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支撑，是中华民族坚持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与精神血脉。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重要思想，揭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亟需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丰沃土壤，从本土哲学智慧中汲取营养，以实现其理论与民族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融合与创新性发展。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内核层面阐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协同创新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基础研究，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哲学思维支撑，推动传统文化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协同创新的理论逻辑

（一）核心概念界定与阐释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内核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内核，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实践中积淀形成的、蕴含普遍哲学智慧并具有当代阐释空间与实践价值的思想体系。这一内核并非零散观点的堆砌，而是以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为四维架构的完整理论系统，其核心范畴与哲学品格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哲学的精神特质与思想底色。

首先，“知行合一”构成了中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核心命题，其本质是强调认知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现实指导与理想追求有机统一的集中体现，既保留了“知”的引领作用，又强化了“行”的实践作用。其核心观点包括知行为先天禀赋、自明自显的良知，知属德性之知而非知性之知；通过“致良知”清除私欲对心体的遮蔽，可实现良知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化，达成知行的自然合一。这一范畴超越了西方传统认识论中“知为先、行为后”或“行为先、知为后”的二元割裂，秉持“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完成”的核心主张即认知并非孤立存在，需通过实践的检验与淬炼得以深化；而实践也绝非盲目行动，要以认知的指引明确方向。二者互为依托、彼此贯通，既以对方为存在的前提，又能在动态互动中实现相互转化，最终构成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这种认识论取向凸显了传统哲学的实践理性特质，将认知活动与价值实现紧密结合，为当代实践哲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其次，“阴阳辩证”是中华传统哲学把握事物运动规律的核心方法论，其核心在于以“阴阳”为基本范畴，阐释事物对立统一、相互转化、动态平衡的发展规律。“阴阳”既是中国哲学辩证法思想的萌芽标识，同时也是中医哲学辩证法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阴阳学说也有唯物主义因素，但主要是辩证法思想；五行其实也有辩证法因素但主要是唯物主义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与西方辩证法相比，“阴阳辩证”更强调事物的整体性与动态平衡性，注重在矛盾统一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而非单纯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这种辩证思维范式贯穿于传统医学、天文历法、社会治理等诸多领域，为当代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的发展提供了传统思想滋养。

再次，“民为邦本”是中华传统哲学价值论的核心范畴，其基本内涵是在强调民众基础地位的前提下，重视民意与民生，珍惜并善用民力，以此来巩固政治秩序。这一范畴并非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即将“人”作为价值主体，否定了神本主义与君本主义的价值取向，主张“政得其民”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学术内涵来看，“民为邦本”与传统“仁学”思想相互贯通，构成了传统政治哲学的价值内核，其强调的“以民为本”理念，与当代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具有内在的思想契合性，为其他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传统价值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内核的核心范畴，共同凝练出整体性、辩证性、实践性、人文性的鲜明哲学品格，既是对核心法范畴的精神升华，也是传统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形态的重要标识。

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融通、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它们分别从存在论、方法论、历史观和价值论维度构建起完整的理论架构，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系统的遵循。

首先，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是生存论层面的本体论，核心在于确认实践是人类世界与人生存的双重本体。这一本体论意义体现为使世界二重化为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实践是二者分化与统一的中介，构成人类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生存状态及异化扬弃的发生场域。该本体论以人的存在为追寻目标，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路径，区别于斯大林将马克思哲学归结为自然本体论的曲解，也超越了卢卡奇将自然本体论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前提的局限，彰显出现代性与当代意义。

其次，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事物运动规律的核心方法论，由恩格斯首次提出术语，狄慈根率先用“辩证唯物主义”概括其特征，二者内涵一致，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其核心是批判性与革命性，贯穿自然与社会领域，并非孤立的自然观或历史观。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本质同源，共同构成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重要维度，通过揭示事物普遍联系与发展规律，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根本方法，而非脱离实践与历史的抽象理论。作为科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与人民主体论的实现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的重要保障。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单纯的“历史观”，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其核心是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与理论硬核，而非将历史视为单纯研究对象。它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出发点，批判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与唯心主义的抽象性，揭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实践构成的现实关系。这一世界观实现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统一，二者统一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不存在独立于其外的“辩证唯物主义”。

第四，人民主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核心，鲜明确立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立场。而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使命，人民利益始终是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人民主体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这一重要范畴既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关怀，又为其具体实践指明了价值航向，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流派的根本价值标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决定了其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与开放性的鲜明理论特质，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理论体系与强大生命力。

（二）协同创新的三维度哲学契合基础

1. “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逻辑同构

“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核心逻辑架构上存在深刻同构性，首要契合点在于对认知与实践二元对立的根本性超越，共同确立了认知与实践辩证统一的理论立场。

“知行合一”突破西方传统认识论“知先行后”或“行先知后”的机械割裂，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核心论断，界定了知与行互训相融、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依托唯物辩证法这一核心方法论，通过倒转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将概念辩证法还原为现实世界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彻底摒弃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割裂认识与实践的局限，明确认识源于实践且反作用于实践，实践是认识深化与检验的唯一标准，二者同样构成双向互动的辩证统一体。这种对二元对立的消解与辩证统一关系的确认，构成二者最根本的逻辑同构基础。二者的逻辑同构进一步彰显于实践理性取向与价值归宿的内在契合，均将认知活动植根于现实实践并赋予其明确的价值维度。这种将认知融入实践、兼具真理维度与价值维度的实践理性取向，成为二者跨越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契合点，也为当代实践哲学研究提供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理论的双重资源。

2. “阴阳辩证”与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协同

中华传统哲学中的“阴阳辩证”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虽植根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理论体系，却在思维本质与方法论内核上存在深刻的内在契合，二者均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特质，共同超越了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认知，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思维工具。

二者的核心契合点在于对辩证思维的共同坚守，即均承认矛盾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均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均反对将事物割裂、静止、片面看待的形而上学倾向。尽管“阴阳辩证”带有朴素直观的历史特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则是建立在科学实践基础上的系统理论体系，但二者在思维逻辑上的同构性，不仅彰显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辩证本质的共同认知，更为当代社会整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理论、构建兼具民族性与科学性的思维方法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3. “民为邦本”与人民主体论的价值同归

中华传统“民为邦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虽植根于迥异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理论谱系，却在价值内核上形成深刻的逻辑同构，二者均以“人”为核心价值原点，将人的生存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根本追求，彰显了跨越时空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共识。

二者的核心契合点集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与对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均承认“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反对将人工具化、边缘化的价值偏差；均强调社会发展需以满足人的合理需求、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追求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与全体成员的共同福祉；均将民众的意愿与利益作为衡量社会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尺，蕴含着对压迫与不公的批判意识。尽管“民为邦本”思想带有封建治理工具的历史局限，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则是建立在科学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人民立场，但二者在价值内核上的同构性，为当代中国整合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至上理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彰显了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科学理论的内在契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协同创新，并非简单的理论叠加，而是植根于唯物辩证法、实践唯物主义与文化哲学的三重哲学基础，其理论依据集中体现为对立统一规律、知行统一原理与传承革新规律的内在契合，构成了逻辑严密的协同创新体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协同创新的实践路径

在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式现代化纵深推进的时代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协同创新已成为回应文明传承、理论发展与实践需求的重要时代命题。

（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协同创新的核心理论创新路径，这一路径的推进需依托范畴深化、学科协同与国际传播的多维支撑，形成逻辑闭环的理论建构体系。

在核心范畴深度融合研究层面，应聚焦“知行合一”与实践哲学、“和而不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时代价值的范畴群，挖掘传统哲学范畴的现代意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民族适配性，通过理论阐释实现传统范畴的创造性转化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中国化拓展，夯实话语体系的核心理论根基。在跨学科协同层面，需搭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的对话平台，以跨学科视角整合不同哲学形态的理论资源，通过多维学术对话消解理论隔阂、凝聚思想共识，为二者协同创新提供多元学术支撑。在国际话语表达层面，应立足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需求，将二者协同创新的哲学成果转化为兼具民族特质与国际通用性的哲学话语，在精准阐释中国哲学智慧的同时，契合国际学术话语的表达范式，以此提升中国哲学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推动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成为世界哲学话语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培育哲学融合创新的人才与社会氛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协同创新的实践落地，离不开教育赋能、大众传播与学术交流构成的三维传播教育体系，三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推动协同创新成果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场域。

在哲学教育融入层面，应立足高等教育哲学学科建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等核心课程中增设相关专题化教学模块，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着力培育学生的跨文化哲学思维与理论融合能力。在传播方式创新层面，需构建学术性与通俗性并重的分层传播策略，依托新媒体平台，将抽象的哲学协同成果转化为具象化、生活化的理论表达，既坚守学术内核的准确性，又增强内容的可读性与感染力，进而提升民众的哲学素养与文化认同，夯实协同创新的社会基础。在学术传播载体打造层面，可通过创办专题学术期刊、定期举办高水平研讨会等形式，搭建常态化的学术对话平台，促进创新成果的学术传播、思想碰撞与成果转化，构建兼具专业性与影响力的学术话语场域，推动协同创新在学术层面持续深化发展。

（三）赋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协同创新，其终极价值归宿在于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深厚的哲学滋养与科学的方法论支撑，通过理论赋能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辩证互动，彰显二者协同创新的现实意义。

在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层面，协同创新所凝练的系统观念、辩证思维、民本导向等哲学智慧，可转化为指导基层治理精细化、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化、共同富裕推进普惠化的实践方法论，实现治理效能与民生福祉的辩证统一。在激活文化产业创新层面，以传统哲学智慧的精神内核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方法为双重引领，推动文化产业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型，让哲学智慧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赋能要素。在支撑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层面，二者协同创新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引领学科体系的逻辑建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基因丰富学术体系的内涵特质，以协同创新的理论成果完善话语体系的表达范式，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在立足中国实践、回应时代命题中实现创新性发展。

（四）强化协同创新的学术支撑

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协同创新的学术支撑，需构建人才培养、项目驱动与平台保障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支撑体系，为二者协同创新提供可持续的学术动力与资源保障。

在人才培养层面，应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哲学等核心学科基础，设立相关交叉学科方向，优化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培养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传统文化功底与跨学科整合能力的专门化学术人才，填补相关领域的人才供给缺口。在科研项目支持层面，应强化科研立项的导向性，推动形成一批具有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实现协同创新研究的系统性突破与阶段性跃升。在学术平台构建层面，需打破院校壁垒与学科界限，组建跨院校、跨学科的高水平研究团队，搭建集学术交流、资源共享、协同攻关于一体的专业化创新平台，通过常态化学术研讨、跨机构合作研究、学术资源数据库建设等形式，促进不同学术群体的思想碰撞与资源整合，消解研究碎片化问题，形成持续深化协同创新研究的学术合力，为二者协同创新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提供坚实的学术依托。

三、结论与展望

本文立足“两个结合”时代命题，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协同创新，形成核心结论，即二者均具备完整哲学架构。前者以“知行合一”“阴阳辩证”“民为邦本”为核心范畴，凝练出整体性、辩证性等哲学品格；后者以实践本体论、唯物辩证法等为理论支柱，彰显科学性、实践性等特质。二者在四个维度形成深度契合，突破了表层融合的研究局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基础，为相关实践提供了思维支撑。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理论层面聚焦具体范畴跨语境阐释，推动协同创新体系精细化；实证层面以具体实践场域为样本，通过混合研究方法检验实践效能；国际传播层面优化话语转化，推动中国哲学智慧走向世界。同时，可借助数字技术构建理论数据库，探索智能化研究范式，助力跨学科融合。该议题将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提供学理支持，彰显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 [1] 姜辉.“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途径[J].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28(05):4-9+150.
2. [2] 朱育杭.公民道德建设视域下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探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5,46(10):40-44.
3. [3] 肖剑平.王阳明“知行合一”本体论解读[J].求索,2010(04):120-121+155.
4. [4] 程雅君.道医与术医[J].哲学研究,2008(05):73-78.
5. [5] 左玉河.“民为邦本”的历史渊源和当代价值[J].旗帜,2022(12):92-94.
6. [6] 杨耕.关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再思考[J].学术月刊,2004(01):80-89+95.
7. [7] 杨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基于概念史的考察与审视[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53(02):5-25+157.
8. [8] 孙正聿.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J].哲学研究,2007(03):3-8+128.
9. [9]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白暴力,方凤玲.人民主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01):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