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为由藏族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它以藏族的神话、传说和谚语为基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是由神授艺人——“仲肯”以演唱的方式得以存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文学面临着失传的困境，所幸，一批当代作家自觉承担起传承民间文学的重任。其中阿来也积极参与到重述神话的项目当中，他把格萨尔史诗融入创作内容当中，从而进行再创作，使得民间文学得到文本的记录，藏族史诗在当代小说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民间文学的再现

阿来作为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民间文学成为他的创作源泉。在《格萨尔王》的重述中，晋美这一说唱艺人的塑造、民间说唱艺术与民间人物的呈现，以及谚语等元素的再现，使史诗在保持浓郁民族风格的同时，完成了跨越时代的对话。

小说中的说唱艺人晋美，从牧羊人到说唱艺人的身份上的转变，从此离开家乡，四处流浪传唱《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晋美的一生与民间出现的说唱艺人的经历相似。比如，昌都边坝县的扎巴，他在放羊时沉睡几天过后，梦见大将丹玛剖开他的肚子，放入一本《格萨尔王传》，当家里人找到扎巴后，发现他精神恍惚，于是送到喇嘛庙里开光明，接着扎巴就能唱史诗了。同样，昌都丁青县的桑珠也是放羊时睡着，大病一场后被喇嘛医治、开光明，接着就会吟唱格萨尔的故事。于是，承担起“仲肯”的使命，开始流浪传唱史诗。可见，作者还原其史诗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以及大多数说唱艺人都是最先完成身份上的转变，接着完成神授使命。作者无疑保留着史诗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征，让说唱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文学中得以呈现。

谚语本是藏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表达方式，藏族谚语往往是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通常会借用各种修辞手法来传达内容，并且根据不同的场合进行引用，它蕴含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哲理。在阿来《尘埃落定》《机村史诗》《山珍三部曲》《云中记》等诸多作品中也引用了大量的藏族谚语，同样，这部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也不例外。比如，在第一部神子降生中“牲口跑得太远，就会失去天赐给自己的牧场；话头不能扯得太远，否则就回不到故事出发的地方：”这则谚语作为小说的开篇，引出下文格萨尔的故事。第二部少年扎拉中，大家嘲笑晁通年纪大却还惦记门域公主，晁通为了缓解尴尬而说道“口中没牙不要紧，会像羊羔吃奶一样接吻就成；脸上皱纹密布不要紧，姑娘的手臂树枝一样缠着脖子就成。”这句谚语既能说明晁通内心的欲望，又能体现出谚语具有化解尴尬等各种功效，更能够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汲取知识和智慧，进一步了解藏民族的道德观念、民风民俗和思维模式，感受到藏族文化独特的魅力。

除此之外，小说还出现了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阿古”在藏文里指叔叔，常用来对长辈的尊称，“顿巴”指精神开悟者、引领者。阿古顿巴是无人不晓的智慧英雄，有关他的故事广泛流传于藏族、蒙古等地。他常常以智慧取胜残暴的领主、狡猾的奸商和贪婪的庄园主，帮助老百姓解决难题。因此，这一民间人物为当代文学和艺术创作在人物形象方面提供了灵感。比如，在《格萨尔王》中，扎拉向格萨尔王讲到阿古顿巴的故事：“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仓库里有岭噶最多的青稞种子，岭噶好多流离失所的百姓都来归附他，不只岭国的百姓，甚至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姜国与门国的百姓都来归顺于他，因为可以向他借贷种子。秋天一到，贵族就派人时时催还，而且要以十倍数量归还。阿古顿巴无奈也向他借贷了种子。那些年新开的荒地收成不好，按十倍归还后，一年的收成便所剩无几了。阿古顿巴就把这些青稞都炒熟了还到贵族府上。第二年春天，这些青稞又被当种子借贷出去。炒熟的种子长不出庄稼，于是，阿古顿巴带着百姓都离开了，去投靠别的有些慈悲之心的贵族了。”以及当格萨尔王见阿古顿巴时，本以为会是一个轻松幽默的人，但他一眼就看穿了这其实是个愤世嫉俗的家伙。说道“路上累了，也许哪天我们再谈谈。”辛巴麦汝泽要阿古顿巴待在宫里，随时等待国王召见。阿古顿巴把帽子留在那里，说道“如果国王召见，只要告诉帽子一声就行。”果然，那顶挂在门廊上的帽子慢慢落满了尘土。作者在重述格萨尔史诗中穿插阿古顿巴的故事，可见，阿古顿巴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定位，他是底层群众的拯救者与反对压迫的实践者，这种巧妙的构思增强其文章的戏剧性和可读性。阿来还在小说《阿古顿巴》和《尘埃落定》中也对阿古顿巴的形象进行改写重述，延续其民间机智人物的生命力，更是提醒着我们要秉持善良正义，摒弃贪婪自私，并且他和新疆阿凡提一样突破民族界限，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智慧典型，具有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二、创造性转化：叙事方式和创作主体的转变

阿来对格萨尔王故事的叙述从两种线索出发，一条以晋美作为说唱艺人，从牧羊人到做梦岭噶所发生的一切，从此四处流浪、无处为家，六弦琴和帽子的拥有，标志着他成为一名真正的“仲肯”（“仲”是故事，“肯”指人，按字面翻译就是“讲故事的人”）。另一条线索是天界为了消灭岭噶的妖魔鬼怪而决定派出推巴嘎瓦拯救百姓，统领藏区。两条线索采用相似的情节内容衔接起来，增强小说的戏剧性和可读性。比如：第二部中觉如参加赛马称王，说唱人在康区参加赛马前的祷告；赛马称王后格萨尔王与珠牡的爱情，说唱人在省广播电台的爱情；岭噶格萨尔王完成了使命，决定回到天上，说唱人也同样完成了神授的使命，留在了格萨尔王神像庙。作者把民族史诗从民间文学转向作家文学，从集体创作转向作者个人的作品。同样，降边嘉措和吴伟的著作《格萨尔王传》也完成了叙述方式和创作主体的转变。然而，两位作者合作编写的小说以格萨尔王为中心，以天界篇、降魔篇和地狱篇的结构形式重述史诗，强调其史诗的民族性和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刘亮程《本巴》中对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的创作也实现了创作方式和创作主体的转型。由此可见，作家们无疑是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发展，为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做出贡献。

三、创新性发展：重构史诗中的人物形象

史诗中的英雄往往是完美无缺的神性化身，而当代小说的作家们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注重挖掘其人性的复杂性特点，展现出一个个富有人性的鲜活个体。在阿来笔下的《格萨尔王传》中，对于小说中塑造的天神、英雄、妖魔鬼怪等众多形象并没有完全神性化，而是在史诗本身所具有的神性的基础上增添了人性深处的复杂面。

（一）活化原有的经典形象

1 主角：格萨尔

降边嘉措、吴伟的《格萨尔王传》以格萨尔为中心展开叙述，从诞生到降妖除魔，再到赛马称王，每一步都体现了天意和必然性。而阿来笔下的格萨尔虽然是神子下凡，但他更强调其人性面。比如，格萨尔抵御不了魔国阿达娜姆的诱惑，忘记回国，导致珠牡被霍尔白帐王所抢走，加察协噶被霍尔大将辛巴麦茹泽所杀；违抗天母朗曼达姆传达的意思，导致梅萨被魔国抢走；面对哥哥加察协噶的战死，陷入伤心、难过当中；以及跟说唱艺人晋美对话的格萨尔王却是充满好奇与质疑，好奇一千多年后岭噶是否真的存在；接下来自己是否还需要斩妖除魔；自己是否为一个真正的国王等诸多问题？可见，作者没有把格萨尔被简化为“崇高化符号”，而是被塑造成一个光彩照人又平易可亲的“从群众中走出来的英雄”，成为当代价值观下的创新性发展。

2 正面人物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中各显神通的神仙、英勇善战的勇士和以珠牡为代表的王妃角色皆是辅佐格萨尔完成使命的正面人物。那么在阿来笔下的天上神仙自带的神性有所削弱。比如，当各地神仙给推巴嘎瓦加持和灌顶后，他站起来时，整个身体轻飘起来，心中有些遗憾，天庭里那么多路数不同的神仙，给他加持的却偏偏只有一路神仙。反映出推巴嘎瓦有着凡人般的情绪，对天神存在遗憾和质疑；嘉察协噶、丹玛、辛巴梅如泽等英雄，同样赋予了平凡人的特质，他们会有私心、会有恐惧、会在忠诚与自我之间摇摆不定；除此之外，如珠牡、梅萨等王妃角色，她们是忠贞、美丽与智慧的化身。然而，当格萨尔按照神的旨意，闭关修行时珠牡满是争宠的嫉妒心；当梅萨做噩梦后的无助与恐慌，都打破了原有的神性。作者通过赋予他们质疑、嫉妒、胆怯等凡人的情绪与行为，削弱其神性，呈现了人性的复杂面。

3反面人物

阿来在开篇就点明“世界上本来没有魔，魔都是从人内心跑出来的”。以晁通为代表的阻碍格萨尔完成使命的反面人物，包括各方出现的妖魔鬼怪，都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关键，没有反面群像的出现，就凸显不出民族英雄格萨尔。作者塑造的反面形象并非无比残暴，而是有情感的感性形象，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性载体。作者借妖魔鬼怪的形象把人类内心的阴暗面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晁通作为格萨尔的叔叔，一心想着篡夺岭国王权。面对刚出生的觉如选择投毒、提出赛马称王、多次暗中给敌方通风报信，但他的阴谋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也并非完全邪恶，而是被野心所裹挟。魔国鲁赞王和霍尔国白帐王贪恋格萨尔王妃的美色，为了追寻爱情而向岭国征战，凸显出妖魔与人类在情感上的共通性。以及加国王被妖后所迷惑，使得加国陷入黑暗，当格萨尔消灭尼玛赤姬，让加国重见天日后，选择归顺于岭国，这种由恶转善的情节，具有反思人性的现实意义。

（二）增添历史人物，呈现民族历史

阿来在小说中不仅塑造出史诗原有的经典形象，而且还创造性地加入了一些历史人物，像莲花生大师、唐东杰布等。小说中的莲花生大师用高超的法术，一路降妖除魔，他降伏了许多妖魔，但好像只是诱使了更多的妖魔来到世间，这无疑让他感到非常困倦，只好前往天界复命。于是，选择托付汤东杰布向岭噶人传递神子即将降生的消息。这里提到的莲花生大师，其原型就是在赤松德赞时期，从印度迎接的莲花生大师。他为西藏修建了兼具独特的建筑特色、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西藏宝贵的文化宝库——桑耶寺。书中还提起岭国消失后，产生的戏剧之神——唐东杰布。作者呼吁人们向他的事迹致敬。据史料记载，唐东杰布面对西藏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的困境，动员群众参与其中，结合藏族民间歌舞、说唱编排了藏戏，通过到各地巡演集资。此后藏戏逐渐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同时成功建造了铁索桥58座，木桥60座，渡河船100多条，推动了西藏交通、文化的发展。作者在小说中增添历史人物，既是重述伟人的传奇故事，丰富小说的整体内容，更是让我们铭记先辈不畏艰险、造福民众的精神。同样，次仁罗布《祭语风中》中也书写了具有精神引领力的历史人物，即米拉日巴。小说呈现出他的苦修与救赎的历程，更以此映照出藏族社会的变迁。

四、结论

阿来把伟大的藏族史诗，转化为作者的经典之作，把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转化为用文字记载的固定文学。以小说的方式展现出了藏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更是把藏族伟大的史诗传播给更多的民族、国家，这也是作者在当今物质文化相对发展的时代，为濒临边缘化的民间文学及传承人发声，推动各民族文化间学习、交流，更是呼吁人们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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