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其历史可追溯至远古的岁首祭祀，至汉武帝时期正式确定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春节的庆祝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其核心内涵——辞旧迎新、团圆和美满，在民众中有深厚影响力。春节非遗化作为近年的新现象，过去的研究多侧重于国家层面的政策阐释或春节具体习俗的保护，在文化整体观视域下对“非遗”在民间社会引发的一系列认知与实践研究有待深入。本研究通过梳理“非遗春节”的生成与内在张力，描绘其多元的地方实践图景，分析民众意愿的分化，诊断其整体性危机，最终探讨传承路径。

一、非遗春节的概况

申遗历程

2006年，春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拉开了春节“遗产化”的序幕。2022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启动春节申遗工作，采取整体性申报方式，以“回家团圆”为主题，整合全国各地丰富多彩民俗活动，在两年多时间里，于2024年12月申遗成功。此次申报打破以往一个个单一民俗项目罗列做法，而把春节定义为一种“周期性、全民参与综合性文化活动”，它注重其内部联系性、社会凝聚力作用及其所包含的知识内容等，也正是因为从这种大文化角度进行阐述，才使得春节申遗获得成功。这也意味着全世界都认为春节是一种活态存在、整体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形式，同时也要对它进行保护时坚持“整体性”。

话语转型

遗产化转型一方面是从自在民间传统到被国家认可并加以保护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是传承者由普通大众扩大到政府、专家、媒体、商人等多方面力量；再者是春节文化范围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全世界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活动”，突出了它作为一种集体行为的社会意义以及重要性。扬·阿斯曼认为交往记忆是基于现在生活经验和同时代人记忆，而文化记忆则是通过某种方式被神圣化的传统。

“非遗春节”在地化图景

任何文化实践都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与意义网络之中，非遗与物质、身体和空间密切相关，通常以“事件”(event)、“表演”(performance)或“仪式”的形式存在。春节成为“非遗”后，自上而下的国家叙事与制度安排，在落地过程与社会文化生态系统发生碰撞与协商，催生出差异化的地方实践模态。

国家叙事下的两年之变

1. 密集展演到常态化赋能

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信息，在2025年春节期间全国范围内举办近7000场次非遗相关活动，“古城过大年”“点亮中国灯”等活动在苏州、自贡等地集中呈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形式各异的活动处处可见，例如三亚黎族织锦、椰雕体验，广州“烟火耀羊城”，吉林“非遗过大年”，东北“非遗过大年”。而由政府主导组织、全国统一部署实施的一系列主题活动，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强大的传播热潮，让春节作为一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广大民众所熟知。大规模的主题活动也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兴趣，人们积极参与各类非遗项目体验活动。东北“非遗过大年”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参观，展示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多种族裔传统过年方式。2026年规模进一步扩大，参与人群更加广泛，有来自国外游客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等，同时更多的城市和乡村参与进来，出现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非遗展示、长三角非遗与现代艺术结合等内容。重点从造势到建设，2026年经济效益明显提升，非遗相关文创产品销量增多，形成一定市场链。

2. 跨媒介融合持续加强

2025年春节，主流文艺场所最先出现非遗的身影。春晚开篇节目《迎福》展示16项非遗内容，李子柒身着衣服上绣有南京云锦、潍坊风筝等元素，这是非遗由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的一个标志。通过电视、互联网等方式宣传使观众更加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春晚创意融合类节目把舞蹈、戏曲、歌曲等融入其中，在此基础上加入人工智能生成的画面及虚拟现实技术带来一场视觉享受；复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展示最具有视觉冲击的部分以达到最大影响力。

春节实践特点

春节作为非遗项目，其核心在于其文化多样性与地域独特性，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春节习俗以及表现形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模态。

1. 情感依附下的弥散性实践

四川完整沿袭着舞龙舞狮、贴春联、阖家吃年夜饭等岁时旧俗，这类过年方式早已深度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地域年俗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阆中古城的舞龙舞狮、成都的客家龙舞和自贡的国际恐龙灯会，展现了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四川通过AI技术、灯光秀等现代手段，赋予传统非遗新的生命力。但在非遗春节的宣传推广中，当地更偏爱选用剪纸、糖画、打铁花这类通用性强、地域特色模糊的民俗符号，而非深耕真正扎根本土生活的特色文化实践。泸州的N8说：“我们那里确实没有举办过大规模的活动，我们自己才是春节的主角。”而成都的N1虽然参加公司的糖画、剪纸等活动，但是也表示“这些活动都是近几年才开始重视起来”，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规模活动出现，但是春节的意义再生产依然主要依靠家庭或者家族这样的小团体来完成而不是由整个社区或者政府来进行。

2.资源富集的景观化参与

上海拥有全国最密集的公共文化设施，其春节活动以豫园灯会、城市庙会等为代表，在传统基础上增加灯光秀、跨年晚会等现代形式。七宝老街、社区非遗市集及各类数字化展演进一步丰富了节庆选择。但是仍然存在文化服务与民众实际需求之间的连接不够紧密问题。闵行N14说，“普通人很难知道这些活动。宣传只是通过官方公众号，谁会特意去看？”此外，上海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春节时大量的人口流出形成所谓的“空城”。春节大量人口离开使得基于邻居、亲戚间的关系式互动大大降低。因此政府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无法很好地嵌入到真实社区生活中而仅仅成为一种城市景象。同时市民过年的方式也逐渐变为以小家庭为主的一次性的个人活动，而那种深层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群众性文化活动明显减少。

3. 强大组织力下的协同参与

在湖北，摆手舞、西兰卡普、地龙灯等非遗项目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是当地过年的主要方式。农村地区以家族、村落等形式自发组织舞龙、祭祀等活动；而在城市中，则更多是通过庙会、展览等形式进行庆祝。恩施的N14详细描述了当地的活动：“年前举办刨汤宴，篝火晚会跳摆手舞，百福寺镇有大家共跳摆手舞的活动，还被央视报道了。”N13提到社区组织“新春进社区”的文艺表演，包括旗袍秀、川剧变脸、儿童拼灯笼等。当地人本来就有集体过年、参与年俗的习惯，政府的号召和支持只是顺应并加强了这种已有的习惯。政府的倡导、社区自身的力量以及深厚的年俗传统三者结合，使非遗春节在当地得到良好传承与发展。

4. 融于日常实践的活态传承

云南丰富多元民族文化基础，赋予了春节非遗深厚根基。彝族刺绣、白族三道茶、苗族花山节等都是各民族的独特标志，同时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显示，云南非遗春节实践深深扎根于当地文化土壤以及当地人主动性。传承人在非遗大集等平台积极展示自己技艺并加以推广；而普通人也会参与到社区组织的彝绣体验课、民族文化表演或长街宴等活动当中去。这些都是发源于当地习俗并且满足当地人民需要，由社区内部力量推动和参与其中，体现了非遗春节实践非常明显的在地化、主体性和内生性特点。当地人积极参与并且组织各种过年仪式，让非遗真正走进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中，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承和发展。从文化整体观的视角回望四地样本：四川能明显看出传统情感记忆仍在延续，但当下乡土社会组织联结已慢慢弱化；上海坐拥充足的文化资源，可人口频繁流动冲淡了传统年节的社群归属感；湖北本地乡土社群自带组织能力，和外部政策引导形成了很好的配合；云南则走出了一条依靠民众自主参与、扎根日常民俗的传承路径。过去时代,判断遗产重要性的主要是遗产在其当时的经济价值及其构建和增强局部认同的功能;而在当前这个时代,其重要性的成立,或许将主要依赖于由作为保护行动的传播让生活共同体普遍受益。尊重各地不一样的社会结构、民俗传统和群众参与意愿，让非遗真正走进普通人的日常过节与生活脉络，才能持续维系地方文化根脉，稳住社群之间的情感联结。

三、非遗化背景下民众意愿的分化

公众对于这个标签的看法有所不同，这也说明，“遗产化”的过程所带来文化适应以及意义重构是十分复杂的。

调研结果显示，民众对非遗春节的态度可分为三类：30%受访者心怀认同与文化自豪，以教师、文化从业者及传统文化爱好者为主；50%持淡漠疏离态度，多为务工人员、生计压力较重的中年人和部分乡村居民；剩余20%抱有警惕抵触心理，主要是反感非遗商业包装与形式宣传的城市青年群体。

这种态度差异说明：社会大众对非遗春节标签的接受度褒贬不一，人们能否接纳、如何看待非遗，本质取决于自身所处社会层级、文化素养背景，以及日常最实际的生活诉求。

非遗权威与自我认同的内化

对于“非遗春节”的支持者而言，他们的职业以及文化认同都是一致的。如教师、文博机构工作者、非遗传承人及许多人文学科的学生，因其职业背景、知识训练或个人志趣，使他们更擅长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类概念，也更能理解并珍视其中承载的重要文化意义。对他们而言，春节申遗成功首先是一次期待已久的官方确认。这既是对春节自身崇高文化地位的明确认定，也从外部强化了他们内心深处对这份传统的认同与珍视。

扬·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需要通过符号和仪式不断被唤醒与确认，春节通过联合国的权威，从全人类文化的角度再次重申了自身的价值，也使得其从一个国民共享的节日，跃升为一个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文化品牌，显著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受访者谈到，春节申遗不仅增强了自身宣讲年俗文化的文化底气，也让个人深耕的传统技艺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认可，进一步激发并坚定了自身传承民族民俗文化的责任与担当。

从文化整体来看，不仅强化其对文化的认同感，而且给相关的实践活动提供一种时代性的合理性的辩护，在认识上推动文化的传承发展。

制度符号与生活的实际疏离

持淡漠疏离态度的受访者占比最高，是当下极具普遍性的社会心态。这类群体终日以生计奔忙，行事思维皆以现实生活需求为核心。对他们而言，春节首先只是法定假期，主要用于休整、亲友团聚及筹划来年生活。非遗所承载的文化象征，与日常生计毫无关联，既无法改善收入、出行等现实条件，也不能缓解节庆人情开支带来的经济负担，自然难以触动其生活感知，因而普遍对此抱以漠视与疏离的心态。

一系列无感反应背后意味着，“非遗春节”的称谓，在当下并没有从外到内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从而改变人们节日安排、经济压力、邻里关系等方面的实际生活情况，也无法解决人们过年时遇到的具体问题，不能将这个文化符号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符号异化的文化反思

约有两成受访者对于“非遗春节”这个概念表示警惕甚至反感，他们是了解媒体的人群、有较多生活经验的城市年轻人，他们能够洞察到其中商业营销以及政府动员的动机，对于文化的真伪、是否被形式化对待十分敏感。

一是宣传中一再提及的“文化自信”等词和个人之间的差距，这不仅有损文化的尊严，而且也有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使参与者产生强烈的反感。

这些批评的声音从反面非常明确界定了非遗保护中的伦理及有效性限度问题。任何一种保护方式如果背离文化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情感性、自主性和生活性，则这种干预就可能会变成一种破坏而不是保护。对于文化的全面保护首先要坚持的是对其作为生活实践的真实性加以呵护和维护。

四、非遗春节的“整体性”危机

对四地调查发现，民众对非遗标识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这并非零散的个人观点差异，而是春节非遗传承发展面临现实难题的集中体现。

民众认知与文化意义脱节

立足文化整体观，民众认知是节日实践与价值理解的基础。调研发现，公众对非遗春节的认知普遍标签化、碎片化。多数人知晓春节申遗成功，却普遍认为这一身份与日常生活关联微弱，甚至生出“春节本来就是我们的节日，为什么现在才成为非遗”的疑惑。大众认知多局限于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等表层习俗，对背后承载的家庭伦理、岁时内涵与社群认同等深层价值缺乏认知，直接割裂了春节完整的文化意义体系。此外，群众对于春节申报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主要通过短视频平台接受，很少有主动去关注。

造成这种认知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其次，难以被充分感知和珍视这种认知与意义之间的差距，就是文化整体性断裂在观念上所呈现的一种状态。

资源倾斜与仪式空心化

在实践层面，在春节期间不同人群对于非遗参与上缺少配合，各自行事，而这种区别最明显的就是城乡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区别。而且，主要仪式减少、家庭成员间关系淡薄、公共活动表面化，也对整个春节非遗传承造成威胁。

从空间视角看，春节非遗传承的空间正在逐渐缩小，在过去春节中祠堂、庙宇、街巷等地都是重要的传承场所，以宗族祭祀、邻里互动等方式维系社群关系、增强文化认同感，而现在这些地方都被私人化的家庭场所或者商业化的展览所取代，原本在公共场合举行的集体活动大部分都移到家庭内部或者网络上进行，从而造成春节非遗传承的空间不断缩小；再加上智能手机普及、娱乐方式多样化，大家更愿意享受碎片式的娱乐生活，传统春节的集体氛围已经消失殆尽。现在过年基本上就是一家人各自玩手机，很少有以前邻里、宗族之间的交流互动，也就很难有效形成一种合力来进行春节非遗活态传承。

城乡二元分化导致传承危机。而在一些偏远农村，非遗资源匮乏，缺少宣传，使那里的人民很少有机会了解并熟悉非遗春节，造成认知上以及实践上的距离感。而在城市里，公共活动趋于表面化、形式化。政府和商家举办的灯会、演出等活动虽然场面隆重，但无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构成春节文化表征的一系列核心符号出现了意义“空心化”的倾向，传统手工艺春节用品被流水线产品代替。核心仪式被简化或边缘化，祭祖、烟花爆竹燃放、手写春联等传统仪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

主体错位与代际断裂

传承人结构问题突出，政府主导和民间自发、市场逐利与文化本真之间失衡严重。而且在市场与文化的关系方面，一些商家为了谋取利益而背弃非遗的文化本真。市场的介入过多，使非遗成为牟利的手段，而忽略了其中的文化价值。

代际传承意愿断裂是传承危机的重要表现，年轻人“不想学”与老年人“带不动”的困境相互交织。年轻人传承意愿普遍偏低，多因学习难度大、收益低或缺乏兴趣。而老年人虽有传承意愿，却面临无人承接的尴尬。

地域特色消解与创新异化

地方知识的“标准化”吞噬，导致非遗春节地域性减弱。各地春节各有特点，但是由于被进行统一宣传推广，因此出现雷同现象。如湖北N13所说：“我们有土家族摆手舞、西兰卡普，但是在各种宣传中只有通用春联、灯笼，看不到地方特色。”除了一些民俗表演以外，地方非遗美食也被同质化，“宜良烤鸭是非遗，但是有些商家以工业化方式大量生产，口味改变，传统技艺消失。”这些都使非遗春节失去原有的地域性，个人化的传承空间越来越小，重要的文化因素也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

数字化、商业化的一次次尝试，本应是帮助非遗传播的一种手段，但是有的却背离了初衷。一些创新方式脱离人文情怀，背离春节本身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春晚用机器人扭秧歌，机器人味十足，而缺少人情味。”一些商家打着非遗旗号谋取利益，使春节失去原本的意义。

官方话语与民间体验的脱节

宣传的“高空化”“形式化”，使非遗宣传很难接近人民。政府的非遗宣传大多是以官方话语、公众号发布等进行，缺少贴近百姓生活的方式，不易为老百姓所接受和认可政策与民众需求相悖，也使政策实施受到很大阻碍。民众对假期的主要期望是团聚放松，但是目前相关政策无法完全满足这一期望，“希望能多放假，家人才能团聚”，这是很多地方受访者的观点。而政策与民众需求不完全符合，也导致非遗保护政策得不到民众理解支持。春节可能由一种富有内涵的文化活动逐渐蜕变为一个年度假日。

如上所述，非遗春节在认知、实践、传承、文化和政策四个方面所遇到问题，形成了一个整体危机不仅危害了春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和完整性，而且也影响到传统节日活态传承，从而给今后非遗春节保护和传承带来严峻挑战。

五、非遗春节的传承与保护的路径探析

保护与传承路径致力于回应前文所揭示的核心问题，即制度性认定与生活化实践之间的脱节，以及文化符号在传播与创新中可能出现的异化。

推动非遗保护与日常生活的融合

当前有关政策以及做法与人们实际生活相脱节，应改变保护理念，由单一建设“项目”变为创造“氛围”，让春节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

其一，以实实在在便利性回应百姓需求。很多群众对于“非遗”，之所以产生距离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享受到实际的好处。所以，保护工作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层面。比如可以考虑更加灵活的节假日制度，使人们能够回家团圆；或者是在交通、文化消费等方面给予某些人群一些优惠券之类的定向补贴，让文化认同变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同时还要把更多的公共资源下沉到基层社区。支持街道、社区、村委等单位，用社区活动室、农村公共房屋等场地，在春节期间举办老百姓易于参与的常态化学艺、交流活动。这些地方的功能不只是技艺传授，还要倡导它们成为邻里之间相互帮助购买年货、品尝家宴、进行自娱自乐的文化聚会场所，使得年俗能够在熟人社会里重新焕发生机，解决一些社区文化活动“重形式轻内容”以及群众参与度低等问题。

其次，系统整理地方性知识，以便维护文化多样性。对于春节习俗趋同化、部分仪式表演化的现象，在保护工作中要防止简单的一刀切式普及。可以由地方政府牵头，邀请学者和社区人员参与，对本地区的与春节有关的重要仪式、技能、组织形式以及口头传统进行全面调查并记录下来形成一份地方性的年俗档案资料。政府的资金应当主要用于支持那些扎根于当地的文化创新活动，比如在土家族地区推广“摆手舞”“刨汤宴”等习俗融入当地的乡村节会、群众活动；在彝族地区发展“跳脚舞”、刺绣技艺的学习与非遗工坊的手工制品销售、乡村游观光体验等相结合。这有利于激发地方文化的力量与归属感，使保护工作起到促进而不是取代本地传统的作用。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传承生态

民众的认知以及参与意愿的不同，反映各个阶层在非遗传承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有效的传承不能仅是简单的“政府主导—民众参与”，还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动员各方力量，尤其是目前较少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当中或者反对的人群能够成为积极的力量。

对教师、文化工作者以及非遗传承人等拥有较多文化资本人群来说，则更应该注重发挥其文化中介以及创新引领作用。可以设立“非遗传承导师”等形式，使其与学校、社区教育机构进行长期合作，开发本土化春节文化课程以及体验活动。提供少量资金补助，让这些人用自己所学知识，在社区开展口述历史收集、数字年俗档案建立等活动。

对于广大的普通市民、务工人员等主体人群来说，则是要降低参与难度、提高活动可达性和趣味性。可以推广一些“小型化”“嵌入式”的社区活动，如在产业园区、写字楼宇利用午休时段开设简短体验，或设计适合家庭协作的“年俗材料包”。在宣传方面，可以通过使用日常生活类APP，根据位置给市民推送附近社区开展的春节活动信息。同时也可以考虑适当的行为激励措施，比如对积极参与社区非遗活动的人群发放少量的文化消费券等形式，培养人们的参与感。

对于思想活跃、对形式主义以及商业炒作有反感的年轻人，要重视他们并且把他们的批判力量转化为一种监督和创造的力量。可以邀请青年人参与到对大规模非遗春节活动的社会评价中来，让他们的声音被考虑在内；另一方面也可以面向青年设计师、文化创意从业者等举办一场以“有本味的创新”为主题的文创大赛或者研讨会，让他们用批判的眼光去思考问题的同时提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在创新转化中维系文化的本真性

面对代际传承意愿下降以及数字化可能导致的文化淡化等问题，在尊重春节文化本质及其带来的感情的同时寻找一种符合新时代精神的春节文化表现形式及传播途径。

搭建家庭、社区及学校共同参与的代际传承支撑体系，在家庭内部引导大家制作“家庭年俗档案”，在节日期间开展自主的文化传播活动；在社区方面，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动员有相关技能的老人们开设公益传习班，并对持续参与学习的年轻人给予一定激励。教育部门可将学生参与社区非遗实践纳入综合实践课程或志愿服务记录，为其提供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与社会认可。

确立以人为核心的数字化应用规范与伦理导向。对于一些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减少人情味的现象，在项目设计及开展之前进行伦理评估，保证技术是用来加强而不是替代人与人之间交往以及情感联系。鼓励使用AR、VR等技术增进人们对文化的理解，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行为，如利用AR展示年画的文化意义，用VR让远在他乡的人能够体验到家乡祭祀祖先的感受。并且立足于现实生活中的社区，开展线上线下的文化互动，把人们的网络热度转变为真正地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来。

建立丰富多元的现代表达及传播方式，需要缩短主流文化对于春节的理解与老百姓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就需要大力提倡和支持基于田野调查和个人生命体验的春节故事的书写与传播，比如纪实短片、社区影像志等。主流媒体在报道时也要更加重视对人们是如何自发地调整、创造新年的习俗进行报道。从不同角度、用多种方式讲述春节的故事，让春节的文化价值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意义并且能够打动人心，从而实现“非遗春节”的保护与传承，在社会生活中不断的发展壮大、生机勃勃。

六、结语

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在非物质文化的语境里物质文化才有意义,非物质文化只有通过物质文化的表现形态才能被认识非物质。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构成了完整的非遗春节，民众回应是其社会位置与文化惯习的差异化表达；差异化实践揭示地方社会网络与文化主体是内生动力。当前“整体性”危机正侵蚀着春节作为一个文化意义系统的内在完整性。未来保护需要关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须从赋能而非主导，下沉资源激活地方内生动力，回应民众真实需求，尊重地方性知识，避免文化同质化。唯有如此，非遗春节才能从塑造统一文化景观转向维护多元“生活烟火”，实现真正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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