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球化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双重驱动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正通过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构建国际一流湾区。内地赴港研究生作为知识交流的前沿群体，其生活适应状况可能会间接影响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战略的实施效能，需要系统性的学术探究。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内地与中国香港地区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教育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明确提出，突出互联互通，探索建立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体系，加强协同育人；突出高端引育，深化人才交流合作。而生活适应能力是保障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的关键要素。尽管粤港澳同根同源，但“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差异、港式中西交融的文化特质，仍使内地赴港研究生面临一定的文化差异。既有研究从多维度揭示这一群体的适应挑战：如在身份认同上，香港大学内地大学生在身份认同上存在一定困惑，文化差异、社会环境等因素起到重要作用；在学习适应上，内地在港研究生呈现回旋式适应模式；在社交适应方面，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其与中国香港地区本地生的交往，人际网络呈现相对封闭的特点。然而，专门针对生活适应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多数研究将生活适应作为文化适应的附属维度，缺乏独立深入的考察。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聚焦内地赴港研究生的生活适应问题，将其置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背景中，通过对20名在港研究生的深度访谈，运用质性方法探究其日常生活适应的具体表现与内在机制，以期为优化大湾区人才服务保障体系、促进文化深度融合提供参考。以下从研究设计、研究对象、数据收集与分析三方面展开阐述。

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以20名内地在港授课型研究生为访谈对象，其中男生4人，女生16人。受访者在港居住时间均为半年左右，均以普通话为主要日常用语，少数可用粤语流畅沟通。访谈对象编码规则为“性别—访谈顺序—字母”，基本信息见表1。

数据收集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围绕生活适应情况展开，聚焦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两大主题，兼顾结构性与灵活性。访谈以线上形式进行，征得知情同意后录音，逐字转录后形成约20万字文本，平均时长40分钟。

数据分析借助NVivo12软件，遵循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的三级逻辑。开放式编码阶段形成“粤语交流障碍”“饮食不适应”等初始概念；主轴编码阶段将零散概念归类整合，确立“生活适应压力与应对”等一级类别，并细分二级编码；选择性编码阶段聚焦具体事件，按照互动场景与对象两个维度分析适应情境。

访谈编号	粤语掌握情况	居所情况	广府文化区生活	跨区/境生活经历
M-01-A	能简单交流	中国香港地区—独居	否	有
F-02-B	比较陌生	深圳—独居	否	无
F-03-C	能顺畅沟通	中国香港地区—合租	是	无
F-04-D	能顺畅沟通	深圳—合租	是	无
F-05-E	比较陌生	中国香港地区—合租	否	无
F-06-F	能简单交流	中国香港地区—合租	否	无
F-07-G	能顺畅沟通	中国香港地区—合租	否	无
F-08-H	比较陌生	中国香港地区—合租	否	无
F-09-I	能听懂但不会说	中国香港地区—合租	否	无
M-10-J	能听懂但不会说	中国香港地区—合租	否	无
M-11-K	能简单交流	中国香港地区—合租	否	无
F-12-L	能听懂但不会说	中国香港地区—亲戚家	否	无
F-13-M	可简单交流	中国香港地区—合租	否	无
F-14-N	能顺畅沟通	深圳—独居	是	无
F-15-O	能听懂但不会说	深圳—住家	是	无
F-16-P	能听懂但不会说	东莞—住家	是	无
F-17-Q	能听懂但不会说	中国香港地区—合租	否	无
F-18-R	能简单交流	深圳—住家	是	无
M-19-S	能简单交流	中国香港地区—合租	否	无
F-20-T	能简单交流	中国香港地区—合租	否	无

注：访谈编号中M表示男性，F表示女性。

二、研究内容

在港硕士生的生活适应涉及衣食住行、社交互动、文化融入等多个维度，受地域差异、文化习惯、个人特质等因素影响，呈现“挑战与策略并存”的动态特征。结合访谈调查的结果，可从生存结构性挑战、生活适应焦点和两级消费调试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生活基础的结构性挑战：气候饮食差异与居住通勤适配难题

中国香港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季节变化明显，夏季炎热潮湿，常伴随高温与骤雨，形成闷热体感。而饮食层面，粤式饮食是中国香港地区传统饮食文化的底色，“重食材本味、讲烹饪火候”，口味清淡为主，偏甜鲜；又因其历史与国际化定位，与西方饮食元素的融合混搭也随处可见。对于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群可能存在气候不适应、饮食不适应方面的问题，“家乡的气候比较干燥，来这边我有些水土不服。（F-02-B）”“这边的菜似乎偏西化，套餐居多，口味偏甜，有点吃不习惯，我时不时会去深圳‘改善’一下伙食。（F-12-L）”除了气候和饮食之外，该群体的生活适应还面临居住和通勤层面的约束，处于空间与成本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香港地区房租高昂，大部分居所狭小，形成“高支出—低空间”的居住矛盾。“我租的房间非常小，大概只有五平米，月租5500港币，放一张床和书桌后几乎没有活动空间。住客厅的同学叫‘厅长’，这在中国香港地区特别普遍。（F-05-E）”居住适应还可能涉及室友关系处理、日常管理的陌生化等问题，如在中国香港地区水电费缴纳流程、申报故障维修等服务和内地存在差异，进一步增加了基础生活的适应复杂度。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湾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广深港高铁至港段的开通、新型票制政策的推出以及铁路服务的持续优化，港深通勤从“小众尝试”转变为“日常常态”。除了居住在中国香港地区之外，“港深通勤”的模式也越来越普遍。在深圳居住，极大降低了租房成本，改善了居住体验，但需接受通勤时间久的问题。“我的情况是港深通勤，在深圳7000元能租到两居室，差不多比中国香港地区同价位的空间大3倍，但通勤非常费时，还要坐大巴，有次排队花了快两个小时。（F-04-D）”此外，医疗服务中预约等待时间长与费用高也是一大适应落差。“生病了我不太会在这边的医院看，主要是担心费用太高了，流程也不太了解，都是回深圳。有一回一个人拖着生病的躯体回深圳看病，很是艰辛。（F-06-F）”不管是居住在中国香港地区还是深圳，时间、经济和适应体验上都利弊交织。

（二）生活消费的两级震荡：“奢侈品”与“打折菜”的决策调适

中国香港地区高成本消费生态引发了生活适应中的“消费两级震荡”现象，核心表现为消费价值观与实践行为的动态调适。一方面，物价高昂、租金昂贵的现实压力迫使个体采取节俭策略，如关注打折菜品、优化消费结构以应对基本生活成本，形成“成本敏感型”、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多元消费环境与个人需求又可能催生弹性消费行为，在奢侈品、文化体验等领域出现“剁手式”消费，形成节俭与消费之间的价值观反复横跳。“来这边后，我在消费上常常陷入价值观的反复拉扯。刚到这里时，发现物价普遍偏高，但逛街时不时被商家的折扣吸引，尤其是品牌鞋服和奢侈品的优惠，实在让人难以抗拒，忍不住想疯狂消费一番。可转头和同学聊天时，他刚买完菜回来，兴奋地跟我‘显摆’自己抢到了十块钱四份的‘打折菜’，那一刻我的消费观念又立刻被拉了回来，提醒自己要节约，不能这么大手大脚花钱。其实以前在内地时，我对吃饭花钱没太在意，毕竟主要在学校食堂用餐，偶尔出去改善伙食也花不了多少钱；而现在，在饮食消费这方面，我明显变得更谨慎了。（M-11-K）”

消费震荡的深层原因在于高成本环境与个体消费惯性的冲突，人工贵、服务成本高的现实打破了内地既有的消费性价比认知，而跨境生活（如港深通勤）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场景的切换频率，使消费决策需在“中国香港地区高成本”与“深圳相对低成本”的对比中动态调整。饮食不习惯、烹饪问题等生活实践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消费决策的复杂性，推动个体逐步建立符合当地生态的消费逻辑。

（三）生活交际的三重难题：粤语理解障碍、公共规则认知偏差与个人边界问题

社会交际的困境主要是粤语理解与个人交往边界问题。在语言层面，粤语作为中国香港地区主要日常交流语言，其发音、词汇及表达习惯与普通话存在差异，部分内地在港研究生因粤语听力及表达能力不足，在日常购物、公共服务咨询等场景中易出现信息接收不完整或沟通效率降低的情况，影响本地关系的感受和融入。“有次买面包，有个老太太问我‘哩个点买（多少钱买的）’，我实在没听懂，只能和她说‘Sorry, sorry’了。（F-08-H）”“遇见听不懂普通话的本地人，我一般通过汉字来交流，比如说，我在手机上打好字，告诉小巴司机在哪里下车。（M-10-J）”

公共规则认知方面，由于两地社会管理细节与行为规范的差异，可能导致对本地规则的理解偏差，进而影响融入进程。如访谈对象I，初到中国香港地区时“因没招手错过巴士，站着等40分钟”。此外，医疗服务中预约等待时间长与费用高的体验，也体现了公共服务规则与个人预期的适应落差，需通过文化认知重构实现适配。“有一段时间生病了，在这边的医院预约要等好久好久，估计撑不到那个时候，自己当时是一个人拖着生病的躯体回深圳去看的。（F-20-T）”

个人边界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社交距离、交往边界等方面，中国香港地区在社交距离上相对更注重个人空间，人际交往的边界感会比较强。“其他行业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就我目前所在的专业领域的工作而言，让我意外和欣喜的是Work-life balance。我知道内地职场中，大家常用微信沟通，有时请假或休息时，老板或同事也可能通过微信联系工作。但这边的职场边界感好像比较强，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通常下班后不会因工作事宜联系，放假期间也无需回复工作消息。老板休假时，发送邮件会收到自动回复，说在假期不会查看邮件。这种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不把压力带到生活中的态度，让我欣赏和向往。（F-07-G）”在人际关系上，有不少访谈对象表示自己大部分朋友都是来自内地。

三、研究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20名内地在港授课型研究生的深度访谈，系统揭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背景下该群体生活适应的多维图景。研究发现，内地赴港研究生的生活适应并非线性过程，而是在结构性约束与个体能动性之间动态博弈的情境化实践。

（一）研究发现与理论意涵

结构性挑战构成生活适应的基础情境。气候饮食差异、居住通勤压力与医疗成本落差形成三重生存约束，这与传统跨文化适应研究强调的心理调适不同，凸显了大湾区“一国两制”特殊语境下制度性区隔对生活适应的深层影响。中国香港地区的高密度空间生态与内地学生的居住预期形成显著落差，“港深通勤”模式的兴起既是应对策略，也催生了新的适应成本——时间损耗与跨境管理的复杂性。这一现象印证了社会空间理论的洞见：个体的适应实践始终嵌入特定的空间政治经济结构之中。

消费震荡折射出文化认知的重构过程。消费的两极化反映了高成本环境下个体通过认知重评重建消费意义的调适机制。这种震荡并非非理性行为，而是内地消费惯习与中国香港地区市场逻辑碰撞中的实践理性体现。跨境生活的灵活性使部分学生发展出“港深双城”的差异化消费策略，形成适应性的文化杂糅模式。

社交困境的核心在于语言资本与规则资本的匮乏。粤语障碍不仅是沟通工具问题，更涉及文化资本的合法性竞争；公共规则认知偏差则暴露了内地与中国香港地区在社会治理细节上的文化距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香港地区较强的个人边界文化虽带来初期适应压力，却被多数受访者最终评价为积极体验，这表明文化差异的双向性，差异既构成障碍，也可能成为价值重塑的契机。

（二）政策建议与实践启示

基于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高校应建立生活适应前置支持系统，在入学前提供粤语基础培训、中国香港地区公共服务指南及租房指导，降低结构性适应成本；第二，推动跨境公共服务互联互通，扩大医疗、消费服务覆盖，缓解“港深通勤”群体的实际困难；第三，构建同辈支持网络，通过学长制、内地生社团等机制，将人际网络的“封闭性”转化为支持性资源。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样本集中于授课型硕士且女性占比偏高，可能遗漏研究型博士或本科群体的特殊经验；访谈时点固定在抵港半年左右，未能追踪长期适应轨迹。未来研究可开展纵向追踪设计，考察生活适应向职业融入、社会认同演化的动态过程，为优化大湾区人才流动政策提供更精细的实证依据。

结论而言，内地赴港研究生的生活适应是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流动微观机制的缩影。其适应实践既受制于制度差异与空间成本，也展现了个体通过策略创新实现文化调适的能动性。在湾区协同发展深化的背景下，降低生活适应的制度性壁垒、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支持体系，是实现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的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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