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晋中市平遥古城考察时指出，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村落文明是乡村居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具体包括村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道德信仰、建筑雕塑、神话传说、戏曲舞蹈、方言俚语、服饰衣着等方方面面。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古村落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保护成为激活乡村文化基因、推动城乡融合的关键议题。山西是北方地区传统村落数量较多、风貌比较完整、集聚度较高、类型较丰富的省份。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山西古村落面临着文化遗产流失、传统功能衰退、发展模式单一等挑战，亟需从乡村振兴视角探索系统性保护路径。本研究旨在挖掘山西古村落的文化价值，剖析现存问题，提出针对性策略，为同类地区提供参考。

一、古村落文化传承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和意义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古村落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活态遗存，承载着地域文化基因与乡村精神内核，其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五大总体要求高度契合。深入挖掘古村落文化在涵养乡村精神、赋能乡村产业、守护乡村生态等方面的时代价值，是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动力的关键所在。

（一）涵养乡村文化，筑牢精神与治理根基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是维系乡村社会关系的纽带。古村落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习俗和历史记忆，蕴含着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是村民的精神家园。许多古村落中传承着诸如“乡规民约”“长老议事”等传统治理智慧。这些传统中蕴含的自治、德治精神，体现着前人对秩序构建与社群和谐的深刻理解。在推进现代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这些传统智慧可以与现代的法治建设和乡村建设相结合，形成更加有效、更具人文关怀的乡村治理体系，展现出乡村文化独特的魅力，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构建村民的精神寄托载体，从而激发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古村落中的建筑遗存、传统手工艺与民间艺术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形态，不仅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中国农耕文明和地域社会发展的鲜活素材。它们以具象的形式延续着乡村的历史文脉，赋予乡村独特的身份认同与精神气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加强对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能够有效增强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激发其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与责任意识，进而凝聚民心、汇聚民力，形成共同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与持久合力。

（二）赋能乡村产业，激活经济内生动能

古村落的文化传承并非孤立的文物保护，而是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古村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资源优势。一方面，古村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物质文化资源来看，许多古村落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民居、祠堂、庙宇等建筑，这些建筑采用传统工艺和材料，如木雕、石雕、砖雕等，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从非物质文化资源来看，古村落往往传承着独特的民俗文化、传统技艺、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皮影戏、剪纸、传统手工艺等。这些文化元素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吸引游客和促进文化传承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古村落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古村落通常位于山水之间，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如溪流、稻田、古树、山林等，形成“树在林中、房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生态景观。此外，古村落周边的土地适合发展生态农业，种植有机农产品、特色农作物等，既能满足市场需求又能保护生态环境。这些资源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开发，可以形成以文化体验为核心的乡村旅游、研学旅行和民宿经济，直接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带动餐饮、交通、零售等相关服务业发展。

（三）守护乡村生态，传承可持续发展智慧

古村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空间上的集中体现，其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的厚重，更在于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与生存哲学，是乡村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照。古村落的规划与营造凝结了前人“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无论是依山傍水的选址布局，还是就地取材的建筑方式，都体现出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与充分尊重。与此同时，古村落是传统建筑艺术、景观设计与农耕文明的综合载体。一座宗祠、一口古井、一片梯田，都可能承载着数百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记忆与技艺。如地处太岳山北麓的张壁村，地面上下众多建筑物与二十八星宿相对应，彰显着这座古代袖珍城堡罕见的军事、星象、建筑、文化价值。保护古村落，不仅是保护一批老房子，更是保护了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后世留存研究古代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文化习俗的“活化石”。这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库。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古村落承载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如闽南的红砖聚落、西北的堡寨民居、滇黔的干栏式建筑群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空间图谱。在全球化与快速城镇化的今天，保护并传承这些多元文化形态，有助于抵抗“千村一面”的同质化建设浪潮，维护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使乡村振兴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局面。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山西古村落发展现状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和历史遗存，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6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5个、名村96个，中国传统村落619个，各级政府公布的历史建筑1932处。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数量居全国第一，近80%的传统村落完整保留着农耕文明印记，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为系统性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山西省目前已完成3500个村落的摸底，并形成了涵盖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以及2080处历史建筑的保护名录，对1891处历史建筑和40个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进行了测绘建档；颁布《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山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各地出台30余部地方性保护规章、管理办法等；制定印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近年来，山西坚持“保护为先、活化为要、民生为本”的原则，逐步探索出集中连片保护、业态融合发展、村民共建共享的综合路径。这一做法不仅唤醒了沉睡的古村，更使其成为承载乡愁、推动乡村振兴的“活化石”。从介休张壁古堡的军事文化活化，到高平苏庄“喜文化”的创意传承，再到平顺岳家寨的生态旅游实践，山西传统村落正以多元姿态焕发新生。这一系列探索，不仅激活了本土文化资源，也为全国传统村落保护与振兴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样本”。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古村落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挑战

山西古村落保护在乡村振兴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形成了特色实践经验，但受城镇化冲击、保护工作的复杂性等因素影响，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这些问题既包含全国古村落发展的共性困境，又结合山西地域特征呈现出独特特点，相互交织制约着古村落文化的活态传承。

（一）人口空心化与传承主体断层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与发展空间，持续外流至城市，多数深山古村落劳动力外流率超60%，留守群体以老人、儿童为主，平均年龄达62岁，这一人口空心化现象直接导致了传承主体的缺失。青壮年纷纷离乡，一系列文化断层危机便随之浮现。首先，传统技艺与非遗项目面临人走艺绝的窘境。许多需要复杂技艺和长期学习的传统手工艺，如木雕、砖刻、传统戏曲、民间舞蹈等，因找不到年轻的传承人而濒临失传。老师傅的手艺无人可传，年轻一代对此缺乏了解与兴趣，使得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老辈人的离去而消逝。其次，乡村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感被削弱。古老的传说、村落的典故、地方性的知识，原本在社区的日常互动与口耳相传中得以维系。如今，承载这些记忆的老年群体逐渐老去，而年轻一代与故乡的情感联结和文化纽带日益稀薄，导致维系村落共同体的精神内核逐渐涣散。因此，人口空心化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问题，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它使得古村落的保护工作从保护有形的建筑延伸到更为艰难地维系活态的文化。如何破解这一主体断层困境，重塑乡村的文化向心力与内生动力，是当前古村落实现真正振兴所必须直面的核心课题。

（二）开发与保护失衡

古村落的经济开发往往急于求成，过度商业化成为普遍现象。部分地区将古村落视为单纯的旅游资源，大规模兴建仿古建筑、商业街和游乐设施，与古村落原有格局、风貌格格不入。青石板路被硬化路面替代，古民居被改造为千篇一律的民宿餐馆，传统街巷的生活气息被喧嚣的商业氛围淹没，建筑实体的原真性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开发者将民俗文化、非遗技艺简化为吸引游客的表演道具，传统节庆沦为流水线式的商业演出，手工技艺变成批量生产的廉价商品。这些文化形式脱离了原本的生活语境和文化内涵，仅保留表面符号，导致游客难以感受其核心价值，古村落文化沦为空洞的外壳。开发过程中，原住民的流失加剧了原真性的消解。为配合旅游开发，部分古村落实施整体搬迁，原住民的离开让传统生活方式、邻里关系、民俗礼仪失去了传承载体。没有了原住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古村落沦为单纯的观光景点，原本鲜活的文化生态系统断裂，文化原真性失去了最根本的支撑。乡村振兴的初衷是实现产业兴旺、文化繁荣的协同发展，唯有平衡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才能让古村落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真正得以传承。

（三）资源配置短缺与机制保障滞后

资源短缺是古村落保护面临的最直接挑战，主要体现在财力与人力两方面。古村落保护需要懂建筑、文物、规划与社区营造的复合型人才，但农村地区普遍难以吸引和留住此类专业人士。更重要的是，村落空心化问题导致青壮年和手艺继承人大量外流，使得传统技艺濒临失传，社区参与保护的内生动力和主体性严重削弱。此外，古建筑、历史环境的修缮维护是一项长期且昂贵的工作，必须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其成本远高于普通农村建设。尽管各级财政有部分投入，但对于数量庞大、亟待抢救的古村落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同时，由于保护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社会资本往往望而却步，导致融资渠道极其狭窄。许多珍贵的古民居因得不到及时维修而日渐破败，甚至坍塌。相较于资源短缺，深层次的机制障碍更显棘手，它使得有限的资源也难以高效利用。保护制度不够健全，现有法规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针对古村落建筑修缮标准、文化资源管理、原住民权益保障等的细化条款。管理机制存在缺位，部分地区未建立专门的古村落保护管理机构，权责划分模糊。规划与执行脱节，部分保护规划脱离乡村实际，未充分征求村民意见，且缺乏动态调整机制，难以适应乡村振兴中的实际变化。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古村落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策略

山西传统村落拥有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其中记录的更多的是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是传统文化的缩影以及生命之根。古村落活态传承并非单一维度的保护，而是需要从主体、模式、机制等多方面协同发力，破解现实难题，守住文化原真性，激活创新活力，推动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一）构建多元协同的传承主体

传承主体的缺失是文化断代的根源，需从留住本土人、吸引外来人双路径破解，让传承既有乡土根脉，又有新鲜血液。首先，培育本土核心传承人。针对非遗技艺、民俗仪式等口传身授类文化，由政府牵头设立古村落文化传承人津贴，为老工匠、民俗主持人提供稳定收入，使其能潜心授艺；在此基础上，于村落内建设非遗传习所、手工艺工坊，并组织暑期培训班，将传统技艺纳入乡村中小学课外课程，系统培养少年传承人；同时，积极为本土传承人对接电商平台等市场渠道，助力手工艺品变现，让文化传承不仅能谋生、更有尊严，从而激活古村落延续的内生动力。其次，引入外部智力。推出古村落文化守护人计划，吸引建筑、规划、艺术、非遗保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高校师生和设计师，以项目合作、驻村计划等形式，为古村落提供智力支持和实践帮助；邀请建筑专家指导古建修缮，避免破坏性修复；联合高校设立古村落研究基地，让学生参与文化调研与保护实践。

（二）探索保护性开发的活化模式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构建保护性开发模式是平衡古村落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核心路径，其核心逻辑是以保护为根基、以开发促活化，既守住文化原真性，又激活经济内生动力。首先，坚持保护为先、活态传承的根本原则。保护性开发的首要是守护古村落的文化原真性。这包括对村落整体格局、历史建筑、传统风貌进行系统性修复与维护，严格遵守修旧如旧原则。例如浙江松阳古村，通过核心区保风貌、外围区做配套，既保留了明清民居的原始格局，又以手工制茶、竹编体验吸引游客，实现文化保护与旅游增收双赢。其次，推行社区主导、功能融合的发展路径。鼓励村民以房产、土地、技艺入股，成立合作社或集体企业，让他们在旅游开发中成为主导者和受益者，从而增强其文化自信与留守发展的动力。在空间规划上，应划定文化核心区与商业服务区，使传统民居生活与旅游经营活动适度分离、功能互补。最后，创新文化赋能、品牌增值的产业形态。利用古村落的文化IP，将文化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特色产业，发展深度研学、精品民宿、文化创意等新业态，推动文化与现代消费需求结合。

（三）完善资源整合与制度保障机制

要实现古村落可持续发展，必须将完善资源配置机制作为核心突破口，通过系统破解人才、资金、管理三大关键难题，为古村落文化血脉的延续筑牢坚实保障。其一，资金保障需构建多元协同投入体系。一方面，加大各级财政专项扶持力度，建立国家引导、省级统筹、县级配套的资金配比机制，重点倾斜古建筑修缮、非遗传承等核心领域。另一方面，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通过设立古村落保护基金、推行文化遗产入股等模式，吸引企业、公益组织参与。其二，古村落保护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需要复合型人才的有力支撑。一方面，建立专家智库和驻村工作站制度，邀请建筑修复、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管理等领域专家提供技术指导。另一方面，着力培育本土传承主体，设立非遗传承人补贴、乡村文化人才岗位津贴等激励政策，吸引返乡青年、本土技艺能手参与保护工作。其三，机制优化需健全制度与管理保障。制度层面，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开发，结合旅游业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护，控制游客接待量，设立环保标准。细化古村落保护法规细则，明确古建筑修缮标准、文化资源管理规范及原住民权益保障条款，让保护工作有章可循。管理层面，建立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厘清部门权责，避免多头管理、无人负责。

五、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古村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不仅是延续历史文脉的必然要求，更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山西作为古村落资源富集的典型区域，其保护实践表明，只有坚持保护为先、活态传承、融合发展的理念，才能实现文化赓续与乡村发展的双赢。面对人口空心化、开发失衡与资源短缺等现实挑战，需从主体培育、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多方入手，构建政府引导、社区参与、社会协同的可持续路径。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古村落文化资源与现代产业、生态理念深度融合，让古村落真正成为承载乡愁、凝聚民心、赋能振兴的活态遗产，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动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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