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深深植根于特定地域的自然生态与人文语境，其活态传承依赖于地域文化，乡村工匠的崛起意义重大，能促进非遗文化生态重塑，为新时代非遗生态保护、乡村工匠培育及乡土文化复兴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重拾乡土尊严与复归地域文化自信，实现非遗与乡村双重振兴。

一、地缘与技缘：非遗技艺中的地域文化

非遗从来不是抽象的文化概念，它植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与人文土壤之中。自然提供了原始材料，塑造了无穷想象力，奠定了美的认识，而特定地域的气候节奏，快与慢的生活节律，加之区域人们的审美偏好，进一步塑造了非遗的视觉符号体系与精神内核。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艺。在地域文化视域下，守艺并非对传统技艺的机械复刻，而是对地域文化基因的系统性传承，通过技艺作品，传递特定地域的自然认知、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正如相关研究指出，传统工艺的本质是地域生态与人文精神的具象化表达，每一项技艺的背后，都藏着当地人与自然互动的智慧、族群联结的密码。

自然地理的规约与灵感

非遗手工艺不是孤立的技艺文本，而是嵌入于特定自然条件、资源系统、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中的有机整体。廖正丽指出，非遗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精神内核，而文化生态保护区则是非遗存续的土壤根基，二者共生共荣。手工艺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人类对特定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应对的产物。柏贵喜的研究表明，工艺文化基因的复制受制于自然与人文环境，其与环境的关系包括排斥、响应以及激活自调适系统三种基本模式。正是由于自然地理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手工艺才呈现出迥异的面貌，这种地方性恰恰是其独特价值的来源。

自然地理对手工艺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材料、资源和空间的层面。瓷土造就了景德镇的瓷器，紫砂矿促使宜兴的紫砂壶闻名。自然地理以给予的方式，划定了手工艺存在的可能边界。如果说规约揭示的是自然地理对手工艺的物质限定，那么灵感则透露着自然地理对手工艺的精神滋养。山川草木、风云雨雪、飞禽走兽，这万千形态，不仅为手工艺提供了纹样母题和造型原型，更以其内在的韵律和秩序，塑造了匠人的审美感知与创造逻辑，可谓既有刚性的一面，也蕴含着韧性。

（二）文化语境的内涵与表述

自然环境为地域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生存空间，通过人类的适应与改造，塑造了地域文化和审美偏好。非遗手艺不是纯粹的技术操作，而是嵌入特定文化意义系统中的实践。非遗技艺的地域差异性，本质上是地域生态与人文精神差异性的具象化表达。正如丁永祥所言，民间艺术所处的生态包含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三重维度，其中文化环境是最具能动性、最富象征意义的一层。

每一种非遗技艺都承载着特定地域的文化密码，这种密码无法被复制，其核心就是地域生态与人文实践的独特性。非遗技艺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匠人手中的器物，既是用的器具，更是意的载体，手工艺与地方信仰、节庆习俗与宇宙观念的深层关联。研究者指出，与礼制、礼俗相关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的建构，使得手工业中所有的衣食住行的器具造型和图案装饰都受其影响，由此形成了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体系。这种人文精神的具象化表达可以通过语言、符号与展演等方式展示出来，通过纹样、色彩、造型等视觉符号来传递意义，通过口头叙述了解工艺，共享同一文化语境的人能更好地解读这一密码。

（三）地方性知识的技艺实践

非遗技艺传承是活态的，是在实践、感知、物质媒介与生态场域中，持续互动生成并逐渐稳定，慢慢演化的文化实践。其中，工匠是技艺实践的主体，也是地方性知识的内化载体，有学者提出地方性知识是特定地域群体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与当地自然环境、社会语境深度绑定的知识体系，其传承与表达离不开具体的实践场景与主体体验。

如果说材料是地域给予工匠的“硬件约束”，那么工匠的实践经验，则是将地域文化内化的“软件系统”。这种身体化的知识，是工匠通过长期的技艺实践，将抽象的文化认知转化为具体的技艺展示，这种转化是经由身体的感知系统、运动系统与反思能力的协同运作，形成一种深层的文化理解与身体认同。景德镇陶瓷工匠的手感与分寸感便是最为典型的，过程中手指对泥料湿度、转速与壁厚的瞬时判断，无法被量化为数据参数，也无法通过语言完整传递，只能在师徒共操的具身互动中代际流转。正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岸瑛教授在总结非遗研培十年经验时所指出的，传承人的成长本质上是一种双向学习的过程，匠人从师承中习得身体技艺，又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地域养分，二者相互渗透，方能使技艺真正长在土地里。

总而言之，地域生态与非遗技艺宏观上是“人—自然—文化”的协同共生理念的体现。非遗技艺是人类在与自然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文化实践，其本质是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利用与敬畏的具象化表达。这种表达既遵循自然规律，又融入人文精神，形成了生态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使非遗技艺能够更好实现活态传承。

二、匠与乡：乡村工匠崛起的文化背景

不同于传统手工艺人，乡村工匠是兼具专业技能技艺与创新创业能力、文化传承职责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不仅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领头雁”，还是乡村文化遗产的“守护者”，首批乡村工匠名师中大部分兼具双职，既是非遗传承人又是乡村工匠。也可以把乡村工匠看作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文化桥梁，他们既是技艺的实践者，也是地域文化基因的解码人与编码人。

（一）文化主体性重建：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

传统乡土社会中，工匠艺人扮演着“文化守门人”的角色，因其掌握的特定技艺，他们也是文化符号的解释者与守护者。在仪式性场景中，如建房上梁、祭祀道具制作，工匠拥有特殊的解释权，那时技艺与文化仪式的完成息息相关。然而，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双重冲击下，传统手工艺被视为落后的生产力，传统工匠面临文化失语与代际传承断裂的困境，工匠群体长期处于社会边缘位置。年轻一代对传统技艺与文化内涵的认同感减弱，许多工匠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中维持技艺，难以与当代社会进行有效对话。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和文化自信理念的广泛传播，工匠群体的文化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乡村工匠这一概念被提出，即主要为县域内从事传统工艺和乡村手工业，能够扎根农村，传承发展传统技艺、转化应用传统技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就业，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技能人才。乡村工匠群体的文化主体性重建并非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过程，而是与政府政策引导、市场机制推动和民间自发保护形成复杂互动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工匠群体逐渐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成为非遗文化生态重塑的重要力量。

（二）文化记忆的传递：乡村工匠的伦理使命

掌握传统工艺肩负文化传承。乡村工匠通过日常的技艺实践，将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独特的文化记忆载体。有报道指出，传统技艺不仅是生产技能，更是乡村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培育工匠的过程本质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传承。乡村工匠的文化使命也能从三个主要方面去阐述，一是技艺的传承与守护，以师徒制和家族传承以及其他方式，保障传统非遗工艺不因现代化进程而失传。二是文化精神的延续，在技艺实践下伴随传统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的传递。三是文化多样性的维护，通过保护地方特色工艺，促进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发展。这种使命的实现，依赖于乡村工匠群体对传统工艺的敬畏与尊重，以及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不仅是技艺的掌握者，还是文化价值的守护者，以自身的实践行为，维系着文化记忆的连续性与完整性。文化记忆的传递并非静态的复制，而是在实践中被不断激活、重构和再生，那么工匠的自主与自觉求取的态度，在技艺传承与文化精神延续中就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学者将乡村工匠培育概括为三重维度：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传承乡村传统文化遗产、弘扬大国工匠精神。

（三）文化认同的建构：乡村工匠的双重功能

传统社会的匠人与现在的乡村工匠广义上是一致的，同样的他们也是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桥梁，他们在二者之间扮演的文化中介角色，大抵能以“解码人”与“编码人”来概述。黄承伟在阐述乡村工匠的理论意蕴时明确指出，从城乡融合理论审视，乡村工匠是连接城乡的活中介，他们既熟悉乡村社会肌理，又能对接城市市场与技术标准，有效破解了城乡要素流动的结构性障碍。从文化传承理论维度考量，乡村工匠则是传统文化的“活载体”。活中介与活载体的交叠，恰好揭示了乡村工匠在文化认同建构中的枢纽地位。

解码功能指向乡村工匠对传统技艺及其背后文化语境的阐释能力。技艺不是无涉意义的纯粹技术操作，每一种工艺都承载着特定地域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念与审美偏好。乡村工匠作为文化符号的解释者，能够将这些附着于技艺之上的文化密码转化为当代社会可以理解与接受的文化叙事。工匠在传承工艺时，将技艺背后的文化记忆、乡土情感与民俗故事编织进现代传播语境中，使传统技艺从尘封的记忆转变为流动的文化长河。

三、乡村工匠群体对非遗文化生态的重塑

（一）技艺活化：从静态保护到动态传承

传统非遗保护往往倾向于将技艺视为静态的文物标本，譬如影像记录或作品进行博物馆式的展示与保存。而乡村工匠群体的崛起，则推动了非遗保护从静态保护向动态传承的转变。这种技艺活化机制可以通过保护、创新性转化和生活化的路径来实现。所谓生产性保护，即乡村工匠通过实际生产与使用，使传统工艺保持活力；创新性转化，则是工匠在坚守传统技艺核心价值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创新，使其适应现代生活需求；而生活化传承，是将技艺融入日常生活，形成可持续的传承生态。技艺活化机制在于它尊重了非遗作为活态文化的本质属性。非遗并非博物馆中的文物，而是与人的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的文化形态。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教授指出，在乡建中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发现乡村之美，发现村民生活中的美学，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就是这种生活美学主要的体现方式。技艺活化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尊重了非遗作为活态文化的本质属性，让非遗在生产与生活的双重维度中保持生命力，这既是对文化生命伦理的基本尊重，也是从文化主体性重建走向文化记忆守护的关键实践环节。

（二）社区重构：从个体传承到集体参与

传统非遗保护往往聚焦于个体传承人，而忽视了社区的重要性。乡村工匠的崛起，打破了这种个体中心的保护模式。研究指出，在非遗传承人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围绕从文化传承者到文化管理者的身份建构、以非遗唤醒乡村集体记忆的文化涵育，能够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人作为文化乡贤的内在优势。

从文化认同理论来看，非遗技艺的传承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精神动力，而文化认同正是这种精神动力的核心来源。乡村工匠引领的文化认同建构，其理论逻辑是“技艺传承—文化传播—认同形成”的协同推进，通过技艺传承传递地域文化基因，通过文化传播强化地域文化认知，最终形成稳定的地域文化认同。这种认同可以表现在社会网络中，乡村工匠群体内部形成相互学习、合作与支持的网络，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工匠合作社、技艺交流会等形式，为非遗实践提供新的公共空间，进而重塑文化认同的集体基础，强化了社区成员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有学者认为非遗，尤其是记忆传承类和民俗节庆类非遗，凝聚了社区居民深厚的情感记忆，也就是说地域文化认同能够凝聚乡村力量，推动乡村社区的文化复兴与社会和谐。

（三）生态系统培育：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保护是为了更高品质的发展。以往非遗手工艺更多的是衡量其产品经济价值，而现在手艺承载的历史记忆、审美传统与集体记忆被更多人重视，价值的评估也更加多样化。当然，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停留在经济赋能与文化认同层面，更需要构建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乡村工匠可以成为非遗生态的构建者，比如打造“技艺传承—文化传播—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四位一体的系统，通过非遗与文旅、研学、文创的深度融合，拓展技艺发展空间，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通过文化资源转换，创造经济价值，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又推动形成产业经济。也就是注重技艺与生态保护的协同，遵循人、自然与文化共生规律，推动工匠工作站与乡村文化综合体建设，让非遗重新嵌入日常生活肌理，把社区文化活动作为平台，让非遗在民众生活中获得生命力，换言之，依托社区营造实现活态传承。当技艺不再是抽离的展示品，而是与乡村生活、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便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经济与文化由此互为动能：文化价值为产业提供差异性与溢价能力，产业发展反哺技艺传承与文化传播。乡村工匠的崛起，正是这一生态系统从被动保护转向主动焕新的核心动力，实现了守艺与焕新的辩证统一。

四、结语

非遗振兴的终点，不只是产业的繁荣，更是乡土尊严的重拾与地域文化自信的复归。产业繁荣是手段，是路径，但不是归宿。如果一个村落的手工艺产业产值翻番，但村中老人说起本村手艺仍觉得拿不出手，如果年轻匠人仍将去大城市当设计师视为人生理想，那么非遗振兴便未竟全功。乡土尊严意味着，一个乡村工匠可以坦然地说“我这手艺是跟师父学的，师父是跟师爷学的，这是我们这里的做法”，并且这句话在当代社会中能够获得应有的尊重与聆听。地域文化自信则意味着，一个地区的人群能够从本地非遗中辨认出属于自己的美学基因，并将这种美学基因视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而非急于脱去的落后外衣。

乡村工匠，是文化中国底色中不可缺失的那一抹色彩。他们不在聚光灯的中央，但他们在日复一日地在自然与文化的对话中，守护着中华文明最基层的感性形态。当我们谈论文化自信这个宏大的时代命题时，其最坚实的根基，或许就藏在某个偏远山村的老匠人，用毕生心力打磨一件器物时，那个专注而安然的侧影之中。向土而生，方能枝繁叶茂。这既是乡村工匠的生存智慧，也应成为生态文化视域下非遗工艺振兴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1] 柏贵喜. 南方民族工艺文化基因的共生与交融[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07-30（A08）.
2. [2] 丁永祥. 怀梆文化生态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 [3] 方李莉. “农工相哺”文化基因的当代价值[N]. 人民政协报,2023-08-07（11）.
4. [4] 陈岸瑛.从“研培”出发探寻非遗保护振兴新路径[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03):17-24.
5. [5] 李爱琴,郑曼曼.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工匠培育的三重维度[J].现代农业研究,2023,29(12):1-5.
6. [6] 黄承伟.乡村工匠是支撑乡村发展建设的重要力量[N]. 东方城乡报,2025-09-02（05）.
7. [7] 方李莉. 激活沉睡的乡土遗产[N]. 人民日报,2024-11-23（006）.
8. [8] 胡郑丽.反思与建构:论我国乡村非遗传承人群的“再教育”[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24,34(01):81-88.
9. [9]史君娣.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路径——基于居民社区文化参与视角[J].中国民族博览,2023(03):7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