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三星堆文化作为古蜀文明的代表符号之一，其青铜造像以独具一格的造型语言与视觉逻辑，承载着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与丰富的文化信仰，为世人所赞叹。然而，现有研究虽在考古实证方面成果丰硕，但对其背后蕴含的符号系统与意义生成机制仍有待系统深挖。本研究基于查尔斯·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理论，将三星堆青铜造像视为一套完整的视觉符号系统，从语构、语义、语用三个维度展开深度剖析。在语构层面，探讨造像的形式组织与构成特征；在语义层面，解构其自然、祖先与神灵崇拜的文化意涵；在语用层面，阐释其在仪式沟通与社会等级中的功能表达。通过符号学视角的研究，旨在揭示三星堆青铜艺术的内在逻辑与精神内核，不仅能为解析古蜀文明提供新的理论路径，也为传统文化的当代诠释与创新发展奠定学术基础。

一、三星堆青铜造像及符号学概念

（一）三星堆青铜造像

三星堆青铜造像是古蜀文明的直观物化体现，承载着古蜀先民的信仰体系与社会结构。这些造像造型多样、工艺精湛，根据造型特征大致可归纳为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青铜兽面像、青铜动物五大类。三星堆青铜造像的象征寓意与信仰体系、社会权力结构等密不可分，是古蜀人民精神世界的物化表现，其造型夸张而不失写实，纹饰繁复而富有内涵，既展现了古蜀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也承载着他们对自然、祖先、神灵的敬畏与崇拜，具有鲜明的艺术属性和深刻的社会属性，完整呈现了古蜀人的自然宇宙观与文化精神内核。

（二）符号学及其研究三星堆青铜造像的适用性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意义的学说，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任何符号都存在意义，没有无意义的符号。索绪尔在20世纪提出符号的二元结构，即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即外在表征；所指是指符号所指代的意义。而皮尔斯把符号分为三个层次：图像、指示、象征符号。在此基础上，莫里斯将符号学划分为语构、语义和语用学。符号学以其丰富的理论体系，为我们解读人类社会中各类信息传递现象提供了关键的视角和有力的工具，深刻影响着文化、艺术、传媒等众多领域的发展与实践，在当代社会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价值。

在探究三星堆青铜造像文化时，首先必须正视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和发展。正如苏宁在《三星堆的审美阐释》中所说：“用变化了数千年的历史观来看三星堆，用变化了数千年的大脑来面对三星堆，我们与它的对话很难。”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对话之难”本质上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在数千年跨度中产生了剧烈的断层。三星堆青铜造像作为古蜀文明高度凝聚的物质载体，其原初的祭祀语境、神权语义与社会契约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在现代产生根本性断裂，而现代受众在试图直接解读这些符号时，不可避免地会受限于当代认知图式与审美滤镜。这种由于时空错位导致的所指对应不准确，使得简单的形制拷贝往往难以触及文明内核，甚至产生误读，这便构成了三星堆文创设计在现代语境下的首要认知障碍。正因这种跨时空解读的复杂性，引入符号学作为研究工具便体现出极强的适用性。设计符号学不仅能够对复杂的青铜造像进行系统的形式解构，将其从特定的语境中抽离并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元素，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意义转译机制。在现代语境下，对三星堆青铜造像的解读并非是对历史遗存的被动还原，而是一次基于当代认知框架与意义需求的语义重构。通过符号学的介入，我们可以揭示那些难以直接对话的原始符号，如何被激活为符合当代受众心理的意义载体。这种从原始符号到当代符号的创造性转化，是在尊重符号历史观的内在逻辑的同时，实现了其在文化层面的再生，这正是符号学视角在三星堆青铜造像当代理解中的核心价值所在。

二、语构层面的形式组织与符号构成

语构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与组合规则。三星堆青铜造像作为原始符号载体，其造型、纹饰、色彩等元素是遵循了特殊的形成规律而产生的，这些规律中凝结着古蜀先民的审美与理念，因此，通过语构学的角度，将青铜造像从造型、纹饰、色彩三个方面进行解码，可以更好地理解三星堆青铜造型的符号间的组合规则与关系逻辑，领悟三星堆青铜造像的视觉呈现与结构之美。

（一）造型符号构成特征

1. 对称造型的非标出性特征

三星堆青铜造像是一个庞大的视觉符号系统，其在形式上呈现出高度的程式化特征。造像普遍遵循正面视角下左右对称的造型规则，如青铜面具等造像在形态结构上呈现出的以中轴线为对称轴，左右对称，这种特征构成了青铜造像中的非标出性特征。然而，在整体秩序中不免会存在打破对称平衡的特殊造型，如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头微颔并扭向身体的右侧，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的左前方，这种结构的异化，体现出符号的标出性特征。这种对称与非对称的对立统一，在语构层面上不仅是形态的对比，更是一种视觉语法的调配。非标出性的对称结构提供了符号系统的秩序保障，而标出性的异化则强化了青铜符号的动态叙事性与视觉识别性，两者共同构建了三星堆青铜造像造型严密的视觉语构逻辑。

2. 五官夸张化的标出性特征

在三星堆青铜造像的造型系统中，大多数的人物五官并未遵循现实人物的比例关系，而是通过对五官比例进行夸张、变形与异化的处理，形成偏离于常规秩序并具有突出识别性的符号。这种区别于常规人物面部结构的视觉特征，强化了三星堆青铜造像局部造型层面的标出性。其中眼部造型是三星堆青铜造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标出性特征。三星堆青铜造型人物眼部造型大致可分为纵目形、杏仁形、圆角正方形、类真人形四类，不同类型虽在具体造型上有所差异，但均表现出明显的外凸，尤其是纵目造型，其眼部呈圆筒状前伸，使眼睛成为整个面部结构的视觉中心，这种纵向突出不仅强化了造像的视觉冲击力，还体现出明显的符号化倾向。此外，耳部通过横向与向上的维度扩张延展，打破了原生结构的约束，通过夸张处理使耳部由原本的面部边缘的辅助性器官转化为具有视觉强调作用的标出符号，从而增强整体造像的空间张力与形式识别性。

3. 冠式造型的符号区分特征

三星堆青铜造像人物形象中，头部造型分为戴冠与不戴冠两类，其中戴冠造像中的冠式大致可分为平顶冠、双侧耳冠、“丫”字形方冠、高羽冠等11类。相较于面部的程式化，冠式造型则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差异化特征。这种差异并非随机生成，而是在统一造型基础上的结构性变化，冠式作为头部同一结构位置上的符号单位，不同冠式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替代关系，即符号之间的聚合关系。从结构特征来看，部分冠式造型相对简洁，形态趋于平稳，呈现出基础性的造型秩序；而部分冠式则通过高耸、分叉、叠加等结构方式强化纵向延展与层级关系，形成更加复杂的造型变化。这种由简至繁、由低至高的差异化结构，不仅丰富了三星堆青铜造像整体造型体系，还强化了头部造型在视觉结构中的层次性与区分性。因此，发冠造型的差异化并非单纯的装饰变化，而是在统一造型系统中的结构性分化。其通过聚合关系形成符号替换与形式分类机制，使三星堆青铜造像在整体统一性与局部差异性之间建立起完整的视觉语构秩序。

（二）纹饰秩序性符号重复特征

三星堆青铜造像中的纹饰是其视觉符号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些纹样并不是单纯作为装饰纹样而出现，而是结合青铜造像造型的异化同构。纹饰通过与造型结构之间的呼应，共同构建出统一而完整的视觉符号系统。从表现方式看，三星堆青铜造像的纹样多采用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手法进行刻画，以凹线的方式在造像表面形成清晰的纹样轮廓，使纹样与造像结构自然衔接。在线性刻画的基础上，这些纹饰线条劲挺，曲直得宜并具有明显的规律性与秩序性，其中以二方连续纹样尤为突出。在语构学中，二方连续纹样代表单一符号基元在一定的方向、间隔、大小进行重复排列，形成连续延展的纹样。这种基于间隔与频率的重复排列，如大立人像冠式上的回纹、服饰上的横倒兽面纹以及扭头跪坐人像袖口的卷云纹等，通过视觉冗余的叠加，产生一种具有律动感的视觉节奏。这种重复的构成方式使造像整体在视觉上呈现出更强的秩序感与统一性。

（三）色彩的历时演变与共时构成

三星堆先民们凭借卓越的铸造技术所创造的青铜造像，其原始色彩并非青绿色，而是金黄色。由于长时间埋藏于地下，在空气、水分及土壤成分的共同作用下，青铜表面产生氧化等反应，颜色逐渐变为现今所见的青绿色。从语构学角度看，这种色彩由金色本色过渡到青绿色锈层的转化过程，是时间介入符号系统而引发的语构关系的重构，这种色彩在时间维度上的演变，使三星堆青铜造像在当今视觉认知中更增一份历史沉积感与文化神秘性。在符号的共时性层面，三星堆青铜造像的色彩构成并非单一的存在，而是形成了色彩并置共存的关系，如人头像、面具等造像上多采用黑色的炭黑装饰眉眼，红色的朱砂装饰口缝，通过红与黑的搭配，强化面部感知器官在整个符号系统中的视觉权重。并且朱砂多均匀填充于阴刻纹中，炭黑则多平涂于表面，部分平涂朱砂区域则多采用炭黑打底的方法进行绘制。这种黑红叠压的施彩方式体现出较为明确的用色规律，也反映出三星堆青铜造像色彩系统内部存在一定的编码规则，使其色彩表达在公式结构中形成完整而有序的视觉体系。

三、语义层面的信仰观念与文化意涵

语义学关注符号系统中的构成单位与其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符号所传达的意义。三星堆青铜造像作为活态化的复合符号系统，其通过抽象与夸张的方式突出其视觉中心并非为了纯粹的审美创造，而是将具有信仰观念与文化意涵的符号语言融入其中，形成别具一格的视觉效果。

（一）自然崇拜的符号转译

自然崇拜是指对自然物与自然现象的崇拜。古蜀人用极其丰富的造型语言，将自然崇拜观念转译为可视的符号。其中太阳崇拜作为自然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太阳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古蜀人而言，太阳不仅作为提供光照与热量的自然存在，还被视为具有神圣力量的存在，正因此古蜀人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与依赖。在三星堆青铜造像体系中，太阳崇拜常通过依附于造像结构上的太阳纹得以体现，如青铜立人像头顶冠式以及器座上的日晕纹、兽首冠人像高冠上的炯纹等，均体现出古蜀人对于太阳的抽象符号化表达。虽然这些纹样在具体形态上有所差异，但都是通过夸张、归纳与几何化处理的方式，将自然的太阳转化为抽象化的视觉符号，在这一过程中太阳已超越自然物本身，成为古蜀人寄托自然崇拜的重要象征。

动物崇拜也是自然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鸟、龙、虎等崇拜，其中鸟崇拜最为代表。古蜀人所居住的成都平原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长期受到洪水的威胁，鸟能够自由地翱翔于天地间，不受洪水的侵害，这种摆脱自然环境束缚的能力使其逐渐成为古蜀人崇拜的重要对象，因此鸟形符号在三星堆青铜造像中频繁出现。三星堆青铜鸟造像并非对自然鸟的简单再现，而是在保留鸟的基本形态的基础上，通过夸张、抽象的处理强化其特殊属性，使鸟逐渐由自然生物转化为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这种对于鸟形象的塑造，不仅体现出古蜀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反映出鸟崇拜在其自然信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常用“金乌”“赤乌”等神鸟代指太阳，因此三星堆青铜鸟造像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鸟崇拜与太阳崇拜之间的联系。

（二）祖先与神灵崇拜的精神投射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祖先崇拜是长期存在的普遍信仰，其是指人们尊崇、敬奉、祭祀祖先，缅怀其功德，祈求祖先保佑并帮助自己达到某种目标，并致力于把祖先留下的事业发扬光大。在三星堆青铜造像体系中，古蜀人借助青铜人造像这一视觉媒介，将抽象的祖先意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符号，投射出祖先崇拜的观念。李社教指出，三星堆文化中的器物造型与祭祀崇拜活动，都贯穿着祖先崇拜这一主脉；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的过程，是古蜀人不断强化人的尺度的过程。但在三星堆文化中，祖先崇拜与神灵崇拜往往是相互交织的，两者共同构成了古蜀人超越自然崇拜的核心信仰世界。不少造像呈现出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作为先祖的形象进行祭拜，另一方面他们又被神化，被赋予了超凡的能力。其中最能体现祖先神化倾向的为青铜纵目面具。《华阳国志》中记载古蜀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因此不少学者认为青铜纵目面具就是古蜀人以蚕丛的形象为基础，通过对眼部与耳部特征的强化，赋予其千里眼、顺风耳的特征，使其从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转化为兼具祖先与神灵意义的精神符号。在这一过程中，纵目特征已不再仅仅是对人物外貌的夸张表现，而是古蜀人对于超凡能力与神圣力量的象征化表达，体现出古蜀先民对祖先神圣化的信仰倾向。

四、语用的社会功能与仪式表达

语用学侧重于关注符号在实际交流过程中的功能与效果，探究符号是如何被用来实现特定目的或意图的。因此通过语用学解析三星堆青铜造像在古蜀社会中承担的社会功能与仪式表达。

（一）祭祀仪式中的沟通功能

三星堆青铜造像并非单纯作为美学能指而存在，而是在特定祭祀语境中被构建为兼具像似性与指示性的仪式符号。它的功能并非静态再现，而是在祭祀活动中充当着人、祖先、神灵之间沟通的媒介功能。这些青铜造像是被祭祀规约所型塑的偶像符号，依据古蜀神权政体的符号编码，它们在仪式过程中替代性地代表神灵、祖先或巫祝本人，从而实现以物代人、以像代神的符号替代效力。以青铜大立人像为例，其环状持握的姿态呈现出鲜明的指示性，它不仅指向了祭祀法器的虚位存在，更通过这一特定的动作指向了其祭司或神使的特殊身份。与此同时，三星堆青铜面具也具有同样的媒介属性。古蜀人认为面具能通神，神灵能够依附于面具之上，使面具成为神灵意志的具象化载体。因此，纵目面具、兽面造像等并非单纯对于人物外貌的夸张再现，而是通过神异化的视觉处理，使造像逐渐脱离现实人物范畴，转而成为具有神圣性的语用符号。综上所述，三星堆青铜造像在祭祀语境中不仅是神灵的视觉表征，更是连接人神的符号天梯。

（二）社会秩序中的权力功能

青铜造像群所展示的是一个以蜀王为中心，有着族类君长拥戴的统治集团结构。在古蜀神权体系下，青铜造像通过体量、姿态、冠式等符号编码方式，对不同社会身份进行区分，从而构建出具有等级意味的视觉秩序。因此，青铜造像在社会语境中承担着身份确认与权力象征的功能。青铜大立人像其超常的体量并非仅为形成强大的视觉压制，而是一种强烈的指示符号，指向其在神权政体中的至高地位，而跪坐人像在体量上的微小以及姿态上的臣服，则直观地指示了其较低的社会地位。此外冠式与服饰的差异实现了社会身份的区分，造像中冠式的不同形态并非是纯粹的装饰，而是作为社会职能的视觉代码，对应着祭司集团不同的权力等级与职能分工。戴眼形兽首冠或“丫”字形方冠、身穿不束腰带的多层长袍、立于高处者，应为等级较高的大祭司，侧重于精神性事务；头戴平顶冠或双侧耳冠、身着束腰对襟短衣短裙、跪坐或立于低处者，为等级较低的祭司，多从事体力性工作；而冠式为“丫”字形或双尖角方冠、身体带有动物特征的为人兽合一的形象，所处位置不固定，他们在祭祀仪式中是更具神性的一类人物。从符号语用学的深层逻辑来看，这些青铜造像已异化为一种非言语的“政治契约”。通过对体量、冠式及空间位置的差异化编码，成功地将抽象的社会地位差转化为一种不可逾越的视觉鸿沟。这种仪式化的视觉呈现，将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包装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秩序，从而实现了神权对世俗社会的强力整合与意志规训，最终确立并稳固了古蜀王权合法性的符号基石。

五、总结

本文通过莫里斯符号学框架对三星堆青铜造像进行了系统化解构。在语构层面，研究发现造像通过对称造型的非标出性与五官夸张的标出性特征，辅以秩序化的纹饰重复，构筑了一套严谨且具有高度辨识度的视觉修辞体系；在语义层面，造像实现了从自然崇拜到神祖崇拜的信仰跃升与精神凝聚；在语用层面，造像在祭祀语境中发挥了人神沟通、权力彰显的社会功能，将抽象的神权契约转化为直观的视觉秩序。综上所述，三星堆青铜造像是一套逻辑严密的视觉符号语言系统，对其进行符号学解析，不仅有助于深度还原古蜀文明的内在社会逻辑，也为早期文明遗存的解构与传承提供了跨学科的理论范式。

参考文献：

1. [1] 黄剑华. 三星堆青铜造像[J]. 寻根,1997(04):11+13-15.
2. [2]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 [3] 苏宁. 三星堆的审美阐释[M]. 成都: 巴蜀书社,2006.
4. [4] 陈刚. 从三星堆青铜人像眼睛造型特点看古蜀的文化表达[J]. 山西档案,2018(04):157-159.
5. [5] 何晓歌.由三星堆人物冠式看古蜀祭祀人群的特点——兼论三星堆文化的对外交流[J]. 四川文物,2023(06):76-86.
6. [6] 张静. 三星堆青铜纹样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J]. 西部皮革,2023,45(06):90-92.
7. [7] 王添琦. 符号学视角下三星堆青铜器元素的漆立体创作实践研究[D]. 桂林理工大学,2025.
8. [8] 朱丹丹. 三星堆器物坑施彩铜器的初步研究[J]. 四川文物,2018(02):74-79.
9. [9] 刘江卫,朱思颖, 郑芦, 等. 三星堆出土带彩青铜器颜料科学分析与工艺研究[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5,37(05):21-34.
10. [10] 印洪. 三星堆视觉造型的形式系统——从造型的两个主要特征说起[J]. 美术研究,2023(06):105-108.
11. [11] 刘斌. 三星堆文化自然崇拜研究[D]. 云南大学,2023.
12. [12] 吉成名.论祖先崇拜[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9(04):141-144.
13. [13] 黄剑华. 三星堆青铜造像与古蜀祭祀活动探讨[J]. 中华文化论坛,2000(03):39-45.
14. [14] 李绍明, 林向,赵殿增.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M]. 成都: 巴蜀书社,1993.
15. [15] 黄剑华. 三星堆出土青铜雕像与面具研究[J].史前研究,2006:59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