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目前对于刘祎之的研究集中在他的墓志铭的考证上，或者将其放在北门学士群体中进行研究，对刘祎之本人在武周政局的参与上所言不多。论文从刘祎之的传记入手，首要探讨分析刘祎之入仕的深层原因及过程；论述刘祎之在武周政局中的作用，为武后著书，进行政治造势宣传，随之论述刘祎之在废黜中宗、立睿宗事件中的作用，随着废立事件的完成，朝局迎来了大清洗，在清洗中刘祎之沉默的原因；最后从刘祎之的死看武周政局的特征，酷吏盛行，科举初期文人与专制的矛盾所在，武则天打击异己的特征等。论文探讨刘祎之本人在武周政局中的作用，从人物出发，论证个人与政局的关系，以小见大，从而得出武周政局的特征。

一、刘祎之启用背景分析

（一）启用过程

刘祎之字希美，常州晋陵人，东南世家出身，年少时就以文藻闻名。初入仕时，刘祎之墓志铭有所记载“年甫十五，言祗上京，燕公于志宁、河南公褚遂良，素闻府君高名，特加表荐。寻授宋州参军，转左率府仓曹参军，昭文馆直学士。又转内直丞。”在其母亲去世后“丁内忧，寻奉敕夺情，授雍州万年县主簿，兼崇贤馆直学士。又迁著作佐郎，又转起居舍人。”起居舍人，是中书省官员，起居舍人的职责史书记载“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自李世民登基以后，国史的编辑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因为不仅可以借用史书来改变君王形象，也有打击皇子的效果。长孙无忌一死，武则天，就安排许敬宗主持史书编修工作，而许敬宗一死，高宗心腹郝处俊立马主持编修。可见，此时的刘祎之地位在不断上升。“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郞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上元年号，对于武则天来说意义非凡，武则天在上元年间成为了大唐的天后，史书记载“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改元，赦天下。”此外，还颁布了自她听政以来的第一个施政方案“上元元年，进号天后，建言十二事。”上元年间，武则天在逐步逼宫，此时招入刘祎之等人入宫编写书籍，无疑是想进一步减少上位阻力。“历数载，天后表请高宗召还，拜中书舍人。转相王府司马，复迁检校中书侍郞。则天临朝，甚见亲委。及豫王立，祎之参预其谋，擢拜中书侍郞、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男。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祎之为凤阁侍郞、同凤阁鸾台三品。”可以说，刘祎之在其为官期间背后总是伴随着武则天的影子。

（二）启用原因

隋唐之际，宇文氏以北魏六镇军人为核心，与关中旧贵结盟，组成掌控隋唐政权的关陇贵族。隋唐之际，经历了此前上百年的战火和动荡，世家大族的经学礼法优势不断失去，文化逐渐被底层所掌握，世家大族的地位也不再像魏晋时期依赖于家族。此外隋朝创建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唐前期的作用并不明显，直到高宗武则天时期，科举作用变大，管理选拔越来越倾向于考察文学才能，而不是家世背景。世家大族出于政治的需要，转向依赖文学，文学成绩成为入仕的重要法宝。科举制度的发展和皇权的加强导致大族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政治新贵的崛起便是隋唐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个特征在武则天逐步掌权过程中愈发明显。武则天参政面临的阻力主要来自支持李唐正统的关陇贵族以及大官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牢牢把持朝政，让武则天干政处于困难境地。为了维护自身权力，武则天开始利用大量的非关陇士族出身的科举人才，并成立了知名的政治群体——北门学士，刘祎之就是其中代表。刘祎之出身东南文人世家，非关陇贵族和文人的身份使其刚好符合武则天培养政治势力的需要。武则天临朝称制时期，政治势力羽翼尚未丰满，李唐正统束缚的存在让刘祎之有了一步步独揽大权的入场券。此外，刘祎之的入仕存在历史因素。自唐建立，皇帝就有任用东南出身的文人以达到控制朝政的作用，为此更是设立了弘文馆等机构，历史惯性延续到武则天时期，同样面临来自关陇贵族的威胁，武则天同样任用东南文人来打击关陇旧贵。

二、武周政局中的刘祎之

（一）编写书籍助武则天称帝

如前文所述，上元对于武则天来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号。改元上元前，武则天除掉了贞观老臣也代表关陇贵族的长孙无忌及其关联人员“夏四月戊辰，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韩瑗，并枷锁诣京师，仍命州县簿录其家。”此外，还将上官仪等人“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至于此武则天得以和高宗顺利并称“二圣”，上元年号的更改，更多的意义在于巩固打击上官仪等人后确立的天帝天后称呼。高宗上元年间，武则天一步一步巩固其称帝的措施，提出的“建言十二事”“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中，都有拉拢官员为自己所用的嫌疑，想借此填补许敬宗去世后造成的权力空缺。上元元年，武则天还向高宗上表“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借此提高女性地位，为其称帝造势。尽管此刻的阻力已经相对弱小，但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人及关陇贵族仍然不会接受则天称帝。上元二年，武则天在做完上述努力完后，自以为能安心称帝，但事实无法如她所愿，这一年高宗自感身体不适，想要传位于武则天，大臣郝处俊于是进言“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高宗于是拒绝传位。无法称帝使得武则天明白称帝的阻力依旧是大官僚集团，官吏仍无法顺从自身。女性且非李唐正统的问题依旧困扰着武则天，刘祎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召入参与编写书籍“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称帝的过程持久且艰辛，因此此次编写书籍并不仅仅是管理官僚的问题，更有为武则天的称帝造势及确立其正统的政治目的。根据《新唐书》记载此次共编写了各类图书一百二十卷，包括“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孝子列女传，内范要略、百僚新诫、臣轨，垂拱格”等书。此次编写书籍中，可以看出如臣轨、百僚新诫等书，都表达了加强官吏管理，希望官吏在立帝时“沉默寡言”的愿望，不愿意再出现如上元二年时如此多官吏明确表达反对的情况。此外，编写的书籍中还出现了孝子列女传，与武则天在高宗二年上的表意图一致，都希望借此提高女性地位，从而达成称帝的目的。刘祎之在这微妙的时段参与进武则天称帝的进程中，为其称帝贡献了力量。如前文所述，文臣方面，许敬宗刚刚死去，武则天虽然成为天后，但舆论的造势仍然不够，尤其是对于参加科举制入仕的士大夫来说，只有从书籍中改变妇女的形象，让他们接受女性的地位才是最有效的解决女性地位低下的重要手段。对于武则天来说，无论是男性正统还是李唐正统，一直都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而孝子列女传的作用在于训诫、打击李唐的直系继承人，借此削弱李唐皇室的力量。刘祎之入宫编写书籍，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借着编写书籍的理由及所编写的书籍，武则天实现了控制官员、为后面称帝进行政治造势的目的。编写书籍的背后还有扶持自身势力以参预朝政的目的。

（二）参与废立皇帝

中宗继承大唐皇位，这是武则天不希望看到却又无可奈何的结果。武则天唯一的安慰受高宗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仍然独揽大权，因此中宗的初即位并不是不能接受的结果。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才触碰到了武则天揽权的逆鳞“中宗欲以韦玄贞爲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中宗想要扶持韦皇后的外戚家族以壮大自身的目的为裴炎和武则天所不能接受。裴炎同样是受高宗遗诏辅政之臣，权势滔天。中宗没有得到裴炎等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裴炎也不希望看到外戚一族的强大从而威胁自身权力地位。因此武则天和裴炎谋和在一起发动政变“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干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勗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武则天负责控制住百官，裴炎代表了他这一派，而刘祎之则充当武则天的代表，双方负责人领兵入宫完成了废皇帝。自上元年间的政治参与，北门学士这一群体不断出现在大型政治事件中，在这场废皇帝运动前，刘祎之无疑成为了武则天的心腹，不然不可能在如此重大的废立运动中充当武则天的代表。而刘祎之真正到达权势的巅峰还得是参与立豫王为帝也就是之前的相王李旦的事件中“及豫王立，祎之参预其谋，擢拜中书侍郞、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男。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在立豫王李旦事件中，共有两人被立为相，另一个是裴炎势力的代表王德真。笔者认为，刘祎之在这次事件中，既代表豫王，又代表武则天。其一，刘祎之和豫王的关系一直为世人所低估，刘祎之入仕之初，一直在相王府工作，旧唐书记载这段经历“转相王府司马”，在此次立豫王事件中，更是坚决拥立豫王上位，而在之后刘祎之失去武则天信任入狱后，睿总甚至为其向武后求情，可见他们的关系并不简单。其二，如前文所说，刘祎之又代表了武后一派，不管是出于政局的稳定还是出于势力的平衡，刘祎之在政变后成功当上了当朝二相之一。谋立皇帝，一直是权臣的专利，这时的刘祎之，成功填补了许敬宗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当上宰相后的刘祎之却站到了武后的对立面，随着豫王称帝成为了睿宗，刘祎之开始抛弃武则天的栽培，重新回到士大夫的怀抱，这也为他带来杀生之祸。

（三）政治清洗下的软弱

经过政变，睿宗成功上位，对于裴炎来说，他是既得利益者，他忠诚着拥护李唐皇室，辅佐睿宗成为了裴炎的政治使命。在立睿宗事件上裴炎本就是主要谋划者，此外睿宗此时的势力相对弱小，裴炎的支持对他无疑是雪中送碳。裴炎扶持睿宗，自然是希望在其参与下打败武则天，结束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局面，让权力重新回归关陇贵族。可惜事态的发展远超裴炎一派的想象。睿总上位之初武承嗣上书奏请将武则天的祖先追封为王，设立武氏七庙“武承嗣请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这种做法无疑是想提升武氏一族的身份地位，经商出身的后裔在对于武则天的称帝远远不如王族有利，造势运动一直在进行。此刻裴炎自然是希望还政，最起码能保持之前的平衡，而不是武氏更进一步，因此裴炎明确表达了反对‘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示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这个上书坚决有力，可谓是秉笔直书。而武则天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太后不从”。在之后的众多事件中，裴炎和武则天的意见总是相左，这也造成了裴炎势力的灭亡。对于废中宗，立睿宗政变的另一位参与者刘祎之所表达出来的想法与裴炎是一致的。刘祎之是武则天一手培养的官员，在睿宗没上位之前，刘祎之的政治取向是辅佐武则天，当然这个辅佐并不包括武则天称帝，自然也就不包括专权，刘祎之希望还政于睿宗，他将希望寄托在武则天身上，因此他与裴炎的政治态势一致，只是在裴炎反对武则天除掉异己时，刘祎之所做的却是保持沉默，“刘祎之、韦思谦皆无言”。刘祎之此刻的沉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他是武则天一手培养的官僚，在裴炎与武则天政治相左时，尽管此时他的政治倾已经在向睿宗靠拢，只是在政治清洗中他还是站在了武则天一边，保持沉默；二是武则天实施专治高压政策，导致“北门学士大多性情纤弱，气质颓萎”以至于当时的宰相杨再思说下这句话“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誉之。”可见刚刚从贵族政治走出来的科举制文人在专治主义的高压下所表现出的软弱性。正是这种高压政策下的软弱性使得刘祎之不敢追求文人的正统理想。

三、从刘祎之的死分析武周政局的特征

（一）文人政治与专治的矛盾

刘祎之死在了睿宗皇帝初登基的几年里，《武韦之祸》记载“刘祎之窃谓凤阁舍人永年贾大隐曰：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之”太后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乃复叛我。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太后大怒，以为拒捍制使，庚午，赐死于家。裴炎案中保持沉默的刘祎之为何在此时大谈返政之事呢？一是睿宗与中宗存在区别，中宗背后并没有站着李唐的关陇贵族势力，因此中宗只能扶持外戚韦氏，想借此控制朝政。中宗没有的东西睿宗有，主张立睿宗的裴炎代表了关陇贵族在外廷的政治力量，而同样在废立事件中出现的军人程务挺，则代表了关陇贵族中军人集团也在支持睿宗，正是以上势力的存在让刘祎之看到了武则天返政与李唐正统的可能性，二是睿宗和刘祎之的关系，但立睿宗后随之而来的政治清洗给了刘祎之当头一棒，睿宗势力在这场清洗中逐渐消散，武则天此刻也在明目张胆地准备称帝，有关返政事宜史书记载“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诚心，奉表固让，太后复临朝称制。辛酉，赦天下。”自此，刘祎之对武则天彻底失望，于是对下属说下了返政这种对武则天来说大逆不道的言语。恰恰这就刘祎之和许敬宗不一样的地方。许敬宗投靠武则天，为了升官不折手段谗害忠良，打击异己，背叛了士人官僚集团，成为武则天专权体制的附庸，而背离士人官僚集团的许敬宗其死后在武则天及其子孙的力争下都只能获得一个讥讽意味十足的‘恭’字谥。刘祎之软弱，但始终没有背叛士人官僚集团，他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官员，但他始终属于官僚集团的一员，所参与的斗争是官僚派系间的斗争。此外，武则天临朝称治合乎礼法，无论是高宗活着时的天后天帝，还是临终前的托孤遗诏，这些都是武则天临朝的依据。因此，武则天的行为并没有达到越权的地步，都能为士人官僚集团所接受。最直接的例子无疑就是废中宗的政治事件，裴炎之所以找到武则天合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则天受高帝遗诏，合乎礼法。

唐代皇帝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通过更为温和方式解决了关陇集团功高盖主的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关陇集团的土崩瓦解和唐朝的面目全非。这场斗争给了官僚集团得以名正言顺上位，代替贵族集团成为统治阶层。武则天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大力进行科举改革，科举制逐渐完善并成熟了起来。随着科举制以及印刷术的普及，老百姓终于可以不再通过高官贵族所把持的举荐通道而是通过公平的考试成为梦寐以求的官员。寒门亦可出贵子，布衣亦可吃皇粮。这些通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官僚，没有背景、没有组织也不成体系，甚至成为皇帝对抗关陇集团的工具。皇帝对此心知肚明，这些官僚成为皇帝集权的天然盟友，双方各取所需、各应所求。在科举制作用下，这些官吏摆脱了过去世家大族所把握的经学经义，转而成为正统的儒家官僚，他们深受儒家四书五经的影响，他们的背后并不是家族，而是整个国家，他们回馈的对象也从族权变为天下，他们秉持男尊女卑的儒家正统思想，自然无法接受女人上位，尽管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深受普通庶族地主的爱戴，但睿宗不仅深受李唐皇族的爱戴，也受庶族地主的喜欢，他的存在让刘祎之这些儒家官吏有了坚持正统的可能，不到万不得已儒家官吏不会将皇权移交到女流之辈。此外，文人以依赖专治制度的面目出现，在政治地位上，文人处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儒家在对待专治制度上强调国家由有道德的人治理，体现了知识阶层与专治制度所相融的一面，然而文人的政治行为在于追求社会的合理与进步，这就不得不与专治制度的腐朽做斗争，这是专制与知识阶层矛盾的一面。儒家思想倡导文人追求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又允许他们傲视一切权势，包括专制皇权。就唐代文人来讲，他们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并未沉洒于对一己命运悲愁的怅惘，而放弃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这造就了文人与专治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打击在京政治反对势力

在唐高宗时期，反对武则天的阵营中最具有权势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大官僚集团。这些人不满武则天的做法，更想要李唐权力不被窃取，不断地对武则天进行攻击，试图削弱她的权力地位。然而，在登上皇后的位置后，武则天利用了高宗想要摆脱元老重臣束缚的心态，暗中策划许敬宗诬陷长孙无忌等人，以此消除潜在的威胁。于是几年后，长孙无忌被罗织“谋逆”的罪名，褚遂良等二十余名大臣被贬或者被杀害。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武则天成功地消除了自己身边的政敌。随后，宰相上官仪密谋废黜武则天，但也被迅速诛杀，与上官仪有联系的朝中大臣也遭到了贬斥甚至是杀害。除了大臣，李唐宗室也遭受巨大打击，太子李贤被废位并流放到巴州，最终被武则天杀害，宗室诸王也受到了限制，长期被放置在远离京师的外地，无法发展自身势力，更无法威胁到远在京城的武则天。

可以看出，在辅政期间，武则天优先考虑的是消灭对自己不利的心腹大患，以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在她病重之前，她一直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发生的政变和内部纷争，从而得以稳定政局，控制全国。对于京师的控制一直是武则天的重中之重，对身边反对派的打击也是不留余力，这个特征被用在了刘祎之身上，以至于刘祎之在与人谈到返政后，武则天十分生气，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由此可以看出，刘祎之的死既有身为儒家官吏坚持正统思想的因素，也有武则天善于打击身边势力的因素在。

（三）酷吏盛行

武则天统治时期，为解决忠于李唐王朝的政治势力，也为培养亲于自己的政治势力，于是起用酷吏实施恐怖政治。酷吏被武则天赋予生杀予夺的大权，致使一些低级官吏、地痞、流氓等纷纷加入这个行列。在酷吏的起用过程中，告密是其入仕的主要途径。自武则天掌握朝政后，朝廷告密之风不断，《武韦之祸》中记载“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于是飞骑中参与谈论的人斩，余下不告密的人全部处于绞刑言者，告密者的奖励十分丰厚“者除五品官”，于是告密的风气在武周政局中盛行开来。根据开元十三年御史大夫程行諶上奏的文书统计，武周一朝提拔的酷吏有“来子珣、万国俊、王弘义”等二十七人，这些人为武则天“残害宗枝，毒陷良善”。胡戟的《武则天本传》将刘祎之的死归为酷吏政治实施的结果。公元687年垂拱三年刘祎之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废昏立明……不如返政，以安天下”贾大隐于是向武则天上奏告密，这使得武则天大怒。此外，垂拱三年刘祎之因为其他的事情被告入狱，但如果没有此次告密，没有谈论返政之事，刘祎之不会快速失去信任从而被杀。除了刘祎之案，还有郝孝象案、李孝逸案等等案件，无论是李唐皇室还是当朝大臣，只要对武则天表达出任何不满，可能只是诬告，都有可能导致被贬或被杀。在武则天临朝称制这一阶段，24人宰相就有17人被贬或被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酷吏的滥用。

四、结语

刘祎之入仕升迁的背后，是武则天急于扶持自身政治势力以打击关陇旧贵族，也有魏晋以来的大动乱导致世家大族经学礼法优势逐步失去，文人依靠才华入仕的时代特点，更是太宗以来文人入仕参政传统的延续。身为北门学士的刘祎之在武则天临朝称制这一历史阶段为武则天编写如臣轨等书籍帮助其管理官吏，训诫皇子以及提高女性地位。此外刘祎之在废中宗事件中代表武则天一派领兵入宫，废掉了中宗皇帝，在立睿宗皇帝的政治事件，刘祎之更是参与谋划。面对废立事件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政治大清洗时，刘祎之选择了沉默，沉默原因既有文人政治起步阶段的文人在武则天政治高压下大多气质颓萎，在表达文人理想时趋于软弱，也有刘祎之是武则天亲手培养的官员的原因。北门学士刘祎之死于武则天称帝前期，刘祎之以依附专治皇权的形象出现，但始终没有背叛士人官僚集团，其文人特性的存在造就了他的死亡。在文人政治下，文人希望改变社会的理想与专制的腐朽性的矛盾使得武则天迅速对刘祎之失去信任，此外武则天善于铲除身边异己以及武周政治下酷吏盛行等因素的存在，在刘祎之失去信任后，武则天将其当成政治反对势力给予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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