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迫切需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此背景下，外语学科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其人才培养目标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语言技能传授，而是转向服务国家战略、具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外语学科进入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融合培养，不是简单增设若干“国情”“传播”课程，而是对外语专业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系统性再设计。区域国别研究在外语学科内部被纳入五大学科方向后，围绕研究路径与知识边界、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与成果评价等环节产生了结构性张力。同时，外语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拥有语言、文化阐释与第一手材料处理等独特优势，但也必须避免在政策性研究与跨学科知识供给上“一哄而上”，需要通过协同与分工把外语之“长项”转化为可持续的学科贡献。

在国际传播维度，外语专业培养的目标不应被简化为“会外语就能讲好中国故事”。国际传播能力的有效提升，既依赖扎实语言基本功，也依赖对中国议题的知识化表达、对受众差异的理解与传播策略能力。因此，三域融合的人才培养必须把“语言—知识—表达—技术”贯通为同一条培养链，才能回应新时代对复合型、应用型、战略型外语人才的需求。

学科融合的理论逻辑与人才素养维度

外语专业与国际传播及区域国别研究的融合，并非简单的学科拼凑，而是基于“守正创新”理念的深度有机结合。所谓的“守正”，即外语专业必须坚守培养学生扎实语言基本功的优良传统。语言是国际传播的载体和前提，没有精湛的外语能力，深入对象国文化、理解对象国国情乃至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都将成为空谈。特别是在非通用语种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人才匮乏直接制约了区域合作与传播的深度。因此，外语能力的培养始终是学科融合的根基。然而，“创新”则是外语专业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必由之路。这种创新体现在人才素养维度的多维拓展。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应当具备“会语言、通传播、深领域、善治理”的综合素质。其中，“会语言”是基础，“通传播”要求学生深谙传播规律与技巧，“深领域”则强调对特定区域国别、国际关系及专业领域的深度把握，而“善治理”则是国际传播的最终指向，即通过语言和传播参与全球治理。

外语学科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根基在于语言与人文视角的进入能力。人文学视角强调通过语言、文本与文化实践去理解对象国或地区的价值体系、历史脉络与社会运行逻辑，从而在宏观叙事之外形成可解释、可对话的知识供给。这一点决定了外语专业的融合培养应以对象国语言能力为方法论入口，强化文本阅读、材料辨析与文化阐释的训练，使学生能够直接处理一手资料并建立可检验的区域国别认知。

这意味着外语专业的培养定位应从“语言工具型”转向“语言—知识—传播”复合型：既能在对象国知识生产中形成扎实研究能力，也能把研究转化为面向国际受众的表达与传播产品。需要强调的是，区域国别研究具有政策性与跨学科知识要求，外语学科若试图“全覆盖”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全部训练，既不现实也会稀释外语专业核心能力。更可行的路径是与国际关系等学科合作，在外语学科强项领域切入，例如从文化、文学、话语与语言数据角度解释对象国政治社会现象，并以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等方法形成可操作的研究训练。

二、融合导向的培养目标与能力结构

面向三域融合的培养目标，可以概括为“会语言、通传播、深领域、善治理”的贯通式结构：以对象国语言能力进入对象国文化与国情，以传播规律与传播技巧提升表达效能，以区域国别与国际关系的深度把握支撑议题判断与舆论引导，并将传播理解为治理能力的一部分。这一目标体系为外语专业提供了清晰的“从语言到传播、从理解到治理”的能力跃迁路线。

在外语专业层面，国际传播能力的关键内涵可落实为高级写作能力、对外翻译能力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并通过跨学科融合与师生学术共同体建设形成稳定的培养机制。与之配套，外语人才的国际传播培养还应强调国情与世情教育、教材与资源供给、师资能力与平台支撑，以解决“语言好但讲不深、讲不准”的常见短板。

在区域国别维度，培养目标不能停留在“通才化”的概论式覆盖，而应形成“通识理解+深领域专长”的结构化路径，鼓励学生围绕重点国别/关键区域形成领域化议题能力与材料能力。在国际比较经验方面，可以借鉴海外浸入式实习、大文科跨学院培养与全方位世界通识教育等模式，强调在真实场景中完成语言、知识与行动能力的同步增长。

此外，数字化与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实践的资料获取、分析与分发方式，外语专业需要把数据意识与工具能力纳入培养链条，通过“人工智能+区域国别”交叉训练提升信息处理效率与研究方法现代化水平。

三、课程体系重构与教学组织方式

实现学科交叉融合的核心在于课程体系的重构。传统的外语课程体系往往局限于语言文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缺乏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和传播学的理论支撑。在新文科背景下，外语专业需要构建“语言技能+区域国别知识+国际传播理论”的复合型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的重构应围绕“语言能力底座不削弱、国别知识系统化、传播表达模块化、方法训练贯通化”的原则展开。现实中外语专业常见问题是语言技能课程比重过高、知识课程碎片化，导致语言学习与国别知识学习彼此割裂，难以支撑综合研究与传播表达。同时，国际传播培养中还存在课程同质化、偏理论轻实践等症结，难以形成面向真实传播任务的能力闭环。

针对上述问题，课程结构可采取三层递进的组织策略。第一层为语言与文本能力层，强调高阶阅读、学术写作、口笔译与跨语体表达训练，并把对象国一手材料阅读作为语言课程的重要载体，使语言训练与区域议题同步发生。第二层为区域国别知识层，围绕重点国别/区域设置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社会专题课程，并以“问题导向”组织知识单元，避免仅以概论堆叠内容。第三层为国际传播与转化层，配置传播理论基础、受众分析、叙事策略、跨文化沟通与媒介实践课程，使学生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可传播的内容产品。

具体而言，首先可以尝试在外语专业核心课程中融入新闻传播学基础课程。例如，可以引入国际传播导论、跨文化交流、外语新闻写作等课程，甚至可以探索开设“外语+互联网新闻”或“外语+互联网电视”等联合培养项目。这不仅能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还能使其掌握国际传播的话语规则和叙事技巧。在区域国别研究课程的设置应突破传统文学文化的局限，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区域国别研究本质上是对特定域外“他者”进行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外语专业学生不仅要学习对象国的语言文学，更要深入了解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历史沿革及外交政策。这种“深领域”的知识储备是实现精准传播的基础，因为单一的语言能力难以穿透复杂的国际政治与文化壁垒。

此外，课程建设还需注重中国文化课程的融入。长期以来，外语教学存在“母语文化失语”现象，学生在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增设中华文化概论、中国思想经典等双语课程，不仅能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更能为其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底蕴。

四、跨学科平台与师资队伍建设

外语专业与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融合能否落地，关键在实践体系是否形成“从研究到传播”的完整链条。外语专业的独特优势在于能够把对象国理解与跨文化表达连接起来，实现“用对方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讲述中国与世界，这种能力的形成必须依赖持续的场景化训练与作品化输出。

平台建设是实践体系稳定运行的组织保障。有研究提出搭建外语专业创新育人平台，汇聚跨学校、跨课堂资源，提供跨学科知识技能供给，并以理解力、阐释力、鉴别力、创新力为核心能力抓手，形成以实践为核心的培养机制。这一平台化思路可进一步与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国际传播实验室、校媒融媒工作坊、翻译与舆情分析工作室等载体整合，形成“研究—表达—传播”的常态化项目池。同时，高校应打破院系壁垒，整合外语、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等学科资源，建立跨学科、跨专业的协同育人机制。例如，可以通过设立“外语+国际传播”实验班、微专业或辅修学位，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成长路径。

在校外协同方面，国际比较经验提示海外浸入式实习与跨学院培养对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价值，尤其适合非通用语与重点区域方向学生在真实语境中完成语言与议题能力跃迁。同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需要在课程之外通过文化体验、交流项目与案例模拟等方式增强文化意识、沟通策略与情境应对能力，从而支撑国际传播任务中的互动与协商。此外，学校应加强与主流媒体、国际组织及涉外部门的合作，建立实习实践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的国际传播情境中“在学中干，在干中学”。例如，通过参与多语种新闻采编、对外翻译项目或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学生可以将语言技能转化为实际的传播效能。同时，鼓励学生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对外传播实践，也是提升其信息素养和平台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

然而，师资队伍的结构性短缺是当前制约学科融合的主要瓶颈。外语人才培养中常见的师资结构单一、跨专业教师难以进入、培训落实不足等问题，会直接限制跨学科课程与实践项目的质量。现有外语教师大多缺乏新闻传播或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背景，难以胜任跨学科教学任务。对此，高校一方面应加大对现有教师的跨学科培训力度，鼓励教师进修社会科学学位或访学；另一方面，应积极引进具有跨学科背景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传播实战经验的业界导师，组建结构多元的教学团队。同时，改革科研评价机制，对外语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咨询报告等成果给予应有的认可，也是激发教师转型动力的关键。

提升外语人才的国际话语权

外语专业与国际传播的融合，其最高目标是服务于全球治理和国家战略。在深度媒介化的全球社会中，传播不仅是信息的流动，更是一种治理手段。外语人才的培养应超越单纯的“翻译者”角色，向“治理者”角色转变。

这要求外语人才具备敏锐的国际政治洞察力和议题设置能力。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反恐等全球性议题上，外语人才应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传播技巧，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讨论，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通过语言治理、舆论治理和平台治理，外语人才可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与偏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建立在对不同文明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之上。国际传播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要通过受众能够理解、乐于接受的方式传递信息。因此，外语人才必须具备极高的跨文化敏感度和同理心，能够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情感共鸣点，从而实现真正的民心相通。

六、结论

在新文科背景下，外语专业与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交叉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过程要求外语教育在坚守语言本体教学优势的同时，主动拥抱新闻传播、国际政治等社会科学，构建“外语+”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通过重构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优化师资结构以及提升全球治理素养，高校外语专业定能培养出更多政治素质过硬、语言能力精湛、通晓国际规则、精通中华文化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这不仅是外语学科自身焕发生机的关键，更是为中国走向世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坚实人才支撑的必由之路。

外语专业与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交叉融合，本质上是把外语学科的语言与人文优势转化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表达能力供给。在学科逻辑上，应坚持外语学科的独特贡献边界，以一手材料处理、文化阐释与跨文化对话作为区域国别理解的核心入口，同时通过与国际关系、传播学等学科协同，避免政策性研究领域的盲目扩张。在培养方案上，应构建“语言—区域国别—传播—技术”贯通的能力结构，并以课程群重构、项目链实践、平台化运行、证据化评价与协同治理将融合培养落实到可操作层面。面向未来，数字平台与智能技术将持续改变研究与传播方式，外语专业更需要在守正基础上加快方法与实践创新，以形成可复制的融合培养范式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参考文献：

1. [1] 杨庆龙.当前外语学科下国别与区域研究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3(03):26-33.
2. [2] 郭英剑.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概念、内涵、定位与内容[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3,6(01):23-29+93.
3. [3] 查明建.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文学视角及其意义[J].中国外语,2024,21(05):29-33.
4. [4] 王欣.外语专业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内涵与培养路径[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3(03):1-8.
5. [5] 相德宝,徐雄雄.会语言通传播深领域善治理关于新时代外语类高校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目标的思考[J].对外传播,2024(09):42-46.
6. [6] 张蔚磊,邹斌.区域国别外语人才培养：为什么？怎么做？[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3(03):18-25+77.
7. [7] 潘震.新时代外语学科区域国别研究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路径[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4,32(02):43-47.
8. [8] 周莹.国际传播视域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中国报业,2023(24):84-85.
9. [9] 杨连瑞,张慧,刘晓兰.国际传播能力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融合路径探索[J].当代外语研究,2025(01):34-42.
10. [10] 李菲菲,卢杨.国际传播语境下外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路径[J].绥化学院学报,2024,44(12):118-120.
11. [11] 张翼,徐一楠.以国际传播为导向的外语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24(01):47-55+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