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作为阿尔都塞学派的杰出批评家，在文学批评领域享有盛誉，其早期著作《文学生产理论》（1966）为其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确立了重要地位。马舍雷的文本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伊格尔顿、詹姆逊等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吊诡的是，马舍雷的文本却产生了极为相反的影响效果，正如沃伦·蒙塔格（Warren Montag）指出，“马舍雷为伊格尔顿所做的文本研究工作——即建立‘文本科学’来解释特定既定元素如何组合产生个别文学作品——在詹姆逊看来，这已然成为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症候”。换言之，马舍雷早期文论兼具科学客观性与非理性倾向的双重特征，由此揭示出《文学生产理论》文本内在的复杂异质性及其蕴含的理论困境。马舍雷对“阐释”概念的处理方式是这种困境最集中的症候，亦构成理解其后期文论转向的关键切入点。本文试图通过论述马舍雷对“阐释”概念的处理来讨论马舍雷批评思想的复杂演变及背后的哲学意涵。

一、科学主义的批评：与“解释”对立的“阐释”

《文学生产理论》以旗帜鲜明地反对“阐释”而引人注目，姚文放特别强调马舍雷实现了对阐释学的两次超越。“阐释”（interpretation）一词源自希腊文词源Hermes，其对应于古希腊神话中的信使神赫尔墨斯。该神祇负责将神界的旨意进行转换，并传递到人类世界。“阐释”含有一种深度转换的神圣性意味，强调人和对象之间的某种神秘沟通。根据洪汉鼎教授对德语中的“阐释”（Auslegung）的分析，“Auslegung来源于动词aus/legen，既可以说把什么东西‘立’出来（legtaus），又可以说从某处（aus）把什么东西‘摆’出来（legen），也就是从某处把不明显的、隐藏的东西阐发出来，而且还是被我们阐发出来”。在文本解读层面，这就意味着文本中潜藏着某种神圣的、更为重要的意涵。阅读活动需借助某种特定的方法，将此种更为重要的事物显现出来，以实现与文本的沟通。长期以来，这种理解主导了文学批评乃至各领域的阅读实践，将阅读诠释为读者向文本趋近的过程，旨在最终达成读者与文本的统一。马舍雷将此种深度模型斥之为“阐释谬误”（interpretive fallacy），这一观念用阐释话语置换并取消掉了文本。

此外，阐释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它预设了文本的深度，还有更为根本的错误原因。马舍雷又将阐释与解释（explanation）对立起来，其中解释指一种科学认知活动，只有它能够正确地认识文本。马舍雷紧接着指出阐释是在追问“作品为什么创作出来？”，而解释是在追问“作品是如何创作出来？”。这两个问题表面上均旨在探究作品的生成机制，但实质上其考察视角存在显著差异。马舍雷对二者的区分借鉴了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式”（more geometrico）推理，“真知识是基于由原因推出结果”。“阐释”活动的本质就是从效果推向原因，而“解释”活动的本质则是从原因推向效果。从效果推原因是一种在因果链条上进行回溯性思考的方式，但由于因果链条的无限性，这种思考方式无法实现其追溯至终极原因的目标。鉴于这一不可避免的困境，它最终会求诸命运或神意等神秘性起源。这种神秘性起源来自哪里？实质上来自主体的想象活动，想象本身只是主体身体情状的一种表达，不具有正确观念。所以这种由效果推原因的方式最终会把一个事物的原因找到主体身上，阿尔都塞把它称之为“必然的封闭的圆圈”，即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结构特征。斯宾诺莎提出“从原因推效果”的真观念推理方式是为了反驳笛卡尔，笛卡尔从“我思”的效果出发进行推理，最终走向了心中其实已经存在的上帝想象，“使这种现实符合事先在思想自身之中被给予的真实性标准，以完全颠倒的方式来再现现实的顺序”。这种推理方式因为最终会追溯到主体自身，它就会把属人的想象性观念（比如目的、起源、意志、善恶等）投射到自然万物中，从而走向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因此，“阐释”不能生产出关于客观存在的文本的真正知识，其本质仅为自我投射的重复。它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对“怀着对深度的渴望，把意义的确定作为自己目标的批评方式”，对单一“意义”的固着是身体对“一”的镜像投射所产生的想象性效果。文学文本被视作身体，被阐释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有机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协调，服务于整体，恰如身体器官服务于整体生命机能，阐释者用这种情状话语置换并取消了文本本身，“他是把自己安置在作品的位置上并于此展示作品的意义”。

而“解释”则需要思考文本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客观生产过程，即须关联文本外部因素以解析文本的内在形成逻辑。正如斯宾诺莎批判将人或人类社会视为“国中之国”而切断与自然的联系的做法，马舍雷也批判将文本视为“国中之国”而切断与其他文本的联系的做法。此处隐含着一种理性主义预设，即文学文本具有内在必然性，亦即其遵循严格的因果决定关系；若非如此，文学文本便无法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文学的写作表面呈现为在多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自主过程，实则是被严格决定的过程，“文本中的任何一个字都不能改变”，马舍雷强调写作行为“都处于由种种决定组成的复杂网络的作用所规定的框架之中，这些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先于这些动作的执行，而且，这些动作的致动手动性基本上都是由这些决定实现的”。马舍雷用“结构”概念来指称作品生产过程的必然性，“解释”就是要去把握这种“结构”的复杂性。此种“结构”指的是文本缺席的外部性即“沉默”，它并非文本内部的直接呈现，而是隐藏于文本旁边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多元决定的综合作用。用马舍雷的话来说，“定律不在坠落的物体中，它在其他地方，在它们旁边，在不同的层面上，这层面是科学知识的领地”。当伊格尔顿认为马舍雷犯了形式主义本质论的错误时——马舍雷把任何文本都理解为具有“离心结构”的特征——他其实误解了马舍雷。“离心结构”并不是马舍雷对文学文本进行的本质主义定义。相反，它指涉的不仅仅是文本自身，而是覆盖了整个现实的关系，它类似于德里达提出的“踪迹”，与其说文本具有“离心结构”，不如说文本乃至所有事物都在“离心结构”之中。

因此，“阐释”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意识形态循环性，它由于将阐释者自身的观念纳入文本的解读之中从而造成了错误的认识。而作为科学批评的“解释”则必须采取客观视角对文本生产的复杂现实性进行不掺杂任何主观性的思考。鉴于解释的本质在于对文学作品形成客观认识，这种解释并不承认其他解读方式的真理性。基于此立场，马舍雷几乎否定了过往所有的探索意义的文学批评范式。将阐释与解释截然二分，亦即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彻底分离，体现了马舍雷鲜明的科学主义倾向。马舍雷用解释的充分性差异来取代阐释的多元性差异，为实现批评的客观性目标，此批评过程必须排除批评者阐释中出现的主体性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文学生产理论》的写作呈现出高度迂回且自我缠绕的特征。尽管存在预设的科学计划，但在实际写作进程中却持续发生自我偏离。这一写作特质使得马舍雷在创作过程中已然显露出某种理论症候的早期迹象，从而揭示了强调“解释”的科学主义批评内在的不可能性。比如马舍雷似乎没有考虑到他写下的这句话的丰富效果——“因为要说出任何东西，都存在另外一些不能说出的东西”，它隐含了解释本身也有不能说出的东西，仍然受制于解释者自身的语境。所以解释者无法站在元语言的位置来客观分析文学文本，科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没有意识到自身为意识形态的幻觉。一旦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能够占据元语言地位时，马舍雷的文论将转向詹姆逊所描述的多元阐释，并陷入相对主义与反真理的后现代主义陷阱中。

二、效果生产的批评：音乐性的“阐释”

《文学生产理论》完成后，除了少数几篇谈论文学的论文外，马舍雷的研究重心全面转向哲学领域。时隔二十余载，马舍雷重返文学研究领域，将研究重心转向其所提出的“文学哲学”（Philosophie Littéraire）概念。马舍雷松动了对“阐释”的处理，不再把所有的阐释都与意识形态绑定在一起。阐释反而能够进行真理探索，成了激活文本生产性的重要手段。

在《黑格尔或斯宾诺莎》（1979）一书中，马舍雷指出“黑格尔并没有解释斯宾诺莎的文本，而是对它进行了一种阐释”，换言之，黑格尔忽略了斯宾诺莎文本的真实性表述，把预先想要阐明的观念论辩证法投射到对斯宾诺莎文本的解读中，暴力性地歪曲了斯宾诺莎，以便为他的辩证法做好准备。马舍雷的这种分析暗示了一种正确的斯宾诺莎，但事实上，马舍雷所理解的“正确的”斯宾诺莎学说恰恰是在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立场中被重新建构的，这种理解本质上依赖于黑格尔哲学的对立参照系，若脱离黑格尔的思想框架，马舍雷便难以独立建构其所“解释”的斯宾诺莎理论体系。后来马舍雷反思道，“我们凭什么说这些思考与斯宾诺莎哲学无关？难道这些思考不属于斯宾诺莎哲学吗？”“黑格尔之后，人们不再像黑格尔之前那样阅读斯宾诺莎，因为人们发现有必要重新打开那个视角——斯宾诺莎的论述表面上（且仅仅是表面上）显得单一且自我闭合——并通过将其置于一系列他虽未明确表述、却在其体系中已间接蕴含的问题之中，从而松动其理论约束”。

马舍雷在后期的文本中经常提到要“在音乐意义上”理解“阐释”，主张“为它赋予一种交流方式，进而有效地发挥其思想内里所包含的创造者”。《文学在思考什么？》似乎将十位法国作家纳入“沿着历史的道路，我们到达了事物的深处，直到一切都该消失”的传统主题研究，为这些作家赋予了某种哲学深度，陷入了马舍雷早期批判的“深度谬误”中。但马舍雷强调，“确实可以给文学提供一种哲学性阐释，但是这种阐释必须以演奏一段乐谱的方式来进行”。从音乐意义上界定“阐释”概念，其核心意涵在于：阐释活动并非借助外在规范或深度意义来统摄文本的复杂结构，从而只满足于对文本的机械重复和固化认知；相反，它是一种蕴含差异性的重复运动乃至重新生成的运动，植根于文本的形式肌理，与文本展开持续性动态对话，进而开掘文本中被遮蔽的特殊性，以便产生新的效果。这里虽仍强调文本客观的“离心结构”，但对文本“离心结构”的解释并非意味着在一个客观位置上对其进行抽象的思考，而是依赖于相遇的偶然性。这一过程与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性“误读”密切关联，此类误读需要将解读者将自身具体的历史情境特殊性纳入考量，对其进行生产性的阐释。当没有一个科学的绝对位置来确保对文本的充分解释时，文本则需要各种各样的误读性阐释以激活其生产性；尽管某些误读可能在理解上不充分，然而其所开启的视角常具有症候性价值，推动对文本某些问题的重新理解。比如斯达尔夫人带着激情观念去阐释康德哲学，并没有还原一个大写的康德，而是立足于她自己当时所处的历史情境中再生产出了康德哲学中存在的某些特殊性思想，并检验了康德哲学的有效性。当哲学史专家认为这种解读与康德最重要的东西擦肩而过时，马舍雷为其辩护道，“这种对康德的阅读即使有一种自由的形式，也远非是任意的阅读……那些拥护者的解释反而限制了康德哲学的意义”。阐释与主体特殊性因素的联系不再成为一个缺点，反而成为能够激活观念运动的重要力量，打破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范性和重复性。在《普鲁斯特：在文学与哲学之间》（2014）中，马舍雷特别强调“内在之书”（livre intérieur）对作家创作和阐释阅读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它使得观念活动与生活的必然性建立了联系，“真理只有根植于生活事件的独特性中，才能得到传播，才能成为一种共同利益，而不是停留在一种使真理失去所有有效内容的普遍性层面，这同时也使真理面临冷漠和武断的风险”。

马舍雷在《关于文学再生产的理论》（1994）中指出，“附着意义效应的作品严格来说不仅是生产的产物，更是再生产的产物——这种再生产建立在支撑话语的偶然性事件基础之上”。解释本身是一种抽象的理解活动，它把一个文本从历史连续性中抽离出来，只考虑它生产出来的那个过程，这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文本拜物教，它妄图在一个共时性平面找到文学生产的所有多元决定因素。马舍雷借用柏格森的“制造神灵的机器”（machine à faire des dieux）来理解文本，文本是一台制造事件的具有能产性的机器，它只有在它运转（再生产）的时候才具有现实性。一方面，文本有被限定的机器般的形式，有着自身结构的刚性，另一方面，文本在与读者相遇时可以生产新的事物，从而激活这台机器的运转。每一本书“就像一个神秘的躯体，散发着它所特有的灵韵，以至于永远无法明确地绕过它，每次事件都必须重新加工”，换言之，每部著作均具备被重新解读并生成新意义的潜能，即便是熟稔的文本，仍可被视为等待重新发现的潜在文本，静候与之相遇的契机。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某种读者反应理论。马舍雷依然强调文本结构的重要性，阐释虽然强调与读者特殊性的相遇，但是仍然需要尊重文本物质性的形式，否则就成了滥用意义的僭妄阐释。误读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铭刻在文本的内部矛盾之中，它根植于它所处的历史存在的张力冲突之中，这仍然是《文学生产理论》中对文本的“离心结构”的理解。比如马舍雷指出斯宾诺莎仍然能够在当下具有哲学现实性而“永远现在现前”，其根源在于，“它所携带的历史动力及其更新能力使它能够对新的实际性要求作出回应”，换言之，尽管斯宾诺莎所处的时代语境与当下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在若干本体论结构层面仍存有深刻的共性。奈格里就指出，斯宾诺莎所处的17世纪荷兰社会由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中涵盖了目前为止仍然存在的各种矛盾，构成了其哲学文本异质性与生产性的根源。马舍雷甚至认为，如果存在没有任何再生产可能性的文本，“那也是因为它们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新的东西可言，用黑格尔的话说，精神已经抛弃了它们，只留下它们干瘪、死气沉沉的外壳”。

因此，鉴于科学解释的可能性被消解，马舍雷后期对阐释的限制立场有所松动，其关注点转向了阐释活动本身，将其视为阅读文本的核心方法。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马舍雷回归了《文学生产理论》中所批判的诸种谬误——他依然明确拒斥规范谬误、经验主义谬误及深度谬误，而是强调一种音乐性交流性的阐释。

三、“阐释”思想的演变逻辑及其哲学内涵

可以看到，马舍雷因早期的科学主义倾向完全拒绝阐释，其后期则又重新强调阐释活动，并赋予了它知识生产而非意识形态生产的能力。这种变化与马舍雷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研究紧密相关，斯宾诺莎哲学的研究影响了马舍雷对“阐释”概念的处理。

《文学生产理论》的科学主义倾向一部分原因在于阿尔都塞对马舍雷的理论干预。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放置在科学范畴中，并指出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概念范畴去理论加工被意识形态侵蚀的各个领域，以便生产出科学认识，“如果是要认识艺术，那就是绝对必须从‘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严密思考’开始：没有别的道路”。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马舍雷早期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存在二律背反，这是阿尔都塞学派普遍存在的问题——“要么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思考辩证法，从而将其归结为因果决定论；要么在辩证法的‘基础’上思考唯物主义（但在这里，‘基础’这个词变得不恰当了），从而开启一种没有可确定终点的流动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将生成置于存在之上，其物质性及其所附带的分量都被消解了”。这个矛盾镶嵌在《文学生产理论》的文本中，比如它赋予了“生产”概念双重含义，一方面指的是作品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条件和再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则指的是作品自身的生产性，也即“每一本书都在发生着一些事情”。学界一般注意的是“生产”的第一层含义，将马舍雷的文学理论归结为某种文学社会学，这样就把“生产”的第二层含义还原为第一层含义的消极效果。事实上，一个文本既是受影响而被决定，同时又能够产生效果而影响其他观念，而这种影响是开放的不确定的。问题在于，唯物主义框架似乎只能解释文本是如何被既有的观念所决定，却难以阐明文本如何产生物质性的观念效果。

马舍雷通过汲取斯宾诺莎哲学的思想资源，对认识的观念活动进行了重新审视，从而应对这一理论困境。这使得马舍雷能够承认阐释的认识性和“误读”的有效性，规避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二律背反，从而同时拒绝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的两种理解，既坚持了批评的生成多样性和乃至误读的合理性，同时又坚持批评的唯物主义导向和客观认知维度，从而解决了《文学生产理论》中存在的难题。

在斯宾诺莎的哲学架构中，实体是唯一的，但它有无限多的属性，而对于作为有限样式存在的人来说，只能领会思维属性和广延属性。斯宾诺莎特别强调不同属性之间既存在不可通约性，又是对同一个实体的同等表现。换言之，观念与现实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和反映关系，观念只在思维属性中与其他观念有因果关系。斯宾诺莎有一个阿尔都塞学派常用的形象说法，“因为圆形是一个东西，而圆形的观念又另外是一个东西”。由于观念的真理问题不能通过对现实的指涉来理解，斯宾诺莎便提出了真理的内在充分标准，“正确观念，我理解为单就其自身而不涉及对象来说，就具有真观念的一切特性及内在标志的一种观念。说明：我说内在的标志是为了排除外在的标志，即所谓观念与它的对象的符合”。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观念的内在充分性表现在于使用概念的严谨性，拒绝隐喻、类比以及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日常话语，而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则可以充当正确性的观念标准。受此影响，《文学生产理论》让马克思主义概念占据文学文本的沉默空间，文本中的所有观念都需要以其为参照点来得以审视，这使得马舍雷反而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规范谬误，即文本离心结构的规范谬误。事实上，斯宾诺莎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一切观念都在神内，而且就它们与神相关联而言，它们都是真观念和正确的观念。只有就它们与某人的个体心灵相关联而言，才会有不正确的或混淆的观念”。换言之，真理与谬误并没有绝对的区分，谬误不过是没有认识到观念产生的必然性导致的，这就把真理或者充分观念理解为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画布上静默的画”。假观念与真观念是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在于知道它们是如何必然地产生的”。

斯宾诺莎有一句阿尔都塞经常引用的话，“真理是其自身及谬误的标志（verum index sui et falsi）”，这句话不能仅仅理解为“真理是自身真理的标志”，否则将会陷入理论自主的陷阱中，陷入真理可以自我保证为真的自足幻象中。真正的认识活动不能离开具体的情境而陷入抽象的概念思辨之中，而在情境中的观念活动可以通过对必然性的认识而指认出谬误的不充分特征。所以，“充分观念的功能首先是批判功能”，而不是神话式地表征真理。真正的认识便是要将各种观念放置在该观念产生的条件中加以审视，从而通过对谬误的必然性的认识来克服谬误。这就不再存在任何给定的正确性标准来保证认识，使得认识成了一个永远进行的活动。这并不是因为充分观念类似于遥不可及的物自体，而是因为真理就是真理的观念活动，它在它产生的效果中实现自身。观念的真实性体现在实体的永恒动作之中，它在思维属性的样式关系链条中按照一种必然性的顺序去生产效果，在这种生产效果的活动中体现真理的力量。马舍雷后来很清晰地指出，“它意味着，真理只有在每次重现那条将其与谬误、更确切地说是与它自身的谬误分隔开来的分界线时，才能肯定自身”。

由此表明，由于没有任何正确的准则或方向来引导对文本的正确认识，阐释遂构成一种持续性的冒险活动。该活动需借助多元化的误读开辟认识空间，且需自行承担风险。尽管阐释过程可能存在不充分性，比如巴尔扎克尽管是按照一种意识形态偏见的方式去认识整个巴黎社会现实，但在观念的必然性运动中，它最终能够产生真理的效果，对于探索真理性认知具有建设性价值，或者因为暴露出自身偏见而制造大量的断裂和沉默，或者反思自身的意识形态预设从而将其问题化。这一点正是文学哲学思想的核心，文学作为一种观念的实验活动，它能够产生各种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并不一定能够保证自己是正确的，但对开拓哲学思考的空间和激发哲学的自我反思却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到，马舍雷并没有放弃真理维度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游戏，他一方面强调要尊重文本形式的客观性和物质性而没有将阐释完全自由化，另一方面又将多样化的阐释活动理解为一种探索真理的必要的观念生产活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马舍雷关于“阐释”概念理解的演变轨迹表明，其持续反思了《文学生产理论》中蕴含的理论困境，并最终借助斯宾诺莎的真理观解决了这一难题。尽管马舍雷后期倡导阐释路径的多元化，其思想内核仍坚守真理的一元性立场。他确信，植根于不同情境的阐释实践虽具有不可化约的多元性，但最终能够实现普遍性的交流与理解。需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普遍性并非指向黑格尔式抽象普遍话语的转化，而是体现为能够激发观念再生产运动的真理效应。阐释的真理性彰显于问题的生产而非答案的表述之中，诚如学界所指出的：“马舍雷的理论诉求便是‘永远问题化’”。

参考文献：

1. [1] 斯宾诺莎.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2. [2] 路易·阿尔都塞,雅克·朗西埃,埃蒂安·巴里巴尔,等.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
3. [3] 洪汉鼎.论哲学诠释学的阐释概念[J].中国社会科学,2021(07):114-139+206-207.
4. [4] 皮埃尔·马舍雷.感性生活：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三部分导读[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
5. [5] 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6. [6] 刘进,胡江涵.马舍雷唯物主义批评的理论阐释及其意义[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3):98-107+212.
7. [7] 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M].London: Routledge,1978．
8. [8] Montag W, Wasser A. Pierre Macherey and the Case of Literary Production[M].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22.
9. [9] 皮埃尔·马舍雷.与斯宾诺莎同行：斯宾诺莎主义学说及其历史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4.
10. [10] 皮埃尔·马舍雷.文学在思考什么？[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