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时代进程中，学校社会工作作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优化教育生态的重要专业力量，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近年来，《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等政策文件的相继出台，标志着学校社会工作已被系统性地纳入国家教育治理的整体布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构建扎根中国实践、回应时代命题的自主知识体系，既是该专业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话语、为全球教育与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关键环节。

一、问题提出

我国学校社会工作的研究自21世纪初以来逐步发展，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构建、实践模式探索、困境分析与本土化路径等方面。在理论引入与本土化构建上，学者们致力于将西方学校社会工作理论与中国教育情境相结合。范明林较早系统介绍了学校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强调需将其置于中国“大德育”框架下进行适应性调整。近年来，研究进一步关注到中国特有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背景，强调学校社会工作应扮演联结者的角色。实践模式探索也是研究焦点之一。研究者总结了“嵌入式”“项目驱动式”“社区联动式”等多种试点模式。例如，上海市的部分学校通过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社工，形成了“一校一社工”与“片区派驻”相结合的模式，在心理健康、危机干预等方面取得成效。另一些研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探索驻校社工与集体活动干预相结合的支持路径。当前实践面临的主要困境被归纳为：角色定位模糊，易与德育教师、心理咨询师职责重叠；制度保障缺失，多数地区缺乏稳定的岗位设置与经费支持；专业人才匮乏，高校培养规模有限且流失率高。研究者普遍呼吁加快本土化与制度化进程。这包括在政策层面明确学校社会工作的法律地位，将其纳入教育发展规划；在专业层面构建符合中国学生需求的服务标准与伦理规范；在实践层面发展“预防-发展-治疗”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

随着“健康中国”与“社会治理精细化”战略的推进，学校社会工作有望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预防校园欺凌、助力教育公平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目前，尽管实践探索丰富，当前研究仍面临一个核心挑战：相较于丰富且快速发展的实践，相应的理论提炼与系统性知识建构仍显滞后。这种“实践先于理论”的现状，制约着专业经验的普遍化推广与深层规律的总结，也呼唤着一个既能深入诠释我国制度文化逻辑、又具备国际对话能力的本土化分析框架。

因此，本研究旨在回应以下核心问题：如何构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以系统阐释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创新？具体而言，在“党政引领、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下，学校社会工作形成了怎样的系统整合机制与服务递送体系？其专业角色又如何在我国特有的制度与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定义与赋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关乎我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也将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参与全球知识对话提供重要的学理参考。

二、理论基础

（一）福柯理论的内涵及其在学校社会工作研究中的适用性

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为社会工作研究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批判性视角。他指出，权力与知识并非彼此独立，而是构成一种共生关系：权力通过生产特定知识来确立其合法性，知识则依赖权力来界定何为“真理”、何为“正常”。在学校场域中，社会工作实践本身即可被视为一种权力机制，它通过专业话语、评估技术与干预程序，参与了对学生行为与状态的“问题化”建构。这一视角促使我们警惕社会工作专业中可能隐含的规训性，即不自觉地以西方现代性下的个体化、病理化标准来界定和干预学生。

然而，福柯的理论源于对西方现代性及其规训社会的批判，其分析焦点在于权力的分解、微观运作及其对个体的塑造。若直接套用于中国语境，则可能忽视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实践所根植的独特制度逻辑与文化基因。我国的实践并非在“权力—知识”框架之外，而是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构型。它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其价值取向并非侧重于对既定“问题”个体的规训，而是强调通过制度性的协同与前置性的服务，从源头改善学生成长的生态环境，致力于消解“问题”产生的土壤。这种实践逻辑体现了一种整合性、建设性的权力运作，其目标在于系统性的“发展”与“预防”，而非对个体的“矫正”与“管理”。

（二）分析框架：“系统整合—服务分层—专业赋能”三维度

基于上述批判性反思，并为了系统阐释中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实践创新，本研究构建了“系统整合—服务分层—专业赋能”三维分析框架。该框架旨在回应福柯理论的局限，并揭示中国实践中“权力—知识”关系的独特形态：系统整合维度聚焦于权力运作的场域与合力，考察推动服务协同的根本力量以及如何通过特定权力构型构建协同网络；服务分层维度聚焦于知识生产与“问题”建构的方式与导向，分析界定服务需求的主要依据，关注干预导向的个体矫治与系统预防之间的张力。专业赋能维度探讨专业人员的角色定位与权力来源，考察其专业权威是源于法定权限、科学知识权威还是制度性嵌入带来的系统信任。

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整体性分析工具。系统整合为服务分层提供了制度基础与资源保障，服务分层体现了系统整合的实践成效并反馈于其优化，专业赋能则是实现系统整合与服务分层的关键行动者条件。本框架既保留了福柯理论对权力与知识共生的敏锐洞察，避免了将实践视为纯粹技术中立的操作；又为中国语境下建设性、整合性、发展性的权力实践与知识生产开辟了概念空间，从而能够更准确地诠释中国学校社会工作从“理论借鉴”走向“实践自觉”与“理论建构”的内在发展路径。

三、我国学校社会工作模式的实践路径分析

在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校社会工作已逐渐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深植于本土制度与文化土壤的发展路径。本文基于所构建的“系统整合-服务分层-专业赋能”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解析这一模式的运行逻辑与实践样态，揭示其在服务学生全面发展、优化教育生态方面的独特机制与效能。

（一）系统整合：以党政引领为核心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

我国学校社会工作的系统整合机制，根植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呈现出“党政引领、多元协同、制度嵌入”的鲜明特征。其核心在于通过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覆盖“家庭-学校-社区”的协同治理网络，将专业服务深度融入国家教育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在政策驱动与顶层设计层面，地方政府通过出台专项政策，为民政、教育、司法、卫生健康等多部门协同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框架。例如，深圳市通过出台《关于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水平的若干措施》（2020年）等政策文件，推动学校社会工作从“一校一社会工作者”的点状分布向“全领域联动”的系统整合演进。这种高位推动确保了服务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并赋予了其持续的资源投入与合法性。

在运作载体层面，实践注重建立实体化的协同平台，将分散的行政与专业资源进行有效链接。江苏省太仓市的“1533”工作机制是典型代表：在市级层面设立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整合教育局、市委社会工作部、民政局等“五方”力量实现职能互补；并构建“市级指导中心—镇（街道）服务站—学校工作室”三级实体服务体系。此架构明确了各方权责，形成了从政策到落地的完整传导链条，保障了服务的执行力与可及性。

在基层落实层面，整合机制的优势体现为对服务网络的有效激活与支撑。例如，杭州市上城区“党员督导+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的“铁三角”模式，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服务的组织与专业优势。这种模式不仅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依托与协调权威，也通过党员督导的桥梁作用，更高效地链接了体制内外的各类资源，实实现了资源的下沉与优化配置。

（二）服务分层：以发展性预防为导向的分层体系

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发展出一套以“发展性预防”为核心、强调普惠与精准相结合的分层服务体系。这一体系体现了“治未病”的传统智慧与现代“人在情境中”系统观的融合，其目标不仅在于解决问题，更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与潜能开发。

一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普惠性发展服务，旨在营造健康成长环境，提升整体心理资本。这要求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必须具有广泛的覆盖性。苏州通过配置驻校社会工作者，面向全校学生开展生命教育、团队建设、压力管理、社交技能训练等发展性、预防性小组活动与主题讲座。这种全员性服务打破了“有问题才干预”的被动反应模式，将工作重心前置，致力于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和抗逆力，从源头上减少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

二是针对潜在风险学生的早期预防与成长性干预。服务基于动态评估和筛查结果，识别出存在一般性困扰或轻度适应困难的学生，并提供及时的支持。将其视为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挑战，通过发展性、支持性的方式协助其跨越困难，避免了可能伴随诊断而来的“污名化”效应。如福建省云霄县的项目对筛查出的潜在风险学生，开展诸如情绪管理、学习规划、人际交往等主题的成长性小组工作，进行朋辈支持和技能培养。

三是针对高危学生的精准化个案管理与治疗性介入。对于存在严重心理行为问题或处于危机状态的学生，启动跨系统的个案管理机制，提供密集、专业且个性化的服务。这包括深入的个案工作、家庭治疗、资源链接以及必要时向医疗、司法等专业机构的转介。干预计划不仅关注个体症状的缓解，更重视调整其家庭关系、校园支持环境和社区资源，体现了鲜明的系统取向。

这一分层体系的优势在于其动态衔接与系统流转机制，它构建了一张从普遍促进、早期预防到重点干预的安全网，确保了不同需求的学生都能获得适宜服务，实现了教育公平与服务效能的统一。

（三）专业赋能：制度嵌入与“专业整合者”角色形塑

无论是系统整合的运作，还是分层服务的有效递送，最终都依赖于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在我国制度文化场域中，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发挥与权威建立，深深依赖于制度性嵌入，并由此形塑了独特的“专业整合者”角色。

首先，制度嵌入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稳定的职业身份与系统信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事业单位设岗或与党群服务中心联动等方式，学校社会工作者被纳入体制内或准体制内的支持体系。这意味着其工作不仅是专业任务，更是参与基层治理的组成部分，从而获得了跨部门协作的“通行证”与资源动员的合法性。

其次，学校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角色被定位为“专业整合者”。这要求从业者具备强大的系统协调与资源链接能力，能够穿梭于学校、家庭、社区及政府部门之间，整合分散的资源以回应复杂需求。同时，实践特别注重通过建立信任、关怀的专业关系开展工作，将解决实际问题与情感支持、思想引导相结合，形成了富有温情的“情感治理”模式。此外，社会工作者还承担着教育者与能力建设者的角色，面向学生、教师和家长开展各类赋能活动。

最后，专业化赋能本身也呈现出体系化特征。例如，深圳从“机制、组织、人才、科技”四个层面协同推进：完善购买服务与会商制度；成立高级社会工作师工作室发挥领军作用；组建专业化志愿队伍；开发智能服务平台提升管理效能。这种全方位赋能确保了专业队伍既能扎根制度土壤获得支持，又能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在“制度保障”与“专业精进”间实现了动态平衡。

综上，我国学校社会工作模式通过“党政引领、多元协同”的系统整合，构建了强大的支持网络；通过“发展性预防”导向的三级服务体系，实现了服务的普惠、精准与去污名化；通过“制度嵌入”与“专业整合者”的赋能路径，塑造了兼具政治领悟力、系统协调力与专业执行力的实践角色。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一个契合我国制度文化情境、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有机整体，为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与丰富的理论启示。

四、结论与建议

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系统整合—服务分层—专业赋能”三维分析框架，对我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进行了系统性阐释。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已逐步摆脱对西方理论的单向移植，形成了一套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的本土实践模式。该模式以党政引领的多元协同机制为结构性支撑，以发展性预防为导向的服务分层体系为实践内核，以制度嵌入的专业角色形塑为行动保障，三者相互关联、彼此强化，构成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治理与服务闭环。这标志着我国学校社会工作从“专业借鉴”阶段迈向“实践自觉”与“制度融合”的新阶段，也为相关领域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基础。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尝试超越福柯理论中“权力—知识”的批判性解构逻辑，提出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展现出一种建设性整合权力的运作方式。其系统整合机制不仅依赖行政权威推动跨部门协作，更通过制度安排实现资源优化与可持续服务，体现出一种治理性协同的特征。服务分层体系则通过“去问题化”的发展性干预，将传统以个体病理为核心的“矫治范式”转向以生态优化为目标的预防与发展范式，反映了我国教育传统中“育人为本”的整体观与现代系统理论的结合。而专业赋能路径则形塑了一种嵌入式专业主义，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整合者”，其合法性既来源于体制认同，也来源于专业效能，从而在结构与能动之间建立了动态平衡。

系统整合机制实现了治理效能的制度性超越。我国学校社会工作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党政引领、多元协同”的系统整合机制，这一机制并非简单的多部门合作，而是深植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的治理结构创新。该整合机制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在政治层面，借助党政系统的权威推动，能够迅速突破部门壁垒，获得充分的政治合法性；在资源层面，可以实现跨层级、跨领域的优化配置，形成高效的资源动员能力；在服务层面，则通过政策法规将协作机制制度化，从而保障服务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与主要依赖法律授权和专业契约的协作模式相比，我国的系统整合机制展现出更强的整体性、主动性与适应性，使学校社会工作有机融入国家教育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格局之中。

服务分层体系体现了发展性预防的范式创新。我国学校社会工作构建了以“发展性预防”为核心的三级服务体系，实现了从“被动应对问题”到“主动促进发展”的范式转变。这一体系具有鲜明的我国特色：体现了“治未病”的传统智慧与现代系统观的结合，通过全员筛查与普惠服务，将工作重心前置，致力于营造积极健康的成长环境；采取“去标签化”的风险评估与干预策略，用发展性视角看待学生成长中的挑战，有效避免了临床诊断可能带来的“污名化”效应；强调“人在情境中”的系统干预，即便在针对高危学生的个案管理中，也注重家庭、学校、社区等环境因素的调整，而非仅聚焦于个体病理的矫治。这种服务范式不仅更契合我国重视集体、强调和谐的育人文化，也为应对学生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更全面、更人文的解决方案。

专业赋能路径塑造了“专业整合者”的角色创新。我国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身份通过“制度性嵌入”得以确立和强化，并被塑造为独特的“专业整合者”角色，赋予了从业者“系统协调者、关系建构者与能力建设者”的职能。这种赋能路径成功地将政治—行政系统的信任与专业自主性有机结合，使社会工作者既能依托体制优势广泛动员资源，又能基于专业伦理提供有效服务。这标志着一种新型专业主义在我国的生成——它既非完全的技术理性主导，也非纯粹的行政附庸，而是在制度保障与专业自觉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嵌入式专业主义”。

建议

深化制度建设，巩固与发展治理优势。首先，应加快国家层面立法与政策配套。建议研究制定《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条例》，明确学校社会工作的法律地位、服务标准、财政保障与部门职责，将地方实践经验上升为国家制度，为模式的全国推广提供稳定法治环境。其次，完善多部门协同的制度化操作指南。总结提炼跨部门协作的机制与流程，形成可复制、可操作的工作规范，推动协同从“机制创新”向“常态运行”深化。最后，健全分层分类的财政保障与评估机制。建立与服务体系相匹配的财政投入体系，并开发符合我国语境的服务质量评估工具，将“发展性预防”成效、系统协调能力等核心维度纳入评估指标，引导实践高质量发展。

推动专业发展，夯实“专业整合者”的能力基础。专业人才队伍是模式落地的关键。一要构建 “政产学研”协同的人才培养体系。在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增设“学校社会工作与教育治理”“家校社协同实务”等特色课程，强化学生对我国特色制度环境的理解与系统整合能力的培养；同时，依托地方创新实践基地（如深圳的高级社会工作师工作室），建立稳定的实习督导与在职培训体系。二要建立 “专业整合者”能力标准与认证制度。明确该角色所需的核心能力模块，如政策理解能力、跨部门沟通能力、资源链接能力、文化敏感性与情感治理能力等，并设立相应的职业水平认证，引导专业人才的定向发展。三要鼓励 “技术赋能”与“专业坚守”的平衡创新。支持开发适用于我国学校场景的评估工具、干预模块与信息管理平台（如社会工作者服务分布地图），但需警惕技术理性对专业关系的侵蚀，确保科技应用服务于“以人为中心”的专业本质。

增强理论自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国际话语。为实现从“实践引领”到“理论输出”的跨越，必须加强理论建构。一要开展系统的本土实践研究。设立国家级研究课题，对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学段的学校社会工作模式进行长期跟踪与比较研究，深入剖析其成功运作的制度逻辑、文化机理与限度条件。二要推动批判性对话与理论创新。在借鉴西方理论时，应秉持批判性反思的态度，揭示其基于西方个体主义与现代性语境的理论局限，并在此基础上，用我国实践去检验、修正乃至发展新的理论命题，探索一种既能解释我国制度优势、又能贡献于普遍知识的“中间范围理论”。三要主动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与知识共享。通过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举办主题国际会议、开展合作研究等方式，系统地向世界阐释我国学校社会工作模式的理念、方法与成效。这不仅是为了“讲述我国故事”，更是为了推动建立更加多元、包容的全球学校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为世界提供一种强调系统整合、预防发展与文化嵌入的“中国方案”。

我国学校社会工作正站在从“实践创新”迈向“理论建构”与“制度定型”的关键节点。未来应坚持制度自信、文化自觉与专业自强，在持续深化本土实践、服务我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同时，勇于进行理论概括与知识创新，最终构建起一套既扎根我国大地、又具备世界眼光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全球教育与社会发展贡献独特的我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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