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约翰·麦加恩（John McGahern,1934 —2006）是20世纪后半叶爱尔兰现实主义文学中公认的不可缺少的作家，科尔姆·托宾评价他为“在谦逊的作风下，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作家。”麦加恩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农村家庭，母亲早逝、父亲严厉以及乡村社会克制的早年经历构成了他作品的情感底色。根据时间与内容的侧重点维度，麦加恩的作品可以分为前期与后期。早期包括《警察局》（1963年）、《黑暗》（1965年）在内的虚构作品，围绕家庭关系、乡村文化，以及爱尔兰民族独立历史展开，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综合了作者的自身经历。到了后期，麦加恩不再执着于内敛的乡村社会与家庭结构，而是弱化冲突，更加强调日常、光与乡村季节。

就目前国内的出版情况来看，《乡下的葬礼》基本可以视作麦加恩唯一一部正式、系统出版且可获得的中译本。这部短篇集收录了其同名作品《乡下的葬礼》，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篇，托宾称其为“自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之后，爱尔兰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小说以彼得舅舅的遗体为中心，大量的环境描写与主人公的回忆交织并行，既展现了爱尔兰乡村之景，又再现了当地的风俗外貌。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乡下的葬礼》的研究聚焦于叙事策略，而国外研究则以分析对比为主，从生态视角出发的研究尚付阙如，而麦加恩作品对地方依恋与自然日常的研究在具体的虚构文本中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一、香农河的浪潮：作为“记忆之所”的乡村地理与自然日常

长期以来，人们凭直觉认为，阅读麦加恩的文学小说不太可能产生真正的生态视野。但学者弗莱纳里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以《回忆录》为例，指出其具有连贯的生态视野，这既是“作者个人确证的来源”，也“诉诸读者对爱尔兰及更广阔范围内地方生态的伦理与记忆依恋。”麦加恩笔下的乡村不是模糊的背景，而是精确命名的地点集合：利特里姆郡的贫瘠土壤、奥霍兰的学堂小路、布雷迪家的池塘、幽深黑暗的采石场、格洛里亚沼泽、库特霍尔的河流……弗莱纳里认为，麦加恩呈现的乡村生态与斯科特·赫斯倡导的“日常自然”不谋而合。正如麦加恩本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动物和树木一样。”

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斯科特·赫斯认为，在当代的生态写作与文化语境中，自然常常以“一种避难所的形象出现——它既是生物多样性与濒危物种庇护所，也同样是那些岌岌可危的感官体验、审美情趣与精神生活的容身之地。”赫斯同时指出了这个“避难所”式想象的危险性，他认为这种观念会使得我们与自身实际所处的位置相背离，这也就导致我们的关注将聚焦于浪漫主义的想象之上，而忽略日常生活对环境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因此，赫斯倡导一种关注“家园、劳作与社区”的文学与环境意识，也就是日常自然。这种呼吁拓宽了我们对于生态的理解，同时也弥补了“精英自然”视角的不足。同样，麦加恩也表达了与赫斯相近的观点，他指出，“自然，理所当然地，需要被细致和关注地描述，正如其他一切事物都应如此；同时，它也需要通过某种视野来观察，这种视野也许有缺陷、不完美，但那是我的，或是我的角色的视野。”

在《乡下的葬礼》中，麦加恩践行着这个观点。借助主人公菲利的视角，麦加恩展现出一个静谧、幽暗而又柔和的乡村夜晚，天清月朗，“没有一丝沙沙的风声”，莎草反射出月亮灰白的光线，基里兰山顶映在白色的夜光之下。然而，麦加恩没有选择浪漫化乡村风光，他真实地写出了哥哥方奇对乡村的“水土不服”，“他害怕屋外空旷无人的黑夜和不熟悉的地面。”其次，在麦加恩的笔下，环境中的非人生物也并不是单纯的舞台背景，而是劳动过程的参与者。《朝鲜》中，父子俩一起钓鱼，“钓线长两英里，每隔三码有一条铅线，上面系着一个钓钩……在鳗鱼翻过舷侧掉入船内之际，我用刀子把它们割落下来，丢进铁丝笼，它们自身裹着油脂，在里面互相贴着滑动。”叙述者了解鳗鱼的手感，因为他每天都在处理它们。麦加恩不曾着重描写大自然壮丽美景的奇特之处，他笔下的每个景物都是日常会出现的东西，《朝鲜》中“河上的第一拨飞虫”，《金表》中“等待太阳蒸发掉倒伏的草皮上的露水”，以及《法定假日》中笼罩在河上的“惨白的晨雾”。

这些日常自然共同构建起麦加恩笔下的乡村地方。拉克曼（Lukermann）认为，地方是一个自然与文化的“复杂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在特定的地点中发展，但地方不仅是一个地点，而是加上“占据该地点的所有事物”。田野、道路、河流等元素，在叙事中以稳定而持续的方式反复出现，不仅构成了人物生活的基本环境，也参与塑造着人物的感知与经验。《朝鲜》中，主人公反复强调，“我们是最后靠这片淡水水域捕鱼为生的人。”水域重复出现，不仅仅是主人公生计方式的延续，也隐含着当地人与特定的自然环境难以割舍的联系。

对于麦加恩以及小说主人公而言，乡村地理也意味着“记忆之所”。麦加恩本人曾经生活在一个被湖泊、农田和小社区包围的爱尔兰内陆乡村世界，靠近香农河流域，村庄人口少，社会流动性低，具有安静、重复、封闭的特质。麦加恩的小说空间与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之间存在高度重合，地理空间几乎直接对应。短篇集中收录的故事基本以“爱尔兰内陆、香农河畔库浩特村周边的地区，或都柏林”为背景。在这些自然日常的元素中，水——尤其是香农河——占据着特殊的位置。香农河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同时也是麦加恩笔下乡村地理的具像化。在《乡下的葬礼》中，三兄弟驱车返乡，“车子驶过卡里克镇旁那座狭窄的桥，他们可以俯瞰香农河。”香农河让他们毫不费力地联想到家乡，“他们即将来到他们熟悉的乡下”，而随之而来的是置身于特定地点的记忆，“在这儿他们有过痛苦的经历。”从看见景物，再到情感的价值判断，在这一过程中，香农河作为一种触发机制，将人物从当下的行为状态牵引到过往经验中，既标志着回乡路径，又持续呼应着过往的经历。

二、停滞的金表：缓慢与循环的地方时间

“当我最终把那块表放回到毒液里时，我的动作极其小心，没有一丝涟漪或水花打破那份阒静，而时间，不无意外的，仍在走着；时间，无须走向任何终点。”一块世代传承的金表被浸泡在杀虫剂毒液中，表壳被腐蚀，闪亮的边缘变得粗糙，但它仍在走。《金表》的结尾浓缩了麦加恩时间书写的悖论。麦加恩巧妙地意识到时间在两种维度上的不同，一种是线性的、不可逆的时间，另一种则是循环的、被自然节奏所定义的时间。

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时间的抽象化。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标准时间、火车时刻表、工厂考勤钟将时间从具体的、身体性的经验当中抽离出来，变成一种可量化的抽象单位。时钟与表的时间是均匀且线性的，《我的爱情，我的伞》中，公车时刻表决定了离别与等待；《乳品厂经理》中，工厂的考勤、生产计划、法庭的审判时间都是时钟时间的化身。但在麦加恩的乡村世界中，还存在另一种时间，不由金表或时钟的指数决定，而是由自然的节奏决定，例如日出与日落、潮汐的涨落、季节的更替、庄稼的生长与收割等。《金表》中存在一个细节，“沿线的草场都在收割，我看见男人们在微风中检测一把把干草，他们在等待太阳蒸发掉倒伏的草皮上的露水。”收割干草不依赖于具体的时间数值，它的生长、收割、晒制、储存，每一个环节都由自然的节奏规定，太阳蒸发掉露水才能收割，连续的晴天才能晒制。

弗拉纳里指出，这种自然时间拥有两个特质。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时间的循环。循环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现象，也就是说，这些时间受制于自然。首先，是季节的更替。《朝鲜》中鳗鱼迁徙的季节就是捕鱼的季节，《乡下的葬礼》中土豆秆长高的时间就是舅舅彼得在菜园里劳作的时间，《威廉·柯克伍德的皈依》中，季节决定了农事的节奏：春天播种，夏天割草，秋天收获，冬天休整。季节不仅是时间的刻度，也是行为的刻度。人的行为并非单纯地在某个季节里发生，而是被季节所组织。其次，时间循环存在于人类的身体内部。《金表》中，割晒干草后，“床沐浴在月光下，显得宛如天堂，倒头就睡，一夜无梦。”劳动、疲惫、睡眠、恢复、再劳动是一个身体的日日循环。此外，主人公指出，“每年夏天我都回去帮忙割晒干草”，“每年”意味着晒割干草并非一次性活动，而是年复一年的循环。

麦加恩的叙事毫无疑问是循环且迂回的，但在迂回之下，藏着他对特定地点自然变化的细节性关注。弗莱纳里还指出，麦加恩的叙事记录了一种“生态的慢时间”，而这种慢时间“是对速度之爱欲、对现代化加速躁动的一种抵抗力量。”自然拥有自己的节奏，在麦加恩的小说中，充满着等待。《乡下的葬礼》中，守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仪式，坐下，祈祷、聊天、喝酒，这个过程不能加速，需要持续一整夜。而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是清晰的，“虽然此时屋子里的钟都静了音，但午夜一到，似乎每个人都当即知晓”。麦加恩以月亮的变化暗示时间的流动，“月亮虽仍挂在天边，但已被升起的太阳照得发白”，这也意味着仪式的结束。麦加恩的叙事节奏本身就是缓慢的，句子普遍不长，句与句之间存在停顿感，但句子的信息密度极高。即便是最戏剧性的时刻，麦加恩也保持着简洁与克制，《朝鲜》中描写枪决，麦加恩写道，“军官接着命令他们开火，在齐射的枪声中，男孩撕开胸口的外衣，仿佛要把子弹拔出来似的，外衣的纽扣开始飞进到空中，随后他脸向前扑倒在地。”麦加恩不使用修辞和感叹号，只是将一连串动作进行精准排列，这种风格迫使读者慢下来。

三、最后的水域：生态乡村的脆弱与韧性

正如《朝鲜》中主人公平静的宣告，“我们是最后靠这片淡水水域捕鱼为生的人”，麦加恩捕捉到了乡村地方那些面临着变化的生活方式和自然景观的尺度。在这一表述中，“最后”以近乎日常的语气出现，不论是面对离去还是归来，主人公始终是平静的。这一变化并非孤立的文学想象，而是根植于爱尔兰乡村的真实历史进程。自19世纪大饥荒以来，人口的流动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致使爱尔兰乡村人口发生了持续的变化。进入20世纪后，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农业逐渐难以为继。乡村的变化绝非单一事件，而是人与环境之间既有关系逐步松动的结果。对于文中的角色而言，生态变化的发生是一个缓慢展开的时间过程。

麦加恩曾在《回忆录》的结尾强调，他对当地语言与风景的了解“如同呼吸一样”，正是这种长时间的栖居与互动，构成了他笔下乡村生态的细节性变化。在麦加恩的书写中，乡村是一种由主要水域、土地与日常事件共同构成的生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的稳定性依赖于人与自然之间长期形成的互动关系。麦加恩常写废弃的建筑或景物，《老派》中，牧师寓所因无人打理而长期荒废，“两旁有高大山毛榉树的林荫道，围墙里的果园，围场、草坪和花园，全都疏于打理而荒芜了。”《威廉·柯克伍德的皈依》中石砌大宅的衰败同样以生态元素的变化为标志，“果园荒芜了，他父亲的蜂箱无声无息地烂在果园山坡脚下高高的草丛里。”人的缺席使土地原有的使用方式发生改变。在浪漫主义传统中，自然被赋予主观能动性，成为精神投射的客体或是崇高情感的来源，但麦加恩始终关注的是人与地方景观之间的相互塑造。他意识到，生态变化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弱化，而非自然本身的消失。换言之，乡村生态的脆弱性在于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型。

生产方式的变化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朝鲜》中，捕鱼曾经是父亲和祖父辈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在叙述者这一代，成了“最后”。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得传统生活方式失去现实基础，机械化生产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外出工作使得个体脱离原有的生存环境。在《金表》中，只身在外的主人公自称每年夏天都会回到乡村帮忙割晒干草，这个行为被视作主人公与家乡以及父亲情感上的一种联结。但这种活动的循环和情感联结并不是坚不可摧的，相反，当主人公提出“那可能是我帮他们割晒干草的最后一个夏天了”，这种联结就会瞬间消失。而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虽然没有直接消失，但内部的原有生存方式已经被打破，除了经济结构的改变，还有社群关系的重组。

在麦加恩的作品中，作为新生代的主人公与乡村之间的情感总是复杂且矛盾的。留下与逃离的撕裂在代际关系中表现得尤为尖锐，子女与父辈关于“去留”的观点截然不同。《乡下的葬礼》中，三兄弟从都柏林回乡参加舅舅彼得的葬礼，三个人展现出不同的情绪。方奇是愤怒的，他拒绝下车进酒吧，一路上抱怨“我们根本不应该来”，因为在乡村的记忆对他而言是复杂的。约翰最为疏离，他在葬礼上手忙脚乱地招呼客人，善于谛听但不主动说话，对家乡十分冷淡。相较之下，菲利显得柔软，在路上会停下车看看沼泽地的落日，“就是看看这片沼泽”。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还在“看”的人，但他也并没有选择留在乡村。然而无论情感色彩如何，三兄弟在理智上都认为自己已经不属于乡村。除此之外，麦加恩笔下还有另外一种处境。《法定假日》中的帕特里克·麦克多诺“没有特定的地方可去，没有特定的人要探”。麦克多诺选择主动离开乡村，试图摆脱原有生活结构，但是在城市里也无处可去，同时意味着他也无法在城市空间中建立稳定的归属关系。这种对空间归属感的探索并非源于个体的困境，而是乡村面临转型过程中普遍出现的情感结构。

随着乡村传统生活方式的瓦解，乡村已不再是必须维系的生存空间，但它承载的关系网络与身体经验依旧对个体产生持续的影响。无论是否主动离开，人物也难以在新的空间中建立同等密度的联系，同时，无论是愤怒亦或是主动疏离，作为记忆之所的乡村仍然无法被彻底忘怀。某种程度上，乡村的“消失”并未终结其影响，而是通过另一种形式在个体身上持续存在。因此，与其将乡村生态理解为趋于消失的空间，不如将其视为在不断变化中持续生成的场域，麦加恩笔下的乡村具有强大的韧性，其内在蕴含的调适能力，使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逐渐焕发出新的色彩。

四、结语

麦加恩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录》结尾部分，概述了他成年后重返成长地的往事。他称“我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人、语言和风景，就如同我的呼吸一样：在一个新的地方，需要花费数年才能获得那种了解。”麦加恩将“地方”从单纯的地理空间转化为一种根植于身体与经验的存在，使得乡村成为难以替代生活方式与感知形式。基于这种源于深度观察与长期体验的地方经验，麦加恩的生态书写得以在细微的日常细节中展开，呈现出具体的生活真实与鲜明的地方感。

麦加恩以缓慢的节奏书写爱尔兰乡村生态的调整，他拒绝将乡村书写为单纯的田园牧歌或彻底的废墟，而是将其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在《乡下的葬礼》中，水域、季节、劳作与记忆交织，人物无法重返，也无法彻底告别，因为乡村经验并未消散。正如那位自称“最后靠这片淡水为生的人”，麦加恩笔下的乡村并非遥远的他者，而是每个人都可能正在经历或即将面对的、关于永恒的故乡与记忆的普遍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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