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法治教育作为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承担着为社会输送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使命，其教育管理法治化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与校园治理效能。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快速发展，但在教育管理实践中，仍普遍存在法治理念薄弱、制度体系不完善、教育内容与职业场景脱节、师资专业化不足、师生参与度不高等现实困境，部分院校仍秉持“重技能、轻素养”的培养导向，导致法治教育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在法治理念指引下，系统剖析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管理的突出问题，探索契合职业教育规律、贴合学生成长需求的破解路径，既是推进依法治校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育人质量、服务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基于此，本文立足高职教育的职业性与实践性特征，对相关困境与对策展开研究，以期为高职院校教育管理法治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思路。

一、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其学生群体约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一半，是未来产业工人、基层管理者和技术骨干的核心来源，他们的法治意识直接关系到社会法治实践的“最后一公里”落地效果。

首先，高职院校法治教育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基础。通过法治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和法律素养，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人才支撑。其次，高职院校法治教育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法治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有助于学生树立守法意识、增强规则观念、提升民主管理能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法治素养作为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学生依法维权、履行义务，为其职业生涯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再次，高职院校法治教育能保障职业教育质量，高职院校培养的是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法治教育能有效预防学生违法犯罪行为（如校园贷、网络诈骗等），降低社会管理成本。通过强化与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如劳动法、合同法），还能提升学生在就业创业中的法律实践能力，确保其成为遵纪守法的合格劳动者。然后，高职院校法治教育能推动校园与社会治理，法治教育有助于构建和谐校园，通过依法治校、依法治教，规范学校管理秩序，保障学生合法权益。此外，高职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其法治素养的提升将辐射至社会基层，对优化社会治理、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具有深远影响。最后，高职院校法治教育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强法治教育能引导学生树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认同，推动法治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综上，高职院校法治教育既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人才的核心内容，对个人、学校及社会均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二、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管理的现实困境

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深入推进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管理作为落实“依法治校”方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纵观当前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管理的实践现状，其发展进程仍面临多重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相互交织、彼此掣肘，严重制约了法治教育实效性的提升。具体而言，可将这些困境归纳为以下四个核心层面。

（一）理念认知层面的困境：重视不足与定位偏差

高职院校对法治教育管理的战略意义普遍存在认识不足和定位偏差的问题。多数高职院校在办学实践中秉持“技能本位”和“就业导向”的指导思想，将教育资源和管理重心过度倾斜于专业技能的培养与实训，而将法治教育视为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的附属品，甚至是一种“软任务”。这种观念导致法治教育在顶层设计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其管理缺乏系统规划和资源保障。正如部分研究所指出的，一些院校领导层法治意识淡薄，习惯于依靠传统的行政命令式管理模式，认为繁琐的法律程序会降低管理效率，从而在主观上弱化了推进教育管理法治化的内在动力。这种“重技能、轻素养”“重管理、轻法治”的惯性思维，使得法治教育管理在起点上就失去了坚实的理念支撑，难以真正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二）体系构建层面的困境：制度休眠与资源匮乏

法治教育管理的体系构建存在显著短板，集中表现为制度体系的“空转”与教育资源的协同性不足。一方面，尽管大多数高职院校依照上级要求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往往“纸上谈兵”，处于“休眠”或“冻结”状态。制度内容陈旧，未能与时俱进地修订更新，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和学生特点脱节；制度的执行程序不规范，缺乏有效的告知、听证、申诉等权利保障机制，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法治教育管理的资源投入严重不足且协同性差。师资队伍是核心资源，但当前承担法治教育主渠道（如《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师多为思政专业背景，缺乏系统的法学教育和实务经验，导致教学只能“照本宣科”，难以深入。此外，法治教育管理未能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校内的学工、教务、宣传等部门各自为战，校外的司法、法律实务资源引入不足，导致教育资源成为“信息孤岛”，无法形成育人合力。

（三）过程实施层面的困境：内容脱节与形式单一

法治教育管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教育内容与实际脱节、教育方法单一落后的困境。在内容上，当前法治教育主要依附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而该课程中的法律部分占比小、内容宏观抽象，多集中于法理、宪法等基础理论，与高职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活（如《劳动合同法》《电子商务法》）和现实需求（如防范校园贷、网络诈骗）联系不紧密，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在教育方法上，“填鸭式”的理论灌输仍是主流，教学手段陈旧。教师侧重于法律条文的解释和记忆，缺乏以案说法、情景模拟、法庭观摩等实践性、互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这种单向度的知识传输，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难以培养其法律思维和依法维权的能力，导致法治教育沦为应付考试的形式，未能真正内化为学生的素养。

（四）效果评价层面的困境：反馈缺失与动力不足

法治教育管理的效果评价机制不健全，难以对管理过程形成有效的反馈和激励。目前，对于法治教育效果的评估大多停留在课程考试的分数上，缺乏对学生法治意识、法治信仰和法治实践能力的科学测评体系。同时，在教育部门的考核评估指标中，“依法治校”所占权重偏低，未能成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关键指标，这从外部削弱了学校管理层致力于法治教育管理改革的积极性和紧迫感。由于缺乏有效的内部评估和外部督导，法治教育管理的好坏无人问责，成功的经验难以推广，存在的问题也无法被及时纠正，从而陷入了“形式化”运作的低水平循环。

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管理正深陷于从理念到体系、从过程到效果的全方位困境之中。这些困境根源复杂，既有历史形成的“重技轻文”路径依赖，也有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实约束，更涉及到教育模式创新的深层挑战。唯有准确识别并深刻剖析这些困境，才能为后续探寻有效的破解路径与优化策略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真正推动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管理迈向科学化、规范化和实效化的新阶段。

三、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管理的破解路径

面对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管理在理念认知、体系构建、过程实施及效果评价等多维度的现实困境，我们必须以系统思维和改革创新的勇气，探寻科学有效的破解路径。这些路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环环相扣、协同推进的有机整体，旨在从根本上扭转当前困境，推动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管理迈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

（一）正本清源：转变育人理念，强化顶层设计，破解“重视不足与定位偏差”之困

破解理念层面的困境，首要是从思想根源上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高职院校必须彻底摒弃“法治教育是软任务、附属品”的陈旧观念，深刻认识到法治素养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硬核”竞争力，将法治教育管理提升到与专业技能培养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

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引领。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应率先垂范，将“依法治校”作为治校理政的基本准则，将法治教育管理纳入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要点。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的法治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校法治工作，制定并实施《法治校园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分工，从战略层面为法治教育管理提供坚强保障。

树立“以生为本”的法治化管理理念。管理者必须实现从“管理者”向“服务者”“引导者”的角色转变，充分尊重和保障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处理学生事务，尤其是奖惩、资助、升学等关乎学生切身利益的事项时，必须严格遵循程序正当原则，变“行政命令”为“依法引导”，营造一种民主、平等、公正的管理氛围，让学生在法治的实践中感受公平正义，从而内化法治精神。

（二）固本强基：完善制度体系，汇聚优质资源，破解“制度休眠与资源匮乏”之困

健全的制度体系和充足的资源保障是法治教育管理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石。必须着力构建一个科学、规范、可操作的法治化管理体系，并配以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加快“立改废释”，构建协同一致的制度体系。高职院校应对照国家最新法律法规，全面梳理和修订校内规章制度，及时废止与上位法冲突或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旧规，增强制度的合法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应引入学生听证、专家论证等民主程序，确保制度本身蕴含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特别要建立健全学生权利救济机制，如完善校内申诉制度、引入听证程序、探索建立校内仲裁机制等，确保学生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有章可循、有路可走。

建设“专兼结合、结构优化”的师资队伍。针对师资专业力量薄弱的问题，应采取“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加大对现有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的法律知识培训力度，鼓励其考取法律职业资格，提升其法治素养和教学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引进法学专业背景的专职教师，充实法治教育的主力军。更为重要的是，要大力拓展校外资源，建立“法治副校长”或“法治导师”制度，聘请经验丰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公安干警等实务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定期开展专题讲座、案例研讨、指导模拟法庭等，形成一支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广度的多元化教学团队。

（三）守正创新：深化教学改革，拓宽教育场域，破解“内容脱节与形式单一”之困

要让法治教育真正入脑入心，必须改变枯燥乏味的说教模式，推动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深刻变革，将法治教育从课堂延伸到整个校园和社会。

推动课程内容与专业、生活深度融合。改革《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法律部分的教学内容，减少抽象理论的比重，大量增加与高职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案例教学，如《劳动法》《合同法》《安全生产法》《知识产权法》等。推动“法治教育+专业教育”融合，鼓励各专业在教学中有机融入相关的行业法规与职业标准，使法治教育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

创新教学方法与拓展实践载体。坚决摒弃“填鸭式”教学，广泛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专题辩论、项目式学习等互动式教学方法。大力建设第二课堂，常态化开展“模拟法庭”“法治辩论赛”“法治微电影创作”“法治文化节”等品牌活动。加强与地方法院、检察院、监狱、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建立稳定的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组织学生旁听庭审、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开展法律志愿服务，让学生在真实的法治情境中加深理解、提升素养。

构建“线上线下、校内校外”立体化教育网络。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法治教育网络平台和资源库，开发法律微课、慕课，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实时、生动的普法宣传。将法治元素融入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宣传栏、电子屏、校园广播等载体，营造“时时、处处、人人”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同时，加强家校社协同，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法治热点，将法治教育从校园小课堂延伸至社会大课堂。

（四）精准施策：健全考评机制，强化监督问责，破解“反馈缺失与动力不足”之困

科学合理的评价与监督机制是确保各项举措落地生根、持续改进的关键。

建立多元化的法治教育效果评价体系。改变单一依赖试卷考试的评价方式，构建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知识考核与素养评价并重的综合测评体系。将学生参与法治实践活动、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纳入评价指标。同时，将对各院系、部门法治教育管理工作的成效纳入其年度考核和领导干部的述职评议中，与评优评先、资源分配等挂钩，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引入第三方评价与监督。探索建立由教育主管部门、法律专家、行业企业代表、学生及家长组成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定期对学校的法治教育管理工作进行评估和督导，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畅通监督渠道，鼓励师生和社会对学校管理中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进行监督，从而倒逼学校不断提升依法治校的水平。

综上所述，破解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管理的困境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从理念引领、制度保障、教学创新和评价督导四个维度协同发力。唯有如此，才能将法治的精神内核真正融入高职人才培养的血脉之中，培养出既精通技艺又崇尚法治的新时代大国工匠，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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