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物质交换与文化交融的核心通道，其承载的民俗文化是各民族文明交流的鲜活载体。《大唐西域记》由玄奘口述、辩机笔录而成，全书十二卷详细记载了玄奘西行途经110国及传闻28国的地理风貌、民族习俗、文化信仰、饮食服饰等民俗文化景观，不仅是研究中世纪西域与南亚历史的第一手史料，更是丝绸之路民俗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大唐西域记》的英译与传播成为推动丝绸之路民俗文化跨文明交流的重要途径，其民俗元素的翻译质量直接影响丝路文化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认知。民俗文本作为承载特定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其翻译兼具语言转换与文化传递的双重属性，面临着语言结构差异、文化内涵空缺、交际语境错位等多重挑战。目前学界对《大唐西域记》英译的研究多聚焦于语文学范式、东方学视域与翻译史梳理，而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系统研究其民俗元素英译策略的成果尚显不足。生态翻译学是中国本土原创的翻译理论，由胡庚申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创立，该理论以生态系统观为视角，将翻译界定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其核心的“三维转换”方法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为解决民俗文本翻译中的文化传递与生态适配难题提供了系统性框架。本文选取《大唐西域记》中具有代表性的丝绸之路民俗元素，以毕尔1884年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与瓦特斯1904年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629–645 A.D.两个经典英译本为研究语料，运用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探析丝绸之路民俗文本的英译适应性策略，同时结合丝绸之路民俗文化的传播特征，提出译语生态适配的优化路径，以期丰富生态翻译学在典籍民俗文本翻译中的应用，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丝绸之路民俗典籍的外译与跨文化传播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一、理论基础

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理论生态翻译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适者生存”为隐喻，融合生态学、翻译学与语言学的跨学科理论视角，构建了以“翻译生态环境”为基础、“适应与选择”为核心、“多维转换”为方法的翻译理论体系（胡庚申，2020）。该理论认为，翻译活动并非孤立的语言转换行为，而是处于由语言、文化、社会、读者、交际语境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核心主体，需以“适者生存”为原则，对源语文本进行适应性选择与移植，最终实现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最大化——即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等维度与译语生态环境的适配程度。

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方法论为“多维转换”，其核心要义是译者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原则下，聚焦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核心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三个维度相互交织、互联互动，共同构成翻译转换的基础。其中，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针对源语与译语在词汇、句法、语篇等语言形式层面的差异，进行删繁就简、形合转换、语篇重构等适应性调整，使译文符合译语的语言表达规范（刘笑笑，2023）；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超越语言形式，关注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内涵差异，通过异化、归化、注释等策略，实现文化内涵的有效传递，弥补文化空缺，化解文化冲突；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则强调译文需契合翻译的交际目的与读者的接受需求，根据文本功能与读者定位优化信息传递方式，确保原文的交际意图在译语生态中有效再现。

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理论与丝绸之路民俗文本的翻译需求高度契合。丝绸之路民俗文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异性”与“文化独特性”，其蕴含的民俗事象多为译语文化所空缺；同时兼具“史料严谨性”与“传播功能性”，翻译既需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又需兼顾英语读者的接受度。“三维转换”理论为丝绸之路民俗文本英译提供了清晰的方法论路径：以语言维转换为基础，实现民俗文本的形式适配；以文化维转换为核心，传承丝绸之路民俗的文化内涵；以交际维转换为目标，提升民俗文本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三者协同作用，实现源语民俗生态与译语接受生态的动态平衡。

与既有翻译理论相比，生态翻译学在解释丝绸之路民俗文本英译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首先，丝绸之路民俗文本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共生性”，其内容涉及中亚、南亚及中原文化的交汇，这种跨文化复合生态正契合生态翻译学所强调的“翻译生态环境”整体观（胡庚申，2013）。其次，民俗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密集，传统“对等理论”难以处理文化空缺问题，而生态翻译学通过“适应—选择”机制，为译者提供动态调节路径。再次，丝路民俗文本兼具“史料性”与“传播性”，既要求准确再现，又需面向当代读者，这与生态翻译学强调的“多维度整合适应选择”高度一致。因此，相较于单一语言或功能导向理论，生态翻译学更能统摄丝绸之路民俗文本英译中的复杂变量，具有方法论上的适切性。

二、《大唐西域记》中丝绸之路民俗元素的英译“三维转换”策略

《大唐西域记》中的民俗元素涵盖服饰、饮食、仪式、民族习俗、生产生活等多个类别，集中体现了丝绸之路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其英译需应对语言表达差异、文化认知隔阂、交际语境适配等多重生态挑战（李红满，2021）。本文结合毕尔与瓦特斯的英译本实例，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具体分析丝绸之路民俗元素的英译适应性策略。为避免个案分析的随机性，本文在案例选取上遵循“类型覆盖原则”，即从《大唐西域记》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类民俗元素：文化民俗（如“伽蓝”“行像”）、生活民俗（如服饰、饮食）、社会习俗（如婚育与身体习俗）。三类分别对应丝绸之路民俗文化的核心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丝路民俗文本的整体特征，而非孤立个案。

（一）语言维适应转换

语言维转换是丝绸之路民俗文本英译的基础，其核心是适应汉英两种语言的生态差异，在保留民俗信息的前提下，使译文符合英语的语言表达规范。汉英分属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汉语重意合、多流水句、语篇呈曲线思维，善用形象化与概括性表达；英语重形合、多复合句、语篇呈直线思维，强调表达的简洁性与逻辑的显性化。《大唐西域记》作为唐代古典文献，其语言兼具史料的严谨性与文学的生动性，民俗描述多采用简洁的四字短语、罗列式句法，英译需进行针对性的语言形式调整。

在词汇层面，丝绸之路民俗术语多为文化负载词，英译需在精准传递民俗特征的基础上，适应英语的词汇表达习惯。对于民俗实物类词汇，需摒弃字面直译，聚焦事物的核心特征。如《大唐西域记》中阿耆尼国服饰“服饰氈褐”，“氈褐”是丝绸之路游牧民族的典型服饰，指毛毡制成的衣物，毕尔将其直译为“of cotton or wool”，混淆了“氈”的材质特征，误将毛质译为棉质，违背了词汇的语言生态；而瓦特斯通过精准的词汇适配，译为“of fine and coarse woolen stuffs”，既用“woolen stuffs”准确传递“氈褐”的毛质核心特征，又通过“fine and coarse”体现其材质差异，符合英语对民俗实物词汇的表达习惯，同时保留了丝绸之路游牧民族的服饰特色。又如对屈支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的翻译，毕尔译为“use gold, silver, and small copper coins”，表述过于简略；瓦特斯则补充“they trade with gold coins, silver coins, and small copper coins”，通过“trade with”明确“货用”的民俗经济内涵，使词汇表达更贴合英语的语义生态。

在句法层面，需将汉语的意合流水句转换为英语的形合复合句，实现逻辑关系的显性化。《大唐西域记》对民俗行为的描述多采用无连接词的流水句，逻辑关系隐含于语义之中，英译需补充连接词、调整语序，使句法符合英语的表达规范。如对阿耆尼国民族习俗“断发无巾，法不整肃”的翻译，毕尔译为“they go with shorn locks and without head dress. The laws are not settled”，两个分句孤立存在，未体现语义关联；瓦特斯则译为“the men cut their hair short and do not wear any head-dress, and the country is without a political constitution with its laws not reduced to order”，通过并列连词“and”连接两个分句，同时将“法不整肃”精准译为“without a political constitution with its laws not reduced to order”，补充显性逻辑连接词，使句法结构更符合英语的形合特征，同时准确传递了民俗与社会制度的关联（贺琳，2025）。又如对屈支国生子习俗“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遍递也”，毕尔译为“The children born of common parents have their heads flattened by the pressure of a wooden board”，未明确“以木押头”的目的逻辑；瓦特斯则调整为“they flattened the heads of their babies to make them broad and flat”，通过不定式“to”显性化目的逻辑，将“遍递”准确译为“broad and flat”，既符合英语句法生态，又完整传递了民俗行为的核心意图。

在语篇层面，需将汉语的曲线思维语篇转换为英语的直线思维语篇，实现主题先行的语篇重构。《大唐西域记》对民俗风物的描述多采用罗列式语篇，围绕主题层层铺垫，而英语语篇强调主题先行，先提出核心信息，再展开细节描述（刘笑笑，2023）。如对迦湿弥罗国物产民俗“出龙种马及郁金香、火珠、药草”的翻译，毕尔直译为“It produces famous horses, saffron, fiery pearls, and medicinal herbs”，虽保留了信息，但语篇仍为罗列式；瓦特斯则重构为“Kashmir, a country on the Silk Road, produces famous dragon breed horses, saffron, fiery pearls, and various medicinal herbs”，将核心主题“Kashmir”置于句首，并补充“a country on the Silk Road”明确其丝路地域属性，后续再列举具体物产，适应了英语直线型语篇模式，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与逻辑性，同时强化了丝绸之路的地域语境。

（二）文化维适应转换

文化维转换是丝绸之路民俗文本英译的核心，其核心是应对源语丝路民俗文化与译语英语文化之间的认知隔阂，处理文化空缺、文化冲突等问题，在保留丝路民俗文化特色与确保译语读者理解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大唐西域记》中的民俗元素根植于丝绸之路的地域文化，许多民俗事象如“伽蓝”“行像”“说一切有部”等，在英语文化中缺乏对应参照，属于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同时，丝绸之路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与英语世界的文化认知存在差异，易产生文化误解。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丝绸之路民俗文本的文化维转换需坚持“异化为主、归化为辅、注释补位”的原则，既保留丝路民俗的文化独特性，又弥补译语文化的认知空缺（陈敬美，2025）。

对于民间民俗文化空缺，采用“异化直译+文化注释”的策略，既保留民俗的术语特征，又通过注释重构译语文化生态，帮助读者理解其文化内涵。《大唐西域记》作为文化典籍，记载了大量丝绸之路的佛教民俗仪式，如“伽蓝”“行像”“说一切有部”等，这类术语是丝路佛教民俗的核心，英译需保留其文化特色，同时通过注释解释其内涵。如“伽蓝”是佛教寺院的专称，是丝绸之路佛教民俗的重要载体，毕尔将其译为“Sangharamas”，采用梵文音译但未加注释，英语读者难以理解；瓦特斯则译为“Buddhist monasteries（Galan）”，先采用异化直译的“Galan”保留源语文化特色，再用“Buddhist monasteries”进行归化解释，并在注释中补充“Galan is a Sanskrit term for Buddhist temples, which is the main place for Buddhist activities on the Silk Road”，既保留了丝路佛教民俗的文化特征，又弥补了英语读者的文化认知空缺。又如对阿耆尼国佛教民俗“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的翻译，“说一切有部”是小乘佛教的重要教派，毕尔译为“of the school of the Sarvāstivādas（Shwo-yih-tsai-yu-po）”，仅标注梵文与汉语拼音，未解释教派内涵；瓦特斯译为“of the Sarvāstivādin school, a major sect of Hinayana Buddhism on the Silk Road”，在异化直译的基础上，补充教派属性的注释，解释其在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中的地位，帮助英语读者理解丝路佛教民俗的教派特征。

对于民族习俗文化空缺，采用“异化保留+背景补释”的策略，保留民族习俗的行为特征，同时补充其文化背景与地域内涵。丝绸之路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如“以木押头”“断发无巾”等，是其地域环境与生产方式的体现，英译需保留行为特征，同时解释其文化成因。如屈支国“生子以木押头”的习俗，是西域游牧民族的独特民俗，毕尔直译为“have their heads flattened by the pressure of a wooden board”，仅描述行为未解释成因；瓦特斯则译为“they flattened the heads of their babies with wooden boards, a unique custom of the nomadic people on the Silk Road for the convenience of horseback riding”，在保留行为特征的基础上，补充“a unique custom of the nomadic people on the Silk Road”明确其丝路民族属性，并解释“for the convenience of horseback riding”的文化成因，使英语读者理解该民俗与丝绸之路游牧生产方式的关联。又如阿耆尼国“断发无巾”的习俗，瓦特斯在译文后补充注释：“This custom is typical of the nomadic nations in Central Asia on the Silk Road, who cut their hair short to adapt to the nomadic life of hunting and herding”，通过背景补释，将该民俗与丝绸之路的游牧文化关联起来，实现了文化内涵的有效传递。

对于饮食与物产民俗文化偶合，采用“类比归化+特征标注”的策略，利用英语文化中的相似物产进行类比，同时标注丝路民俗物产的独特特征。《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丝绸之路饮食与物产如“郁金香”“蒲萄”等，部分在英语文化中有相似对应，英译可通过类比归化降低读者认知负荷，同时标注其丝路地域特征。如对迦湿弥罗国“郁金香”的翻译，毕尔译为“turmeric”（Beal,1884），误将其与姜黄类比，混淆了物产特征；瓦特斯则译为“saffron (Turmeric of the Silk Road）”（Watters,1904），选用英语文化中熟知的“saffron”进行类比，同时标注“Turmeric of the Silk Road”明确其丝路物产特征，并在注释中补充“the saffron produced in Kashmir on the Silk Road is a precious spice with unique fragrance”，既利用文化偶合降低认知难度，又保留了丝路物产的独特性（贺琳，2025）。又如对西域“蒲萄”的翻译，瓦特斯译为“grapes（the Silk Road grape with large fruit and sweet taste）”，在类比归化的基础上标注其特征，实现了文化适配与特色保留的统一。

（三）交际维适应转换

交际维转换是丝绸之路民俗文本英译的目标，其核心是根据翻译的交际目的与译语读者的接受需求，优化信息传递方式，确保丝绸之路民俗文本的交际意图在译语生态中有效再现（胡庚申，2013）。《大唐西域记》的英译兼具“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双重交际目的，其读者既包括研究丝绸之路历史与民俗的学术型读者，也包括对丝路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英语读者（金萍，2024）。因此，丝绸之路民俗文本的交际维转换需根据信息类型与读者定位，采用“学术性信息精准传递、传播性信息生动再现、密集性信息筛选优化”的策略，兼顾学术严谨性与传播可读性。

对于学术性民俗信息，采用“直译+文献考证”的策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满足学术型读者的研究需求。《大唐西域记》中关于丝绸之路各民族的货币、度量衡等民俗信息，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英译需保证信息的精准性，同时补充文献考证，提升译文的学术价值。如对屈支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的翻译，瓦特斯不仅译为“they trade with gold coins, silver coins, and small copper coins”，还在注释中引用《魏书·西域传》《隋书·西域传》等文献，考证该货币体系在丝绸之路的流通历史，标注“this currency system was widely use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n the Silk Roa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为学术型读者提供了详实的研究参考。又如对西域各国“伽蓝数量”的翻译，瓦特斯在准确直译的基础上，补充不同版本的文献考证，对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相关记载，确保信息的学术准确性（李红满，2021）。

对于传播性民俗信息，采用“细节丰富+画面强化”的策略，增强译文的生动性与感染力，激发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实现丝路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播。《大唐西域记》中对丝绸之路仪式、民俗活动的描述如“行像”仪式，具有较强的画面感与传播性，英译需通过丰富细节、强化画面，提升交际效果。如对屈支国佛教“行像”“仪式”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的翻译，毕尔译为“All the monasteries made processions with their images of Buddha, adorning these with pearls and silk embroideries”，表述过于简略，画面感不足；瓦特斯则译为“Every Buddhist monastery on the Silk Road prepared magnificent processions of Buddha images, which were inlaid with precious pearls and decorated with gorgeous silk brocades, carried on richly decorated carriages. Thousands of such images gathered at the assembly place, attracting crowds of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estern Regions”，通过添加“magnificent”“gorgeous”“richly decorated”等修饰词强化画面感，补充“on the Silk Road”“attracting crowds of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estern Regions”凸显仪式的规模与丝路地域特征，使译文更具感染力，更好地实现了丝路民俗文化的传播意图。

对于密集性民俗信息，采用“核心信息保留+次要信息筛选”的策略，降低读者的认知负荷，提升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大唐西域记》中对部分丝路民俗的描述信息密度较高，涵盖材质、工艺、用途等多个方面，英译需根据交际需求筛选信息，保留核心特征，删去次要细节。如对西域游牧民族的生活器具描述，原文涵盖制作材料、工艺、造型、用途等多个细节，毕尔进行逐字直译，导致译文冗长，认知负荷较高；瓦特斯则筛选出“制作材料+核心用途”的核心信息，将“以木为器，刳其中，盛水浆，悬于鞍马”译为“wooden utensils made by hollowing out wood, used for holding water and hung on horses”，删去次要的工艺细节，保留核心信息，使译文简洁明了，符合英语读者的信息接受习惯。这种策略既保证了核心民俗信息的传递，又提升了交际效果，实现了信息传递与读者接受的生态适配。

三、丝绸之路民俗文本英译的生态适配性验证

毕尔与瓦特斯译本的对比 《大唐西域记》的两个经典英译本——毕尔1884年译本与瓦特斯1904年译本，在丝绸之路民俗元素的翻译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生态适配特征，通过二者的对比，可进一步验证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策略在丝绸之路民俗文本英译中的有效性与实践价值（金萍，2024）。

毕尔译本作为《大唐西域记》的早期英译成果，在西方学界传播玄奘记述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受儒莲法译本影响，其整体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并辅以有限注释。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该译本在多维适应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语言维层面，部分词汇处理未能充分区分民俗事物的具体特征，句法上亦较多保留原文结构，使逻辑关系显性化程度有限；在文化维层面，对部分文化负载词主要采取音译或直译方式，相关背景信息补充相对不足，可能增加目标读者的理解难度；在交际维层面，其译文更偏重文本信息的基本传递，对学术考证与传播表达的区分尚不充分。正如瓦特斯在序言中所指出，早期译本在个别术语与文化解释方面仍存在进一步修订的空间。总体而言，毕尔译本体现出以“形式再现”为导向的翻译取向，在保留原文结构方面具有一定价值。

相较之下，瓦特斯译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补充与调整，其翻译实践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解释性与适应性特征。在语言维层面，该译本通过词汇细化与句法重组，增强了译文的逻辑清晰度与表达规范性；在文化维层面，倾向于结合音译、释义与注释等多种方式，对文化负载内容进行适度阐释，以降低跨文化理解障碍；在交际维层面，则根据不同信息类型，在学术性与可读性之间进行一定调节，从而提升译文的接受效果。不过，这种较强的解释性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引入译者主观阐释的成分。因此，两种译本分别体现了不同的翻译生态选择：前者偏重形式保留与原貌呈现，后者侧重意义阐释与读者适应，二者在不同语境下各具参考价值。

四、结论

本文表明，丝绸之路民俗文本英译并非单纯的技巧运用，而是译者在多重生态约束下进行的动态适应与选择过程，其本质可视为源语民俗意义在译语环境中的再生态化重构。因此，翻译策略应理解为生态适应机制的具体体现，而非孤立操作。

在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框架下，本文结合《大唐西域记》英译实例，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丝路民俗文本英译需以“适应—选择”为核心，从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协同展开。其中，语言维侧重结构适配，文化维聚焦意义传递，交际维指向传播效果，三者共同构成翻译的生态适配体系。第二，在具体实践中，语言维体现为词汇、句法与语篇的系统重组；文化维以“异化为主、辅以注释与类比”为基本路径；交际维则通过信息分层与读者导向调节，实现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平衡。第三，不同译本体现出差异化的适应路径，相关实践经验可为当代丝路典籍外译提供有益参照。

总体而言，生态翻译学为丝绸之路民俗文本英译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未来研究可在扩展语料与引入技术手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丝路民俗翻译的生态模型，以服务跨文化传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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