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其中许多文学观念对当世文学和后代文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奇”不是《文心雕龙》主要研究的内容，却贯穿了刘勰文学理论的全部，既可以作为单独的一个概念使用，又可以和“正”形成对立关系。然而在“奇”的研究上，唐宋时期的“尚奇”观研究较多，而魏晋六朝时期的“奇”研究还有不足。尤其对《文心雕龙》中“奇”的研究，多着重于“奇”在《文心雕龙》中与“正”的对比研究，而忽视了“奇”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的意义。应当对文学中“奇”的发展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奇”的历史传统

“奇”在古代有多重含义，从字面意思上看，许慎《说文解字》：“奇、异也。异也，不群之谓。”意为不同寻常，是其最基本的意义。与此相关的，衍生出清奇、雄奇、奇丽、奇诡、奇谲等文学作品风格。毫无疑问，“奇”不管与哪一个字结合，都具有与主流审美相悖的意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奇”所代表的意义和应用的领域也愈加丰富和复杂。“奇”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神话的产生与发展，原始人民对种种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用神话和巫术掩盖不解和恐惧，便是对“奇”的一种尝试和突破。从远古时代开始，奇所代表的就是不同寻常的事物。

（一）先秦时期的“奇”文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变革，老子是第一个提出“奇正”概念的思想家。《老子》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纵横家靠这一概念在战国时期获得一席之地。战国时期局势动荡，多国争霸，策士们想要发挥个人价值，就必须以游说走天下，奇思妙想，合纵连横，以达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效果。孙武以此写成《孙子兵法》，其《势》篇中首先出现“奇”的兵法概念，“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正”代表的是正面进攻的军队或战术，“奇”则指的是侧面袭击的部队或战术，用兵就要善于奇正之术，方能战无不胜，攻克敌军，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战役都依靠奇兵诡计取胜，直至今天也仍然发挥作用。

《庄子》首次将“奇正”应用到艺术创作之中，其新奇的题材、奇异的思想、奇幻的手法、奇妙的结构、奇肆谲怪的语言和奇特的体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代文学中最为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盛唐诗歌等，都受到《庄子》文风的影响。《庄子》的“奇”还表现在书中“奇”的观点，一方面具有“大至则多奇巧”和“大至则多奇乐”的否定之意，另一方面又可以形容不平常的，不为世俗所容的粗鄙之物。庄子追求这种奇怪之物，是为了表示事物并无“奇”或“不奇”，只有超越事物形体，方能达到齐物境界。而儒家作为当时主流的思想派别，对一切不符合礼法的行为、着装、言辞等都称之为“奇”，并予以否定。对一些危险的、让人产生恐惧的事物也会用此表达，如“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为了告诫人们对奇怪的事物有敬畏之心。

楚辞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另一端，是“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典范。刘勰在《辨骚》篇中依经立义地提出“四同”与“四异”说，指出了楚辞异乎《诗经》的特点，其情感的真实，写景的真切和辞采的华丽，已足以“自铸伟词”。此外，楚地是巫鬼文化的发源地，受儒家思想浸染较少，楚辞的描写对象主要是鬼神精怪之类，不仅构成了庞大的意象群，还具有强烈的奇幻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

（二）秦汉时期的“奇”文学

秦汉时期由于思想的大一统，以经史为主的雅正文学占据发展潮流，各类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奇”文学暂时式微。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社会清平，虽然出现了赋这种新文体，但其在内容、题材上也未能推陈出新，在“奇”这种审美范畴上贡献较少，反而是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王充的《论衡》对“奇”有新的贡献和论述。

司马迁之“爱奇”，主要有三点：第一，在实录的基础上加上虚构和想象，上至神话传说，下到民间逸闻，对一些叙述模糊，不明缘由的事件利用鬼神、占卜之术加以解释，现实和虚构相生，具有奇幻色彩；第二，以“非常”视角叙述历史人物，司马迁没有局限于儒家的传统正派人物，而是精挑细选，将一些不符合儒家“君子”的人物纳入史书当中，形成了《游侠列传》《货殖列传》《滑稽列传》等作品。这些小人物有的社会地位低下，却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有的历史作用不明显却具有儒家的仁义风范；有的甚至品行低劣，但在历史中却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三，《史记》包含了强烈情感意识和悲剧性色彩，刘鹗在《老残游记》里说：“《离骚》为屈原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人物的悲剧体现着天道的不公和作者的控诉。《史记》一书富含奇气，能深刻地感受到人物之悲惨，太史公之惋惜，这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深刻探析，也是司马迁对自己命运的悲愤呐喊。

王充论“奇”，不在于其人其书之“奇”，在于对“奇”的推崇。汉代文人喜好托古、拟古之风，缺乏新意，汉代文坛缺少活力，尽数歌功颂德之文。王充的《论衡》是对这一风气的不满和反击，他提到的二十一位作家都标举创新精神和艺术创造性。王充多用“奇”来评价作品是否具有创新性，尤其单独列《超奇》一篇，论述何为“奇”、“奇”有何用等问题，可视为王充“奇”的思想的总括。王充认为文章应自作者胸中而出，既强调文章的创新性，又看重作者的真情实感。所以对于桓谭的《新论》，则是“超之又超，奇之又奇”，因为它“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又说“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可以看出，王充品评作家，以是否能心有妙思，文章是否有胸中之造为标准，只有由心而出、兴论立说的文章才能称之为“奇”。这时的“奇”是作为一个文章写作的一个标准。

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文论的繁荣时期，各家著书立言，对文学的创造论和批评论等都有一定的发展。与汉代不同，这个时期“尚奇”之风流行，因此对“奇”褒贬不一。而在《文心雕龙》中，“奇”是一个中立范畴，更可以说是中性偏贬义的概念。

二、刘勰《文心雕龙》的“执正驭奇”说

“奇”在《文心雕龙》中共出现了四十九次，除了指单数外，其余“奇”的概念比较多变，有褒贬义之分。在不同的文章和语境中，又可以分别有新奇、奇妙、奇巧、奇诡等意，纵观全文，“奇”除了与“雅正”相反外，还能形容内容、文风、言辞、思想等方面的奇特。如“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今经正纬奇，倍擿千里”（《正纬》）指的是内容，而“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则是说文风的奇丽。“辞人爱奇,言贵浮诡”（《序志》）、“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风骨》）指言辞的奇巧，“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神思》）指思想的奇怪……

除了这些单个范畴之外，“奇正”的对比在《文心雕龙》中出现的也比较频繁，有些地方虽未用“奇正”二字，但其意义与“奇正”相同，如“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定势》）、“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情采》）等。全文梳理大概有十处相关表述，但并非“奇”与“正”一起出现就是相反的意义，有时也表示文章两个不同的方面，这需要根据原文意义来加以判断。梳理“奇”的意义，刘勰的“奇正观”可以分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观和“望今制奇”的文学理想。

（一）“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观

“奇”“正”的关系是复杂的，在同一个方面是矛盾的，比如都指文体的时候，两者是矛盾的，典雅和新奇不可同时出现；而指文体下的不同范畴时，则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执正驭奇”中的“正”“奇”就是指一篇文章的不同方面。《定势》篇云：“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锐之学，则逐奇而失正。”“正”是思想雅正，内容充实，“奇”则要求文辞艳丽而不失典雅，“执正驭奇”就是用正确的情理驾驭奇辞。同时又说“奇正虽反，必兼解以聚通”，“正”和“奇”不属于对立的范畴，而是作为矛盾的主次方面，由“正”驾驭“奇”，“奇”在“正”的统治之下。“奇正”就好比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是主干，形式是枝叶，主干不屈，枝叶生长，文章才会杂而不乱。

刘勰的“执正驭奇”，可以从《辨骚》篇入手。刘勰对《离骚》的评价，最为著名的是“四同”和“四异”之说，顾名思义，“四同”是同于“《风》《雅》者”，“四异”是“异乎经典”，故而《离骚》“虽取镕经旨，亦自铸伟辞”（《辨骚》）。但是评价《离骚》之奇伟，并不是《辨骚》作为文之枢纽第五篇的最终目的，而是通过《离骚》的对比，强调刘勰如何“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即“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周振甫先生说过：“《辨骚》，表面上是看辨别《楚辞》哪些合乎经书，哪些不合；实际上如《序志》说的‘变乎骚’，从《楚辞》中研究文学的变化的。表面上是宗经，实际上是求变，即研究从《诗经》到《楚辞》的变化，从形式到内容都变了……。”《离骚》取熔经意，继承了《诗经》“思无邪”的纯真感情，同时又自创文体，创造大量艳丽的文辞，可谓是“执正驭奇”的典范。

所谓“执正驭奇”，首先要宗经明体，刘勰认为经为“正”，经乃圣人之文，“群言之祖”，不可背弃。刘勰以《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为文之枢纽，前三篇沿着“道—圣—文”的三位一体结构叙述“执正”，其中“文”是“道”的载体，即“经”，是写作最直接的材料来源。《正纬》《辨骚》讲的是“驭奇”。刘勰对经推崇备至，并不是依附古人，而是经原于道，天地日月，山川草木，都是自然之物，天地生万物，人心生文明，自然规律由天地产生，人文之道自然由圣人知晓，故“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刘勰评价《离骚》，也以是否符合经为重要标准，“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辨骚》），“四同”符合经义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四异”就无从谈起。刘勰不仅从“道”的角度指明“经”之正统，还概括了“经”之“正”，即“六义说”，“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染；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这样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上就都符合“正”的标准了，所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征圣》）。

既然首先要宗经，就要辨明文体，文体指的是文章的体制风格。《体性》篇中说写作“宜模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意思是根据文体可以确定创作的方向，典雅之文是儒家经典，文风远奥深隐是玄学之文，因为创作内容决定文章风格。《文心雕龙》自《明诗》至《书记》论述了三十多种文体，每种文体各有其特点，是创作的范式，若文体混杂，文章就会情辞杂糅，文理失正。《风骨》篇中“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就是说写文章应该辨明文体，这样才能通晓文意，辞新而不杂。

其次要“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关于这句解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是以周勋初为代表，认为“奇”“华”指的是楚篇，“贞”“实”指的是《诗经》；二是以童庆炳为代表，认为“奇贞华实”均是指楚篇而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绝不能单纯以仁者见仁的态度搪塞过去，必定是非分明的。从“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这句话来看，“奇（贞）正”确实是就楚篇和《诗经》而言，但这并不是说楚辞的特点仅仅在于“奇”，相反，楚辞所表达的思想恰恰是儒家所倡导的，这是写作的根本。它的“奇”在于文章结构、辞采上的创新，而不是思想上的离经叛道。从《辨骚》篇来看，楚辞蕴含了执正驭奇的典范，从《文心雕龙》看，《诗经》和楚辞是奇正两个方面最成功的作品，因此以此来指代奇正。所以刘勰也有“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通变》）等叙述，本意不是批评楚辞的奇艳，而是以此指代一些过“奇”的文学。因此，表面是《诗经》与《楚辞》的奇正关系，实际上是以《楚辞》代文学，反映的是奇文学和正文学的发展。

同时，“奇”和“正”之间有一个限度，童庆炳在解释“奇正华实”关系问题时认为创作中要保持奇与正，华与实之间的张力，既不能过奇而失正，过华而失实，也不能为了正而失去奇、过实而失去华。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却忽略了“奇”“正”的从属关系。“奇”作为“正”的一个下属范畴，有“正”才有“奇”，文章的根基是“正”，滋润是“奇”。所以《史记》是爱奇反经、条例踳落的典范，《汉书》则“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如果继承了《雅》《颂》的“贞”、“实”，可以算是一篇好的文章，想要达到《诗经》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如果既继承了《雅》《颂》，又有《楚辞》的奇特华丽，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使文章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总之，“执正驭奇”适应了南朝时期文学的发展与创作，为后世的文学摆正了方向，甚至对如今的文学创作亦有可取价值。但它的矛盾和缺点也是不可忽略的，在“执正驭奇”的原则中，“奇”是一个附属范畴，有了“正”才有“奇”，在某种意义上不利于新文体和新形式的产生，他在对《史记》的评价上可见其矛盾之处。上面说到，《史记》“爱奇”使它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刘勰却恰恰对这一点给予了不利评价。“奇”作为一个长久流传下来的审美范畴，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范畴，才能更好发挥它的价值。

（二）“望今制奇”的文学理想

“执正驭奇”的目的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目前绝大部分学者如陆侃如、牟世金、詹瑛等都认为“望今制奇”指的是看清当前形势创作新奇的作品，尽管各家用语不同，其底层逻辑却是不变的。但近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望今制奇’之‘制’与《才略》篇‘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之‘制’同义，均指‘控制、制约’；‘制奇’亦非指‘创制新奇作品’，而是指对新奇、诡异、讹滥的文风加以控制、制约。”文中认为“出奇制胜”之“制”实则乃“制服、控制”义，而非制造，创造之义。《文心雕龙》中亦无“制”加形容词而指“创造”之意，故“望今制奇”实则是参照现在的文学创作制约新奇的文风。“制”接形容词表“创造”义最早可见于西汉《淮南子·氾论训》：“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东汉《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也有“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之语。此类结构的表述在刘勰之前数不胜数，因此，“望今制奇”所谓何意，需要从整体来解释。

真正理解“望今制奇”之意，应当首先理解何为“通变”。“通变”之意也早有分歧，继承派认为通是继承，变是新变，文学就处于这样一个变化之中。其实不然，“通变”首先出现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和“变”都是变化，发展的意思。因此创新派提出另一种观念，即通变都是指变化发展，“通”与“变”不是对立的关系，“通变”与“相因”才是继承发展的关系。实际上，《通变》第一段强调文章需通变，第二段讲文章演变“从质及讹”的原因在于通变无方，第三段就时俗文学弊病提出良方，第四段则是通变之理。“通变”应是“变化创新”之意，因此“望今制奇”的“制”就不可能是“制约”之意。

晋宋之际，“逐奇失正”乃为“正”，即典雅之风消失殆尽，“尚奇”的风尚在作家眼里是“雅正之事”（此雅正非彼雅正），若追求雅正反倒会被认为是怪异行为。刘勰既讲通变，则是要正本清源，反奇为正，而不是仅仅制约尚奇文风。

三、刘勰“奇”论对后世的影响

刘勰对“奇”的理论开启了新的文学浪潮，与刘勰同时期的钟嵘用“奇”评价诗文，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奇”的内涵。在钟嵘的《诗品》中，“奇”共出现了十次，与刘勰对“奇”有褒贬义之分不同，钟嵘给予“奇”全部褒义评价，使“奇”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钟嵘论“奇”主要从内容、情感与文辞等方面来分析。如他评价曹植“骨气奇高”，即是因为曹植的诗既重视内容，又不轻视文采；既有刚正不屈的风骨，又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

至于隋唐时期，奇艳的文风并未断绝，首先有陈子昂标举“风骨”，盛唐时期崇尚昂扬的风骨，壮阔的景象，无不体现了一种奇伟的景象。中唐时期，韩愈和柳宗元主张“文以载道”，以复古求新变，以《原道》为标杆，以求重新确立儒家道统并建立文统，是对刘勰原道、征圣、宗经的继承与新变。但韩、柳对“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文辞上，结果由于过于追“奇”形成了奇诡艰涩的文风，为人诟病。刻意地追求怪异的形象，生僻的文字，是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

这种艰涩的文风影响到了北宋前期，欧阳修吸取古文运动的教训，主张写文章要平易自然，以平易中见奇警。故而宋代诗文多通俗语句，于平淡中见警策。南宋吕祖谦则在《古文关键·论作文法》中讨论作文应：“笔健而不粗，义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语新而不狂。常中有变，正中有奇。”此即在语句方面对“奇正”观的继承。

明清时期小说发展到顶峰，“奇”在小说中的发展主要为“奇幻”范畴，“他们认为，‘奇’主要是指艺术创新，有时也指艺术虚构，即‘幻’。欲奇则必须幻，而幻则又不可不真；真而不幻则无奇，幻而不真也无奇可言，无奇可传。‘奇’‘幻’即艺术创新，是小说戏曲创作努力的方向，必须以‘正’‘真’为基础。”“幻”与“真”的相互统一性，实际是“奇”与“正”的继承发展。但“幻”与“真”是平等的范畴，且不具有矛盾性，是“奇”的一大突破。

现如今，“奇”已经演变成一个普遍接受的审美理念，其内涵也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如何巧妙地运用“奇”来引领新的文学潮流，正成为一种流行趋势。然而，社会上仍然会有一些过分追求标新立异的现象，如何保持文学的正确性和独特性，则要正确处理好“奇”与“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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