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椅类名词可以和量词“张”“把”进行组合，如“一张椅子、一把椅子”等等。根据北京大学CCL语料库的检索结果，在使用个体量词称量椅子时，量词“把”“张”与椅子搭配数量远多于“个”等量词。椅类名词与量词“张”“把”搭配，不同辞书的记录呈现出差异，《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把”条目下列出“一把椅子”的例子而“张”条目下则并未列出，《汉语量词大词典》对于量词“张”“把”则均举了例子列举。名词与量词的结合，多名学者已有论及，周芍（2006）指出，名词与量词的组合具有语义与认知上的理据性，受到原型结构、心理加工等因素的深层制约，体现出名主量从、双向制约的动态关系。周芍、邵敬敏（2014）更进一步，从 “认知的主观选择”和“语境的客观制约”两个角度对“条、根、道”三个近义量词与名词组合机制进行了解释。然而，关于量词“张”和“把”为什么能与椅类名词以及两者与椅类名词组合的差异性研究仍然是空白。对于量词“张”和“把”如何与名词搭配，石毓智（2001）指出，当物体的显性平面特征超越三维属性时，“张”的选择倾向显著增强。李秋杨、陈晨（2010）认为，量词“把”所修饰的名词，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动词“把”的受事或对象。

然而上述的理论并没有凸显出量词“张”和“把”与椅类名词搭配时的差异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椅类名词会与量词“张”或“把”进行搭配。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本文拟考察椅类名词与量词“张”“把”的选择条件，重点回答三个问题：椅类对象的结构特征是否影响量词分布，动作语境是否改变量词选择倾向，以及不同语体中两者的分布是否存在稳定差异。基于前人关于量词认知理据与语境制约的讨论，本文提出：当椅类对象的平面承载特征更为突出时，“张”更易出现；当对象的可操控性更为突出时，“把”更易出现；当语境强调移动、搬取等操作性动作时，“把”更易出现，而当语境强调展开状态或处所功能时，“张”更易出现；此外，语体差异也可能进一步影响二者的分布。本文将在语料统计与例句分析的基础上对上述假设加以检验。

一、椅类结构特征

椅类器物自出现以来，其形制与功能不断演变，但就基本构成而言，通常仍可从坐面、靠背、扶手和支撑部件等方面加以考察。为检验椅类名词的结构特征是否会影响量词“张”“把”的选择，本文在北京大学CCL语料库的古代汉语语料和现代汉语语料中，以“$10张（把）$3椅”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在人工筛选后保留量词“张”或“把”直接修饰常见且特征突出的椅类名词的相关用例，并选取共时与历时语料中使用较常见且结构特征相对突出的若干椅类名词作为考察对象。统计结果见表1和表2。

椅类名词	把椅	张椅
椅	276	257
交椅	68	39
太师椅	27	3
躺椅	0	4

椅类名词	把椅	张椅
螺旋椅	0	3
吧台椅/酒吧椅	0	2
转椅	9	3
沙发椅	5	26
躺椅	107	106
太师椅	62	39
折叠椅	38	20
座椅	71	165
椅子	5165	2817

从古代汉语语料看，“椅”与“张”“把”的搭配数量较为接近；“交椅”“太师椅”更偏向与“把”搭配；“躺椅”在现有样本中则仅见与“张”搭配。现代汉语语料中，不同椅类名词的分布差异更为明显：如“沙发椅”“座椅”与“张”的搭配次数较多，而“太师椅”“折叠椅”“转椅”则更多见于“把”的搭配；“躺椅”在两类量词中的分布则较为接近。整体来看，椅类名词与“张”“把”的选择并非完全任意，而是与对象在结构上的突出部位存在一定关联。

首先，在本文收集到的历时语料中，“交椅”是较早与量词“把”搭配的椅类名词之一；至明代，椅类名词与“张”搭配的例子开始较为明确地出现。例如：

1. 向旁边踢开一把银交椅，我则是靠着个栲栳圈站立。（元·徐征《全元曲》）
2. 那来旺儿媳妇宋蕙莲却坐在穿廊下一张椅儿上，口里嗑瓜子儿。（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3. 你道他是谁人？就是四大金刚坐第一把交椅的陆兰芬哟！（清·张春帆《九尾龟》）

值得注意的是，“交椅”在明清中后期还引申出表示权位、次序的转指用法，如“坐第一把交椅”。这一用法会进一步强化“交椅”与“把”的固定搭配关系。因此，对“交椅”的考察既涉及器物结构，也受到词汇引申义的影响，这一点在解释其量词分布时应当加以区分。

其次，当椅类名词所指对象的坐面功能较为突出，或椅类本身更容易使人将注意力集中于其承载、落座的一面时，“张”的使用倾向较强。例如：

4. 张学友手执苹果坐于一张酒吧椅上，演唱间隙不时进食。
5. 每张深绿色吧台椅的椅面饰有卡通纹样。
6. 庶务计划给他定制一张沙发椅。（1956年11月《人民日报》）
7. 一张座椅，安置在风景秀丽的大明湖畔。(1982年11月《人民日报》)

从表2可见，“吧台椅/酒吧椅”“沙发椅”“座椅”等在现有样本中更常与“张”搭配。就结构和功能而言，这类椅子要么坐面相对突出，要么词义重点更偏向“供人就座”的承载功能，因此更容易凸显对象的平面性和处所性，从而与“张”的语义特征相契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坐面功能突出”，主要是一种基于语词所指对象常见结构与使用方式的判断。

再次，当椅类对象的靠背、扶手或可操控部件更易被感知，或者其结构更容易使人联想到搬动、把持、摆放等操作方式时，“把”的使用倾向更明显。例如：

8. 正面放了两把太师椅，铺了围垫，他两人过来就分左右坐下了。（1932年张恨水《金粉世家》）
9. 这里准备放大衣柜，大衣柜旁边一对沙发，这边再放两把折叠椅，再有个小柜放录音机就齐了。（1981年4月《人民日报》）

结合表1和表2可以看到，“太师椅”“折叠椅”等与“把”的搭配次数较多。这类椅子通常具有较为明显的靠背、扶手或可折收、可搬移的结构特征，因而在认知上更容易被视为可操作、可控制的对象，“把”的选择倾向也因此增强。

最后，当椅类名词所指对象的坐面与靠背在整体功能中都较为重要，且两者较难在认知上截然分开时，“张”“把”的分布往往较为接近。例如：

10. 后勤部门的同志为几位领导干部买来六张躺椅，给李敬帐篷里送来一张。（1979年10月《人民日报》）
11. 两把第一监狱出产的白木茬椅子和一把躺椅。（1996年 邓友梅 《邓友梅选集》）
12. 曾庆红向彩颐居赠送了一幅有万里长城图案的工艺挂毯、两把按摩椅和200支血压计。（2005年9月《人民日报》）
13. 每次来4S店后都好想买张按摩椅回家，先不说价钱如何，无奈家中根本无处安放啊。（网络语料)

如表2所示，“躺椅”在现代汉语语料中“把/张”的出现次数分别为107 和106，分布十分接近；“椅”在古代汉语中也呈现相近态势。对这类对象而言，坐面与靠背共同服务于“坐”或“躺”的功能，尤其是“躺椅”在使用时，身体接触范围往往同时覆盖坐面与靠背，二者在认知上不易被严格区分，因此量词选择也更容易呈现竞争状态。至于“按摩椅”这样的个别例子，目前样本量仍然较小，更适合视为与“躺椅”相近的观察性材料。

综上，椅类名词与量词“张”“把”的搭配差异，与对象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突出侧面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当承载面更易被凸显时，“张”的使用倾向较强；当可把持、可操控的部件更易被凸显时，“把”的使用倾向较强；而当两类特征并存且难分主次时，两者的分布则更接近。不过，这种对应关系仍需结合后文的动作语境与语体因素综合考察，不能仅凭结构特征单独决定量词选择。

二、动作语境与量词选择

在实际语言使用中，椅类名词与量词“张”“把”的搭配并非随机分布，而会受到动作语境的影响。不同动词会引导说话人突出椅类对象的不同功能侧面，从而影响量词的选择。相较于“心理强调点”这一较为笼统的说法，本文更倾向于将这一现象表述为：语境中的动作类型及句中焦点配置，会改变说话人对椅类对象的注意重点，进而影响“张”“把”的分布倾向。为考察这一点，本文选取能够与椅类名词搭配的若干典型动词，并结合椅类名词在句中的论元角色，对语料中“张椅”“把椅”的相关用例进行统计，结果见表3：

与椅类名词搭配的动词	张椅	把椅
拿	22	55
搬	129	231
拉	71	157
抄	2	6
拉开	6	3
放着	90	101
摆着	31	43
放在	38	34
坐在	443	387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动词环境下“张”“把”的分布并不一致。其中，“拿”“搬”“拉”“抄”等更偏向操作、移动的动词，与“把椅”的搭配次数相对较多；“坐在”则与“张椅”的搭配更为常见；“放着”“摆着”“放在”等静态或结果状态较强的表达中，两者差距相对缩小；而“拉开”则显示出一定的语义分化现象，即同一动词在不同语境中可能分别引向“张”或“把”。这说明，影响量词选择的并不只是椅类对象本身的结构特征，还包括句中动作所激活的认知侧面。

首先，当语境突出椅子的可操作性，即强调其被人拿取、搬动、拉移、摆置等动态处理过程时，“把”的使用倾向更明显。例如：

14. 丁元英从里屋拿来两把折叠椅子放到茶几的另一侧让叶晓明和冯世杰也坐下。（电视剧《天道》）

表3中“拿”“搬”“拉”与“把椅”的搭配次数均高于“张椅”，如“拿”为55比22，“搬”为231比129，“拉”为157比71。这说明在此类语境中，说话人更容易将椅子看作可被操控、可被移动的对象，从而激活“把”的使用倾向。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可操作性”并非椅子固有属性的机械反映，而是语境中被优先突出的功能面向。

与之相对，当语境更关注椅子的展开状态，或者突出其作为承载面、使用位置的功能时，“张”的使用倾向会增强。例如：

15. 导购员马上转向外婆进行“公关”，先打开了两张折叠椅子。

这里“打开”所强调的不是椅子的搬移，而是折叠结构由收拢到展开的变化过程。此时，椅子的可展开性和承载功能被前景化，更容易使说话人将其认知为可铺展、可供落座的对象，因此“张”更为自然。

这一点在下列对比例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16. 她领我走进里间屋，替我拉开一张折叠椅子，让我在小圆桌前坐下。
17. 拉开一把椅子，让昭华坐。（1983巴金《憩园》）

例（16）中的“拉开”更接近于“把折叠椅展开”的意义，动作指向的是椅子自身结构状态的变化，因此“张”凸显的是对象的展开面和可承载性；例（17）中的“拉开”则更接近于“把椅子拉到一边”或“把椅子移开”的意义，动作焦点落在对象的可移动、可把持属性上，因此更容易与“把”搭配。也就是说，同一动词并不自动决定量词，而是要结合具体语义和动作施加于椅类对象的方式来判断。

其次，当椅类对象在句中主要被呈现为使用者的处所或承载面时，“张”的使用倾向较强：

18. 只见佩芳手上捧着一本小说，躺在一张藤椅上看。（张恨水《金粉世家》）
19. 在办公室里，把一个篮子放在两张折叠椅上，又在椅子腿上安上轮子，一辆购物车就发明出来了。（1992年《读者》）
20. 武端坐在一张椅子上，帽子也没顾得摘。（1927年老舍《赵子曰》）

在这些语境中，椅子并不是作为可搬移的操作对象出现，而是被看作供人“躺”“坐”或承托其他物体的平面处所。表3中“坐在”一项，“张椅”为443次，“把椅”为387次，也显示出“张”在此类位置关系和承载功能语境中的相对优势。这说明，当“人—椅”或“物—椅”的空间关系成为句中主要关注点时，椅子的平面性和支撑功能更容易被凸显，从而推动“张”的使用。

再次，当一个句子中同时出现多个动词时，量词的选择往往并不平均受所有动词影响，而更取决于其中最能构成动作焦点、最能引导注意力的那个动词。例如：

21. 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间，杂立着为数众多的老年人，有的则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1949《人民日报》）
22. 她走了几步，看见一张椅子，她就惘然坐下，低了头，把手帕掩在脸上。（茅盾《子夜》）

例（21）中虽然句中同时出现“搬”和“坐下来”，但真正主导椅子呈现方式的是“搬”：它将椅子前景化为可移动对象，因此更易使用“把”。例（22）中则不同，椅子的出现直接服务于“坐下”这一动作目标，因而其承载面和处所功能更为突出，“张”的选择也更自然。由此可见，在多动词句中，决定量词分布的往往不是动词数量，而是哪个动作在句法和语义上更接近椅类对象的核心功能呈现。综上，椅类名词与量词“张”“把”的搭配具有明显的动作语境依赖性：当语境突出椅子的可操作性、可移动性时，“把”的使用倾向增强；当语境突出椅子的展开面、承载面或处所功能时，“张”的使用倾向增强；而在具体语句中，这种分布还会受到动词义项差异以及句中焦点配置的进一步影响。因此，量词选择并不是对椅类结构特征的简单复制，而是结构特征在具体动作语境中被不同方式激活后的结果。

三、语体制约

除椅类对象的结构特征和动作语境外，语体差异也可能对量词“张”“把”的选择产生影响。为考察这一因素，本文以“椅子”类名词为中心，对不同语体中的“把椅”“张椅”用例进行统计，结果如下表：

语体	把椅	张椅
文学	661	656
报刊	581	566
网络语料	2195	1094
电视电影	38	28
翻译作品	443	473

总体来看，不同语体中“张”“把”的分布并不完全一致，其中网络语料中的倾向性尤为突出。

从统计结果看，文学、报刊和翻译作品中，“把椅”与“张椅”的出现次数大体接近，二者呈现相对均衡的竞争关系；其中翻译作品中“张椅”还略多于“把椅”。与之相比，网络语料中“把椅”的出现次数明显高于“张椅”，呈现出更强的偏向性。电视电影语料中“把椅”也略高于“张椅”，但由于样本总量较小，这里的差异更适合视为观察性现象，而不宜作过强推断。就本文现有数据而言，可以初步认为，不同语体确实会对椅类名词与量词“张”“把”的搭配分布产生一定影响。

这种分布差异与不同语体的表达方式有关。网络语料兼具口语化、互动性强、表达即时等特点，在这类语境中，椅子更容易作为可搬动、可操作、可临时处置的对象出现，因此“把”更为活跃。前文已经指出，当语境突出对象的可操控性时，“把”的使用倾向会增强；网络语料中大量存在的日常叙述、即时评论和生活场景描写，恰恰为这种量词选择提供了更常见的语用环境。相较之下，文学、报刊和翻译作品中的书面表达更强调叙述的完整性和描写的规范性，椅子往往更多作为场景布置中的静态事物，或作为人物“坐”“躺”“安放”时的承载处所出现，因此“张”的使用比例相对较高，至少更容易与“把”形成接近的分布。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这里讨论的“语体差异”主要是基于原始频次所呈现的分布倾向。可以得出，不同语体对“张”“把”的选择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偏向。

综上，椅类名词与量词“张”“把”的搭配不仅受到对象结构和动作语境的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语体分布差异：在口语化、互动性较强的语体中，“把”的使用倾向更明显；而在书面性较强、静态描写较多的语体中，“张”更容易出现，或至少与“把”形成更接近的竞争关系。由此可见，量词选择并不是单纯的词汇搭配问题，而是对象特征、语境焦点与语体风格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椅类名词和量词“张” “把”的选择机制

通过前文对椅类结构特征、动作语境和语体差异的考察可以看到，椅类名词与量词“张”“把”的搭配并非任意分布，而是受到对象特征与语境条件共同作用的影响。就本文材料而言，较能解释上述现象的解释框架并不是单一的“结构决定”或“语体决定”，而是不同语境条件下对象相关特征的认知凸显：当椅类对象的承载面、展开面或处所功能更容易进入说话人的注意中心时，“张”的使用倾向增强；当椅类对象的可把持性、可操控性和可移动性更容易被前景化时，“把”的使用倾向增强。前文关于结构分布、动词搭配和语体差异的观察，都可以视为这一机制在不同层面上的具体体现。

具体来看，量词“张”在椅类名词中的使用，往往对应于说话人对对象平面承载特征的突出。当前文所讨论的“酒吧椅”“沙发椅”“座椅”等名词更容易使人注意到椅子的坐面、承载功能或落座位置时，“张”的使用更为常见；当句中动词强调“坐在”“放在”之类的位置关系，或语篇重点落在场景描写和空间安排上时，椅子也更容易被认知为一个静态的承载处所，从而推动“张”的选择。换言之，“张”并不只是对对象外形的机械反映，而是与说话人如何组织对象的使用方式和空间功能密切相关。前文第二、三、四节中有关“座椅”“沙发椅”“坐在”“书面描写语体”的分析，实际上都指向这一共同趋势。

与之相对，量词“把”的使用更多对应于说话人对对象操作属性的突出。当椅类名词所指对象具有较明显的扶手、靠背、折叠结构等部件，或在语境中主要作为可拿取、可搬移、可调整的位置对象出现时，说话人更容易将其把握为可控制、可处置的实体，于是“把”的使用倾向增强。前文关于“交椅”“太师椅”“折叠椅”等名词与“把”的较高搭配比例，以及“拿、搬、拉”等动作环境下“把椅”更常出现的现象，都说明“把”与椅类对象之间的关系，更多建立在语境所激活的可操作性之上，而不单纯是词典义上的固定搭配。网络语料中“把椅”的相对活跃，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得到解释：这类语体更常出现即时互动、临场安排和动作导向的表达，因此更容易前景化椅子的动态操作属性。

进一步说，结构特征、动作语境和语体差异三者之间并不是彼此割裂的。结构特征决定了椅类对象可能被凸显的功能面向，动作语境决定了这些功能面向中哪一项在具体句子里被优先激活，语体差异则影响某类语境在整体语篇中的出现频率和分布方式。因此，量词“张”“把”的选择不是由某一个孤立因素直接决定的，而是由“对象可供凸显的特征”与“语境实际凸显的特征”相互配合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同一类椅子在不同语境中可以分别与“张”或“把”搭配，而同一动词在不同语义条件下也可能引出不同量词。前文关于“拉开一张折叠椅子”与“拉开一把椅子”的对比，正体现了这种机制：决定量词的不是动词字面形式本身，而是它在具体句中引导说话人关注椅子哪一个侧面。

基于此，本文更倾向于把椅类名词与量词“张”“把”的选择关系概括为一种受认知凸显调节的条件性对应关系：当承载面、展开面和处所功能被前景化时，“张”更易出现；当可把持性、可操控性和动态处置属性被前景化时，“把”更易出现；而当两类特征同时存在且语境未对其中一方形成明显压倒性突出时，两者便会呈现竞争分布。

五、结语

本文考察了椅类名词与量词“张”“把”的搭配现象。通过对椅类结构特征、动作语境和语体差异的分析可以看到，椅类名词之所以能够同时与“张”“把”搭配，并不是因为二者可以任意替换，而是因为椅类对象同时具有可作为承载面的平面特征和可被操控、可被移动的操作属性。在具体使用中，哪一类特征被优先凸显，往往会影响量词的选择。总体而言，当说话人更关注椅类对象的坐面、展开面及其承载处所功能时，“张”的使用倾向增强；当说话人更关注椅类对象的可把持性、可操控性和可移动性时，“把”的使用倾向增强。

进一步看，量词选择不仅与椅类对象本身的结构特征有关，还受到具体语境的调节。动作语境会改变说话人对椅类对象不同功能侧面的注意配置：在“拿、搬、拉”等突出操作过程的表达中，“把”更易出现；在“坐在、放在”等突出承载关系和空间位置的表达中，“张”更易出现。与此同时，不同语体中的分布也显示出一定倾向：在口语化、互动性较强、动作导向较明显的语体中，“把”的使用更为活跃；而在书面性较强、静态描写较多的语体中，“张”更容易出现，或至少与“把”形成较为接近的竞争关系。

基于以上观察，本文认为，椅类名词与量词“张”“把”的搭配关系可以概括为一种受认知凸显调节的条件性对应关系。也就是说，结构特征提供了可被感知和选择的基础，动作语境决定了具体句子中哪一类特征更容易被前景化，语体差异则进一步影响这类表达在语篇中的分布频率。由此，量词选择并非单纯的词汇习惯问题，而是对象特征、语境焦点和表达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然，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文中统计主要依据语料库中的原始频次，尚未结合不同子语料库规模进行标准化处理，也未进一步进行统计检验，因此有关“张”“把”分布差异的判断目前更适合作为倾向性观察。其次，本文所讨论的对象主要集中于椅类名词，考察范围仍较有限，部分小样本词项的解释还有待更大规模语料的支持。未来研究可在扩大样本范围的基础上，将相关考察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家具类名词或具有明显部件结构的器物名词，以检验本文提出的解释框架是否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就本文的意义而言，这一考察至少说明：同一名词能够进入多个量词搭配，并不意味着其选择缺乏理据，相反，这种差异恰恰反映了汉语量词系统与对象认知、语境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对于量词研究以及国际中文教育中相关难点的说明，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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