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要求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青少年社交方式多元化，“饭圈”文化作为以偶像为核心的亚文化进入公众视野。“饭圈”是粉丝群体的简称，通过特定规则和组织模式开展交往活动，已形成庞大社群，深刻影响青少年价值观、人际交往和社会认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以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实现共识，为理解“饭圈”文化提供视角。青少年在“饭圈”中的交往围绕理解展开，但存在非理性追星、网络暴力等争议，引发对交往行为异化的担忧。在此背景下，从该理论视角探究“饭圈”运行逻辑和分析异化问题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1交往行为与青少年“饭圈”文化的耦合逻辑

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主体间的沟通达成理解与共识的行为”，其有效性依赖于“生活世界”中共享的文化传统、价值规范与社会信任。青少年“饭圈”文化作为互联网时代典型的青年亚文化形态，其交往实践与这一理论框架存在深刻的内在契合性，这种耦合性具体体现在符号互动的载体性、共识构建的目的性与规范生成的秩序性三个维度，构成了“饭圈”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基础。

（一）符号互动：交往行为的载体契合与意义构建

哈贝马斯认为，“符号是交往行为的基础性媒介，其有效性在于主体间的共同理解”。由于“社会作为由符号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社会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所讨论的主题是社会的规范结构（价值和制度）”再加之社会进化是沿着生活世界的逻辑进行的，其结构是由语言产生的主体间性决定的，并且建立在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基础上，因此在社会整合与社会进化过程中，交往行为就可立足生活世界，以语言符号协调生活世界与系统间的动态平衡关系。青少年“饭圈”文化的本质是一套完整的符号互动系统，通过独特的符号编码与解码机制，实现群体内的意义传递与情感联结，这一过程与交往行为理论中“符号的主体间性”要求高度契合。

第一，符号系统的层级化建构，指的是符号、语言以及由此构成的沟通行动在社会交往中所展现出的多层次性和结构性。“饭圈”符号体系有清晰层级结构：核心符号指向偶像，次级符号指向群体身份，衍生符号指向交往场景。这种层级化符号系统降低交往成本，让新成员快速融入，还通过排他性强化群体边界。

第二，符号互动的协商性生成。该理论认为，人类通过语言、动作、表情等符号进行互动，并基于这些符号所承载的共享意义来构建社会关系。“饭圈”符号通过青少年反复交往协商动态生成。某偶像粉丝群体符号演变典型，该偶像2023年因古装剧走红，初期用古风词汇称呼，后综艺表现出圈，群体经讨论协商确定统一昵称。青少年通过平等沟通达成意义共识，并非强制执行。

第三，符号的情感赋能功能，指的是符号在传达信息的同时，能够激发和赋予接收者特定的情感体验，在多方面都能够表达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交往包含情感联结，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饭圈”符号有强大情感赋能作用，调查显示76.3%青少年粉丝使用应援口号时有群体归属感。如某偶像演唱会上粉丝齐喊口号，实现情感共振，让个体获得“被群体接纳”体验，超越信息传递，实现“主体间的情感融合”。

（二）共识构建：交往行为的目的契合与群体凝聚力

哈贝马斯指出，“作为一种新范式，交往行为首要在于确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统一的交往理性新概念。通过这种交往实践（kommunikative Praxis），交往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明确了他们共同的生活语境，即主体间共同分享的生活世界”。交往行为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沟通达成主体间的共识”，这种共识既包括对事实的认知一致，也包括对价值的认同与情感的共鸣。青少年“饭圈”文化的凝聚力正源于这种多层次共识的构建，其过程完全符合哈贝马斯“共识形成的非强制性”与马克思主义“交往是人类的存在方式”的理论逻辑。

第一，价值共识，从个体认同到群体信念。哈贝马斯认为，实践哲学试图走出现代性主体哲学的困境，其生产劳动范式、“类的劳动生活”是现代性主体哲学的发展，即把希望从个体转向集体，“把社会劳动看作是生产者的集体自我实现”。“饭圈”价值共识体现为对偶像崇拜意义的集体定义。某偶像粉丝群深度访谈中，82%青少年称支持偶像是自我实现的方式，此认知经过群体交往建构而成：新人入群会收到粉丝手册，其中有偶像努力值得被看见等价值主张；日常交往中，成员分享偶像励志故事强化认知；偶像获成就时，群体以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将个体与群体价值绑定。这种价值共识本质是青少年将个体经验升为群体信念，正是哈贝马斯共识需基于主体间理由交换的要求。

第二，行为共识，从自发行动到规范协同。行为共识是对粉丝责任的集体认同，是“饭圈”交往有序化的核心保障。以反黑行为为例，初期粉丝对如何应对偶像负面新闻有分歧，有人主张不理会，有人主张激烈反驳；经持续群内讨论与试错，如某次激烈反驳致舆论反噬，逐渐形成先澄清事实，再举报恶意账号，不主动攻击的行为共识，并固化为反黑指南。这一从自发到规范的过程，就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通过试错—协商形成行为规范的论断。《中国青少年饭圈行为调查报告（2025）》显示，71.5%的“饭圈”有明确行为指南，其中83%通过群体讨论生成，非外部强制。

第三，情感共识，从个体喜爱到集体共情。这是“饭圈”最具生命力的联结纽带，体现为对偶像情感的共享与共鸣。青少年在“饭圈”通过三种交往行为强化情感共识：一是情感叙事，如分享因偶像的歌走出抑郁的经历；二是仪式参与，如偶像生日时集体发定时微博庆生；三是危机共情，如偶像遭网络攻击时群体形成情感同盟。马克思指出，人的情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类的存在物，不仅是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饭圈”情感共识通过交往将个体情感社会化，让青少年在被理解中满足类存在需求，契合交往行为理论通过情感融合实现主体间统一的诉求。

（三）规范生成：交往行为的秩序契合与自主治理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秩序的核心是主体间认可的规范”，也就是说，将社会秩序界定为生活世界秩序与系统秩序，生活世界秩序是“诸多个体因共享的规范、共同的认可、共有的文化等等，而共同参与其中才形成的秩序”。这种规范无需外部强制，而是通过“主体间的普遍化利益”形成约束力。青少年“饭圈”通过自主生成交往规范实现群体治理，其规范的生成机制、内容特征与执行逻辑，均体现了交往行为理论中的“秩序自主性”原则。

1. 规范生成遵循协商固化机制。“饭圈”规范生成按问题触发、讨论协商、共识固化逻辑，区别于外部强加规则。如某选秀明星粉丝群，因部分成员过度曝光偶像私人行程引发争议，群内讨论多天，核心议题有粉丝是否有权跟踪偶像等，支持尊重隐私的成员举证说服他人，最终形成三不原则并以群规固定，违规者禁言。此机制中成员话语权平等，规范合法性源于被所有参与者认可。
2. 规范内容注重权利义务平衡。成熟“饭圈”规范包含成员权利与群体义务双向维度，既保障个体需求又约束损害群体利益行为。如某顶流偶像粉丝团《粉丝行为准则》（2024年修订版）有权利条款和义务条款。这种平衡体现主体间性，规范非单向约束，通过保障个体权利实现群体有序。调查显示，含权利维度规范执行率（89.2%）显著高于单纯义务性规定（61.5%）。

第三，规范执行依靠声誉情感保障。“饭圈”规范执行靠声誉激励与情感约束而非强制力。对遵守规范成员赋予正向声誉，对违规者先劝诫，拒不改正则采取孤立或驱逐措施。这种执行方式有效源于青少年重视群体归属感，当未成年粉丝表示会自觉遵守规则，也就印证了哈贝马斯交往秩序可通过主体间内在约束实现这一观点。

2 青少年“饭圈”交往行为的异化表现及原因分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是人的本质与自身的背离”。青少年“饭圈”交往行为的异化，本质是交往活动与“理解—共识”的本真目的相背离，在资本逻辑、技术异化与青少年社会化特殊性的多重作用下，呈现出工具化、情绪化、封闭化的特征，这既是哈贝马斯所批判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具体表现，也是资本异化在青年亚文化领域的延伸。

（一）异化表现：交往本真目的的背离与畸变

第一，交往目的的工具化，从意义共享到数据增殖。指的是在人际交往中，原本旨在促进相互理解、情感共鸣和意义共享的目的逐渐被工具性、策略性的考量所取代。哈贝马斯认为工具行为以成功为导向、将他人视为手段，与交往行为对立。青少年“饭圈”交往工具化体现为交往目的被数据指标绑架，互动成实现量化目标的手段，具体有三个层面：一是互动任务化，粉丝群规定互动任务并与粉丝等级挂钩，超六成青少年粉丝为完成任务互动却无意义感；二是情感表演化，成员发布虚假热情内容制造偶像人气假象；三是关系功利化，成员交往以能否助力数据为标准，忽视情感共鸣。

第二，交往方式的情绪化，从理性沟通到对抗性攻击。在交流中，语言是重要的工具，它包括肢体语言和文字。交往行为强调符合伦理规范，青少年“饭圈”交往情绪化背离此原则，表现为以维护偶像为名的非理性对抗，甚至突破底线。典型表现有：一是污名化攻击，粉丝群体冲突时用侮辱性词汇贬低对方偶像；二是人肉搜索与线下围堵，将线上冲突延伸至现实；三是阴谋论传播，马克思指出，人的异化使人同他人相异化。将正常竞争解读为恶意打压，引发极端行为。这种情绪化交往本质是交往伦理的崩塌，导致理性被吞噬，双方拒绝沟通，陷入恶性循环。

第三，交往范围的封闭化，从开放融合到圈层壁垒。交往行为要求主体间交往向多元观点开放，青少年“饭圈”交往封闭化表现为信息茧房与圈层对立，形成封闭意义系统，具体特征有：一是信息筛选的极端化，粉丝排除批评偶像的信息；二是认知标签化，简单划分圈外人士，拒绝复杂认知；三是群体认同的对抗性，以排斥圈外人凝聚群体。哈贝马斯所构建的“理想话语情境”中，包含对话的各方是平等的，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曼纽尔·卡斯特警示，过度封闭会导致认知退化。“饭圈”封闭化交往使青少年丧失包容力与批判性思维，交往脱离现实，沦为符号自循环。

（二）异化原因：多重因素的交织与驱动

第一，资本逻辑的渗透与操控。哈贝马斯提出：“资本主义是由一种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提出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也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资本是推动“饭圈”交往异化的核心外部因素。娱乐资本通过打造“偶像养成”模式，将粉丝的情感投入转化为商业价值：一方面，资本通过“打榜”“投票”等机制，制造偶像之间的竞争关系，刺激粉丝进行消费和数据生产，如某选秀节目中，粉丝需购买赞助商产品才能获得投票权，导致大量非理性消费；另一方面，资本通过“营销号”“水军”等手段，引导粉丝舆论，制造话题热度，将“饭圈”交往转化为流量变现的工具。在资本逻辑主导下，“饭圈”交往的目的从“情感共鸣”转变为“商业竞争”，交往理性被资本理性取代。

第二，技术异化的助推与限制。哈贝马斯指出，技术统治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思想价值，“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思想价值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算法推荐机制使得粉丝陷入“信息茧房”，只能看到与偶像相关的正面信息，难以接触多元观点，导致认知偏见和群体极化；社交平台的“点赞”“转发”等量化指标，将交往行为简化为数据比拼，忽视了交往的质性意义；此外，技术赋权使得“大粉”能够通过控制信息发布、组织群体行动等方式掌握权力，普通粉丝的交往自主权被削弱。技术本应是交往的工具，却反过来支配了交往行为，导致“饭圈”交往的异化。

第三，青少年群体的心理特征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是“饭圈”交往异化的内在原因。青少年处于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期，对群体归属感有强烈需求，“饭圈”的组织化和排他性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使得他们容易陷入群体盲从；同时，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维尚未成熟，对信息的辨别能力较弱，容易被“饭圈”的极端话语和虚假信息误导；此外，部分青少年存在情绪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在面对偶像相关的争议时，容易产生冲动行为，如参与网络骂战等。这些心理特征使得青少年在“饭圈”交往中难以保持理性，成为交往异化的易感群体。

第四，社会规范的缺失与监管不足。网络监管的目的是守护网络安全、维护网络上的公共利益，规范网络从业人员和参与者的行为，限制和惩治网络中的不法行为。目前，针对“饭圈”文化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对“网络暴力”“集资诈骗”等行为的界定和处罚不够明确，导致“饭圈”失范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饭圈”行为的引导不足，部分家长对“饭圈”文化缺乏了解，简单采取禁止态度，反而激化了亲子矛盾；社会舆论对“饭圈”文化的评价多偏向负面，缺乏客观理性的引导，使得“饭圈”与社会之间形成对立，不利于健康交往规范的建立。

3 青少年“饭圈”交往行为的引导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归正和净化“饭圈文化”要调动社会各阶层主动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对亚文化实施有力监管和正向指导。针对青少年“饭圈”交往行为的异化问题，需要从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出发，构建多主体协同的引导体系，促进“饭圈”交往行为回归交往理性的轨道。引导策略应围绕强化交往理性、规范外部环境、提升青少年素养等方面展开，实现“饭圈”文化的健康发展。

（一）以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引，重构理性交往伦理

哈贝马斯强调，“交往的合理化需重建‘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可理解性’的有效性要求”。针对“饭圈”交往的异化特征，应从培育规范意识、拓展交往场域、强化主体间性三个层面重构伦理秩序。

第一，培育“有效性要求”的交往规范意识。学校与家庭需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传递交往伦理：一是真实性教育，引导青少年区分“偶像人设”与真实人格，通过案例培养批判性认知，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二是正确性教育，明确网络交往法律与道德边界，如通过模拟法庭解析违法性与后果，将尊重他人权利内化为准则；三是真诚性教育，鼓励青少年表达真实情感，如某中学征文活动让学生重新连接情感本真。

第二，推动“饭圈”交往向“公共领域”拓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强调，健康的交往需指向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偏好。引导“饭圈”将交往重心从偶像数据转向公共参与，实现亚文化资本的正向转化。一是公益应援常态化，鼓励粉丝将应援资源投入公益。二是文化创作去商业化，支持粉丝的二次创作回归意义表达本质。优质作品可获得平台流量扶持，且不与偶像数据挂钩。这种引导使符号互动从资本收编中解放出来，重拾主体间的意义共享。

第三，强化“主体间性”的交往能力。针对“饭圈”交往中工具化他人的问题，需培养青少年将对方视为平等主体的交往能力。一是换位思考训练，通过角色扮演让青少年体验被网络暴力攻击的感受，如某心理课设计的假如你是被粉丝围堵的路人情景模拟，增强共情能力。二是对话协商实践，组织不同粉丝群体就如何理性看待偶像竞争展开对话，教师作为中立主持人引导双方倾听不同观点，而非单纯反驳。三是多元交往鼓励，学校搭建跨群体交流平台，如粉丝文化沙龙，让喜欢不同偶像的青少年分享各自的追星故事，在差异中寻找共识。打破“饭圈”与社会的隔阂，建立双向理解的桥梁。通过积极的社会互动提升“饭圈”的社会认同，同时也让青少年在实践中理解交往的真正意义。

（二）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为核心，强化生活世界培育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真实的社会关系”。“饭圈”交往异化的重要根源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虚拟交往挤压现实交往空间，因此需重建生活世界对青少年交往的滋养作用。

1. 构建真实丰富的现实交往场景，家庭与学校需以线下交往替代减少青少年对“饭圈”虚拟交往的依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家庭可推行亲子共同活动计划，如每周无手机日，通过登山、做饭等增强互动，家长了解孩子追星喜好并合理引导，每周亲子互动超5小时的青少年，“饭圈”沉迷比例下降42%。学校可搭建多元交往平台，包括扩容兴趣社团、组织社会实践、实施同伴互助计划，将追星热情引向理性讨论与实践，在真实互动中提供成就感。
2. 引导青少年回归主体性认知，通过价值观教育让其理解人的价值在于自身实践而非依附偶像。可组织撰写成长与偶像关系的反思日记，开展偶像与榜样的区分教育，用时代楷模事迹说明榜样的真正意义，鼓励将对偶像的关注转化为自我提升动力。

（三）以系统治理为保障，规制资本与技术异化

破解“饭圈”交往异化，需通过制度设计切断资本与技术对青少年交往的不当控制，重建“交往为主体服务”的正常逻辑。

第一，加强对娱乐资本的监管与引导。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娱乐资本在“饭圈”中的运作：一是限制资本对“饭圈”的过度操控，禁止通过“打榜”“集资”等方式诱导粉丝消费，如明确禁止在选秀节目设置“花钱投票”机制；二是打击资本制造的“流量造假”行为，对刷数据、买热搜等现象进行严格查处，净化“饭圈”的竞争环境；三是引导资本将资源投入到优质内容创作中，推动偶像产业从“流量导向”转向“作品导向”，减少对粉丝经济的过度依赖，从源头遏制资本对“饭圈”交往的异化。

第二，优化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治理。推动社交平台履行主体责任，优化技术设计：一是改进算法推荐机制，打破“信息茧房”，为用户推送多元信息，促进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流；二是完善平台监管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和处置“饭圈”中的网络暴力、虚假信息等失范行为，如对辱骂性词汇进行过滤，对集资诈骗链接进行拦截；三是设置“青少年模式”，限制青少年在“饭圈”中的消费行为和上网时长，减少技术对青少年交往行为的负面影响。

第三，建立“饭圈”文化的行业自律机制。鼓励娱乐行业协会、偶像经纪公司等主体建立自律联盟，共同规范“饭圈”行为。经纪公司应加强对偶像的职业素养教育，引导偶像主动引导粉丝理性追星，如公开反对粉丝的过度应援行为；行业协会可制定《偶像产业行业规范》，对偶像的选拔、培养、宣传等环节进行规范，避免过度商业化；此外，推动建立粉丝组织备案制度，对大型“饭圈”的资金使用、活动组织等进行监督，防止出现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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