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3.30－1828.4.16）是西班牙浪漫主义时期重要的画家和版画家之一。他的一生跨越了西班牙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期，他的作品有力地体现了社会动荡跟个人内心世界的变化。戈雅所触及的主题范围十分宽广，远超同时代那些其他的画家，从宫廷到酒馆，从教堂到斗牛场，无不反映出他大胆的艺术精神，他的艺术不光是西班牙历史的镜像，还超出了时代，成为人类面对恐惧、暴力以及疯狂时的永恒回声。本文通过对戈雅个人生平、艺术风格的历史走向的探究，以及对《愚行》创作所处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进行梳理，试图呈现戈雅是如何让个人经历、时代动荡和艺术创新结合在一起，建立出一个独特的愚蠢图像体系。

一、戈雅艺术风格的历史转向

1746年3月30日，戈雅出生在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首府萨拉戈萨周边的一个小村庄，他的父亲何塞·戈雅（José Goya）是一名镀金匠，母亲格拉西亚·卢西恩特斯（Gracia Lucientes）出生在一个西班牙低阶贵族家庭。家境虽说比较贫寒，但他小时候就展现出了出众的绘画天赋。14岁时，一位教士发现他有绘画方面的才能，劝父母把他送到萨拉戈萨，跟着当地画家何塞·卢赞·伊·马尔蒂尼斯学习画画，为他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1763年的时候，戈雅前往马德里投靠同乡宫廷画师弗朗西斯科·巴耶乌，想要进入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虽说两次投考都没有成功，但这一挫折没有妨碍他坚持对艺术的追求。1760年代末，他去意大利开展游学，大量触及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艺术，不仅为他扎实的绘画能力打下了良好根基，也为他今后艺术风格发生转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1773年的时候，戈雅回到马德里，他为人乐观，喜欢旅游和社交，在不断学习和努力创作当中结识了众多上流社会的友人。1774年，他有机会到皇家圣巴巴拉织造厂（Royal Tapestry Manufactory of Santa Barbara in Madrid）去工作，相较于此前宫廷绘画对神话题材的喜爱相比，织毯厂更鼓励年轻艺术家绘制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风俗题材。在这一条件背景下，戈雅开始对日常生活做系统的观察，并将所见到和感受到的融入艺术创作，他制作挂毯设计的作品，如《阳伞》（The Parasol）（图1）以及《陶器市场》（The Pottery Market）（图2），以鲜亮的色彩、灵动的线条和鲜活的场景刻画民众生活，表现出洛可可风格装饰性和世俗化特性，同时表明了他对社会风俗的敏锐洞察力和愈发成熟的艺术手法。

1779年，戈雅迎来了事业的黄金阶段。他首次被国王卡洛斯三世（CarlosⅢ）进行接见，他凭着一幅作品，被选入他心仪已久的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1785年，他晋升到学院副院长一职，还于1786年得到宫廷画家称号，成为卡洛斯三世的私人画家，而后在1789年，他还继续担任卡洛斯四世（Carlos IV）的御用画家。戈雅在创作时不光遵循宫廷肖像传统构图规范，更运用细节表现人物内心，如在《卡洛斯四世一家》（The Family of Carlos IV）（图3）画作里面，国王僵硬的表情和王后夸张的服饰暗示了权力结构的荒谬，体现了他敏锐的心理洞察力。戈雅连任西班牙宫廷画师的那段时间，他的艺术视野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王室收藏中，他接触到尼德兰画家希罗尼穆斯·博斯的几件作品，其对地狱场景的奇异描绘对戈雅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作品中带有魔幻色彩的半人半兽怪物，与西班牙人喜好的超凡想象不谋而合，也在戈雅往后的怪物创作内容中得到了呼应，为他刻画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暴虐提供了启发。

1792年是戈雅人生与艺术的重大转折点。46岁的他突发重病，最终导致永久性耳聋。对于一位以游历和社交为乐、善于表达的人来说，突然失去听力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而此时西班牙正从黄金时代走向衰落，国内局势动荡，使戈雅面临内外双重压力。然而，逆境并未让他退缩，他依旧执笔作画，以绘画记录社会边缘和乱世景象，从而缓解自身的不幸与焦虑。

1799年的时候，戈雅出版了著名的版画集《奇想集》（Los Caprichos），有80幅作品之多，用荒诞寓言和犀利的嘲讽，揭露社会的虚伪、迷信以及不公正的现象。第43幅《理性沉睡，恶魔丛生》（El sueño de la razón Produce monstruos）以超现实意象批判某些愚昧现象，同时在技法上把蚀刻跟飞尘结合起来，营造出阴郁氛围。《奇想集》的出现表明戈雅从宫廷画家向社会批判者的转变。

1808年，拿破仑进犯西班牙，造成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爆发，戈雅目睹了战争的惨无人道，这对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814年，他创作了《1808年5月2日的起义》和《1808年5月3日的枪杀》，尤其是后者，借戏剧性的光影与血腥场景对战争暴行予以控诉，画面中白衣殉难者和士兵冷酷背影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开创了战争题材“反英雄”叙事模式。在这之后，他又完成了《战争的灾难》（The Disasters of War）版画系列，凭借82幅作品呈现战争的荒谬和人类命运的难以预料，此时期的创作不光显示出戈雅在技术和表现手法方面的成熟，也表现出他对社会现实、个体心理与人性本质的强烈关注。失聪引发的生理障碍跟动荡的时代境遇，推动他把风格从明朗轻快转向黑暗、沉思的表现语言，为后期像《黑色绘画》和《愚行》系列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1819年的时候，戈雅到马德里郊外的“聋人屋”（Quinta del Sordo）隐居，创作了震撼人心的《黑色绘画》（Black Paintings）系列，其中有《农神吞噬其子》（Saturn Devouring His Son）以及《狗》（The Dog）等作品。作品用焦黑、赭色等暗色调及狂放的笔触呈现出疯狂、死亡和人性的恶，揭示社会和人性的深层问题，为现代艺术发展起到先头示范。戈雅创作出《愚行》系列版画作品，进一步突破技法和形式的界限，以抽象的构图与粗犷的线条表现荒诞现实跟人类命运的矛盾。和早期洛可可的明快以及《奇想集》的讽刺不同，《愚行》着眼于存在的荒谬以及社会秩序的崩溃，通过视觉语言呈现出非理性、不可知的历史和人性所面临的困境。

1824年，戈雅因为不满西班牙专制统治，而流亡到法国波尔多，在国外接着开展创作活动。他晚年的作品如《波尔多的卖奶女》（The Milkmaid of Bordeaux）展现出柔和、温情之感，跟前期有着阴郁、激烈特点的风格形成强烈对照，凸显了他艺术风格的多元以及生命经验的深度沉淀。

戈雅的一生有着社会动荡、个人疾病以及艺术革新的多重感受，他的艺术语汇不断演进，从洛可可所具有的轻松装饰发展到浪漫主义的黑暗、荒诞与内省，从肖像所做的心理刻画到版画所进行的社会批判，各个阶段都有力回应了时代精神和人性难题，使他的作品不受时空约束，成为认识18至19世纪西班牙社会与人类心理的重要渠道。

二、愚人图像的历史转化

在讨论《愚行》的历史语境与形式语言之前，有必要将其置于更为长时段的图像传统之中加以考察。愚人形象并非戈雅的发明，而是自中世纪晚期以来便在欧洲视觉文化中反复出现的重要象征类型。从寓言中的道德符号，到近代讽刺版画中的社会批评形象，再到戈雅笔下结构性失序的视觉载体，愚人图像经历了一系列意义转化。正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愚行》获得了其历史位置与观念深度。

博斯所创作的《愚人船》（Ship of Fools）（图4）、《愚蠢的治疗》（The Cure of Folly）（图5）和戈雅晚期的《愚行》系列画作，在愚蠢、疯狂、堕落与罪恶主题上有很明显的联系。博斯通过神秘、幻想和象征的手法，披露人类在面对欲望、罪恶和社会不公时的盲目与蠢笨；而戈雅是以更直接、更激烈的方式，对西班牙社会里的腐败、战争暴力予以批判，揭示人类在社会动荡以及政治腐败里的疯狂与愚昧。

在欧洲图像传统中，愚人首先具有明确的道德含义。以希罗尼穆斯·博斯为代表的晚期中世纪绘画，将愚人置于神学秩序之中加以呈现。在博斯的画面中，愚蠢并非心理缺陷或社会性格，而是一种与罪恶密切相关的道德状态。愚人意味着远离神圣理性，是灵魂堕落的象征。

在博斯创作的诸多作品中，愚人一般是处于明确叙事框架内，画面空间结构是清晰的，行为的因果关系比较稳定，象征符号跟神学观念之间存在比较直接的对应联系。愚蠢行为造成的后果，堕落或毁灭，一般会被观者辨识出来，图像在此处起到教化与警示的作用。对于博斯来说，愚人图像核心不是不确定性，而是秩序跟失序产生的对照，愚蠢作为一种负面范畴，其存在价值是突出神学秩序的正当性。这种稳定又封闭的象征架构形式，为后世愚人图像发展奠定了视觉及观念上的基础。

将近在15世纪90年代，欧洲逐渐摆脱中世纪的阴影，博斯在这个时候创作了《愚人船》，这幅作品说不定受到当时一部讽刺文学作品的影响。1494年，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在巴塞尔出版了《愚人船》（The Ship of Fools），该书讲述了一群愚人划船漂流，谋求前往传说中的“愚人天堂”。画面中的小船载着一群耽于享乐的人物，当中一位修士和弹鲁特琴的修女十分惹眼，他们把嘴给张开，想要咬取悬挂于桅杆上的面饼，看上去在进行一场愚不可及的游戏，压根不顾及下方两名落水者所面临的危险。船上其他人物的举止十分怪异：划船之人拿的船桨竟是一把大勺子；有人头上放着水杯，向上高举着破水壶；左侧一名妇女同青年争斗起来，右侧的人物趴在船边吐了起来。这次航行散发出不祥的预兆，众人完全不管小船马上就要沉没的情况，在如沼泽般使人绝望的水域里漂游。

这种既有幻想性又有强烈讽刺意味的主题，在当时十分少见，画面满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怪诞场景，却巧妙地挑明人类的普遍弱点，教会的腐败和伪善，并且普通百姓的盲目与愚憨，被呈现得既辛辣又有讽刺意味。作品兼具有漫画式想象力以及深刻现实意义，按照博斯的看法，人类都处在愚人船上，开展荒唐又白费的努力，向着并不存在的彼岸驶去。

在中世纪欧洲，还曾盛行一种荒诞的“医愚”观念，传说人之愚笨是因为头脑中有着“愚蠢之石”，只需要做外科手术取出它，人便可变得聪明伶俐。博斯的《愚蠢的治疗》把这一荒唐场景描绘了出来，一个戴着漏斗帽的医生拿着手术刀，在病人头顶装模作样地操作，所取出的却是一枝郁金香。在荷兰谚语当中，郁金香象征癫狂。

画面表层似乎想要示意愚蠢思想需要被清除，但漏斗帽意味着江湖骗子，所谓开颅手术，不过是一场欺骗有钱的糊涂人的把戏。教士跟修女的出席，则讽刺权威阶层对骗局是默许，甚至有所参与。一层又一层光鲜外表藏着丑陋的内在，揭示社会的虚伪情况，表面的治疗没办法把愚蠢与疯狂消除，反而于荒诞仪式当中被强化，博斯利用这个隐喻集体陷入愚昧、疯狂的现实。

文艺复兴与早期近代时期，愚人形象慢慢挣脱纯粹的神学语境，取得了更盘根错节的社会及思想内涵。人文主义兴起以后，理性跟个人判断成为新的价值标准，愚蠢不再只是一味背离神意，而是被认为是不够理性或判断出错。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1466年10月28日—1536年7月12日）所著的《愚人颂》正是这一转型的重要表达，愚人不再只是被批判的对象，而成为揭露伪善的社会与荒诞的权威的发声者。愚蠢于是拥有反讽性质，既揭露他人，也映射人类自身所具有的局限。

在视觉艺术当中，这种转变以讽刺版画与世俗题材的发展来体现。愚人被置于日常生活、社会等级和权力结构之内。象征意义越来越多义，然而图像仍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可读性。观者虽不再站在神学立场上，仍可于理性判断的框架内去理解图像的意义。愚人形象虽说趋于世俗化，但还没有丢掉解释的稳定支撑点。戈雅在《愚行》中对愚人形象的处理构成一次深刻的结构性转变。戈雅于《愚行》中对愚人形象的呈现造成了一次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他没有直接继承寓言或者世俗讽刺的图像模式，而是在启蒙危机以及战争经验的背景当中，把愚蠢变为一种有关时代精神的视觉表现。

戈雅所画出来的愚人不再是可明确识别的社会类型。在近代讽刺画当中，愚人常和特定阶层或角色对应起来，而在《愚行》中，人物身份不清楚，面部表情很难辨认，身体姿态出现扭曲不平衡状况，个体相互之间没有清晰的区分。愚蠢不再是某一阶层所独有，而成为普遍化的人类情形，戈雅使图像因果逻辑的程度降低，场景展现出片段式或搁置的状态，行为的动机解释起来不易，情境没有清晰的背景，观者没办法通过传统寓言手段迅速得到意义。这样的叙事断裂使图像形成开放的象征场域，大面的黑暗与模糊背景对理性秩序视觉支撑起到削弱作用。愚蠢不再是偏离秩序的异常状态，而是秩序自身动摇的表现。在这种结构中，观者的位置也发生变化：面对博斯或近代讽刺图像时，观者尚能保持批判距离；而在《愚行》中，观者难以确认自身是否已置身同样的不确定结构之中。愚蠢不再只是他者的属性，而可能成为整个时代的精神症候。

戈雅与博斯处于的历史时期不一样，但二者在呈现人性负面、文化象征以及荒诞幻想上具有内在联系。两位艺术家都关注罪恶、愚昧以及荒谬，依靠奇异视觉元素和强烈象征性对社会、人性加以批判。如果说博斯参照神学秩序来揭示堕落，那么戈雅在秩序解体之后展现失序本身，《愚行》可被当作对博斯传统的继承，也说明这一传统在现代语境中产生了转向。

三、《愚行》的创作背景与形式转向

戈雅身处的环境和时代受到许多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而艺术作品则从另一个方面对这段历史作出了补充说明。正是这些既熟悉又虚构的画面内容，体现了一种当时正在发生的历史真实。这些容易被忽视的虚构，亦是艺术家在历史上留下的真实痕迹，它们相互丰富了彼此存在的意义。戈雅看到了世界的丑恶和愚蠢，在《愚行》中塑造了一个被丑陋的缪斯女神所主导的世界，并将其体现在各种形式之中，而这些形式最终因其绝对的畸形与丑陋而走向终结。这场非理性主义的爆发实则早有萌芽，其发展脉络可在戈雅的素描与系列版画作品中清晰追溯。

《愚行》系列是戈雅于1816年至1819年间创作的，被视为戈雅作品中神秘、晦涩、荒诞的巅峰，无论人们以何种方式诠释它，《愚行》系列始终保持着一种陌生而迷人的特质，使观者无法直接理解和认同，正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所说的艺术作品中的“谜语特质”。阿多诺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应当具有谜语特质，为艺术欣赏者提供足够的思考与综合空间。因为单纯的表述永远无法概括现实的复杂性，唯有带有谜语特质的艺术才能更接近现实，并为我们揭开现实之谜提供某种可能与指引。《愚行》系列虽是费尔南多七世复辟的产物，但远不只是其单纯的映照。它充满梦幻般的景象，充斥着暴力与性，以及对旧制度相关机构的嘲讽，总体而言，是对既定权力的批判。

《愚行》系列的一切都处于不确定之中，其确切的创作时间、数量、顺序、单幅作品的标题乃至整个系列的总称，都是一个谜。该系列版画的创作年代争议颇多，目前仅可推测其创作于1815至1819年间，处于费尔南多七世复辟的阴影下，且紧接在戈雅那场几乎致命的重病之后，与《黑色绘画》同期。《愚行》系列从未正式出版，直至1864年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才将该系列的18幅版画公诸于世。

这一组版画还掩着更大的谜团，其意义是未知的。作品画面充满着神秘的感觉，并且缺乏同时代评论，很难解读这些版画的含义，但人们依然给出了不少见解：有人觉得它是对社会的批判和对政治的讽刺，有人觉得它是在隐喻各类谚语，还有一部分人把它解读为《奇想集》精神的延续。大部分专家觉得其跟狂欢节传统有关，版画所出现的抛掷毯子、面具、奇特人物以及阿拉贡巨人等，都属于狂欢节这类元素。

《愚行》系列是一部难以参透、使人感到不安的作品，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疯癫错乱的世界，其中揭露的正是那些看不见或者只能瞥见一点的事物。图像化的方式把人们内心的非理性怪物展现出来，画面当中满是扭曲变形的人物、兽人、幽灵等奇特形象，画面环境被有意削减，被扁平抽象的蚀刻背景所取代，人物在黑暗以及明暗交替处移动，很少有光线充足的场景，混淆的透视跟扭曲的比例营造出一股阴森氛围，这幅画的构图不禁让人想起《黑色绘画》。

这是戈雅在生命晚期创作的作品，满是他生活以及创作中的回忆、隐喻与思想。从挂毯漫画到《奇想集》这一作品，从战争造成的伤痛到个人身体的疾病，在这部作品当中，戈雅已跟启蒙精神产生决裂情况，通过无意义的形象、空洞的场景隐喻世界秩序的瓦解和人性的异化。

跟《奇想集》《战争的灾难》有所不同，《愚行》里的怪物不光体现了人性的弱点或者社会的罪恶，还意味着存在的荒谬特性。当规则、理性以及道德都失去了作用，人类会陷入无目标、无意义的一种混乱，好像被扭曲的怪物相互纠缠，捣毁一切和谐，体现了戈雅对晚年所目睹的封建复辟以及人性不断堕落的绝望。画面当中沉默且空洞的场景，并非单纯做氛围上的渲染，而是反映人类精神的完全荒芜，这些边缘场景代表着人类于荒诞世界中存在的难题。

从技术相关层面看，《愚行》延续了戈雅于蚀刻版画的成熟经验，然而其视觉效果显著趋于沉重压抑的状态。《愚行》当中的黑色面积更为宽大，背景被黑暗吞噬，人物好似在不稳定的空间当中浮现，很难确定明确的地面或透视参照。光与暗不再造就清晰的戏剧性反差，而是交织出一种有压迫感的氛围。在《奇想集》当中，讽刺对象一般是能够识别的，图像虽有着象征含义，然而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叙事脉络；而于《愚行》之中，叙事逻辑被有意降低，人物行动没有因果方面的关系，场景不再为明确道德寓意发挥服务作用。观者很难判断图像里的行为是否有现实方面的指涉，也很难直接把它归到单一主题里，这种去掉叙事化的做法标志着戈雅视觉语言发生转向：图像不再担当解释社会现象的说明任务，而后成为一种意义处于悬置的结构。

这种结构上的转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空间出现不稳定的现象，诸多画面没有明确的透视焦点，地平线不见了，人物好像是在飘浮或者倾斜着，空间不再作为秩序的框架而存在，而成为有着不确定性的场区。其次是身体出现变形以及比例失调的情况，人物的姿态很夸张，脸部表情不清晰，肢体经常表现出不符合常规的扭曲，身体不再是理性主体外在的表现形式，而是成为内心混乱的承载物。然后是群体关系产生断裂，人物虽一起处于同一画面当中，然而没有清晰的互动逻辑，就像各自沉浸在没法言说的状态之中，画面当中的不稳定、失衡以及模糊的情况，使观者不能依靠传统寓言式阅读快速获取意义。

《愚行》不再像前期作品那样描绘深渊的恐怖，而是聚焦于崇高与美丽的反面。这种崇高与丑陋之间的撕裂，隐喻人性本质的矛盾与不可定义性。当理性失效后，人类既保留着对崇高的向往，又无法摆脱丑陋的本能，这种撕裂感正是荒诞世界中人性迷失的核心。从《奇想集》到《愚行》，隐喻的重心从批判具体的社会现实与人性弱点，逐渐转向对人类存在本质的哲学反思。戈雅在前期尚相信理性，作品带有批判性与希望性，通过怪物与暴力冲突指向可被改变的社会与人性问题；后期则陷入对理性的怀疑，隐喻转向存在主义式的荒诞，开始对世界秩序与人性本质本身产生疑问。但从根本上看，所有隐喻都围绕一个核心：以超现实的形象解构现实的荒谬，使不可见的人性罪恶、社会病态与存在困境通过怪物、扭曲与虚无等意象变得可感。这也是戈雅作品得以超越时代的深刻之处。

《愚行》没有直接讲述历史事件，却于视觉结构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启蒙理性所面临的危机、社会秩序所产生的动荡以及个体主体性所出现的摇摆，均以象征的方式展现，这里的愚蠢不只是简单的一无所知，也并非单纯的讽刺对象，而是历史断裂这一时刻的视觉化表达形式。《愚行》的意义不是提供确定的答案，而在于呈现出一种搁置的状态，图像抗拒被还原为单一的解释，好比历史本身拒绝被线性叙述完全包含。戈雅凭借版画形式所构筑的象征结构，使愚蠢成为理解时代精神的重要着眼点。

四、结语

弗朗西斯科·戈雅的《愚行》系列绝非仅仅是垂暮之年艺术家的呢喃，而是站在时代断裂带上的深邃回音。从早期挂毯画中的世俗欢愉，到半岛战争的血泪控诉，再到《愚行》中无法名状的黑暗与怪诞，戈雅的艺术轨迹完美契合了人类从古典秩序迈向现代荒诞的精神历程。

通过对“愚人”图像的解构与重塑，戈雅剥离了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教化与近代的单一社会讽刺，将“愚蠢”提升为一种无序、悬置且普遍存在的本体论困境。在《愚行》那没有明确地平线的黯淡空间和扭曲失语的肉体中，启蒙时代的理性之光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对人性深渊与世界无意义本质的直视。这种叙事逻辑的瓦解和结构的转向，赋予了作品阿多诺所谓的“谜语特质”，使得图像不再是单一的说明工具，而成为开放的象征场域。

戈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未给出关于救赎的答案，而是以蚀刻版画极具压迫感的形式语言，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非理性、恐惧与疯狂永恒地定格。这使得《愚行》超越了18至19世纪之交西班牙的具体历史语境，成为一面跨越时空的镜子，更成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先声。直至今日，当我们凝视这些怪诞而沉默的图像时，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直击灵魂的震颤——那是人类在面对自身存在之谜与时代秩序崩塌时，永恒的迷惘与清醒。

参考文献：

1. [1] 李华燕.挥之不去的精灵:艺术作品中的谜语特质——阿多诺《美学理论》探秘[J].晋中学院学报,2010,27(05):1-4+19.
2. [2] 温迪·伯德.这就是戈雅[M].吴啸雷,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
3. [3] Holländer, Hans. Goya, Los disparates[M].Tübingen:Ernst Wasmuth,1968.
4. [4] Bozal, Valeriano. Goya[M].Madrid:Alianza Editorial,1994.
5. [5] Bozal, Valeriano. Pinturas negras de Goya[M].Boadilla del Monte:Machado Grupo de Distribución SL,2009.
6. [6] Tomlinson, Janis A. Graphic Evolutions: The Print Series of Francisco Goya[M].New York:Columbia UP,1989.
7. [7] Symmons, Sarah. Goya: A Life in Letters[M].London: Pimlico,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