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泰勒·艾莉森·斯威夫特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全球音乐艺术家之一。她横跨乡村、流行与民谣三大音乐类型，以叙事驱动的歌曲创作而闻名，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共鸣。斯威夫特于16岁崭露头角，2006年发行同名首张专辑，确立了其创作型歌手的地位；随后专辑《Fearless》（2008）荣获2010年格莱美年度专辑奖（McNutt, 2020），进一步巩固了其音乐成就。此后，《1989》（2014）与《Folklore》（2020）不仅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赢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评价，使她成为首位在三种不同音乐类型中三度获得格莱美年度专辑奖的女性艺术家（Shaw, 2021）。除商业成就之外，斯威夫特始终坚持自主创作，这一点使其歌词具有鲜明的作者性特征，也使其成为可供学术研究的重要文学文本。尽管学界对其作品的关注日益增加，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个别歌曲的主题分析、传统美国价值观的呈现、女性主义视角、市场营销策略以及粉丝文化等方面（Dajches, 2023）。相比之下，从“物质性”与“叙事建构”的角度对其歌词进行系统性探讨的研究仍然相对匮乏。鉴于斯威夫特的歌曲大多由其本人创作，且其歌词中频繁出现具体而反复的物件——如围巾、钥匙、火车以及家庭空间——这些元素为探讨物质实体如何参与叙事提供了尚未充分开发的研究空间。这些物件并非仅作为装饰性或象征性存在，而是承载叙事重量与情感意义，进而影响听者的体验以及歌曲内部故事的展开（Manurung, 2017）。新物质主义为理解这一维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正如韩启群（2023）所指出，新物质主义突破以人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强调物质实体同样具有能动性，并在经验、叙事及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物质能动性”与“纠缠”，前者强调物能够对人类行为产生作用与影响，后者则指出意义生成源于人类与非人要素之间的动态互动（韩启群，2023）。尽管这些概念已在生态研究与文学批评中得到应用，但在当代流行音乐，尤其是歌词分析领域中的运用仍较为有限，这一研究空白有待进一步填补。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斯威夫特在三种主要音乐类型中的“物中心叙事”。选取乡村音乐中的《All Too Well (Ten Minute Version)》、流行音乐中的《Anti-Hero》以及民谣音乐中的《Champagne Problems》作为代表文本，分析其中物质对象如何作为“行动者”参与叙事与情感的生成。通过将新物质主义理论与细致的文本分析相结合，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其一，歌词中的物质对象如何作用于叙事结构与情感经验；其二，不同音乐类型中这些物的使用呈现出何种模式；其三，从物的角度切入如何有助于揭示斯威夫特创作的文学与文化价值。通过这一研究，本文旨在将分析重心由修辞层面转向物质参与，从而为当代歌词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Harding, 2007；Manurung, 2017）。

一、 泰勒·斯威夫特歌词中的文学手法

（一）《All Too Well》：物、记忆与叙事能动性

在《All Too Well (Ten Minute Version)》中，叙事的推进并非主要依赖抽象情感，而是由一张由物质对象构成的网络所驱动。这些物不仅组织记忆、调节关系，还积极参与故事的展开。传统歌词分析往往侧重于意象、隐喻等修辞手段（Arora, 2021），但该作品表明，这些修辞形式与物质结构密不可分。物不再是被动的象征，而是作为“叙事行动者”，在不同时间层面上承载、转化并重新分配情感。由此，这首歌的叙事机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物中心叙事系统”，其意义生成源于主体与物之间的互动，这与新物质主义所强调的“物质参与意义建构”的观点相契合（Han, 2023）。

在众多物件中，“围巾”具有最为关键的结构性意义。在全曲的开头，斯威夫特写道，“And I left my scarf there at your sister's house/ And you've still got it in your drawer even now。”从传统文学分析来看，它属于一种唤起亲密感、脆弱性与感官记忆的意象。然而，其叙事功能已超越象征层面，而体现为一种“时间持续性”与“关系位移”。在歌曲开端，“留下围巾”标志着一种具身性的脆弱时刻：叙述者卸下保护，将个人物品置于恋人的私人空间之中。但围巾的叙事力量并不在于这一行为本身，而在于其“未被归还”。恋人将其保留下来，使其成为关系的物质残留，并持续存在于叙述者控制之外。由此，围巾成为叙述者“过去自我”的外化碎片——正如Sofian（2022）所说的隐喻性叙事工具，在此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持续承载记忆的物质痕迹。这表明，情感经验并非封闭于主体内部，而是分布于物之中。

这种“物的位移逻辑”在空间与家庭场景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叙述者反复出现在属于恋人的空间之中——如“his sister’s house”“his childhood home”以及“your Brooklyn”。从传统视角看，这些只是构成叙事情境的背景（Manurung, 2017）；但从物质主义角度来看，这些空间并非中性场所，而是编码着权力关系的物质环境。叙述者将自身（包括围巾与存在本身）暂时嵌入这些空间，意味着试图将自我铭刻于他者既有的物质世界之中；而后“取回物品并独自离开”的行为，则标志着空间关系的重新配置。因此，空间本身也成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叙事力量，参与塑造亲密与排斥。

汽车钥匙与带有“fuck the patriarchy”字样的钥匙链则引入了另一层物质能动性，揭示话语与行动之间的张力。从修辞角度看，这一场景可被理解为反讽（Fatikha, 2022）；但其意义并不止于语言层面。将钥匙“扔出”而非“递交”的动作，在身体层面重构了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叙述者必须弯身去拾取，从而被动地进入一种隐性的服从状态。由此，钥匙链所承载的思想宣言被其周围的物质实践所削弱。正如Lazar（2003）所指出，意义的生成依赖于语境，而此处的语境不仅是语言性的，更是物质性的。该物件并非简单“象征”虚伪，而是在行动中“执行”虚伪。

类似机制也体现在“a crumpled up piece of paper”这一意象中。传统上，这可被理解为表现情感损伤的视觉意象；但其更深层意义在于其物质属性——纸一旦被揉皱，便无法恢复原状。这种不可逆性与叙述者主体性的改变形成对应。值得注意的是，歌曲并未直接陈述创伤，而是通过物的物理属性“完成表达”。在此过程中，叙事权力部分由主体转移至物本身。

此外，时间经验同样通过物质环境得以中介，尤其体现在季节意象之中。由秋入冬的变化，表层上是常见的诗性表达（Harrison, 2022），但在此更作为物质条件参与情感生成：秋天对应关系的和谐阶段，而冬天则带来停滞与荒芜。这些环境因素并非背景，而是与主体共同生成叙事，进一步印证新物质主义关于“意义源于人—非人纠缠”的观点（Han, 2025）。

综上所述，围巾、钥匙、纸张、家庭空间与季节环境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物质网络，共同生成《All Too Well》的叙事结构。“I remember it all too well”的反复出现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机制。在此，记忆不再只是认知活动，而是一种通过物持续存在的物质过程。由此，该作品超越了传统修辞分析，展现了意义如何在主体与物的动态互动中生成。

（二）《Anti-Hero》：物的中介作用与碎片化主体

在《Anti-Hero》中，Taylor Swift 构建了一种自我反思的叙事模式，其中主体性并非稳定的内在本质，而是在与物质及符号对象的互动中不断生成。诸如房间、太阳、镜子、山丘与“怪物”等意象，并非装饰性元素，而是作为中介结构，将主体的自我认知外化、强化并持续生成。这一机制与新物质主义的核心观点相一致，即物质并非被动存在，而是参与意义与情感的生产（韩启群，2023）。

歌曲开篇即打破内在与外在的界限：“All of the people I’ve ghosted stand there in the room”。传统上，这一场景可被视为隐喻或拟人（Arora, 2021；Sofian, 2022）；但从物质主义角度来看，“room”被转化为一种情感组装体，而非中性容器。缺席之人通过空间逻辑获得准物质化的存在，使心理层面的内疚转化为可感的压迫环境。主体并非先于空间存在，而是在空间中生成。

类似的物质中介也体现在：“I should not be left to my own devices/ They come with prices and vices/ I end up in crisis (Tale as old as time)”。“devices”不仅可以理解为心理机制，也可扩展为物质或技术结构。这些“装置”产生“prices / vices / crisis”等后果，超出主体的意志控制。正如Harding（2007）所指出，语言结构能够编码评价立场，而此处的押韵结构亦暗示情感在模式化结构中的流动。主体由此不再是意义的起点，而成为与这些系统纠缠的产物。

在以下对比中，这种机制进一步显现：“I’ll stare directly at the sun but never in the mirror”。从修辞角度看，这是对比意象（Lazar, 2003）；但更深层意义在于两种物质力量的差异：太阳代表外部暴露与强制性可见，镜子则是自我认知的媒介。拒绝面对镜子并非缺乏自知，而是一种对物质反思力量的主动抵抗。意义由主体与物之间的互动方式生成。

“Sometimes I feel like everybody is a sexy baby/ And I'm a monster on the hill/ Too big to hang out slowly lurching toward your favorite city/ Pierced through the heart but never killed.”在《Anti-Hero》的这段歌词中，Taylor Swift所呈现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我贬抑，而是一种由物质性身体与外部话语力量相互纠缠所生成的、高度具身化的存在困境。从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的视角出发，歌词中的“身体”不应被仅仅理解为隐喻或象征的载体，而应被视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物质实体——它既是社会规训的承受面，也是叙事生成与情感存续的场所。韩启群（2023）指出，新物质主义强调“物”并非被动背景，而是能够对人的经验与行为产生实际作用。在这一理论光照下，Swift笔下的“monster on the hill”与“sexy baby”并非单纯的修辞对立，而是两种物质化的身体状态，它们通过文化话语的持续作用，被现实地“生产”为可感知、可承受的身体经验。

歌词开篇所构建的“everybody is a sexy baby”与“I’m a monster on the hill”之间的对立，首先揭示了一种由文化审美所主导的身体分类机制。“sexy baby”所指向的，是一种被社会广泛认可并内化的理想身体物质形态：年轻、轻盈、幼化（infantilized）却又高度性化（sexualized）。这种身体在物质层面被期待为“可消费的”“可融入群体的”——它的大小、形态与行为方式都符合公共空间对女性身体的规范性期待。相比之下，“monster on the hill”则代表了另一种物质性身体：过大、过老、过于显著，以至于无法被容纳于日常社交的物理与象征空间之中。“too big to hang out”中的“big”在此不应仅作心理或象征层面的解读，而应被视为一种物质的、近乎体积化的属性——它使得身体在现实意义上“难以被安置”，正如一件尺寸不合的物体无法被放入预设的容器。

这里的“on the hill”则构成了一个关键的物质—空间意象。山丘不仅是一种地理高度，更是一种使身体被暴露于公共凝视之下的空间装置。在新物质主义的“纠缠”视角下，空间并非中立的舞台，而是与身体相互作用的物质力量：当女性主体被置于“山丘”之上，她的身体便获得了过度的可见性，同时也被剥夺了融入平地的可能性。更为精妙的是，Swift在此同时激活了“over the hill”（过气、巅峰已过）这一习语的物质隐喻——年龄的增长与职业的延续，在物质层面“沉淀”为一种无法被文化规训所消化的身体事实。因此，“monster”并非主体对自身的本质性判断，而是社会凝视在物质身体上沉积、凝固后的结果：当身体不再符合“sexy baby”的幼化与性化标准，它便被话语力量“塑造”为一种畸形的、可怖的物。

歌词的第三句——“pierced through the heart but never killed”——则进一步将上述结构性压迫物质化为一种持续性的身体创伤。在这里，“pierced”并非纯粹的情感修辞，而是一种近乎外科手术式的物质行为：心脏被刺穿，留下一个持续存在的、无法愈合的“物性伤口”。从新物质主义的“物质能动性”角度来看，这个伤口一旦被话语与身体经验共同生产出来，便获得了自主的能动性——它会反复作痛，会持续影响主体对自身身体的感知与行动方式，却不会带来终结性的死亡。“never killed”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创伤的非终结性与循环性：它不会将主体从痛苦中解放，而是使痛苦成为一种慢性的、嵌入日常身体经验的物质事实。这种“未完成的伤口”正是女性在年龄焦虑中的典型身体处境：创伤被文化机制反复激活，却从未被真正解决，因而持续地“纠缠”着主体的自我认知与身体实践。

从物叙事的视角来看，Swift在这几句歌词中所完成的，并非仅仅是对情感的表达，而是一种通过身体—物来驱动叙事的过程。身体在这里不再是被动的符号载体，而是一个具有叙事生成能力的物：它的大小（too big）、位置（on the hill）、形态（monster）以及内部创伤（pierced heart）共同构成了一个自主运作的叙事装置。听众之所以能够在听觉上感受到那种“被观看却无法融入”的痛苦，并非仅仅因为歌词的语义内容，而是因为这些物质性意象——过大的身体、孤立的山顶、刺穿的心脏——直接作用于听众对身体的经验与想象。换言之，Swift的歌词不是“讲述”一种情绪，而是通过物质的排列与纠缠，使情绪在听众的身体中重新“发生”。

因此，这首歌的核心并非自我否定，而是一种对文化机制的物化诊断：当女性无法持续符合“年轻且性感”的单一物质标准时，她们的身体便从“sexy baby”这一被文化所接纳的物质形态，滑向“monster”这一被排斥、被孤立的物质形态。而这一转变并非自然的生命过程，而是由社会审美、媒体再现与行业结构等人类与非人类力量共同纠缠所生产的结果。Swift的歌词之所以具有深刻的批判力量，正是因为它拒绝将这种痛苦仅仅归因于个人心理，而是将其呈现为一种嵌入身体、嵌入空间、嵌入物的结构性现实——一个无法被轻易“治愈”却必须被言说的物质真相。

（三）《champagne problems》：失效的物质性、理性的缺席与可读性的限度

《champagne problems》常被解读为一首关于求婚失败的叙事歌曲，但这种解读可能忽略了这首歌更为核心的关切。它呈现的不是一场单纯的浪漫破裂，而是一场可读性危机：一种情感、一个决定、一个主体，无法在既有的社会、语言和物质框架中得到充分解释。从韩启群（2023）所阐述的新物质主义视角来看，这一危机的实质在于：那些被期待承载意义与稳定性的物质对象，并未被动地服务于人类叙事，而是在与人类的纠缠中展现出自身的能动性——它们失灵、转化、断裂，从而改变了叙事的走向。因此，《champagne problems》不是一首关于“她为什么拒绝”的歌，而是一首关于“如何让拒绝成为不可逆”的歌。

物质能动性首先体现在那枚未被送出的戒指上。“Your mom’s ring in your pocket”——这枚戒指并非仅仅象征承诺或血脉传承，而是一个具有特定物质属性的行动者。它被携带于口袋这一最贴近身体的私密空间，其物理尺寸与重量决定了它无法被折叠或隐匿。韩启群（2023）指出，新物质主义强调物质实体能够对人类行为产生实际作用。在这里，戒指的物质性持续地“提醒”携带者那个未被执行的意图：它作为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实体，在每一次身体移动中都产生触感与重量，从而不断激活叙事中的悬置状态。与之相对的是“my picture in your wallet”——照片的物质属性与戒指截然不同：它是轻盈的、可折叠的、可被反复取出与放回的。但恰恰是这种轻盈赋予了它另一种能动性：照片并非简单地“象征”过去的亲密，而是将那个过去的瞬间以物质形式携带进每一个现在。当求婚被拒后，这张照片的物质命运——被保留、被撕毁、或被悄然移出钱包——便成为一个具有叙事潜能的未定事件，持续地纠缠着主体。两种物象——戒指的未来指向与照片的过去指向——在物质层面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无法被人类主体单方面解开的纠缠网络。

这种物质能动性在“Your heart was glass, I dropped it”一句中表现得最为尖锐。将心脏比作玻璃，并非仅仅为了传达“脆弱”这一抽象属性。从新物质主义的角度看，这一比喻完成了一次物性转化：情感——原本是非物质的、抽象的心理状态——被语言操作“翻译”为玻璃这一具有明确物理属性的物质。玻璃的核心物质特性在于其不可逆性：一旦破碎，便无法恢复原状。不同于金属可以重熔、木材可以粘合，玻璃的破碎是一种不可逆的物质事件。而动词“dropped”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物质逻辑：与“let go”所暗示的渐进式抽离不同，“drop”是突然的、未经中介的、时间上高度压缩的动作，它消除了任何过渡的可能性。因此，这句歌词所编码的并非仅仅是情感伤害，而是修复在物质层面的不可能性。整首歌中反复出现的“掉落”母题——掉落一只手、掉落一颗心——所暗示的并非人类主体的笨拙，而是一个在结构上无法“持握”关系性期待的主体。在这里，物质（玻璃）的能动性表现为它对修复行为的根本性拒绝：它决定了叙事的终点，而非由人类主体来决定。

香槟这一物质对象同样展现了其独立的能动性。“Dom Pérignon, you brought it / No crowd of friends applauded”——唐培里侬香槟作为一个高度编码的物质对象，其社会功能本应是庆祝与见证。然而，在掌声的缺席下，香槟的仪式功能被悬置，它变成了一个“没有事件的庆祝”中的多余物。韩启群（2023）所说的“纠缠”在此体现为人类行动（开启香槟）与非人物质（香槟的气泡、瓶塞的爆开声、金色的液体）之间的意义错位：所有物质的仪式性要素都具备了，但那个让它们“起作用”的社会情境却不存在。香槟由此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它仍然是昂贵的、冒泡的、金色的，但它的物质能动性被剥夺了方向，无法完成其预设的表演功能。这正是“champagne problems”这一短语的物性反讽：物质丰裕非但不能保证情感连贯，反而暴露了物质与意义之间的断裂。

迈达斯典故的引入进一步揭示了物质能动性的毁灭性维度。“Your Midas touch on the Chevy door”调用了一个关键的物性悖论。在希腊神话中，迈达斯国王所触碰的一切皆化为黄金——然而这一能力最终被揭示为诅咒，因为它消灭了被触碰之物的日常功能。Swift将这一典故嫁接到“Chevy door”上：雪佛兰在美国文化语境中并非豪车，而是中下层家庭用车的物质符号。迈达斯的触摸如果真的生效，雪佛兰车门将从廉价的金属与油漆转化为黄金。但这一转化一旦发生，车门将不再是车门——黄金的物理属性（过软、过重、过贵）使其无法被打开、关闭或驾驶。从新物质主义的视角看，这里呈现的是一种“自我取消的物质能动性”：迈达斯的触摸作为一种转化力量，其作用的后果恰恰是被转化之物原有功能的彻底消灭。这一物性逻辑被寓言化地投射到关系之上：男方所代表的“向上流动”的转化能力，在物质层面是不可能的——要么转化不发生（雪佛兰仍是雪佛兰），要么转化发生却摧毁了物的可用性。叙述者的拒绝因此可以被重新理解为一种对物质逻辑的直觉性把握：她无法成为那个被点金术转化的对象，因为那意味着她自身也将被物化为一件无法正常生活的装饰品。

法兰绒衬衫的物质能动性则体现为一种“治愈与债务的双重运作”。“November flushed and your flannel cured”——在此，“flannel”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纤维密度与隔热能力的物质，其能动性表现为能够改变人体温度状态的效力。Swift使用“cured”而非“warmed”或“helped”，赋予了这件衬衫以医疗意义上的物质能动性：它不只是缓解症状，而是提供了一种近乎治愈的干预。然而，同一句歌词中的“flushed”揭示了这一物质交换的代价：男方将自己的法兰绒衬衫给了叙述者，因而自己的脸被冻得通红。这是一次物质的转移与温度的重新分配——温暖从一方流向另一方，寒冷则反向流动。在这一纠缠中，法兰绒衬衫成为了债务的物质载体。叙述者接受了衬衫，也就接受了一笔无法偿还的情感债务。韩启群（2023）所强调的“人类与非人类的纠缠”在此体现为：一个看似简单的物质对象（一件衬衫）同时承载了治愈与债务、给予与亏欠，而这一纠缠状态并非由任何一方的意图所单方面决定，而是由物质的转移行为本身所产生的结构性后果。这解释了叙述者“无法给出理由”却仍然拒绝的深层逻辑：她已经欠下了太多，而婚姻将使这笔债务从可隐匿的变为可清算的。

挂毯意象将物质能动性的不可逆性推向了极致。“She’ll patch up your tapestry that I shred”——这里的“tapestry”调用了一个西方文学传统中最为著名的编织之物：《奥德赛》中佩涅洛普的挂毯。佩涅洛普白天编织、夜晚拆解，使挂毯同时成为延迟与期待、忠诚与欺骗的物质化身。然而，Swift对这一典故进行了关键的物性转写。在荷马史诗中，佩涅洛普是编织者与拆解者，她掌握着挂毯的物质命运。而在《champagne problems》中，叙述者将自己定位为“撕毁者”（shred），而未来的“她”将成为“修补者”（patch up）。从新物质主义的视角看，“shred”与佩涅洛普的“unweave”在物质逻辑上有着根本区别：拆解是有意的、策略性的、可逆的——佩涅洛普可以在第二天重新织上；而撕碎是暴力性的、不可逆的，被撕碎的挂毯无法通过修补复原，只能被打补丁。补丁在物质意义上永远不同于原物：它的颜色、纹理、厚度均存在差异。因此，“patch up”并非修复，而是一种物性的替代——原来的挂毯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件带有疤痕的、拼接的、见证了破损历史的物。挂毯在西方物质文化传统中本身就是叙事编织的媒介——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挂毯以图像序列讲述故事。因此，当叙述者说“tapestry that I shred”时，她同时也在宣告：她所撕毁的是那个由两人共同编织的叙事本身。未来的“她”所能做的，不是在原叙事上修复，而是在废墟上缝补出一个不同的、带有补丁的叙事。挂毯作为物质的能动性表现为它对完整性的根本性拒绝：一旦被撕碎，它就以其不可逆的物质状态，永久地改变了叙事的可能性条件。

如果物质对象无法确保意义，语言同样无法提供解释。这首歌中“理性”的不对称分布构成了另一个维度的纠缠。男性人物反复“有理由”地行动——“You booked the night train for a reason”“You told your family for a reason”——他的行为是可读的、符合社会脚本的。而叙述者反复坚称“I couldn’t give a reason”。这不是一个叙事空白等待被填补，而是对解释逻辑的刻意拒绝。在规范性浪漫话语中，拒绝需要理由；没有理由的主体面临着被病理化的风险。歌词中“What a shame she’s fucked in the head”正是这一病理化机制的体现——小镇舆论将她偏离期待的行为归因为某种内在的缺陷。而前文“This dorm was once a madhouse”的玩笑也因此获得了回溯性的批判重量：它暗示了女性主体在偏离社会期待时，如何被历史性地纳入医学化的话语框架。在这里，语言的失效与物质的失效相互纠缠，共同构成了可读性危机的双重维度。

这首歌的叙事结构同样通过时间的错位强化了这一危机。开篇的“night train”意象——火车通常象征新的开始与确定的轨道——引入了一个悖论：如果轨迹是预先决定的，为何结局会被体验为震惊？答案在于结构性的不可避免与主观性的准备不足之间的错位。“Bustling crowds or silent sleepers / You’re not sure which is worse”进一步呈现了这种两难：噪音与沉默同样令人不安，因为当主体无法从外部环境中获得意义支撑时，任何一种感觉状态都无法提供安慰。最后，“deck the halls that we once walked through”浓缩了这首歌最令人不安的洞察：在个人崩溃面前，社会连续性的持续存在。那个曾共同走过的空间被重新吸收进集体仪式中，被装饰、被重新利用。记忆中的共享空间并非被保存，而是被回收。韩启群（2023）所强调的“纠缠”在此体现为：个体的情感经验无法逃脱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吸纳。

从这个意义上说，《champagne problems》归根结底不是关于心碎，而是关于各种系统——物质的、语言的、时间的——在容纳主观体验时的限度。从新物质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一限度的本质在于：物质对象并非被动地服务于人类叙事，而是在与人类的纠缠中展现出自身的能动性——它们失灵、转化、断裂、拒绝修复、消灭功能、承载债务、替代叙事。这些物质能动性的运作，使得叙述者的“拒绝”既无法被充分解释，也无法被纳入既有的浪漫脚本。留下的，是一个充分意识到这些失败、却既不能也不愿去“解决”它们的主体。而正是这种“不解决”，构成了《champagne problems》对可读性危机最深切的美学回应。

二、结论

本研究通过新物质主义的理论视角，考察了泰勒·斯威夫特在乡村、流行与民谣等不同风格中的歌曲创作，尤其聚焦于以对象为中心或物质叙事的概念。超越了将比喻语言仅仅视为修辞装饰的传统方法，本研究表明，斯威夫特歌词中的物质对象扮演着积极的行动者角色，塑造叙事结构、中介情感体验并参与主体性的建构。

通过对三个案例研究——《All Too Well (Ten Minute Version)》《Anti-Hero》和《Champagne Problems》——的分析，一个一致的模式浮现出来：对象并非意义的被动载体，而是叙事过程中的动态参与者。在《All Too Well (Ten Minute Version)》中，围巾、钥匙和家庭空间等对象作为记忆与情感的储存库，在时间中维系情感的连续性。这些对象将主观经验外化，使得记忆得以在物质中存续，而非仅仅被限制在个体意识之内。因此，叙事并非仅仅通过回忆展开，而是通过主体与物质痕迹网络之间的互动展开。

在《Anti-Hero》中，这种物质参与变得更加内化与碎片化。镜子、太阳以及空间配置（如房间、山坡）等对象充当了中介结构，自我通过它们既被生产出来，又被动摇。分析表明，主体性并非一个连贯的、预先存在的实体，而是人与非人力量之间纠缠的持续效应。

在《champagne problems》中，关系的失败被物质与象征系统维系意义的失败所映照。传统上与稳定和圆满相关的对象——如戒指、香槟和汽车——经历了一个功能失效的过程，揭示了物质保证在确保情感连贯性上的限度。同时，叙述者拒绝或无法给出“理由”引入了一场可读性危机，其中主观经验超出了语言与社会规范的解释能力。在此语境下，物质叙事并不解决意义，而是突显其崩溃，强调鲜活经验与试图容纳它的结构之间的张力。

综合来看，本研究论证了泰勒·斯威夫特的歌词体现了一种物质叙事形式，其中对象积极地参与意义的生成。通过将分析焦点从比喻语言转向物质能动性，它揭示了叙事、情感与主体性是如何通过人与非人的纠缠共同产生的。这种方法不仅重新定义了斯威夫特歌词创作的阐释可能性，也为在更广泛的文学与文化分析语境中研究当代歌词话语开辟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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