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1940—）是法国当代知名女作家。自我书写是其创作主线：1974年，她发表了自己第一部作品——自传体小说《空衣橱》，其后又相继发表了记录父亲的《位置》，回忆母亲的《一个女人》，揭示自我认同分裂的《耻辱》和记录未婚堕胎的《事件》。她以自我书写为基点，通过对相关社会关系人和特殊经历的叙述，勾勒出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自我。《悠悠岁月》正是她自我书写的集大成之作。《悠悠岁月》被法国评论界推为安妮·埃尔诺的代表作品。埃尔诺以自己从小到大的十四张相片串联起时间线索，采用碎片化叙事，记录了作者个体和法国社会集体在战后重建六十年间的变化：大到国际国内社会事件，小到日常生活吃穿住行；既有物质飞跃和社会转型的呈现，也有个体生存及女性成长的内心情感披露。“大历史”与“小历史”，“社会观察”和“情感体察”在文中交织，铺成了既具有社会观察广度又具有人生体察深度的回忆录。同时，就自我书写而言，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也展现了新的可能性。《悠悠岁月》中既包含“传统自我书写”对私人经历、情感的披露，也兼具对个体身份社会性维度的书写——这与埃尔诺创作“社会自传”（auto-socio-biographie）的初衷，以及文中所创造性使用的“无人称”叙事手法有很大关联。

一、自我书写的新形式：“无人称自传”

自我书写（self-writing）通常通过自传这一文学体裁来表现。自传（autobiographie）由三个拉丁词根构成：auto表示自身，bio表示生活，graphie表示书写，合意为“一个人写他自己的一生”。在自传中，自我书写通常在时间维度上得以呈现。菲力浦·勒热讷（Philippe Lejeune）就认为，写自传需要具备一定阅历，很少有年轻人写自传，同时自传的写作还要求作者在思想、精神或艺术人格方面达到一定作为。安妮·埃尔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作者当时已是不惑之年）着手《悠悠岁月》一书的创作，在二十余年的构思、推敲与磨炼后《悠悠岁月》最终成型。长时间的打磨让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本身就彰显了其书名——悠悠岁月。更为重要的是，阶段性的创作也让作者在阅历不断累积期间实现了对作品时间厚度及思想深度的同步累积。埃尔诺正是用自身厚实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人生体验支撑起全书的自我书写，具体而言：她以从幼至老的时间线索为骨架，以各时期的事件、事物与体验为血肉，构成了《悠悠岁月》的基本轮廓。

在有所写的情况下，如何写就成为了作者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自我书写是一种文学叙事性活动。作者进行创作时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即叙事人称的问题。在传统叙事学理论里，叙事人称主要分为三种，即第一人称叙事、第二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叙事以“我”叙己，常见于自传及浪漫主义诗歌中。自我书写常通过自传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如奥古斯丁（Sanctus Aurelius Augustinus）的《忏悔录》、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忏悔录》、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随笔集》。同时，自传中也存在第三人称的使用，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罗兰·巴特自述》和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自传，其产生于“主体性”备受质疑的时代，体现了“反自传”的写作特色，为自传创作和自传文本的分析提供了全新的素材与思路。

埃尔诺则使用“无人称”叙事的手法进行自我书写。“无人称”叙事不同于第一人称叙事，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特殊的第三人称叙事。具体而言，埃尔诺主要使用法语泛指性代词“on”进行人称叙述。“on”在语法意义上可被视为第三人称单数，但在日常语言使用上其又代替“nous”表示“我们”。一词生二意，这让文本内容分别指向个体的“她”和集体的“我们”两个维度，埃尔诺将这种人称使用形式称为“无人称”叙事。这种人称融合使用使叙事主语虚构化、模糊化、复数化，服务于作者间离个人来讲述世界的方式。文本中，埃尔诺以第三人称“她”指代作者，讲述自己的经历，自我书写在文中所体现的个体性维度被呈现；以泛指性代词“她们”“我们”指代作者根据不同场合需要所表现的一个群体，如家庭、学校、性别群体、社会群体，讲述以自我身份为标识的群体性经历，自我书写在文中所体现的集体性维度被呈现。更进一步而言，泛指性代词“我们”的集体性特质是确定的，而“我们”所指向的集体的共同性身份特质则是多样而流动的。正是基于此，作者才可以涉及到多类社会群体的记忆，从而形成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书写视野。一言以蔽之，《悠悠岁月》的整体文本样貌有别于传统自我书写的自传，而是一种融合个体色彩与集体意蕴的自我书写新体式——“无人称自传”。

传统意义上，自我书写应以个体性维度为重心——其所依据的应是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情感积淀，但从根本而言，自我书写的个体并不能完全脱离群体成为孤立的个人，他或她必然是群体中的个体。因此，个体的经历和思想一定会受到社会、集体的浸染。就创作意图而言，埃尔诺将《悠悠岁月》命名为“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ie）”和“社会自传（auto-socio-biographie）”，这表明她有志于从文学跨界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领域，因而传统自我书写之下的私人性阅读并非埃尔诺创作此文的最终意指。正如吴岳添所评价的那样：《悠悠岁月》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而是通过埃尔诺自身的经历来反映时代和世界的进程，实际上写出的是法国人的“集体记忆”。《悠悠岁月》是一部有社会性倾向的自传，这一社会性指向正是埃尔诺自我书写所具有的集体性维度。为了实现这一维度的创作需求，埃尔诺关注到了个体“身份”的社会性（或者说集体性）。总之，“无人称自传”这一新形式帮助埃尔诺既达成了个体价值的完成又实现了群体性经验的共鸣。

二、自我书写下的“自我”展示

埃尔诺以十四张相片串联起基本的时间线索，每部分均以相片的文字描述为始，以定期的家庭聚餐作结，时间跨度为六十年几乎概括了作者一生的经历。《悠悠岁月》中埃尔诺使用“她”以第三人称指代作者，通过“她”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安妮·埃尔诺出生一九四零年，她童年成长于二战之后重建中的法国。战争给幼年的安妮带来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四二年的严寒和饥饿，战后狂欢的喜庆，大人们无止境地关于战争的叙述。在学生时代，埃尔诺在接受学校先进思想洗礼的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处于性别和阶级的双重身份劣势之中，无产阶级的身份和女性的性别身份为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与挣扎。步入婚姻殿堂后，琐碎的家庭事务让她无暇他顾，家庭的时刻让她告别了思考只留下了感受。她告别婚姻的不幸后成为单身母亲，孩子和自己成为她世界的全部，同时她也在思考是否应该重新拾起写作的梦想。父母的贫困、学习、当教师、生孩子、离婚、患癌症、情人、衰老，每一个人生阶段的经历都可以在文中被找到。埃尔诺通过对这些特定阶段的简单叙说勾勒出了“她”基本的人生轨迹，自我书写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

当然，在这一系列经历中埃尔诺特别突出有关自己出身的叙述，并将亲历的阶级变节感受记录在书中。埃尔诺用“她”为主语叙述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她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大区的一个滨海城市，她的父母本是在工厂务工的无产者，后来“她的母亲待在伊沃托，开着一家永不关门的咖啡食品杂货店”维持着一家的生计。父母虽是无产阶级，但给埃尔诺提供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才能接受的教育。正是在学校这一场所中，埃尔诺最初感受到了阶级“区隔”（distinction）：“她也许没有觉察到把她与班里其他女孩分隔开来的距离，和她们拍照是无法想象的”。她感到不如她的同班同学：她家里既没有冰箱，也没有浴室，厕所在院子里，她也不常去巴黎。在学校里，她背诵规范法语的语法规则，但一回到家里，她“想也没想就说起了家乡话”。虽然埃尔诺后来也如愿考取大学，进入高等教育的世界，获得教师资格证，成为了法语教师，取得白领工作的资格，但她也因此成为了自己阶级的叛徒（transfuge）。这样“阶级变节”的经历让埃尔诺一直存有挣扎而矛盾的心理。她特殊的阶级跨越经历也让她在自我书写时十分注意阶级这一身份关系的介入。阶级也因此成为她观察社会、体察人生的一个重要窗口。

同时，埃尔诺也通过对私人性经历和内心思想情感活动的揭露进行自我书写。私人性经历的书写是自我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菲力浦·勒热讷所谈到的那样自传与回忆录之间的差别之一在于选取私人材料和历史材料的比例。作者在有关“她”的表述中明显多用私人材料来书写。最突出的就是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的身体写作。“身体写作”由法国女性写作理论的创始人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提出。埃莱娜·西苏认为应该使身体被听到，女性应该通过对自己身体的写作，反抗并颠覆男权中心主义所统治下的秩序，以达成对自我身体的控制与掌握。文中埃尔诺多次写到自己的身体。“她”离婚后有时也在浴室的镜子里观察自己的身体。“膝盖以上鼓起的臃肿的大腿”，“腋窝附近有两条蓝色的筋”。这些身体的变化都是“她”日渐衰老的痕迹。埃尔诺将身体通过描述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以此证明“她”的成长、衰老与一生的坎坷。这些有关身体描写的取材都具有极强的私人性和隐秘性，从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示了“自我”的形象。

此外，对作者心灵史的记录和关于内心情感的揭露也使《悠悠岁月》带有意识流小说的色彩。如文中写到埃尔诺对学业的看法：“学业在她看来不止是一种逃避贫困的手段，还像是一种特定的斗争工具”；青春期内心的情感与欲望：“她不和男孩子说话，却时时刻刻想着他们”，“她真想有在嘴唇上涂口红、穿长袜和高跟鞋的权利”；对夫妻关系的态度：“她几乎从来不想她的丈夫，不过她身上有着他们共同生活和他给予她的趣味的烙印”。这样讲述作者内心的、个性的历史都让文本的“自我”更为全面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三、自我书写的个体意图

自传本身对自我书写具有两方面意义：其一，自我书写是一个回忆的过程，保持了传主自身的连续性，使其明了过往也展望未来；其二，自我书写又是一个发现、解释、重塑自我的过程。正如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所说：“我们所面临的理解生命的过程， 是以自传这样一种最高级、最富有启发性的形式存在的……自传是对于生命的一种解释， 它通过它那对于机遇、命运和性格的充满神秘色彩的结合，对生命作出解释”。叙述一种生活和解释自我是作者在文中明确提及的两个创作意图。叙述一种生活在埃尔诺对个人经历的叙说中实现。解释自我则需要在自我书写本有之问题及书写之人称形式中找寻答案。

自我书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自我书写通常通过回忆进行，但回忆与现实本身就存在许多差距。正如有论者所言“回忆本身的缺陷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必然导致自传的自我书写问题成为了研究的中心，尤其是自传作家在讲述他们自身故事时的真实自我与虚构自我的差异”。埃尔诺所“描述的自己”肯定也与“真实的自我”存在一定差距，这差距既产生于无意识的文本再创造中，同时诞生于有意识的创作意图之中——解释自我。为此，埃尔诺在自我书写中试图实现自我身份的抽离。她通过对自我身份的模糊化处理，以“她”重新塑造自我。传统自传写作中常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主语。“她”作为标志性的第三人称，在文本中却被赋予了第一人称“我”的内涵，人称所指与指代所指之间存在差距。埃尔诺选择以第三人称书写第一人称回忆的叙事策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埃尔诺在文中提到她一直在“寻求另一种语言”。她一直“梦想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写作”。的确，以“她”代“我”的自传写作方式，成为了一种陌生化叙述，让这本自传别添新意。其二，这与埃尔诺对“我”及“她”的认识有关：她认为在“我”里面有过多的稳定性，充溢着狭隘和令人窒息的东西；而在“她”里又有着过多的外在性和过远的距离。因此，在文中以“她”叙述“我”（即作者）的方式，其实是埃尔诺在“她”“我”调和之后做出的选择。

埃尔诺以“她”代“我”，使真实的“我”和“她”之间产生间离的效果和可思考的空间。罗兰·巴特曾在其自传中分析过第三人称叙己的作用：“谈论自己的时候用‘他’，则可以意味着：我谈论我自己，就像谈论被一种轻微的偏执狂似的表达薄雾所笼罩的精神不振之人”，或者更可以这样说，“我以布莱希特式演员的方式来谈论我自己，这种方式应该使其人物远离：‘指出’人物，而不体现人物”，“以此来赋予叙述方式其支撑物的形象、其镜子的想象之物（布莱希特曾建议演员以第三人称想着他的整个角色）”。“她”的使用是为了指出“我”而不是为了体现“我”。正是因为“我”与“她”之间的距离才生成了一个具有反思性和观照性的空间。因此，就这一层面而言，埃尔诺有关“她”的自我书写并不只是记录和描述，更重要的意义指向是——自我建构和自我解释。如她所说“与照片的这种‘不断变样’相对应的，是这部作品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来的‘她’”。这部作品就是反射作者的一面镜子，是她自我反思的场所。她不是在谈论过去而是在重建过去。一言以蔽之，正是基于“她”与“我”的距离，让作者“解释自我”的目的得以实现。

四、自我书写下的“身份”群体展示

每个人都拥有身份，身份是被社会所赋予的。阎嘉在追溯身份一词的词源和意义时，明确区分了身份的两个意义：其一，身份“指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一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其二，“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可以叫做 ‘认同’”。这两种有关身份的定义都可以在埃尔诺基于自我书写的集体性维度中找到归属。

（一）性别身份下的书写

加西亚认为埃尔诺因出身的卑微和性别的劣势而被双重边缘化，陆一琛将埃尔诺简练地定义为一个“被‘双重身份’边缘化的叙述者”。因此，埃尔诺在自我书写中也注意到身份带给她的影响。埃尔诺在有关性别身份的自我书写中，以自身亲历或观察到的事件为底本，指向的是群体性的“她们”。她将自己从最初的“被迫沉寂”到之后思想觉醒重拾写作梦想的过程表现在文中，既反映了现代女性面对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的艰难抉择，又传达了女性思想独立、觉悟提高和地位变化的可能性。在其中，埃尔诺提到了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等女性主义学者对她思想的影响；一系列女性主义书籍也成为培养埃尔诺女性思想不可缺少的养料，如杰曼·格里尔的《女宦官》、凯特·米勒特（Kate Millett）的《男性的政治》等。同时，埃尔诺又以“她们”作为叙事主语将自己溶解于女性群体之中，将自己所经历或观察到的女性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不平等规则一一揭露：在“她们”的衣着出行上，“她们穿衣打扮中的样子总是被过分窥探：短了，长了，袒胸露肩，窄了，花花绿绿”，“她们”的全部都是整个社会普遍监视的目标。“她们”与男生交往时往往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时刻需要留意自身的处境与安全。在堕胎尚未获得法律正式许可的时期，那些未婚先孕的女孩们只能祈盼军医免费为她们吸掉不想要的胎儿，处境十分艰难。埃尔诺意识到女性在现实中常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也正因如此，她更加肯定女性的独特生存体验应当被看见。她在书中直言：“我们回过来谈妇女的历史，发现一切都是为男人而存在，在创造性的性自由当中没有过我们的好处”。这与波伏瓦所指出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在传统的性别对比中，女性有时被视为相对于男性而存在的“第二性”，“她生存的必要性常常掌握在别人手里”。面对这样的处境，女性群体也曾做出许多努力。正是无数女性的坚持和付出，使以埃尔诺为代表的新时代女性在诸多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益与保障。然而，后来这些斗争的记忆逐渐被淡忘，成为“唯一没有被公开唤醒的记忆”。埃尔诺将这段她所亲历的真实记忆唤醒，以一种回忆的叙述方式让“她们”的声音再次被人们听到。

（二）群体身份下的书写

埃尔诺说“这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她要用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就此，我们可以发现埃尔诺试图追寻并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寻求自我书写中包含的集体性“认同”。这正是埃尔诺对自身群体性身份的关注，也是她进行集体记忆书写的动机。首先，不存在有关个体记忆的纯粹性书写，同时也不存在孤立于个体之外的集体记忆书写。之所以自我书写的集体性维度包括关于“我们”的记忆呈现，是因为埃尔诺认为不存在无文化的个人记忆；也不存在和个人无关，只依附于媒介和机构的集体记忆。这就让埃尔诺远离了陶东风所说的——有关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和桑塔格（Susan Sontag）的“集体与个体的二元论”，及其所“具有的本质主义倾向”，而坚持将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相互渗透和交融，并在基础上使用“无人称”叙事的手法，将个体间或消融于集体之中，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的叙述效果。

“我们”指代社会群体。埃尔诺通过“我们”所讲述的是群体性记忆。但需要注意，这一切集体性记忆的基点是基于作者个人的记忆，作者只是注意到并利用了记忆的集体性特点。埃尔诺以自己的经历为切入口，以呈现了有关“我们”的两方面内容：其一，群体心态的呈现，如：“我们感到要成为这种大规模繁忙生活的一部分而赞美，就像个人得到提升一样。我们不再想回到那些现在被我们不加区分地称为外省的地方去了”。其二，以碎片化叙事呈现生活的各个方面：日常三餐、购物出行、生活用品、口号标语、粗俗俚语、著名商标、时髦着装、剧情电影、流行音乐、当红明星、知名学者、政局党派、移民问题、法国“五月风暴”、阿尔及利亚事件、柏林墙坍塌、苏联解体……这些讯息纷至沓来，没有连接只有“名字和标签”。“我们”讲述的是生活，也是历史。正是这样“‘小历史’的书写复原了最琐碎、最微不足道、但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属于万千普通人的历史”。罗兰·巴特在《历史的话语》一文中指出“历史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模式再现出来，其中有些模式比其他一些较少神话色彩”。埃尔诺以记忆的书写激活了被年代记、编年史所僵化的历史，让二战后法国这六十年的历史以更加生动、更加平实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正是埃尔诺利用自我经历的部分集体性特质所实现的更高一级的书写。

五、结语

《悠悠岁月》作为一部兼具个体性和集体性的自我书写作品，为读者带来了许多惊喜。在平实而细腻的文字中，读者一起陪伴作者感受从幼至老的生命过程，并从作品对社会生活广度和生命成长体验深度的映照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享受和体验。埃尔诺创造性地使用“无人称”叙事手法，以“无人称”自传的新形式进行自我书写，并在自我书写之中表现了个体性和集体性两方面意图，让这本书既成为埃尔诺对自己悠悠岁月的记录，同时也让这本书成为了法国人民回望过往的记忆空间，为快速发展时代下不断前进的人们提供一片心灵的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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