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以来，翻译研究逐渐突破传统语言对等模式的局限，开始更多关注翻译与社会文化，以及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埃文-佐哈尔（Even-Zohar）在《Polysystem Theory》中提出，文学并非单一静态的整体，而是由多个相互联系、彼此竞争的子系统构成的动态系统（Even-Zohar, 1990）。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翻译文学被视为文学多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会随着历史语境、文化需求及文学规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不同的系统位置也会对翻译策略产生影响。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百年历史为叙事对象，通过第一人称女性视角展现了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与诗性语言风格。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被译介至多种语言，其中葛浩文的英译本The Right Bank of the Argun在英语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已有研究多从生态翻译学、归化异化及文化意象翻译等角度展开，对译文的语言特征与文化表达进行了较多讨论，但针对其英译本在英语文学系统中的定位，及其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制约机制，现有研究仍缺乏系统性讨论。

从葛浩文的译本可以看出，他在增强译文可读性的同时，也尽可能保留了原作中的民族文化特征。例如，一些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自然意象 and 民族经验在译文中并未被完全弱化，而是以相对保留的方式呈现。这种处理方式既体现出葛浩文对英语文学表达习惯的顺应，也反映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英语文学系统时所面临的文化调适问题。因此，本文拟以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框架，探讨葛浩文如何在目标语文学规范与原作文化表达之间进行平衡，并分析其翻译策略的形成原因。

一、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一）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观点

埃文-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是“由若干相互关联的系统构成的整体，其中不同系统在不同时期占据不同位置”（Even-Zohar, 1990）。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文学并非单一、静态的结构，而是由本土文学、翻译文学、通俗文学以及精英文学等多个子系统共同构成的动态整体。不同子系统之间并非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而是在文学系统内部形成不断变化的中心与边缘关系。

埃文-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会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译者往往更倾向于突破既有文学规范，引入新的叙事形式与表达方式；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则更容易遵循目标语既有的文学规范，采取相对保守的翻译策略（Even-Zohar, 1990）。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仅关注语言转换的局限，将翻译活动置于更广泛的文学与文化系统之中进行考察，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张南峰（2001）指出，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受到社会文化、思想导向等多重因素制约的文化行为，“翻译由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决定，原文只是其中之一”。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原文—译文”二元对等观，为文学外译中的文化调适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多元系统理论与文学翻译研究

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对当代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推动翻译研究逐渐由语言层面的“对等研究”转向关注目标文化与文学规范的描述性研究。图里（Gideon Toury）指出，翻译活动受到目标文化规范的制约，译文首先应被视为目标文化中的一种文学事实（Toury, 2012）。这一观点强调了目标文化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也进一步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角。

与此同时，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从“改写”理论出发，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过程，更是一种受到思想价值、诗学规范以及赞助机制共同影响的文化行为（Lefevere, 1992）。在他看来，翻译活动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译者的策略选择也会受到目标文化文学规范的影响。

受上述理论影响，文学翻译研究开始更多关注译者如何在目标语文学规范与原作文化特征之间进行调适。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英译而言，译本不仅需要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作的文化特征与文学风格。因此，多元系统理论能够为《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研究提供较为合适的理论视角，也有助于分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英语文学系统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调适问题。

二、《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在英语文学系统中的位置

从整体来看，相较于英语文学系统中的主流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作品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指出，文学作品只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获得新的阅读与接受，才能真正进入世界文学体系（Damrosch, 2003）。《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百年历史为叙事对象，作品中涉及大量民族文化经验、自然意象以及地域性表达。这些具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内容，在进入英语文学语境时，往往面临一定的理解与接受障碍。

作为该书的英译者，葛浩文在多次访谈中提到，他并不主张完全“异国化”的翻译方式，而是在英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保留原作的文化气息（Goldblatt, 2013）。这一翻译理念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葛浩文在增强译文可读性的同时，也保留了部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意象与表达，使译文既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原作的文化特征。这种处理方式反映出译者在目标语文学规范与原作文化表达之间所进行的调适。

三、多元系统理论视域下的文本分析

为更直观地展示多元系统理论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的解释力，本文在宏观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选取《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具有代表性的文本片段，对原文与英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从具体语言层面考察译者的策略选择及其系统动因。

（一）叙事结构与语言规范

例1：

原文：我已经老得像一截被流水磨圆的木头了，但我记得每一场风雪的样子。

译文：I am already as old as a piece of driftwood worn smooth by running water, yet I still remember the look of every windstorm and snowfall.

分析： 原文采用带有明显口语叙事色彩的意合结构，通过“木头”与“风雪”的意象并置，呈现主人公历经漫长岁月后的生命记忆。译文在保留核心比喻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连接词“yet”强化前后句之间的转折逻辑，使其更符合英语文学中常见的形合表达方式。

这一调整不仅体现了译者对英语叙事规范的主动顺应，也反映出中国文学进入英语文学系统时所面临的接受机制压力。由于英语读者更倾向于明确的逻辑衔接与句法关系，译者需要在保持原作诗性表达的同时，提高文本的可读性与理解效率。

然而，译者并未完全改写原文的意象系统，而是保留了“driftwood”“windstorm”等具有自然经验色彩的表达。这说明即便在目标文学规范的制约下，译者仍试图维持原作的民族叙事气质，从而在规范顺应与文学风格保留之间形成相对平衡。

（二）民族文化意象的翻译

例2：

原文：我们住在希楞柱里，火塘终年不灭，烟气在屋顶盘旋。

译文：We lived in our shirangju, a cone-shaped dwelling with a hearth that burned all year round, its smoke curling beneath the roof.

分析：“希楞柱”是鄂温克族传统居所，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葛浩文在译文中保留了“shirangju”的音译形式，同时通过“a cone-shaped dwelling”补充说明其外部形态，使英语读者能够在理解基本含义的基础上接触原作中的民族文化概念。这种处理方式并未直接以英语中现成的“tent”或“hut”等词语替代，而是在保留文化特征的同时适当增加解释，从而减弱陌生文化带来的阅读障碍。

刘云虹（2012）指出，翻译活动的根本目标在于“交流”，其本质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建构。翻译通过引入异质文化因素，实现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发展。该观点说明，中国文学外译应兼顾文化传播与目标语接受之间的平衡。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来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英语文学系统中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如果完全保留陌生文化表达，可能会影响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接受；但若完全归化，又容易削弱原作的民族文化特征。因此，葛浩文在译文中采用了兼具异化与解释功能的翻译方式，在保证可读性的同时，尽可能保留原作的文化气息。这种处理体现了译者在目标语文学规范与民族文化表达之间所进行的调适。

（三）诗性语言与文学表达

例3：

原文：饥饿像一只无形的手，把人推向命运的深处。

译文：Hunger was like an invisible hand, pushing people deeper into the grip of fate.

分析：该句通过“无形的手”这一隐喻，将饥饿与人物的生存处境联系起来，具有较强的文学表现力。葛浩文在译文中基本保留了原文的隐喻结构，仅对部分表达进行了调整，例如将“命运的深处”译为“the grip of fate”，以增强英语表达的自然性与形象感。相比直译的“depths of fate”，“grip”更符合英语文学中常见的抽象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命运压迫感的呈现。

从翻译策略来看，译者并未弱化原句的修辞色彩，而是在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基础上保留了原作的诗性特征。这种处理方式说明，葛浩文并非一味追求归化，而是在目标语文学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维持原作的文学风格。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认为，异化并非完全消除目标语规范，而是通过保留原作中的语言与文化差异，使读者意识到译文的“异质性”与翻译痕迹（Venuti, 1995）。葛浩文对该句的处理，在增强可读性的同时，也尽可能保留了原作的文学表达特点，体现出一种兼顾文学性与接受度的翻译倾向。

（四）民族文化习俗的翻译

例4：

原文：我们敬畏熊，吃它之前，要学乌鸦叫，骗过它的灵魂。

译文：We revered the bear, and before eating its flesh, we cried like ravens to deceive its spirit.

分析：该句涉及鄂温克族的动物崇拜观念与狩猎习俗，具有较强的民族文化色彩。其中，“学乌鸦叫”“骗过它的灵魂”等表达带有明显的原始信仰与万物有灵观念，对于英语读者而言具有一定陌生性。葛浩文在翻译时基本保留了原文中的文化意象，将“熊”“乌鸦”“灵魂”等内容直接译出，没有采用文化替换或删减的处理方式，从而较完整地呈现了原作中的民族文化特征。

从翻译效果来看，译文虽然保留了较强的异域文化色彩，但整体句式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因此并未明显影响阅读理解。这说明葛浩文并非单纯追求归化，而是在保证译文可读性的基础上，尽可能保留原作中的文化经验与民族信仰。

结合多元系统理论来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英语文学系统中虽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但译者在涉及核心文化内容时，仍会适当保留原作中的文化陌生性，以维持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文化特征。这种处理方式体现出译者在目标语文学规范与民族文化表达之间所进行的调适。

（五）游猎文化与生命意识

例5：

原文：我们习惯了寒冷，也习惯了失去。

译文：We had grown used to the cold, and we had grown used to loss.

分析：原文语言简洁克制，通过并列结构将“寒冷”与“失去”并置，既体现了鄂温克族长期游猎生活中的艰难生存经验，也透露出人物面对苦难时近乎沉默的情感状态。葛浩文在译文中重复使用“had grown used to”这一结构，使句子在英语表达中形成相对均衡的节奏，同时强化了时间积累所带来的无奈感与宿命感。相比直接使用“were used to”，“had grown used to”更能体现人物在长期生活过程中逐渐适应苦难的状态变化。

从翻译效果来看，译文并未刻意强化情感色彩，而是延续了原文克制、冷静的叙述风格。这种处理方式既符合英语文学中偏向含蓄表达的语言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作所呈现的生存韧性与民族经验。结合多元系统理论来看，葛浩文在译文中并未完全以目标语的情感表达方式替代原作风格，而是在英语文学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维持原作的叙事气质与情感张力。

（六）小结

通过以上五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葛浩文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过程中，始终在目标语文学规范与原作文化表达之间进行调适。在句法结构与语言表达层面，译者往往采用更符合英语阅读习惯的表达方式，以增强译文的逻辑性与可读性；而在涉及民族文化意象、自然经验以及民族信仰等内容时，则尽可能保留原作中的文化特征与文学色彩。

从整体翻译策略来看，葛浩文并未完全采取归化或异化中的单一模式，而是根据不同文本内容进行灵活处理。例如，对于“希楞柱”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词汇，译者采用音译加解释的方式保留文化陌生性；对于隐喻、自然意象以及情感表达，则更多通过符合英语文学习惯的语言调整来维持原作的文学风格与情感张力。

结合多元系统理论来看，《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所体现出的这种“规范顺应”与“文化保留”并存的特点，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英语文学系统中的相对边缘位置密切相关。译者既需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又需要尽可能呈现原作的民族文化特征。因此，葛浩文的翻译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多元系统理论所强调的系统调适与动态平衡。

四、结语

本文以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框架，对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英译的The Right Bank of the Argun进行了分析，重点考察了译本在叙事结构、文化意象、诗性语言以及民族文化表达等方面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在英语文学系统中整体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而这一系统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策略选择。

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一方面遵循英语文学系统中的语言规范与阅读习惯，通过句法调整、语篇衔接以及表达转换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又在民族文化词汇、自然意象与民族信仰等内容上保留了原作的文化特征，使译文在进入目标语文学系统的同时，仍能够呈现一定的民族文化色彩与文学张力。由此可以看出，葛浩文并未单纯采取归化或异化中的某一种策略，而是在目标语规范与原作文化表达之间进行动态调适。张南峰认为，多元系统中的“中心”与“边缘”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持续流动与竞争之中（张南峰，2001）。翻译文学的地位会随着文化交流、文学需求的变化而发生转移。该观点说明，中国文学外译并非被动传播，而是参与世界文学系统重构的重要方式。刘云虹（2012）提出，翻译具有“成长性”特征，译本的传播、接受与再阐释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翻译可以说永远面向未来”。因此，中国文学外译并非一次性的语言转换，而是一个不断积累海外接受与文化认同的长期过程。

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来看，《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所呈现出的翻译特征，不仅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英语文学系统时所面临的接受机制与文化调适问题，也说明翻译活动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受到文学系统、文化语境与读者接受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解这一翻译现象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海外译介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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