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工业体系，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打工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是经济生产的参与者，更构成了当代“城市新民间”的核心主体——区别于传统乡土民间的地域依附性，这一“新民间”诞生于工业文明的边缘空间，而打工诗歌正是劳动者在这样的边缘空间中民间话语表达的载体。虽然众多诗人也不乏“民间立场”，但其本质仍属精英阵营内部的诗学分野们的生存境遇与精神诉求，当他们以精英 culture 视角关照和体察民间的时候，难免潜藏一种俯视的视角，其与真实民间的距离感是无法消解的，同时也很容易以一种“文化优越感”忽视乃至漠视真实民间社会阶层的自我发声和成长。而如许立志这样的底层人民以真实劳动体验为核心的“底层生存书写”，为大众还原了一个更真实可感的民间。作为底层文学的重要分支，打工者诗歌跳出了传统文学的视角，以亲历者的笔触还原流水线劳作的细节、生存的困顿与尊严的坚守，成为底层群体自我表达的重要载体，其独特的民间现实品格与诗性价值逐渐受到学界关注。而打工诗人的代表之一为90后打工诗人——许志山。许立志是一名90后流水线工人，更是一名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许立志生于农村，高中毕业后便流转于各地打工，2011年赴深圳成为富士康的一名流水线工人，作为城市“新民间”的一员，此后开始进行大量的诗歌创作，多围绕自己的劳动生活进行写作。他并非以旁观者视角书写苦难，而是以民间主体的身份，用诗歌完成对自身及群体生存境遇的真实言说。他的作品既延续了民间文学直面现实的审美特质，又将传统民间的苦难叙事、抗争精神与现代工业语境相结合，通过独特的民间叙事实践，完成了从个体发声到群体共鸣的主体凝聚，为理解当代“城市新民间”的文化形态提供了重要范本。

一、民间叙事的现代转型：工业语境下劳动叙事

许立志的诗歌以“劳动叙事”为表象，本质是“城市新民间”对工业体系下生存困境的诗性言说。作为流水线工人的许立志每天在工位上劳作，日复一日地完成着相同的工作，这样重复、机械、劳累的劳动触发了许立志对自己作为流水线工人生存境遇的书写意识。与工厂、其他工人的紧密联系使得许立志在自己的诗歌中不仅沿用了民间文学具象化、纪实性的表达传统，还通过用工业意象、身体书写来揭示劳动者在工业体系中被异化的本质，让底层民间苦难与诉求可感可触。

作为打工诗人的许立志，诗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打工人，但并非只局限于对工人简单地描绘，而是利用特殊的工厂意象象征流水线工人。通过与其他流水线工人的相处，许立志将他们及其自己的形象凝聚为兵马俑、螺丝等。在《流水线上的兵马俑》中：“沿线站着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 /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 / 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 / 整装待发 / 静候军令 / 只一响铃工夫 / 悉数回到秦朝”，作者以兵马俑象征工人，“兵马俑”是千千万万个兵马俑，而工人也是千千万万个工人，即使工人有各自的名字，但在流水线上，他们都是一样的生产“工具”，他们在工位上时便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仿佛失去了生命。许立志这样的比喻将打工者的异化境遇与历史厚重感相联结，精准地揭示了工人被工业体系规训的本质，也展现了工人自我意识丧失的困境。同样在《一颗螺丝掉在地上》中，许立志写到：“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落下，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诗人以螺丝象征工人，螺丝掉到地上悄无声息，正如工人消失在世界上也没人发现。诗人以螺丝比喻工人，是对现代工业体系下工人被物化的暗示，工人同众多工厂物品一般被当作生产的工具，工人同螺丝一般微不足道，同螺丝一般被忽视。当人被物化为工具时，其独特性、主体性便消失殆尽，许立志在诗中对工厂意象的描写，是对自身以及同为工人的所有人的处境的一种呐喊。

许立志诗中对流水线中工业意象的隐喻暗示了工人的处境，但他对身体经验的描写便是向读者直接揭开自己以及千千万万个工人的伤口。许立志对身体疼痛、疾病、死亡等的描写，准确描摹了流水线工人的身体以及精神遭遇。长期重负的体力劳动给工人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创伤，还有精神世界的空虚。这样的身体书写是许立志劳动叙事的核心维度。其以真实的疼痛书写替代抽象的苦难描写，使得工人的痛苦切实可感，深刻揭示工人无法把握自己身体，身体和其他工具一般被随意对待，被疯狂压榨，在此过程中失去对自主性掌握的残酷现实。诗人在诗中多次描写工人身体之疼痛与疾病，其在《担忧》中写：“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我被昏暗的灯光呛到咳嗽不止”，狭窄潮湿的空间实则是工厂劳动空间的延伸，工厂恶劣的环境加之疲惫的身体使得疾病发作。但许立志并非仅仅描述工人身体疼痛而已，对疼痛本身描写之外，还有从“承受”到“反抗”的转变。其在《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结尾写到：“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咽下”和“汹涌而出”两个动作具有极强的张力，是诗人压抑的情绪顷刻爆发的象征，是诗人对自身困境的反抗与发声。这种书写打破了传统民间苦难叙事的悲情基调，赋予当代民间叙事更主动、更强烈的抗争色彩。

许立志诗歌中对于工业意象的描写以及对身体经验的描述，都从本质上揭示了工业体系下资本对人的异化，展示了工人在这种体系下被工具化、被物化的困境，这样的工业体系不仅仅对工人的身体进行消耗，更是对工人精神的凌迟。诗人创作的这些诗歌“揭示了溢满在工人精神中的孤独和压抑，好似无声的呐喊和逼视，将目光和身体转向机器与人性之间的对立”。诗人在这样的遭遇中，通过诗歌对现实进行逼问，是对被异化、被工具化的反抗，企图让尊严与价值重回“主体”。

二、个体民间意识觉醒：从“沉默”到“言说”的主体建构

许立志通过劳动叙事还原了工厂流水线工人的身体创伤与工人被异化的本质，以工业意象与疼痛书写描述了工人的生存困境，深刻揭示了主体性被消解的核心困境。而诗人在这样的描写中打破了“城市新民间”的沉默状态，转而以一种诗性的方式主动言说，为自己、为所有与自己处于相同困境的千万个流水线工人发声、呐喊，企图冲破这样的苦困。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流水线工人被工业体系抹平了个人特征，诗人面对这样的异化，从被动承受苦难到主动言说自我主体，开始对主体意识的建构之路。

正如上文提到诗人在《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中写到：“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诗人独自承受四处奔波、流离失所、长满水锈的生活，诗人面对这样的长期以来的生活困境已然疲惫，便喊出“我再咽不下了”，这种压抑的情绪随着自己的创作汹涌而出，诗人不再被动接受、安于现状，而是用诗人独有的敏感与犀利，为自己发声，找回自主性。诗人在为自己发声的同时，在不断寻回自己的自主性，在逐渐完成对自我价值的重构。诗人在《存在与价值》中提到要“一片接一片地吃掉自己身上的肉”，这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隐喻，诗人用这样看似血腥的言语表达自己的反抗，与其被规训被“吃掉”，宁肯用一种极端的形式进行反抗——自我毁灭、自我消耗，以此夺回自我价值，夺回自我价值的实现权利。诗人在不断反抗，与外界对峙的同时，也在苦难中保持着对自我精神的坚守以及对自我价值与尊严的肯定，诗人的绝笔诗《我弥留之际》写到：“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这首绝笔诗简洁而有力，宣告了自己个体尊严的完整，是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这首诗凝练了诗人对生命的感悟，诗歌短小而平淡，正如诗人能平静地回望自己短暂的一生一般，暗藏了诗人从苦难人生的解脱，把自己长期的压抑与不甘都变为对世界的告别。“诗是一种精神，而诗人的死亡，则象征着某种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诗人的诗一直在探寻存在与价值的终极问题，但当诗人的精神追求与现实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其死亡所折射的，是整个时代对某些终极价值的忽视与亏欠。

同为打工诗人的郭金牛曾提到，打工者的困境不仅仅是生存的困境，他认为如果不钻透打工的另一个困境，也就是人的精神困境，文学就将流于祥林嫂式的“苦难和伤痛的诉说”。许立志同样如此，他以劳动叙事为基础，不只是对工业意象与身体疼痛经验的简单叙事，而是揭露其背后蕴藏的流水线工人被异化的本质。诗人在诗中为“我”发声，向大众展露了自己面对生存困境的有声反抗，向读者展示了流水线工人除身体创伤以外的精神困境，企图打破这样的困境找回自主性，使其打工诗歌更具人文价值。

三、民间社群凝聚：从“我”到“我们”的身份认同建构

许立志的诗歌价值，不仅在于个体民间意识的觉醒，更在于通过集体叙事完成“城市新民间”的社群凝聚。诗人在为“我”发声与反抗的同时也在为千百万个“我”发声，许立志是流水线工人的“代言人”，他代表所有工人对外界进行反抗。他与千百万个与自己境遇一样的人产生共鸣，对所有遭受不公境遇的人抱有同情，并对这样的不公产生批判。诗人将个体悲剧上升为整个打工群体的悲剧，从“我”的自我价值的建构到对“我们”尊严的肯定与维护，使得诗歌主题升华，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

与诗人同为“兵马俑”的其他工人与诗人的困境相同，诗人在《他们说》中写到：“这机械的厂区盛满了多少工人的汗血”，作者以“他们说”开头，讲述了工厂中不同的“他们”对自己经历的诉说，有人充满希望，有人充满遗憾，这样直白地勾勒出工人群体的集体困境，他们说尽了心中的辛酸苦痛与无奈，他们在工厂里洒满汗血，却换来了破碎的梦和满地的遗憾，诗人形容他们的话“字字鲜红”，用这样强烈的色彩，以象征这些话背后所承载的生命之痛。诗人自觉记录同为工人的“他们”，打破了被异化后的沉默，积极共情并且对群体发声，让诗歌成为记录底层生命存在困境，反抗外界的有力工具。同样在《打工生活》中，诗人写到：“十万打工仔/十万打工妹/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在流水线上，亲手埋葬。”这首诗写自诗人刚进厂打工不久，诗人用直白的话语深刻描述了年轻的男女工人们在流水线上消耗掉了自己的青春的现实，而后诗人又将视角拉回到“我”，说自己看到的工厂机器如高速机、泛用机、载具等“全是冰冷”。十万打工仔打工妹与“我”一样，不得不每天在这种“冰冷”下消耗自己美好的青春时光。“我”在替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发声，“我”在替他们诉说命运的不公任务。诗人将“我”与其他工人一同叙述，是在用“集体”意象构建打工群体的共同身份，强化集体身份使得诗人的呐喊更为响亮。

许立志诗歌中的集体认同，并非简单的情感共鸣，而是从小我到大我，在同样困苦的环境中，现实对自身遭遇的反抗，然后以个人带动群体之呐喊，完成了从个人到集体的集体主体意识的建构。这种从“我”到“我们”的身份认同建构，让“城市新民间”不再是零散的个体集合，而是具有共同诉求、共同意识的社群共同体。这样群体的认同打破了一个个流水线工人孤立的状态，将工人联结起来。所有的工人都被这个社会异化，都被这个工业体系工具化，而流水线工人要完成对自我主体的建构，需要如许立志这样的先锋存在，需要有人主动发声，主动联结起所有工人来打破精神困境。

四、小结

许立志的打工诗歌以“城市新民间”为核心，完成了民间叙事的现代转型与民间主体的建构，为当代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范本。文章以许立志的打工诗歌为研究对象，从民间视角下探讨诗中的劳动叙事，即对诗中的工业意象、身体经验描写为基础，探析打工诗歌中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例如诗中兵马俑、螺丝等工业意象等都以隐喻的方式揭露了流水线工人在工业体系中被异化、被物化、被工具化的本质，描述了流水线工人的生存困境。但诗人并非只停留在对苦难的简单描绘上，而是通过工人遭遇的苦难挖掘其更深层面的精神困境，并且自身非被动地承受这种苦难，而是主动地反抗与呐喊。诗人在为自己发声的同时，更在为千百万个流水线工人发声。许立志将个人的悲剧上升为整个工业体系所有流水线工人的集体悲剧，通过对群体共同境遇的书写、对集体批判意识的唤醒，企图联结起所有底层劳动人民，找回自己的个性、创造性，集体反抗外界对自己的异化。

诗人与工人的特殊的双重身份让许立志能用富有人文关怀的文字、饱含诗性的文字将底层人民的生存现状展现在大众面前。其诗歌价值不仅在于用诗性语言描绘工人生活，更在于其深层意义，即揭示了底层人民的精神困境，企图唤醒这一群体的自主性，为当代民间文学中对底层人民的主体性表达提供了范式。诗人的亲身实践是其创作的基础，也是使得他的笔触能打动读者的重要原因，其诗歌兼具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更能引发读者共鸣，引发对工业体系下对如何把握自身主体性的思考。当代打工诗歌有其“自成一脉的写作伦理和精神尺标，显示出一个群体的情绪宣泄与精神关照”，许立志便是这种当代打工诗人的代表，其用亲身经历与才华，创作出底层民间文学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1] 张福贵,王文静.民间意识·民间立场·民间身份——新世纪诗歌民间性考察的三个视点[J].东南学术,2018(06):197-204+248.
2. [2] 许立志,著;秦晓勇,编选.新的一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3. [3] 庞芮,张红翠.论许立志诗歌的工人呈现及其意义[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1):89-93.
4. [4] 吴晓东,谢凌岚.诗人之死[J].文学评论,1989(04):132-134.
5. [5] 郭金牛.从居无定所到走上国际诗坛[N].羊城晚报,2014-12-14(001).
6. [6] 耿雨秋.“工人诗歌”概念探析[J].文学研究,2017,3(01):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