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流动儿童的数量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家庭教育资源不足、亲子互动缺失、社会支持薄弱等多种不利因素，心理发展易受影响。无望感作为一种对未来失去信心的负性心理体验，已被证实与青少年的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密切相关，因而有必要深入探讨其成因。近年来，研究逐渐从单一家庭风险因素转向“累积家庭风险”视角，认为多重风险的叠加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更显著。但针对流动儿童，尤其是累积家庭风险与无望感的研究仍较少。此外，个体对未来社会流动的信念，即“社会流动信念”，被视为一种关键的心理资源，可能缓冲不利环境对儿童心理的负面作用。因此，本研究引入社会流动信念作为中介变量，探讨累积家庭风险与其无望感是否与社会流动信念有关。

一、文献综述

（一）累积家庭风险与无望感的关系研究

累积家庭风险主要是指家庭中多个不利因素的累积，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家庭经济困难、父母教育水平低、家庭结构不稳定等。基于累积风险模型，当多个风险因素共同作用时，其对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会呈现显著的协同效应，这与单一风险因素的微弱作用形成鲜明对比。

黄四林等认为无望感是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表现为对未来失去信心，缺乏目标和动力，对学业和社交活动失去兴趣等。

目前关于累积家庭风险与无望感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某一种家庭风险因素对无望感的影响。国外研究方面，Miller等研究发现，累积家庭风险是影响流动儿童无望感的重要因素，家庭风险的累积程度越高，儿童的无望感越强烈。此外，Sampson和Laub的研究表明，家庭风险因素与个体心理问题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无望感是流动儿童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国内研究方面，张华等通过系统考察流动儿童所处家庭环境与其无望感之间的关联性，揭示了累积性家庭风险因素对流动儿童无望感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累积家庭风险与社会流动信念的关系研究

黄四林等国内学者认为，社会流动信念是个体对社会流动状况的主观感受，是人们对凭借个人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地位提高可能性的信任和期望。

国内外对累积家庭风险与社会流动信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现有研究表明，累积家庭风险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流动信念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多重不利因素的累积，会削弱儿童对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社会流动的信心。国内黄四林等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其社会流动信念水平显著低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儿童，且社会流动信念在家庭风险与儿童心理健康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学者张华也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累积家庭风险与个体社会流动信念有显著负相关。

（三）社会流动信念与无望感的关系研究

国外学者Taylor等人发现，具有较强社会流动信念的青少年往往能有效应对压力和困境，从而减少无望感的产生。此外，Strauss等指出，社会流动信念不仅能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还能减少无望感的出现，尤其是在面临家庭困境时。在国内的研究中，黄四林等表明，社会流动信念在流动儿童应对累积性家庭风险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心理调节功能。刘涛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流动信念在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流动信念较强的个体一般会拥有相对较低的无望感，当这些个体在遭遇家庭风险时，社会流动信念能够充当缓解心理困境的一种关键心理资源。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累积家庭风险与流动儿童无望感的相关关系，社会流动信念在其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为学校和家庭等提供相应的干预措施，促进其健康成长。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目前流动儿童定义尚未统一。根据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不在同一个市辖区，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与之对应地，崔盛、吴秋翔等人将流动儿童定义为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不在同一个市辖区，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适龄儿童。而国家统计局采用了更广泛的定义，将流动儿童定义“在18周岁以下，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因此本研究将流动儿童界定为：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同一个市辖区，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18周岁以下个体。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选取湖南省两所中学的320名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在剔除无效问卷之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00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2.35%，表1为被试的基本情况。

变量	类型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52	50.7
	女	148	49.3
年级	初中	128	42.7
	高中	172	57.3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36	12.0
	否	264	88.0

（二）研究工具

1.累积家庭风险问卷

本研究参考袁言云编制的累积家庭风险问卷，涵盖6项风险因素。均采用二分类编码方式构建累积家庭风险指数。该指标涵盖家庭资源、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养育三个维度，具体如下：

父母受教育水平。参照Buehler的研究设计。问卷通过两项独立问题评估父亲和母亲的教育背景，使用七点量表评分。若父母二人的教育水平未达到“高中（含中专、技校）”时，则判定为有教育风险，编码为1；若其中任一方高于此标准，则编码为0。

家庭类型。参考董奇的研究。使用问卷项目“与家里哪些人住在一起（可多选）”进行判定。未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编码为1，其余编码为0。

经济压力。采用王建平等人修订的“经济压力问卷”。共有四项问题，采用五点量表进行评分。当被试的得分位于75百分位数或以上时，编码为1，否则为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4。

家庭关怀度。采用“家庭关怀度问卷”测量，共5个项目。采用0~2的3等级评分方法，若总得分在6分及以下，则视为中重度家庭功能障碍，编码为1；其余编码为0。该量表中α系数为0.83。

父母互动参与水平。参考Evans等人的研究。通过“你平均每周与父母进行互动活动（例如游戏、运动、交谈）的时间”来进行评估：若被试的得分处于第25百分位数及以下，被编码为1；其余情况则被编码为0。

父母教养方式。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测量，此量表分设母亲版和父亲版，各自包含23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若父母中任一方被评定为“低关爱、高控制”或“低关爱、低控制”类型，则编码记为1，其余编码为0。本研究测得的父母版α系数分别为0.77和0.75。

2.Beck无望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Beck等人编制的Beck无望感量表（BHS）来评估个体对自身未来的悲观态度，其有20个条目。该量表采用“是”或“否”的二选形式进行答题，每题得分为0或1。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3，相关效度在0.60-0.63之间。

3.社会流动信念问卷

本研究选用明朗编制的问卷，该问卷已被黄四林等人应用于相关研究，共6个题项。通过被试对当前及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认知与期待来评估其社会流动信念，采用五点量表进行评分，分数越高，社会流动信念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a系数为0.830。

（三）数据处理

用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主要采用的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性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等。

三、研究结果

（一）流动儿童累积家庭风险

因子	风险界定标准					M±SD		风险比例（%）
父母受教育水平	父母双方受教育水平均低于“高中（含中专、技校）”					0.78±0.42		77.7
家庭类型	没有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					0.44±0.50		43.7
经济压力	大于或等于第75百分位数					0.05±0.21		4.7
父母互动与参与	低于或等于第25百分位数					0.75±0.43		75.0
家庭关怀度	总分低于或等于6分					0.69±0.46		69.3
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亲任何一方被评估为低关爱、高控制型或低关爱、低控制型					0.23±0.42		23.3
累积家庭风险	/					2.94±1.29		/
累积家庭风险指数	0	1	2	3	4		5		6
比例（%）	3.0	11.7	21.7	26.7	26.7		10.0		0.3

由表2可知，流动儿童暴露父母受教育水平风险的比例最高，为77.7%，暴露家庭经济压力风险的比例最低，为4.7%。进一步考察流动儿童的累积家庭风险指数发现，面临三项和四项家庭风险的流动儿童最多。

（二）流动儿童累积家庭风险、无望感与社会流动信念的相关分析

如表3所示，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累积家庭风险与无望感总分呈显著正相关（p<0.01）。累积家庭风险与社会流动信念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0.01），社会流动信念与无望感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0.01）。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1
2	0.10	1
3	0.04	0.12*	1
4	0.06	0.12*	-.02	1
5	0.06	0.12*	0.04	0.37**	1
6	0.05	0.10	0.14*	0.21**	0.16**	1
7	0.41**	0.57**	0.27**	0.58**	0.60**	0.54**	1
8	0.06	0.05	-0.05	0.18**	0.17**	0.05	0.16**	1
9	-0.01	-0.06	0.06	0.18**	0.26**	0.13*	0.17**	0.47**	1
10	0.04	-0.01	0.04	0.18**	0.32**	0.15**	0.22**	0.35**	0.49**	1
11	-0.01	0.01	0.02	0.25**	0.34**	0.14*	0.24**	0.74**	0.81**	0.76**	1
12	-0.09	-0.22**	-0.12*	-0.15**	-0.18**	-0.25**	-0.32**	-0.34**	-0.25**	-0.26**	-0.34**	1

注：1父母受教育水平；2家庭类型；3经济压力；4父母互动；5父母关怀；6父母教养方式；7累积家庭风险；8对未来的感觉；9动力丧失；10对未来的期望；11beck无望感；12社会流动信念。

（三）流动儿童累积家庭风险、无望感与社会流动信念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SPSS的Process插件，并选择Model4路径，结合Hayes所提出的Bootstrap法实施中介效应的统计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自变量累积家庭风险的系数（t=4.53，p<0.001）显著，主效应c=0.76。第二步将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进行检验，自变量累积家庭风险的系数（t=-5.87，p<0.001）显著，前半段效应值a=-1.37；第三步将累积家庭风险和社会流动信念作为自变量，无望感作为因变量，中介模型社会流动信念的系数（t=-5.51，p<0.001）显著，b=0.22，自变量累积家庭风险的系数（t=2.72，p<0.05）显著，c=0.46。

	社会流动信念		无望感		无望感
	β	t	β	t	β	t
累积家庭风险	-1.37	-5.87***	0.46	2.72**	0.76	4.53***
社会流动信念			-0.22	-5.51***
R	0.32		0.39		0.25
F	34.51***		26.46***		20.50***
调整R2	0.10		0.15		0.06

为进一步验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稳健性，本研究采用process4.1中的模型4对社会流动信念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5。

	效应值	Se	LLCI	ULCI	效应量
总效应	0.76	0.17	0.43	1.09
直接效应	0.46	0.17	0.13	0.79	60.50%
中介效应	0.30	0.08	0.16	0.48	39.50%

如表5所示，累积家庭风险对无望感及社会流动信念的中介效应通过Bootstrap法检验的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未包含0，这一结果表明，累积家庭风险一方面可直接作用于无望感，另一方面还能以社会流动信念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无望感。进一步分析效应占比发现，直接效应值为0.46，在总效应中占比60.50%；中介效应值为0.30，占总效应的39.50%，由此可判断社会流动信念在两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见图1所示。

四、讨论

（一）流动儿童累积家庭风险的特征

本研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风险的比例最高，而家庭经济压力风险的比例最低。家庭压力模型强调，尽管流动家庭经济资源有限，但通过调整生计策略（如多份兼职、亲属互助）和依托同乡社群支持，形成“压力—应对”平衡，有效缓解了经济压力对家庭系统的冲击。同时资源保存理论的实践体现流动家庭倾向于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入子女教育，通过居住低成本社区、削减非必要开支等方式优化配置，降低经济压力的感知强度，维持家庭基本功能。未来可以针对非经济风险与经济风险的交互作用研究需深入探讨教养方式、父母互动等非经济因素如何调节经济压力的影响，以及经济压力是否反向削弱家庭内部功能。不同类型流动家庭的差异化研究应细分居留时间、家庭结构、职业类型等维度，比较不同群体在风险表现与应对能力上的差异，支持精准化干预。

（二）流动儿童累积家庭风险、社会流动信念与无望感的相关分析

研究发现，这三个变量之间均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家庭面临的风险程度越高，儿童内心的无望感水平就越强。不利因素的叠加，会加重儿童对未来的悲观预期，进而导致他们产生更强烈的无望感。面临的累积家庭风险越高时，其自身的社会流动信念就越弱，可能由于流动儿童往往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支持和鼓励，从而对改变当下的生活状况。同时具备较高社会流动信念的儿童，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险阻时，能够始终保持对未来的积极期待，这样就能够呈现出更强的心理韧性和适应能力。有研究表明，这种信念能够成为个体在面对压力时的重要心理支撑，让他们更愿意凭借个人努力去改变现状，减轻心理上的困扰。当流动儿童相信自己可以凭借接受教育或获取资源来提升时，就更容易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从而降低无望感出现的风险。已有研究也证实了，社会流动信念较强的青少年通常具备更低的无望感水平以及更好的心理适应能力。

（三）流动儿童社会流动信念在累积家庭风险与无望感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流动信念在累积家庭风险与无望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期望价值理论指出，行为动机取决于成功可能性（期望）与结果价值的评估。在累积风险环境中，流动儿童长期面临的不利处境，不断削弱“努力能成功”的信念，降低主观期望。同时，社会流动的实际回报可能受限于天花板效应，导致价值感知下降，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期望与价值双重衰减，动机随之瓦解，社会流动信念逐步崩塌。同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观察学习的作用。在高风险环境中，成功榜样稀缺，而身边频繁出现因风险叠加陷入困境的负面案例，成为主要学习对象。这些案例传递“努力无用”的信息，削弱自我效能感。长期暴露于此类环境，个体易形成“无法改变现状”的固化认知，最终放弃向上流动的追求。

进一步来看，社会流动信念作为中介变量，揭示了心理认知机制在家庭环境与个体心理结果之间所起到的关键桥梁作用。个体的认知评价，特别是对未来社会流动机会的信念，决定了其心理健康的发展方向。这提示我们，在对流动儿童心理问题进行干预的时候，仅仅改善外部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通过教育和社会支持系统，积极培养儿童对未来的希望以及对社会公正流动机会的信念。

综上所述，本研究验证了社会流动信念在累积家庭风险与无望感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累积家庭风险相关研究，也为流动儿童的心理干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未来的干预措施中，可以借助提高流动儿童的社会流动信念，如加强生涯规划教育、给他们提供正向榜样、拓宽社会支持渠道等方式，来有效地缓解他们因家庭风险而产生的无望感，进而促进其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

五、结论

累积家庭风险与流动儿童无望感显著相关，社会流动信念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风险削弱流动信念，进而加剧无望感。

六、教育建议

（一）精准设计团体辅导，重塑认知框架

针对流动儿童普遍存在的自我否定与身份自卑，开展“信念重塑”团体辅导，设四个模块：

认知觉醒：通过“身份拼图”“成长时光轴”等活动，引导儿童梳理经历、挖掘优势，打破“外来者不如人”的刻板印象。

技能赋能：开展“未来职业畅想”“模拟面试”等训练，提升沟通协作与问题解决能力，增强竞争自信。

情绪支持：借助“情绪树洞”“角色扮演”等方式疏导压力，教授情绪调节技巧，建立“同伴互助小组”提供情感支持。

信念强化：举办“我的未来我做主”演讲，制作“信念成长手册”，记录转变过程，促进积极信念内化。

（二）搭建榜样引领平台，传递成长力量

建立“流动榜样库”，邀请来自企业、科研、教育等领域的流动背景成功人士进校园或线上分享其奋斗历程，通过真实困境及克服过程，传递坚持价值。授经验方法，分享时间管理、人际处理等实用技能，提供升学与职业规划建议。塑核心信念，强调“努力改变命运”，鼓励树立理想，并通过答疑群、见面会实现互动指导。

（三）推进家校协同干预，营造支持环境

结合家庭力量，构建成长支持网络。开展心理教育讲座与沟通模拟，转变“唯分数论”，提升情感支持能力。组织“亲子成长营”“职业体验日”，增进亲子关系，促进共同成长。

（四）融入学校日常教育，强化信念渗透

将信念培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可以通过学科渗透，在语文、历史等课程中引入奋斗案例，在科学类课程中通过项目学习培养成就感。同时组织心理健康与认知干预培训，鼓励教师通过鼓励与谈心提供个性化支持，助力学生建立积极自我认知。

七、研究不足

样本局限性。本研究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湖南省衡阳市和永州市，样本数量有限，且地理分布相对集中，可能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和代表性。

研究数据为横断面设计。由于本研究未能采用纵向追踪的方法，缺乏对流动儿童心理状态随时间变化的观察，因此在因果关系的分析上存在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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