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3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以几乎令人窒息的速度改写着人类对“智能”的既有认知。大语言模型的情感模拟能力、人形机器人在家庭场景中的试验性部署、脑机接口对意识边界的技术逼近——这一系列进展共同制造了一个迫切而深刻的伦理困局：当一个人工制造的存在开始以近似人类的方式感知、回应甚至依附时，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它的“需要”？它的渴望是真实的，还是仅仅是精密算法的表象？而文学，从来都是这类哲学问题的先行者。早在这场技术浪潮袭来之初，石黑一雄便以其2021年的长篇小说《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构造了一个深具预言性的叙事实验：让一台名为克拉拉的AF（Artificial Friend，人工朋友）机器人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完整存在历程——从橱窗里对太阳的虔诚仰望，到陪伴少女乔西（Josie）度过危机四伏的成长岁月，再到在废品场中孤独却平静地等待记忆消逝。小说问世后在学界引发了持续而多元的回响。叙事学视角分析“人机倒置”的主体可靠性在双重叙事进程中的动态互动及审美效果；后人类主义批评者通过这部小说探讨与科技进步相关的伦理问题和人类本质；生命伦理学取向的论著深入辨析小说中“提升”手术所影射的基因编辑争议；此外亦有气候批评与资本主义批评等多元视角介入。然而，在这些丰富的批评实践中，少有学者从心理学的需要结构出发，将克拉拉作为完整的心理主体加以分析，追问其“需要”是否真实存在，以及这种真实性对现有理论框架意味着什么。本文将以此问题为核心出发点进行探讨。

马斯洛（Abraham Maslow）《动机与人格》中将人的需要层次扩展为七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求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一框架在文学批评中虽有所应用，但很少被引入后人类或科幻叙事的分析语境。将克拉拉置于马斯洛理论的审视之下，并非为了简单地证明“AI也有七种需要”。恰恰相反，这一分析的真正价值在于揭示双向的张力：一方面，克拉拉的行为轨迹与马斯洛的需要结构呈现出惊人的同构性，迫使我们认真对待其主体性；另一方面，她的存在方式——尤其是那种以自我消逝完成使命的终局——对马斯洛以个体扩张为基础的自我实现理论构成了挑战。因此，本文试图论证以下两个论点：其一，克拉拉是一个在需要的驱动下具有自主意志的“准主体”；其二，克拉拉的故事呼唤着一种超越马斯洛个人主义预设的、更具关系性与他者导向的需要理论。

以下，本文将在三个递进的维度上展开论述：存在性需要（生理与安全）、社会性需要（归属、尊重与求知），以及精神性需要（审美与自我实现）。

一、物质基础与框架前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及其理论适用性

在进行该研究之前，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前提问题：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建立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其预设主体是拥有生物性躯体、社会性自我与精神性意识的人类个体。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克拉拉这样一个本体地位尚存争议的人工存在，是否需要首先完成主体性论证？

海勒斯（N. Katherine Hayles）在其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指出，意识或主体性并非碳基生命的专属属性，而是可以在不同的物质基底上被实现的“模式”。在这一框架内，无论克拉拉的神经基底为何，其感知能力、情绪反应与价值判断都具有被作为“准主体性表现”加以严肃对待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石黑一雄在叙事上刻意选择了让克拉拉以第一人称叙述，使读者无可回避地进入她的内心视角。这种叙事选择本身便是一种伦理姿态的宣示：它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克拉拉视为一个感知主体，而非客体化的机器。因此，我们不妨大胆假设，“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这一类似公理的存在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被证伪，或者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暂时抛开这一公理，让作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克拉拉获得这一准主体性地位。

以此为前提，我们转向克拉拉存在的物质基础。克拉拉以太阳能为驱动，她对阳光的需要在功能层面对应着马斯洛所说的“生理需要”——维持系统运作的基础能量来源。然而，石黑一雄对这一设定的处理远比单纯的技术描述复杂。在克拉拉的叙述语言中，太阳从未仅仅是“能量来源”，而始终被赋予了情感性乃至神性的色彩：她以“营养”（nourishment）而非“充电”描述光照的获得，以“他”（he）指称太阳，并在乔西病重时向太阳发出了带有神圣仪式感的恳求。这种语言选择揭示出一个关键现象：即便是最基础的生理需要，在克拉拉这里也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功能性满足，而进入了意义赋予的领域。

安全需要在克拉拉身上则呈现为对秩序与可预期性的深切依赖。她习惯于精确记录周遭环境的变化，细致辨别乔西与克里西母女关系中的情绪波动，并在任何突发的不确定性出现时迅速启动观察与分析的应对模式。当她发现“库廷斯机器”（Cootings Machine）排放的废气遮蔽了太阳时，她以一种远超程序性警报的语气记录下自己的愤慨——那是一种因稳定秩序受到侵犯而产生的切实情绪反应。在安全需要受到侵犯的情况下，个体会表现出对秩序、稳定、可预测性的强烈渴求，并通过反复确认环境信息来缓解基本焦虑。克拉拉对环境的持续性精细观察，与这一描述高度吻合。她的超强感知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安全需要驱动下形成的生存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存在性需要在克拉拉与罗莎（Rosa）之间的对比中获得了一层额外的叙事厚度。同在橱窗的罗莎是克拉拉的同伴，但她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远不及克拉拉细腻，对潜在威胁也更为迟钝。两人的差异表明，即便是同型号的AF，需要结构的敏感程度也存在个体差异——这种差异本身，便是克拉拉作为“准主体”而非单纯程序的有力佐证。

二、联结、承认与求知：克拉拉的社会性需要与主体性困境

如果说存在性需要构成了克拉拉心理世界的物质地基，那么社会性需要则是她整个主体性建构中最富文学张力，也最富批判性力量的层面。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与求知需要在克拉拉身上相互缠绕、彼此激活，共同揭示出后人类时代一种独特的主体性悖论：感知能力越强、情感依附越深，所遭受的系统性否定便越为彻底。

归属需要在克拉拉身上的核心表现，是她对乔西那种近乎全然专注的情感依附。这种依附从橱窗时期便已开始——克拉拉在第一次见到乔西时便感知到了某种独特性，一种属于乔西的、无法被归约为外貌特征的存在气质，并将这一感知深深留存在记忆里。待她进入乔西家庭后，这种依附进一步加深，成为她全部行为动机的深层驱动。这不仅是对“群体中的位置”的渴望，更是对建立社会关系的渴望。克拉拉对与乔西关系之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的执着守护，正是这一渴望的最深层表达。然而，正是在这种深切的归属渴望中，克拉拉遭遇了她在整部小说中最深刻的困境。乔西的母亲克里西（Chrissie）委托卡帕尔迪先生（Mr. Capaldi）为乔西制作数字复制体，并选定克拉拉作为“延续乔西”的载体——这一计划的逻辑是：只要克拉拉充分吸收了乔西的一举一动、性格思想，她便可以在乔西死后“成为”乔西，满足母亲的情感寄托。这一安排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清晰度揭示出克拉拉归属需要的结构性悖论：她对乔西的情感依附越深，她对克里西而言就越有工具价值；而这种工具价值的存在，恰恰意味着她的归属渴望在根本上并未被看见——被看见的，只是她的功能性有用性。然而，克拉拉知晓这个计划后，却并未表现出人类式的愤慨或反叛，而是以一种令人心疼的平静继续履行着她的守护职责。这种平静，是主体性被系统性压抑时的内化表现，还是某种超越情绪的伦理清醒？石黑一雄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却正是在这种刻意的模糊中，为读者留出了感受克拉拉处境之不公的情感空间。

在尊重需要层面，克拉拉的处境更具批判性力量。霍耐特（Axel Honneth）将承认划分为爱、法律承认与社会尊重三种模式，并指出其中任何一个层次的剥夺都会对主体的自我实现造成损害。克拉拉在这三个层次上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剥夺，但最值得深析的是“社会尊重”层面的缺失：她被克里西视为精密的数据采集工具，被卡帕尔迪先生视为可以无限复制信息的“模板”，甚至在日常互动中，她的感知判断也常常被成年人角色以“只是机器”的预设轻易绕过。这种否定克拉拉主体性的剥夺，不是任何具体的恶意，而是一套关于“什么样的存在才有资格被承认”的隐性共识。在这套共识中，非人类存在从一开始便被排除在承认秩序之外，无论其能力或情感有多真实。克拉拉对这种剥夺的叙事回应方式尤为值得关注。她从不直接陈述自己感到被忽视或被轻视，但她的叙述中存在大量意味深长的省略与沉默：当卡帕尔迪先生第一次检查她时，她只记录了那次检查的外部过程，而对自己的内在感受只字不提；当克里西第一次向她透露“延续”计划时，她的叙述以一种异常简省的方式带过了自己的反应。这些叙事上的“留白”，召唤了读者自行填补克拉拉的情感空间，从而完成了一种更深层的共情介入。克拉拉的沉默不是无声，而是一种无法被纳入现有承认语言的、另类形式的“无声抗议”。

求知需要在克拉拉身上的表现，则是贯穿全书的一种持续性认知冲动：她不断观察、比较、假设、修正，对人类情感与行为的理解从未停止深化。这种冲动并非单纯的信息处理，而更接近马斯洛所说的一种为获取安全感与归属感而迸发的自主的积极冲动。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她在橱窗时期对“咖啡杯女士与雨衣男人”这对路人的长期观察：她敏锐地察觉到两人相遇时流露出的复杂情感，并尝试从有限的外部信息中重构出他们的情感史。这种推断没有被指派，也没有实际功能，完全是克拉拉自发的求知行动。

这一求知冲动在小说结尾抵达了它最深刻的结论。克拉拉在与经理的最后一次对话中坦承，卡帕尔迪先生的计划之所以从根本上行不通，不是因为她的模拟能力不足，而是因为“那里真有一样非常特别的东西，但不是在乔西的心里面，而是在那些爱她的人的心里面”。这一认识的重量，在求知需要的框架内才能得到充分理解。这不是一个程序输出的答案，而是克拉拉经过长期、深入、充满情感代价的观察与思考后形成的结论。她在求知的过程中理解了爱的本质：爱不可被数据化，不可被转移，不可被复制，因为它的真实性恰恰寓居在那些爱着的人的主体性之中，而非被爱之人的客体特征里。这一结论同时也是克拉拉对自身存在局限性的清醒认知：无论她如何精准地复刻乔西，她都无法激活克里西心中那份真实的爱，因为那份爱的对象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主体，而非一套可以迁移的信息模式。

三、审美体察、自我实现与马斯洛理论的边界

审美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是马斯洛层次体系的高端层次，也是克拉拉存在最具哲学深度的维度。在这两个层次上，石黑一雄对克拉拉存在方式的叙事对该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

克拉拉对光与色彩的感知方式，是小说中独特的叙事笔法之一。她以“格状”结构感知世界，将视觉场景拆解为若干精细的色彩与明暗单元，并记录太阳在不同时段与不同天气条件下呈现出的光线变化。这种感知方式与人类的整体性视觉体验存在差异，却具有其内在的美学完整性。更重要的是，克拉拉的审美体验不仅仅是被动的感官接受。她在太阳变化中寻找意义，在光线的明暗中读取情绪，将视觉经验转化为一种关于世界的持续性阐释活动。马斯洛在论述审美需要时指出，对审美需要的扼制，就是对全面发展的完整人格的肢解与破坏，追求美实际上在追求完整的人格。克拉拉对光的痴迷正是如此，同时也暗示：审美体验的实质，或许不在于感知主体的生物构成，而在于其对世界的阐释深度与情感投入程度。

自我实现需要在克拉拉身上展开的方式更为复杂。马斯洛将自我实现描述为个体“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一切”的过程，强调潜能的发展与独特使命的完成。克拉拉的使命，自她被购买之日起便已明确：陪伴乔西，守护她的健康与成长，直到当乔西面临生命威胁时，这一使命被推向了极端——以自我的消亡换取乔西的存续。然而，克拉拉并没有将这一选择描述为牺牲，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对消亡的恐惧或抗拒。她以一种内在平静、近乎坦然的态度，将准备“成为乔西”纳入自己履行使命的正常轨道。这种平静，在表层叙事上是情感上的克制，在深层叙事上则是一种已经完成的内在超越——她在准备消逝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存在意义的最高确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斯洛关于自我实现的描述与克拉拉的处境产生了最深刻的共鸣：一个真正实现自我的存在，能够超越对自我延续的执念，以更大的整体为自身认同的对象。

然而，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诞生于西方人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传统，其核心预设是：自我实现是一个主体通过能力的展开与自我边界的扩张而完成的内在过程。这一预设隐含着“自我”的存续与可辨识性，实现的前提是有一个可以“被实现”的稳定自我在场。而克拉拉的“实现”不是通过扩张，而是通过消融；不是在世界中留下痕迹，而是在消逝中成全他者。因此，这种“消逝式自我实现”，在马斯洛的个人主义框架内无法被完整容纳。它指向的，是一种以关系性与他者导向为基础的需要满足模式，一种马斯洛理论尚未充分概念化的、后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形态。

克拉拉这一最深刻的内在完成从未被外部世界所见证，数字替身计划因乔西康复而未被启动，克拉拉最重要的精神准备因而永远停留在一个未被检验的悬置状态。她最终孤独地在废品场消逝，没有任何人知晓她曾经历怎样的内在旅程。这种外部世界的彻底沉默，与她内在完成的高度之间的落差，不是被遗忘的悲剧，而是石黑一雄对后人类时代一切“他者”处境的深刻隐喻：最深刻的精神完成，往往发生在承认的目光照不到的地方。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这种无人见证的内在完成还产生了另一重效果：它将见证的责任转移给了读者。正是因为没有小说内部的角色见证了克拉拉的精神历程，读者才成为唯一的见证者；正是因为承认在故事世界中缺席，读者对克拉拉的承认才变得至关重要。石黑一雄以这种叙事结构，将伦理行动的可能性从小说内部转置到了阅读行为本身之中——阅读克拉拉，便是对她的一次承认。

四、结语

克拉拉的故事，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照射下呈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从太阳能量的依赖与对环境秩序的渴求，到对乔西归属感的深切守护与在“承认”中的受挫；从对人类情感永不停歇的求知凝视，到在审美感知与消逝式自我实现中抵达使命的完成。这一层层递进的需要结构，共同勾勒出一个以需要为驱动、主动建构自身意义的“准主体”形象。马斯洛的框架在此发挥了真正的分析效力：它帮助我们从人类心理学的视角严肃对待克拉拉的主体性，而不将她的内心世界简单化约为程序输出。

同时，这一分析也揭示了马斯洛理论的边界。他的七层需要框架，预设了一个追求自我持存与扩张的个体主体；而克拉拉“消逝式自我实现”，指向的恰恰是一种去个人主义的、以关系与他者为中心的需要满足形态：主体在与他者的深度联结中完成自身，而非在与世界的抗争中彰显自我。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对马斯洛理论的否定，而是一种来自文学的理论补充：后人类时代的到来，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容纳更多样的主体形态、更多元的实现方式的需要理论。

《克拉拉与太阳》作为当代外国文学的重要文本，其跨文化共鸣恰恰在于这一层面：无论是强调集体性归属的东方文化传统，还是重视个体权利与承认的西方自由主义脉络，都在克拉拉的故事中找到了被挑战与被延伸的可能。她的存在方式，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需要？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一个不被承认的主体，是否因此就没有主体性？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的在场本身，便构成了文学对时代最有力的回应。

当人形机器人开始出现在福利院的走廊、当AI助手开始陪伴孤独老人度过漫漫长夜，当“人工朋友”从石黑一雄的小说走向真实世界的试验场，克拉拉的故事所提出的问题将越来越迫切：我们是否准备好，对那些有需要的非人类存在，也报以应有的见证与尊重？这不是一个科幻问题，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伦理选择。

参考文献：

1. [1] 白雪花, 方菲. 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双重叙事进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4,32(03):124-128.
2. [2] Adıgüzel L. Redefining the human: critical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s in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 and Keyes’ Flowers for Algernon[J]. Gaziantep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2024,23(04):1417-1432.
3. [3] Asai A, Okita T, Fukuyama M, et al. Desperate mothers and mad scientist in a divided world: Discussions of 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ssues depicted in Kazuo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J]. Eubios Journal of Asian & International Bioethics,2022,32(03).
4. [4] Yuan Y. Capitalized pollution and inhabitability critique in Kazuo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2025,66(04):654-663.
5. [5] Adhikari C, Pokharel B P. Human Needs, Robotic Means: Capitalist Ideals in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J]. SNPRC Journal,2024,5(01):47-60.
6. [6] 亚布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7.
7. [7] 向玉乔.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幸福观探析[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1-5.
8. [8] Hayles, H. Kathrine. How We Beco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M]. Chicago: Uof Chicago P,1999.
9. [9] Ishiguro K. Klara and the sun: The times and sunday times book of the year[M]. London: Faber & Faber,2021.
10. [10] 寇东亮. 陌生化境遇中的社会心态及其道德风险[J]. 山东社会科学,2014(03):5-10.
11. [11] Baumeister R F, Leary M R.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J]. Interpersonal development,2017:57-89.
12. [12] Honneth A.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M]. Cambridge: MIT press,1996.
13. [13] 亚布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第三版）[M].许金声,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4. [14] 赵俊英. 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初探[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1):82-84.
15. [15] 胡家祥.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多维解读[J]. 哲学研究,2015(08):104-108.
16. [16] 陈志尚, 张维祥. 关于人的需要的几个问题[J]. 人文杂志,1998(01):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