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城乡教育衔接的关键场域，县域教育承载着推进教育公平、保障社会底层向上流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功能。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刚性升学筛选机制、普职分流压力增大的现实约束下，我国家庭早已卷入以分数、升学、阶层跃升为目标的教育竞争之中，而县域家庭因其结构性位置更边缘、社会支持更薄弱、文化资本更匮乏，所承受的竞争压力与教育焦虑更为突出。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旨在通过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矫正功利化教育导向，缓解教育过度竞争，推动教育生态回归育人本质。然而从县域实践来看，政策落地并未从根本上消解教育竞争，反而呈现出“表层减负、深层内卷”“显性规范、隐性博弈”“学校减压、家庭加压”的复杂局面。

在县域教育场域，家长教育参与既是家校协同的核心环节，也是教育竞争的微观载体，更是阶层地位与文化资本得以传递的重要路径。家庭所处阶层位置直接决定教育资源的获取能力，进而形塑出差异化的家长教育参与行为与教育竞争策略。而家庭积淀的文化惯习、教养方式与学业期待，可转化为学校场域中的显性竞争优势，推动阶层再生产的实现。从既有研究出发，对家长教育参与的研究场域多聚焦城市家庭，对县域家庭的关注不足，同时理论整合不足，将社会分层、文化资本、家长教育参与、教育竞争四项要素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成果较为少见，尤其缺乏对县域场域的针对性解释。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材料来源于笔者在山东省Y市所做的田野调查。Y市地处山东省西北部，属环渤海经济圈，曾入选“综合实力百强县”、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市、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等，经济发展居中上水平。截至2025年，Y市拥有幼儿145所，专任教师1267人；小学43所，专任老师2395人；普通中学18所，初级中学在校学生16577人。普通高中在校生11733人。普通中学专任老师2467人；特殊教育学校1所，专任教师28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3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专任教师365人。民办各类学校76所，在校学生11185人、占全部在校生的比重达13.24%。农村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93.94%，教育基础相对完备。

研究选取Y市三所学校学生、家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式收集一手资料，核心聚焦“双减”政策下县域家长的教育参与问题。访谈对象涵盖学生、学生父母、学校老师和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等群体，访谈内容包括学生学习环境、成长环境以及课外辅导情况。

基于此，研究立足教育社会学视角，以社会分层理论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为双重支撑，将县域家长教育参与置于“双减”政策与教育竞争的双重语境下，聚焦三大核心问题展开研究：一是县域家长教育参与呈现出怎样的阶层差异与分化特征？二是文化资本差异如何塑造县域家长的参与并驱动教育竞争；三是教育竞争如何反向强化文化再生产？

一、县域家长教育参与的阶层差异

在县这一场域中，家长教育参与并非均质化的家校协同行为，而是由家庭阶层位置、文化资本存量、社会流动预期共同塑造的分层化、策略化、竞争化社会行动。在“双减”政策重构教育秩序、县域教育生态持续承压的双重背景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在参与动机、参与方式、参与强度与参与效果上呈现显著阶层差异，并由此形成“公开减负与隐秘竞争并存”“表层协同与深层内卷”交织的竞争图景。这种差异与竞争，既是城乡二元结构与县域社会分层的微观投射，也是文化资本不均引发教育不平等、进而实现阶层再生产的关键。

（一）县域家长三阶层划分标准与群体构成

县域家庭的阶层位置主要由职业类型、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源获取能力等共同决定，三类群体在资本占有、参与能力与竞争策略上呈现系统性差异。

1. 优势阶层：高资本占有型家庭

优势阶层属于高资本占有型家庭，主要由县域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重点学校教师、医护人员、国企职工、工商业主及企业管理者构成。这类家庭同时拥有高经济资本、高文化资本与高社会资本，收入稳定、教育支付能力充足，父母多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熟悉教育规则与升学路径，能够凭借社会网络优先获取关键教育信息，在教育参与中以长期规划、能力培养、资源链接和策略支持为主，是理性主导的策略型参与。

2. 中间阶层：中资本焦虑型家庭

中间阶层属于中资本焦虑型家庭，主要包括县域普通公职人员、合同聘用人员、基层技术人员、小规模个体户、稳定务工者，以及农村教育投入意愿强烈的家庭。这类家庭具备中等经济与文化资本，但社会资本偏弱，收支基本平衡，可承担常规补习却难以持续投入高端私教。父母多为高中或中专学历，重视成绩但缺乏科学育儿方法，信息来源高度依赖家长群与学校通知，教育参与以作业监督、成绩盯防、跟风补习和纪律约束为核心，呈现出典型的焦虑型、内卷型、监督型参与特征。

3. 弱势阶层：低资本匮乏型家庭

弱势阶层属于低资本匮乏型家庭，主要涵盖农村普通农户、留守儿童家庭、隔代教养家庭、外出务工家庭及低收入体力劳动者。这类家庭在经济、文化、社会资本上均处于劣势，收入有限、教育支付能力不足，父母多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缺乏课业辅导与情感陪伴能力，信息闭塞且时间资源双重缺位。教育参与多停留在被动配合、形式签字、简单督促，甚至出现功能性缺位，整体表现为被动型、形式化、无力型参与。

（二）阶层差异：县域家长教育参与的三重分化

1.参与动机的阶层分化：优势再生产、焦虑防御与生存依附

优势阶层家长具备更高文化资本与信息优势，其教育参与以长期能力培养、升学策略规划、资源优势巩固为核心动机，强调理性、稳定、可持续的支持性参与，追求教育收益最大化与阶层地位再生产。在县域实践中，该群体家长多为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医护人员与企业主，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熟悉教育政策运行逻辑，能够主动解读新高考选科、指标到校比例、县域高中招生规则等关键信息，参与动机呈现前瞻性、规划性、策略性。他们并非简单追求单次考试分数提升，而是将教育参与视为阶层优势代际传递的核心环节，通过稳定的家庭支持确保子女占据教育机会链条上端，实现“文化资本—学业优势—阶层延续”的闭环再生产。Y市某高三学生家长曾提到：“我挣钱给孩子就是为了让他能走出去，能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实在出不去的话，至少也得和我们保持差不多的水准才能保证以后的生活”。

中间阶层家长以防止阶层下滑、确保升学保底、规避普职分流风险为核心目标，参与行为高度焦虑化、功利化，呈现“跟风式、补偿式、加压式”参与特征。县域中间阶层以普通公职人员、个体户、技术工人与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为主，文化资本中等但安全感薄弱，普职分流压力与阶层滑落恐惧构成其参与的核心驱动力。他们普遍存在“不补课就落后”“不监督就掉队”的防御心态，教育参与并非源于自主教育理念，而是由同伴竞争、班级排名、邻里比较驱动的焦虑性应激行为，表现为“别人补我也补、别人卷我更卷”的从众逻辑，将参与视为抵御阶层下滑的“安全防线”。Y市某初中学生家长曾提到：“我和孩子他爸没有太高的文化，但我们身边的孩子都在上课外班，寒暑假不上补习班的很少，我们也怕孩子掉队，只能多花钱让他多学点，能跟得上课”，可见中间阶层始终在资本有限与竞争加剧的夹缝中寻求突围。

农村与务工弱势家庭则受限于资本匮乏与信息不对称，教育参与多表现为被动配合、任务式响应、监督型督促，以完成学校要求为底线，缺乏主动规划与深度支持能力，参与动机呈现生存性与依附性。县域乡村家庭、外出务工家庭与隔代教养家庭中，家长多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经济资本薄弱、信息渠道闭塞，将教育责任完全让渡于学校，“把孩子交给老师”成为主流心态。Y市某小学家长曾说：“我在外面打工的时间长，也没能力辅导孩子学习，平时只能让孩子奶奶照顾孩子，学校的消息看到的也不及时，只能依靠老师对孩子多多关照了”，其参与动机停留在完成作业签字、保证在校出勤、避免安全问题等基本生存层面，既无力进行学业规划，也缺乏资源投入意识，难以形成发展性、支持性的参与动力，在教育竞争中呈现明显的被动依附状态。

2.参与方式的阶层分化：深度支持型、监督加压型与缺位应付型

高阶层家长以深度陪伴、习惯养成、情感支持、信息获取、资源链接为主要方式，注重亲子沟通、学业规划、心理建设与拓展性学习投入，参与呈现高质量、低控制、强支持特征。对Y市的调研结果显示，优势阶层家长更愿意与孩子讨论学习困惑、情绪状态与未来选择，能够借助自身文化资本帮助孩子建立学习方法、调整学习心态，而非简单盯守作业；部分家长还能通过社会资本对接县域教研资源、校外实践基地，甚至参与学校家委会治理，形成支持—对话—协同的参与模式。他们的参与与学校教育规则高度契合，自然转化为教育场域中的竞争优势。

中间阶层家长以作业监督、成绩盯防、补习投入、纪律约束为主，强调管控与施压，参与方式同质化、高强度、情绪化，构成典型的“焦虑型监督参与”。在县域普通家庭中，家长最常见的参与行为是检查签字、催促刷题、紧盯排名、禁止娱乐，将教育参与等同于“管控学习时间”与“提高分数”，陪伴少、说教多、沟通浅、压力大，呈现“高管控、低支持、强功利”特征。“双减”政策后，校外培训受限，该群体将竞争压力全面转向家庭内部，以“校内减负、家庭加码”的方式维持高强度监督，参与方式高度同质化且缺乏科学性，陷入“越管越糟、越急越乱”的困境。

弱势家庭则以简单督促、被动签字、疏于陪伴、资源缺失为主要形态，参与浅层化、形式化、不稳定，甚至出现功能性缺位，难以提供有效学习支持与情感供给。在留守儿童家庭、隔代教养家庭与外出务工家庭中，家长常因时间、空间、能力三重限制，只能完成学校要求的“签字回执”等形式化任务，缺乏课业辅导、习惯培养与情感陪伴。部分家庭甚至出现“只养不教、只管不育、只问成绩不问过程”的参与困境。在Y市可概括为祖辈教养仅能满足基本生活照料，无法进行学业支持与价值引导；外出务工家长常年缺席，仅能通过电话简单询问成绩，家庭参与的文化传递、情感滋养功能完全失效，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3.参与强度与效果的阶层分化：高质均衡、内卷耗损与低效空转

优势阶层参与强度适中但质量更高，能够通过文化资本的日常传递，稳定提升子女的学业自我期望与自主学习行为，形成“家庭参与—有效支持—全面发展”的良性循环，对学生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均产生持续正向效应。以Y市实践为例，优势阶层家庭较少采取高压管控与过度施压，而是以稳定的家庭教养氛围、理性适度的学业期待与持续的情感支持，显著增强子女的学习自信与内在动机，并进一步转化为更优的学业表现与健全的人格发展。已有实证研究表明，高质量家庭参与能够有效弥合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的能力发展差距，尤其对责任心、合作意识、情绪调节等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高位均衡”作用。优势阶层正是依托这种高品质、低控制的参与模式，完成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与阶层优势的稳定再生产。

中间阶层呈现高强度、高投入、高压力的内卷式参与，但因参与方式失当、文化资本不足，极易引发子女逆反心理与学习效率损耗，陷入“越参与越焦虑、越加压越低效”的发展困境。对Y市中间阶层家庭的调研显示，该群体普遍采取“时间拉满、补习拉满、监督拉满”的过度投入模式，具体表现为周末补习排期密集、夜间全程陪读监督、考试排名高度紧盯等行为。然而，以监督管控、分数导向为核心的参与方式，反而压抑学生学习自主性，易诱发厌学情绪、拖延行为、心理逆反与亲子关系紧张等多重问题。这种高投入、低效率、强焦虑的恶性循环，正是文化资本不足导致参与失灵的典型表征，即家长缺乏科学教育理念与有效指导能力，只能以时间消耗与经济投入替代质量支持，最终陷入无效内卷与资源耗损，教育投入与成长成效严重背离。

弱势家庭则因参与严重不足导致支持系统缺位，进一步加剧学业差距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形成“低参与—低发展—差距扩大”的累积性循环，家庭参与难以发挥弥合阶层能力鸿沟的补偿作用。受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双重约束，县域弱势家庭既难以提供有效的课业辅导与学习支持，也无法保障稳定的陪伴与拓展性教育资源，家庭参与的补偿效应与育人功能基本失效。相关实证证据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家长低水平、形式化参与的概率越高，而低质量参与将直接导致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滞后。在县域教育场域中，阶层起点差异经由家庭教育参与不足被不断放大，最终固化为“阶层位置—资本差异—参与失衡—教育不平等”的再生产闭环，使得弱势家庭子女在教育竞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向上社会流动通道持续收窄。

二、“双减”背景下县域教育竞争的异化

“双减”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消解县域教育场域的竞争，反而通过规训公共培训、压缩显性竞争空间，推动竞争场域从校外培训机构转向家庭内部、私域空间、信息圈层、资本圈层等，使竞争形态更隐蔽、门槛更高、排他性更强，最终形成以阶层为边界的封闭化、圈层化、再生产式竞争格局。县域家长教育参与不再是单纯的家校协同行为，而成为阶层地位维护、文化资本传递与教育机会争夺的微观场域，不同阶层家庭在竞争中的位置、策略与获益呈现显著分化。

（一）竞争场域转移：从公共补习转向家庭与私域博弈

“双减”政策全面压缩线下学科类培训、严禁违规补习后，县域公开化、普惠性较强的公共补习空间迅速收缩，教育竞争由此发生场域位移，出现由校外转向家庭、由集体转向个体、由公开转向隐秘、由付费机构转向熟人网络的特征。

显性补习退场，隐性竞争登场。以往面向多数家庭开放的培训机构被清理后，优势阶层家庭迅速转向一对一私教、在职教师私下辅导、亲友联合组班、跨区域线上高端辅导等隐蔽形式。这类私域服务门槛高、成本高、渠道封闭，仅在圈层内部流动，成为阶层内部的“特权资源”。中间阶层家庭无力承担高端私教，只能将竞争压力全面内转，由家长亲自上阵陪读督学、购买题库资料、加码作业训练，形成“校内减负，家庭增负”“机构停摆、家长上岗”的补偿式参与。而农村留守家庭、隔代教养家庭等弱势阶层，既无经济能力承接私教，也无文化资本开展有效辅导，被迫退出增量竞争，只能维持基本就学状态。

以Y市初中为例，“双减”后周末与假期不再有集中补习，但优势阶层学生仍能通过家庭内部的文化浸润、私域资源获得持续学业支持；中间阶层学生陷入家长高强度盯防；弱势学生则处于完全放任状态。公共场域的平等竞争消失，私域博弈取代公共竞争，教育机会差距在政策均衡外衣下进一步拉大。

（二）竞争逻辑异化：从分数竞争转向资本与信息竞争

“双减”并未降低升学筛选强度，普职分流与中考高考的刚性约束依然存在，县域家长教育参与的竞争内核随之升级，表现为从单一分数比拼转向文化资本传递、信息优势抢占、资源渠道垄断的综合性阶层竞争。竞争逻辑从“比努力”异化为“比资本、比信息、比圈层”。

优势阶层依托制度化文化资本与广泛社会资本，将家长教育参与转化为优势再生产工具。家长凭借学历背景、政策理解能力与信息渠道，提前布局新高考选科、特长生路径及综合素质评价等关键环节，通过规划性和前瞻性参与稳定占据教育链条上游。中间阶层虽有投入意愿，但文化资本不足、信息滞后，只能以金钱投入、时间消耗、情绪施压进行追赶，呈现“盲目跟风、被动补课、高强度内卷”的特征。弱势家庭则长期处于信息盲区，既不了解招生政策，也无法获取优质资源，在信息差与资源差的双重挤压下持续处于不利位置。

县域教育场域由此呈现强烈的马太效应，即拥有资本者获得更多机会，缺乏资本者进一步边缘化。分数表面趋于均衡，资本差异与信息差异却成为决定教育结果的核心变量，竞争本质已从学业竞争转向阶层竞争。

（三）竞争心态极化：焦虑扩散与阶层防御并存

县域教育竞争在“双减”后呈现明显的心态极化，表现为中间阶层与弱势阶层焦虑扩散和防御性内卷；优势阶层稳扎稳打、策略性维持，形成“稳优势”与“拼命追”并存的结构性心态格局。

中间阶层是县域焦虑的核心群体。他们面临普职分流恐惧、阶层下滑担忧、同伴比较压力三重挤压，将教育参与视为“不被淘汰的最后防线”，呈现典型的防御性、恐慌性和从众式参与。农村家庭与务工家庭虽无高强度投入，但同样被升学焦虑与阶层焦虑裹挟，产生“想卷不会卷，想帮帮不上”的无力感。优势阶层则因资本充足、信息通畅，保持理性从容、长期主义的参与心态，以低控制、高支持的策略巩固既有优势，几乎不受政策波动影响。

家校关系在此过程中被深度重塑，形成学校减负与家庭增负并行、政策减压与文化加压交织、教师减负与家长增压同步的局面。县域教育生态被整体拖入结构性焦虑，家长教育参与从“支持成长”异化为“阶层防御”。

（四）竞争结果固化：参与差异转化为教育机会不平等与再生产

县域家长教育参与的阶层差异，通过学业自我期望、教育机会获取、学习行为塑造、非认知能力发展等中介路径，稳定转化为学业差距、能力差距与机会差距，最终完成教育领域的阶层再生产，使竞争结果高度固化。

优势阶层的高质量、支持型参与，显著提升子女学习自信、内在动机与综合素养，形成高参与—高发展—高机会的正向循环，其文化资本与阶层优势通过家庭参与顺利传递至下一代。中间阶层虽投入巨大，但管控式、焦虑式参与易引发厌学、逆反与亲子冲突，陷入高投入—低效率—强焦虑的内耗循环，难以真正缩小差距。弱势家庭因参与缺位、支持不足，直接导致学生学习习惯薄弱、发展动力不足，形成低参与—低发展—差距固化的累积效应，阶层起点差距被持续放大。

由此，县域家长教育参与不再是中性的教育行为，而成为社会分层在教育场域的延伸与兑现，成为阶层结构再生产的关键微观机制。教育公平在政策表层得以推进，在家庭实践层面却被阶层差异不断抵消，最终形成“双减不减差距，减负不减分化”的深层困境。

三、结语

“双减”政策落地县域场域，并未真正消解教育竞争的底层逻辑，反而在社会分层结构与文化资本差异的双重作用下，将教育竞争由公开转向隐秘、由校外转向家庭、由制度约束转向个体博弈，使得家长教育参与成为阶层地位维系、文化资本传递与教育机会争夺的微观载体。

县域家庭因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占有量的阶层差异，自然分化出策略型、焦虑型与被动型三种参与模式，不同阶层的家长在参与动机、参与方式、参与强度与参与效果上呈现系统性差距，而这种差距又在“双减”带来的竞争场域转移、竞争逻辑异化、竞争心态极化与竞争结果固化中被不断放大与固化，最终形成“社会分层—资本差异—参与分化—竞争不公—阶层再生产”的完整闭环。县域家长教育参与的内卷化与阶层化，本质上是城乡二元结构、县域教育资源失衡、升学筛选机制刚性与家庭文化惯习共同作用的社会学后果，它揭示出教育公平在政策层面与实践层面之间的现实张力，也折射出底层家庭向上流动通道在教育竞争加剧下面临的挤压与收缩。

县域教育的良性发展，不能仅依赖减负政策的外部规制，更需要从均衡文化资本供给、规范教育竞争秩序、明晰家校责任边界、强化县域教育内生动力入手，真正打破由资本差异主导的教育内卷与阶层再生产循环，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让县域家庭摆脱焦虑裹挟，让教育公平从政策愿景走向实践常态，使县域教育真正成为支撑社会流动、守护教育公平、助力乡村振兴的稳固基石。

参考文献：

1. [1] 何志逵. 生源流动、结构失衡与县域教育生态破坏——基于两县的案例研究[J]. 少年儿童研究,2025(04):5-13.
2. [2] 田宏杰, 张庆伟, 邹盛濠, 等. 家庭密集型教养路径受阻时的教育焦虑反应及阶层差异[J]. 教育学报,2024,20(01):174-186.
3. [3] 王立成, 宗晓华. 教育竞争的生育代价：普职分流与生育意愿[J].复旦教育论坛,2025,23(03):46-56.
4. [4] 吕滨. 双减政策与家长两难焦虑[D]. 沈阳师范大学,2023.
5. [5] 李燕文. 区域视角下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成果的差异及影响研究[D]. 北京林业大学,2022.
6. [6] 尹秋玲,施利群. 教育竞争：农民家庭发展策略视角下高质量人口城镇化的微观路径[J]. 青年探索,2025(03):94-102
7. [7] 黄亮. 家长教育参与能否弥合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的能力发展差距？——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J]. 教育科学研究,2025(11):4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