在400本以下，其他三年2015年、2016年和2018年的图书立项总量都高于400本，其中在2015年的图书立项书目最多，将近550本，由于2015年是该工程实施的第一年，相关部门曾有一次增补立项书目，所以导致2015年的立项书目远高于其他年份。因此，“丝路书香”工程实施十年间，阿拉伯文图书的海外传播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5年—2016年、第二阶段为2017年—2020年，以及第三阶段2021年—2024年。

在2015—2016年的第一阶段，政策明确优先面向丝路国家搭建合作渠道。在此驱动下，两年立项总量超千本，其中阿文图书均超百本，占比稳定在20%以上。同期，五洲传播出版社的“that’s book”数字平台在阿拉伯地区推广落地，首个“中国书架”项目在埃及启动，这些渠道与平台的叠加建设，为阿文图书的立项与输出提供了有力支撑，共同推动了立项数量的初期冲高。

在2017—2020年的第二阶段，阿拉伯文图书在工程年度立项总量中的占比有所回落，从15%—16%下降至2020年的13%，为十年间最低。这一变化主要源于工程进入“提质增效、优化结构”阶段，资助方向更注重语种与品类的整体平衡，主动调整了阿语项目的比重。同时，阿语市场高度依赖由英语转译的二次翻译模式，导致内容损耗与翻译质量挑战。叠加2020年公共卫生事件的严重冲击，阿拉伯地区书展取消、实体渠道中断、印制发行停滞，共同造成该阶段阿语图书立项与落地规模的收缩。

在2021—2024年的第三阶段，阿拉伯文图书立项占比显著回升，2021年与2023年均突破20%，其中2021年占比高达22%，创历年新高。这主要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实施，为中阿出版合作提供了稳固的战略框架。前期布局的“that's book”数字平台与“中国书架”实体项目也在此阶段发挥渠道协同效应，有效提升了传播效能。同时，通过组建专业中阿翻译团队与优化合作译介流程，翻译质量与选题适配性得到系统性改善。加之近年来，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逐步恢复，共同推动对阿出版迈入以精准化、深度化为特征的稳健发展阶段。

（五）阿拉伯文图书主题词分析

图3为通过收集阿拉伯文十年立项图书的关键字所生成的云词图，从图中可见立项书籍主要包括政治主题类、经济类、文化类、文学类以及其他类型图书等，政治主题类图书中主要包括“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等，如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挑战与应对迎难而上的中国共产党》《你了解中国共产党吗？》，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贡献了什么》等；经济类图书包含如”经济改革”“数字化”“创新驱动”等方面的内容，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双赢的未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出版的《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文化类图书主要包括“中华文明”“文化经典”“历史人文”等，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明五千年》，山西三晋出版社推出的《考古队长现场说中华何以五千年》；文学类主要如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鹿原》等；以及其他类型的关键词“绿色”“生态”，如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低碳新生活》与《拯救三江源》等图书，体现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贡献。以及在国际与外交方面的图书如“国际化”“一带一路”等，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带一路倡议过去现在和未来》，展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积极参与全球化，推动国际合作，体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需要积极应对。从这些主题中可以看出，“丝路书香”工程的阿文图书选题全面呈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文化底蕴与全球角色，系统构建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二、丝路书香工程在阿拉伯地区存在的问题

然而，在“丝路书香工程”推动阿拉伯文图书出版过程中，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逐渐显现，制约着出版效果的充分发挥。具体表现为翻译本地化不够细致成为制约阿拉伯文图书传播效果的首要障碍。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翻译文化折扣现象严重

中国图书的阿语译本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未能充分适应阿拉伯读者的文化背景、思维习惯与审美偏好，导致译文生涩、理解困难，目前多数阿语翻译工作仍停留在语言表层转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的调研也显示，阿拉伯读者普遍认为中国图书“语言隔阂明显，需要更贴近本土文化的表达方式”。这种状况使得译本在语言的地道性、文化的适应性以及读者的接受度方面，均存在显著不足。

再者，专业翻译人才匮乏。具备中阿双语能力且熟悉双方文化的专业翻译人才严重不足，影响了翻译质量。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教授哈赛宁·法赫米强调：“翻译是文明沟通的桥梁。研究翻译的学者，有责任选好适合本国读者阅读的作品进行翻译，避免因借助第三语言转译造成误读，影响中国在阿拉伯读者眼中的形象”。然而，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译者屈指可数。

（二）出版社地域分布不均

同时，“丝路书香工程”资助的阿拉伯文图书出版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集中化特征，西北地区出版社参与度严重不足。根据相关研究，北京成为学术图书输出的主要阵地，而西北地区出版力量参与度不高。这种失衡不仅影响了区域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也限制了中国对阿出版多样性和代表性的提升。

具体来看，获得“丝路书香工程”资助的出版机构主要集中在华东与华北发达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城市。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为例，该集团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版权累计引进1500余种、输出1000余种，涉及15个语种。相比之下，西北地区出版社虽然拥有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和毗邻阿拉伯世界的地理优势，但在阿拉伯文图书出版方面参与有限。

西北地区出版社参与不足的深层原因主要包括：一是缺乏国际化出版经验和专业团队；二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出版合作渠道不畅；三是获得国家级翻译出版项目资助的机会较少。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西北地区出版社在阿拉伯文图书出版领域的边缘化地位。华东和华北地区出版社虽然实力雄厚，但对中国多元文化的呈现可能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不够充分。而西北地区作为中国穆斯林聚居区，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恰恰是阿拉伯读者感兴趣的内容。而且西北地区拥有丰富的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未能通过出版渠道有效转化为对阿文化交流的优势。

（三）图书选题同质化严重

还有就是选题同质化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的调研，阿拉伯文化市场存在“主题单一，集中在传统文化，缺少当代故事”的问题。这种同质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典籍重复翻译，大量资源集中于少数几部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如《论语》《道德经》等作品被反复翻译出版，而其他同样有价值的经典则鲜有问津。虽然经典著作具有永恒价值，但过度集中会导致阿拉伯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片面化。当代题材严重不足，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变迁的作品极为缺乏。过去几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阿拉伯人渴望了解中国成功的密码以及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然而，当前阿拉伯文图书市场上满足这一需求的作品数量不算太多。选题专题领域覆盖不全，选题多集中在哲学、文学等传统领域，而经济、科技、社会治理等现代议题涉及较少。

选题同质化直接导致了中国在海外形象的单薄化，这一问题体现在多个层面，会导致文化形象刻板化，过度聚焦传统文化题材，使阿拉伯读者对中国的认知停留在“古老文明”层面，难以形成全面、立体的当代中国形象。这种片面认知不利于中阿之间的现代对话与务实合作。

还可能导致读者兴趣逐渐减弱。

三、中国图书在阿拉伯出版的优化路径

（一）翻译与本地化

首先建立长效合作翻译机制，这一机制应包括译者遴选标准、合作流程规范、质量评估体系等环节，确保每一部重要作品都能由中阿专家共同完成翻译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在“一带一路”“中阿友好文库”建设过程中，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他们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国内外翻译团队，实施中外合译，完成了高校和研究机构小语种人才储备梯队建设。

其次优化翻译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从文本选择、译者匹配到编辑审校的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丝绸之路图书馆”开创了从选书、匹配译者、编辑审校到印刷仓储与发行的全链条运作模式。

同时加强专业翻译人才培养，一方面，在中国高校阿拉伯语专业加强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另一方面，与阿拉伯国家教育机构合作，培养熟悉中国文化的本土翻译人才。以埃及为例，目前已有30多所埃及高校设立了中文系，埃及教育部还将汉语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作为第二外语，这为培养双语人才提供了良好基础。可利用这一条件，开展系统化的翻译人才培养计划。

（二）推动出版社跨区域合作

针对出版社地域分布失衡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探索优化路径，建立区域协作机制，鼓励东部出版社与西北地区出版社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发阿拉伯文图书出版项目。这种合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选题共同开发、翻译资源共享、市场渠道共建等。例如，华东与华北等地的出版社可以将其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与西北地区出版社的地域文化资源相结合，共同策划出版反映中国多元文化的阿拉伯文图书。同时发挥西北地域文化资源优势，西北地区出版社应充分挖掘本地文化资源，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阿拉伯文图书选题。宁夏作为“中国阿拉伯语之都”，拥有超过三分之一人口为回族穆斯林，这一独特优势应得到充分利用。还有争取政策支持与项目倾斜。国家相关部门应在“丝路书香工程”等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西北地区出版社给予适当倾斜，通过设立专项资助、提供培训机会、搭建合作平台等方式，提升西北地区出版社参与阿拉伯文图书出版的能力。

（三）建立选题动态调整与多元内容体系

针对当前在阿拉伯图书市场普遍存在的选题同质化问题，可重点从构建动态出版策略与内容多元化体系两方面探索创新路径，以提升中国图书的传播效能与影响力。

首先，出版机构应建立健全常态化市场调研与选题动态调整机制，真正将阿拉伯读者视为动态的文化受众，通过问卷调查、销售数据分析、书店实地走访、读者访谈及当地合作方反馈等多种形式，系统跟踪并研判其阅读兴趣的演变趋势，并据此灵活、敏捷地调整出版规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的实践提供了有益范例，其团队曾深入约旦、沙特、埃及等多国书店进行一线调研，并广泛咨询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他们发现当地读者固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敬意，但他们更渴望解读“当代中国成功的密码”与“当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图景”。这一发现凸显了建立直接、持续的市场感知通道对于打破出版信息隔阂、避免闭门造车的重要性。

其次，基于深入的市场洞察，必须着力构建层次丰富、主题多元的出版内容体系。这要求在战略上做出平衡布局：一方面，继续精心译介承载中华文明精髓的经典典籍，巩固文化根基的传播；另一方面，必须显著加大对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治理经验、文学艺术及大众生活等题材的选题开发力度。出版机构应有意识地规划产品线，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叙事相互映照，从而打破题材单一的窠臼，为阿拉伯读者呈现一个既底蕴深厚又活力迸发、既真实可感又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四、结语

展望未来，随着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阿拉伯文图书出版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出版机构应把握机遇，应对挑战，通过提升翻译质量、优化出版布局、丰富选题内容，向阿拉伯读者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为促进中阿文明互鉴、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通过持续改进和创新，中国的阿拉伯文图书出版必将迎来更加丰富多彩的明天，为中阿文化交流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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