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98年，刘惊铎与王磊在《教育评论》上联合发表《生态德育及其跨世纪意义》，首次明确使用“生态德育”一词，并对其进行界定：生态德育是指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生态道德立场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及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它强调，生态德育旨在使受教育者树立一种崭新的人生观、自然观和生存发展观，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有意识地控制人对自然的盲目行为。这一理念的提出，弥补了传统道德教育长期忽略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空白，为新时代德育发展开辟了全新的价值维度与实践路径。

一、生态德育的内涵

从道德对象来看，传统德育的道德关怀仅限于人类社会内部，生态德育则将其延伸到自然界及其存在。一切自然存在物，包括动植物，都应成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它们与人类一样享有生存于自然界的权利，这一观点的提出并非是否定人际道德的重要性，而是将人际道德中形成的尊重、责任等品质，迁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

从价值理念来看，生态德育承认自然界及其存在物兼具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外在价值体现为自然对人类的工具性效用，如提供资源、调节气候等；内在价值则指自然本身及非人生命体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它不依赖于人类的需求而存在。因此生态德育主张，人类的需求并非衡量自然价值的唯一标准，人类应正视自然的价值，以感恩与尊重的态度与自然相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生态德育强调将生态道德要求落实到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它旨在培养受教育者的生态智慧、生态意识与生态行动能力，通过引导受教育者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在真实体验中形成保护环境、爱护自然的能力。生态德育注重实践，主张教育要回归社会，回归生活，并不是排斥理论灌输，而是强调受教育者能够在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从而提升理论教学效果，增强青少年生态道德观念。

开展生态德育，旨在引导受教育者逐步形成：主动承担生态责任的意识，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的态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信念，并最终转化为践行绿色生产生活的行动。其中，主动承担生态责任是前提，要求公民清醒认识自身对自然环境的道德义务；敬畏爱护自然是情感基础，涵养对自然的崇敬与热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核心信念，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绿色生产生活是最终落脚点，将生态道德转化为日常行为习惯。

二、生态德育的时代必然

（一）生态危机的呼唤

生态德育的兴起，首先是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的回应。近代以来，人类凭借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开发，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日益突出。正如恩格斯所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覆巢之下，无完卵，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对自然的伤害终将反噬人类自身。

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手段的不足，而在于人类日益膨胀的物质贪欲和对自然的不道德利用。技术可以减缓污染，经济杠杆可以调节行为成本，但都无法触及人类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动机。人既是生态破坏的主体，也是生态保护的主体，只有从道德意识入手，才能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转变。任何外在的制度约束和技术手段，最终都要通过人的内在意识才能发挥作用。

道德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和行为选择，通过教育引导内化为个体的信念、情感和意志，最终外化为自觉行为。生态道德正是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无形的内在约束力。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科尔伯格强调，道德的发展不能依赖单纯灌输，而应鼓励个体在道德认知冲突中进行自我抉择，发展道德判断力。在生态领域，公民需要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矛盾中形成自己的道德立场。更重要的是，德育是实现从“他律”走向“自律”的根本途径。法律、政策等手段属于外在的他律，而生态德育属于内在的自律，它致力于让受教育者将生态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环保行为成为每个人的自觉选择。

（二）国家战略的政策要求

近年来，我国将生态德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形成了层层递进、系统完整的政策体系，为生态德育的开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生态道德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将生态道德正式纳入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范畴。这意味着，提升公民生态道德水平已成为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关键任务，而生态德育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路径。

2021年，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制定《“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要求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开展生态道德培育行动。该计划进一步细化了学校、社会、家庭在生态道德养成中的协同责任，强调通过实践引导公众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这表明，生态德育不是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而是覆盖全民、贯穿成长过程的必修课。

2026年，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法治化、系统化的新阶段。法律作为底线，提供外在的刚性约束，但真正的生态文明离不开每一位公民内在的生态良知与自觉行动。而生态德育恰恰是培育这种内在良知与自觉行动的途径，能够从价值内化与人格养成两方面，为法律的有效运行提供精神支撑与社会基础。

从道德建设纲要到具体行动计划，再到国家法典的制度保障，这一体系告诉我们：生态德育是落实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是培养具有生态责任感与绿色行动力的现代公民的基本途径，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三）当前生态德育的主要困境

尽管生态德育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我国当前的生态德育实施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问题是偏重于“知”的传播，对“行”的引导不足，出现明显的“知行脱节”现象，因此生态德育的开展，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教什么”而是“如何教得有成效”。

1. 教学方法单一，重灌输而轻体验

当前生态德育多停留于生态道德知识的单向传递，教师习惯于以说教方式输出规范，而忽视青少年对自然的亲身体验。实践性教学、体验式学习应用不足，缺乏平等对话与情感交流的平台。这种居高临下的教育方式导致德育过程重认知传递、轻价值内化，重规范说教、轻互动交流，难以激发学生的内在认同与情感共鸣。

2. 家校社协同机制缺失

学校德育生态系统并非独立存在的系统，而是一个整体、动态的复合生态系统，需要家庭、社会形成教育合力。但目前三者往往各自为政，政府、社区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度不足，生态德育的实施场域过于狭窄。学校成为单一责任主体，未能充分发挥家庭与社会的协同作用，致使生态德育难以形成全方位、持续性的教育影响。

三者各自为政，政府、社区、家庭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度不足，生态德育的实施场域过于狭窄。学校往往成为单一责任主体，未能充分发挥家庭与社会的作用，致使生态德育难以形成全方位、持续性的教育影响。

3. 信息时代带来新的价值挑战

互联网虽为公民获取生态知识提供了便捷渠道，但网络中充斥的各类争议性信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经济发展优先还是环境保护优先等对立观点，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公民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判断，进一步加剧了“知而不行”的失衡现象，导致生态道德规范难以转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

三、生态德育的实施路径

（一）培育方法的创新

传统的单一灌输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需求，必须探索更加多元、互动、贴近实践的方法路径。

1. 差异化教学

受教育者的年龄、认知水平、生活经验及个性差异决定了他们对生态问题的理解深度和情感投入程度不同。教育者应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与方式，因龄施教、因材施教，科学设计贴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避免“一刀切”的教育模式，确保生态德育内容贴合受教育者的认知需求。在低年级段可以通过绘本故事、种植小植物、喂养小动物等活动，培养对生命的爱与敬畏；在中高年级段，可引入环境伦理困境的讨论，“是否应该为了修建公路而砍伐一片森林”，引导学生在认知冲突中建构生态道德判断力。

2.互动式学习

打破“教师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单向灌输模式，通过情境模拟、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充分激发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与参与热情，引导其在主动思考与互动交流中自主建构生态道德认知，深化对生态责任的理解与认同。互动式学习的本质，在于将生态道德问题“还原”为生活中的真实议题，让学生在交流中理解不同立场所蕴含的利益关切与生态责任。在观点对话甚至认知碰撞中，逐步形成自己的道德立场，而非被动接受已有的答案。

3.反思性实践

杜威强调，个体道德行为的养成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反思、调适、重塑的动态过程。生态德育不能止步于“做了”，更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持续思考、探索与总结，及时发现并修正自身的不良行为。仅仅参与一次植树活动，如果缺乏后续的反思与总结，便很难将短暂的环保体验转化为稳定的生态行为习惯。反思性实践要求学生在行动之后进行追问：我做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我的行为对自然产生了什么影响？我还能怎样做得更好？通过这样的自我对话，学生将“做”与“思”紧密结合，能够推动生态道德从外在的知识规范，真正内化为个体的行为习惯与坚定信念。

此外，应鼓励学生积极走出课堂、走进自然、进入社会，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从而在情感层面产生共鸣，涵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这种参与式与体验式的教育方式，是生态道德养成的重要情感根基，能为生态行为的自觉践行提供内在动力。

（二）学校主阵地的建设

学校是有针对性、系统性地开展生态道德教育的场所，是生态德育最关键的环节，拥有完整的课程体系、专业的师资队伍和系统的评价机制，而课堂则是生态德育的主要阵地。

“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思政课作为理论教学的主渠道，承担着知识传授和价值观塑造的基础功能，同时各学科教学也应渗透生态道德内容，将生态理念融入语文、生物、地理、化学等学科教学中，形成跨学科的生态认知体系。

中小学阶段是受教育者心智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接受生态道德启蒙、培养生态道德情感的重要阶段。因此，生态德育应当从娃娃抓起，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将生态道德的种子播撒进学生心灵，为其终身生态行为养成奠定基础。

另外校内实践是学校主阵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可以世界环境日、世界地球日等环保纪念日为契机举办环保知识竞赛、绿色校园创建、垃圾分类实践等各类活动，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珍惜粮食、节约水电、爱护校园环境等绿色行为习惯。同时，打破校园壁垒，推动学校与家庭、社会形成开放联动格局，整合各方资源，扩大生态德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三）实践环节的强化

生态德育的本质特征在于实践性。生态道德的内化与外化，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学生应通过参与环保活动、生态调查、垃圾分类等真实任务，在做的过程中理解生态道德的意义，在反思的过程中深化生态道德的认知。

校外实践是强化实践环节的核心内容。学校应鼓励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田野、农村、社区、工厂、企业，参与环境保护志愿服务、环境质量调查、生态考察等活动。一方面使学生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之美，懂得感恩自然；另一方面使学生在真实体验中认清生态现状，增强生态责任意识，提升生态行动能力。

开展学校与社区合作的环境实践活动，是强化实践的重要组织形式。将学校课程与社区服务相联系，组织学生参与社区环保等项目，让学生将课堂所学的生态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在服务社区的过程中提升生态实践技能、学会合作共赢，实现生态道德认知向行为实践的转化，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四）优化评价机制

科学的评价机制是推动生态德育落地见效的重要保障，为此应构建兼顾过程与结果、注重激励的评价体系。

传统知识测试难以真实反映学生是否具备生态价值观与保护意识等生态文明素养，因此需要转向多元、过程化、发展型的评价方式，建立“生态文明素养成长档案”，持续记录学生在认知、情感、能力、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学校可以将学生在垃圾分类、环保活动、志愿服务中的日常表现纳入档案，在评价过程中遵循科学性、过程性和激励性原则，注重对生态行为的过程记录，而非单纯评判结果，从而实现生态德育评价的常态化与规范化。

此外，还可通过评选“环保小卫士”“生态小标兵”等先进典型，展示优秀学生的生态行为案例，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增强学生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感与荣誉感，进而激发他们主动践行生态道德的内在动力。

四、结语

生态德育将道德对象从人与人之间拓展至人与自然之间，认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以实践为导向，致力于培养受教育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道德素养。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仅凭技术手段与经济杠杆无法治本，唯有通过生态德育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根本转变。当生态道德的原则和规范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环保行为成为每个人的自觉习惯，人类才能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这正是生态德育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与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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