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代女性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有限，其文学创作多被囿于闺阁之内，以抒发个人情志为主，难以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然而，在此主流文化背景下，江南地区一些以儒学传家的文化家族，却为女性提供了独特的教育空间与创作土壤。常州张氏家族便是其中典范，其“清贫寒素”却“十余世以儒为业”，尤为特殊的是，家族中涌现出以张纨英、张纶英等为代表的数代女性诗人，她们的创作，尤其在涉及战乱、时局的诗歌中，展现出超越传统闺秀题材的视野与鲜明的主体意识。

本文将运用美国汉学家曼素恩在《张门才女》中所实践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方法，力求重构张氏家族内部的教育场景、家庭关系与文学活动，考查“母教”与“女学”是如何在具体的家庭互动、课读场景中发生并运作的。并引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文化资本是一种通过教育、教养、语言风格等体现的非经济性资本，可以在社会结构中转化为象征资本或社会资本”。用此阐释家族内部“母教”如何作为一种非经济性资本被传递、积累并转化为女性的文化能力与社会资源，为她们有限的自主创作与表达提供了基础和支持。

一、张氏家族的母教与女学

张氏家族的母教与女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植根于其清贫而坚守儒学的家族环境之中，形成了一套有序传承、内外支持的文化生产机制。这一机制不仅为家族女性提供了教育机会，更构筑了一个鼓励创作、认可才华的文化网络。

母教文化是指母亲这一社会群体在抚养教育子女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行为经验等精神文化成果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文景观等物态文化现象的总和。张氏先祖上推十二代，且十二代中并无达官显贵。张氏虽为如此一清贫寒素的宗族，但后世子弟始终坚守儒士本心，无一人改习他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亲的深明大义。皋文《先祖妣事略》言：孺人（张惠言先祖妣白太孺人）曰：“自吾翁而上，五世为文儒，吾夫继之，至吾子而泽斩，吾不可以见吾翁。”卒命之学……及孺人所以教，言行出入，罔间。三子皆以文行有声。且皋文《先妣事略》：惠言依世父居，读书四年，反。先妣命授翊（张琦原名翊，后改名琦）书。先妣与姊课针黹，常数线为节，每晨起，尽三十线，然后作炊。夜则燃一灯，先妣与姊相对坐，惠言兄弟持书倚其侧，针声与读书声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寝，先妣乃就寝。在男性成员为科举功名或生计奔波之时，家庭内部的教育责任，尤其是子女的启蒙重任，便自然地落在了母亲肩上。母亲由此成为家族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关键执行者。汤瑶卿是其中的典范。她自身“幼读《四子书》《毛诗》《女诫》”，具备相当的儒学与文学修养。婚后，在丈夫张琦长期外游的情况下，她“以妇工自给”，同时严格“督课子女”。其教育不仅限于男儿的举业，更系统性地延及女儿。她“课针黹”以训其女红，更“让䌌英和妹妹们在研习经典之外，每天都读读诗歌”，有意识地将诗文修养纳入女儿日常。这种教育，超越了单纯道德规训的女德传授，实质上是将儒家经典知识、诗歌审美能力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本赋予女儿。汤瑶卿的母教实践，正是将自身所承载的儒家文化与文学素养，转化为女儿们可资利用的、用于未来文化创造与社会交往的内在资源。

在母教启蒙的基础上，张氏家族的女学进一步走向系统化与课程化，标志是张曜孙于武昌官舍所建的棣华馆。这是一个具有明确教学目的与方法的家族学堂，“读书之声常徹于厅事，每至夜分不辍”，其教学流程高度组织化“每课一题，长者先示法，幼者继作，再由姊氏评点”。这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创作—批评—修改—再创作”教学链。在此过程中，担任教师的往往是学识突出的姊辈如张纨英，她们将自身从母教中获得的学识与创作经验，系统性地传授给妹妹或侄女辈。它使得家族女性的诗歌训练从个人兴趣导向的习得，转变为有目标、有反馈的学养。课程化的女学，极大地提升了女性创作的专业水平，也使得诗才的培养成为一项家族内部可推广的文化事业。

张氏女性文学教育的持续与成果的彰显，离不开家族男性成员构建的强大支持网络。这一网络的核心功能在于提供情感认可、学术参与与社会传播。张惠言25岁中举、38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是常州词派和阳湖文派的领袖，在文学和经学上有极高的造诣，这使张氏家族声望倍增。父亲张琦对女儿诗才的赞赏，如称赞张纬青诗“行间有奇气，甚异之”，并在其早逝后为其编刻《纬青遗稿》。兄长张曜孙则更进一层，他不仅是支持者，更是积极的组织者与推动者。他建立“棣华馆”，亲自参与，与她们论诗、读书、赏花，并将诗课优秀成果刊行。这种刊刻行为，是将家族内部的文学评价转化为公开的社会认可，极大地激励了女性的创作热情。此外，通过姻亲、师友网络对外称扬家族女性的才华，如王曦但见宾客辄夸耀其女，进一步拓展了她们作品的传播渠道与社会影响力。在这个网络中，男性并非女性教育的对立面或压制者，而是在特定家族文化逻辑下，成为了女性文学生产的合作者与推广者，共同维系并壮大着家族的文化声望。

由此，张氏家族构建了一个以母教为文化资本起点、以系统化女学为能力提升枢纽、以家族男性支持网络为外部保障的网络机制。这一机制在贫困与儒学生成，在家庭与家族中完善，为女性走向自觉的文学创作与自主表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战争诗中的女性自主性

在张氏家族“母教与女学”机制所奠定的文化基础之上，面对清中后期动荡的社会时局，家族女性诗人的创作实现了显著的题材突破与主体性跃升。她们的诗歌，尤其是那些涉及战乱、离乱与家国关怀的作品，不再是传统闺秀文学中常见的、局限于庭园与心绪的婉转吟咏，而是成为了她们表达历史感知、社会关怀与自我价值的关键场域，展现出多层次的自主性。

张氏女性诗歌的自主性，首先体现为对传统女性写作题材藩篱的自觉突破。她们将笔触从“小阁”“针线”“春花秋月”延伸至烽火边关、民生疾苦与历史兴衰，实现了创作视域的公共化转向。以如张纶英的《老马》：“寰宇烽烟静，驰驱力已穷。雄心空百战，瘦骨老秋风。幸入孙阳顾，谁成霍卫功？年年饱苜蓿，伏枥气如虹。”“寰宇烽烟静”，鸦片战争的烽烟刚刚停歇，而这匹老马却一步也没有踏进战场。想当年有幸被伯乐赏识选入军营，意欲保家卫国，但将军没有骑上它去征战，建立不了霍将军、卫将军那样的功业。它的头垂在食槽上，依然怀着纵横沙场的雄心，没有丝毫气馁。这首诗表面上歌颂老马壮心不已的气格，实则是对朝廷消极应战、胆小求和的讽刺和痛心。而母亲汤瑶卿所授的《诗经》比兴传统与儒家家国一体的观念，在此被创造性地转化为女性观照现实的诗学手法，体现了她们主动以诗歌介入社会感知的主体意识。

在情感表达上，张氏女性的战争诗避免了空泛的宏大叙事，而是将时代的苦难内化为精微而深刻的个人体验，展现出情感表达的自主性与真实性。她们的诗歌中，战乱并非遥远的背景板，而是直接撕裂日常生活、加剧生命痛感的现实力量。例如，王采萍在1851年到1852年期间写下《感事》六首。《其一》提到：“重臣节钺镇岩疆，破竹惊闻贼势强。夺险已教过越岭，乘流便欲下清湘。”诗史互证可得，太平军正是利用旱路、水路并进的策略，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游击战术，在湘桂两省广大范围内分头实施围剿行动，占据攻击的主动地位。诗中一个“惊”字，鲜活地还原了深闺中的女性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时表现出的惊惧与惶然。这种情感表达，因其源自女性在家庭结构中所担任的情感维系角色而格外真挚与沉重。这种由己及家，由家及国的情感路径，与男性诗人常见的慷慨悲歌或政论式抒怀形成了鲜明对比，构成了独具女性生命体验的战争书写。

最重要的是，战争诗创作成为张氏女性建构并确认其文化身份与主体性的关键实践。通过创作这些具有公共关怀的作品，她们超越了家族内部被欣赏的才媛角色，主动向诗人乃至历史在场者的身份迈进。在这种创作、编纂与传播的循环中，张氏女性逐步确立了其作为有自觉意识的创作者和时代亲历的记录者的双重身份，实现了从文化资本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运用资本进行生产与自我实现的转变。

因此，在战争诗这一特定文类中，张氏家族女性集中展现了其文学自主性的多维面向。这是家族“母教”所播种的文化种子，在“女学”的系统培育下，经由时代风雨的催生，她们的诗歌，因而成为窥视清代一部分知识女性如何在内闱之中，依然能够培养出广阔视野、深沉情感与独立意识的一扇窗口。

三、互动机制催生自主创作

张氏家族女性的文学自主性，尤其是其在战争诗中的创造性表达，并非孤立或偶然的现象，而是“母教”与“女学”二者循环互动、共同作用的系统性成果。这一互动机制，构成了一个从文化资本输入到主体性输出的完整闭环。

在张氏家族中，以汤瑶卿为代表的母亲角色，首先是一位文化资本的调度者与传授者。她自身具备的儒学素养与文学，成为传递给女儿们的核心资源。这种教育超越了《女诫》等规范文本的机械灌输，而是将儒家经典中的历史意识、伦理关怀与《诗经》以来的诗歌比兴传统，一并融入日常课读。通过母教，儒家文化所蕴含的家国同构观念与诗文审美能力，作为一种宝贵的、可继承的象征性资本，被系统地赋予女儿。这为她们日后超越个人闺阁视野，理解并书写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知识与价值基础。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往往通过家庭实现代际传递与积累，汤瑶卿的母教实践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

棣华馆等家族教育形式，将零散的母教启蒙，升级为一个制度化的文化生产与交流的空间。长姊或母亲担任的评点者角色，提供了专业且及时的创作指导；姊妹之间的切磋观摩，则形成了积极的同侪激励。更重要的是，家族男性成员如张琦、张曜孙的深度参与，从欣赏赞叹到亲自组织诗课、编刻诗集，将家族内部的文学评价与外部社会的认可机制连接起来。这个由母亲发起、姐妹共同构建、父兄支持推广的家族文化网络，为女性创作者营造了一个既安全又具有向上通道的独特空间。在这里，诗歌创作从个人修养转变为一项受到重视、有待精进的家族事业，女性的创作热情与精益求精的自觉性被不断激发和维系。

在传递的基础上，女性最终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质变，即自主性的生成。这一过程体现为将内化的文化资本，转化为具有个人印记与公共关怀的文学表达。在主题选择上，她们运用母教所授的经典知识与诗学方法，主动处理战争、离乱等外部题材，实现了从被如何看到自主选择看什么并如何表达的跨越。在情感表达上，女学提供的持续训练使她们掌握了娴熟的艺术技巧，能够将时代苦难与个人命运深沉而克制地熔铸于诗词之中，而非简单宣泄，在细腻丰富的感性情感中融入冷静沉着的理性透视，展现出对社会矛盾的深刻认识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在历史的角落发出属于女性的独特声音。在身份认同上，通过创作特别是战争诗这类具有群体关怀的作品，她们逐渐确立了自我作为诗人和历史见证者的认知。张纬青遗稿被编纂，张纶英的艺术成就被外界大家认可，这些都强化了她们“我手写我心”的主体信念。

最终，张氏家族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自主性生成路径：母教传递文化资本，女学营造实践与反馈，女性在创作尤其是战争诗中实现资本转化与自我辨识。高彦颐在《闺塾师》中指出，明清时期的女性并非完全被隔绝于儒家体系之外，而是通过家庭内部的教育与文化活动，参与并塑造了闺秀文化。“她们不是儒家文化权力运作的受害者，而是有份操纵这一权力的既得利益者”。这一闭环机制表明，她们的自主并非对抗传统秩序的产物，恰是在特定家族文化秩序内部，通过教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而生长出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主体力量。她们的战争诗，便是这种主体力量在历史变局中最有力的证明。

四、结论

清曲阜人孔宪庚赞曰：“家学渊源入选楼，一门风雅艳千秋。”通过对清代常州张氏家族的分析，一个清贫的儒学家族，通过构建并维持一套内部循环的母教与女学系统，成功地培养出数代具有显著文学自主性的女性诗人，并且这一自主性在战争诗这一特定文类中得到了集中展现。胡文楷曾于《历代名媛文苑简编》后序感叹：“顾闺阁有作，诗词多而文少，而文集之存于世者，尤为难得”，由此可见张氏家族的文化传承重要性和独特性。而在其中儒家文化资源可以被创造性地转化为支持女性文学发展与自我表达的力量，这呼应了高彦颐所谓女性作为儒家文化“既得利益者”与参与者的观点，并将之落实于具体的教育机制与文本生产之中。因此，理解清代女性的文学与思想世界，必须深入其赖以生存与成长的家族教育土壤。张氏家族的案例，促使我们以更辩证、更细致的眼光重估传统社会女性的能动性。它提醒我们，女性的自主性并非只能以对抗或逃离传统秩序的方式呈现，也可能在顺应甚至利用特定家庭、文化网络的内部逻辑中生长出来。

参考文献：

1. [1] （清）包世臣,撰;李星,刘长桂,点校.包世臣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2014.
2. [2] （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 [3] 李群.中国传统母教文化及其当代价值[J].中国成人教育,2011(05):10-12.
4. [4] （清）张惠言.先祖妣事略[M]//茗柯文二编：卷下.四部丛刊本.第309册：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 [5] （清）张惠言.先妣事略[M]//茗柯文二编：卷下.四部丛刊本.第309册：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6. [6] （美）曼素恩.张门才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 [7] （清）张晋礼.棣华馆诗课跋[M]//（清）张晋礼辑.棣华馆诗课//徐雁平，张剑编.清代家集丛刊：第58册.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5.
8. [8] 范瑞懿.文学世家中母教的重要意义——以阳湖张氏家族为例[J].寻根,2024(02):133-137.
9. [9] （清）张琦.亡女纬青遗稿序[M]//宛邻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 [10] （清）张纶英.绿槐书屋诗稿[M]//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合肥:黄山书社,2008.
11. [11] 陈微.阳湖张氏女性文学创作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21.
12. [12] （清）王采苹.读选楼诗稿[M].光绪二十年河东督署刻本,1894.
13. [13] 唐一灵,张洪海.清末女诗人王采苹的战事书写[J].巢湖学院学报,2025,27(04):54-60.
14. [14] 张䌌英.澹菊轩诗初稿[M].常州:宛邻书屋,1840.
15. [15] （美）高彦颐.闺塾师[M].李志生,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6. [16] 王秀琴,编集;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文苑简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