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潇洒兴宁县，天南独一隅。兴宁作为粤东望县，深处赣闽粤三省山区交界，千山锁合、中铺沃壤的地形格局构成农业发展的基础，在四周形成一道天然防护屏障。境内山区羊肠小道穿梭其中，宁江水网蜿蜒密集，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赋予其对内深耕、对外辐射的发展生命力，入清后一跃成为粤东商品集散地，“无兴不成市”“兴城小南京”的美谈，见证了是县商贸的光辉岁月。东晋建县至今的千年历史，始终相承不坠的地域文脉，赋予兴宁深厚的文化底蕴。

方志文本是时代变迁的最佳叙事者，历时四百余年的明清兴宁县志编纂史，既是一部地方知识生产史，也是粤东社会变迁的转型史。从明永乐年间诏令修志，到清咸丰六年续志重修，七部存世县志构成了兴宁乃至岭南地区最为完整的方志谱系。其谱系的完整性，不仅提供方志生产的文献学研究价值，更为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领域研究打开一扇观察粤东社会生态变迁的窗口。

一、明清兴宁修志史

明清作为封建社会方志编修的兴盛时期，在官方设局修志的推动下，全国修志蔚然成风。

自明永乐首修邑志以来，有明一代编修多达8次，今存正德、嘉靖、崇祯年间3部志书，既反映明代战乱频繁、保存条件恶劣的客观限制，也折射出明代“重编不重存”的修志风气。

《正德兴宁志》由知县祝允明主笔纂修，有正德十一年稿本4卷 and 正德十三年刻本5卷两种。祝允明，字希哲，号枝山，直隶长洲人，弘治五年举人，正德十年任兴宁知县，《明史》有传。是志经邑人张天赋等人月余时间的收集整理，由祝令在舟中用时7日完成初稿。因志稿编修耗时极短，内容上存在诸多遗漏讹误，稿本上方也存在多处添补修改痕迹，体现的是志草拟性质。故还县后进行补辑修正，厘成5卷。嘉靖三十一年《兴宁县志》由知县黄国奎主修，教谕盛继编纂。黄国奎，江西庐陵人，嘉靖十六年举人，嘉靖二十九年赴任兴宁。盛继，字朝善，福建福宁人，嘉靖间以选贡任遂昌训导，后升兴宁教谕，嘉靖三十年升直隶太平教授，乾隆《福宁府志》有传。作为嘉靖三修县志仅存的一部，行文中旁征博引，资料丰富，保留多篇前志序，对邑志编修脉络的梳理具有重要意义。崇祯十年志编修于明末，由知县刘熙祚主修，邑人李永茂主纂。时值明朝政局因农民起义、后金入关的冲击而摇摇欲坠，明末军事化的局势压力影响着兴宁邑情的走向，赋税和治安成为守宰者的首要职责。作为明清鼎革之际的编修产物，此志为研究明末军事化时局的邑情走向提供了文本典范。

清承明制，盛世修志的传统及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需要，入清后兴宁先后5次续修补纂县志。得益于清代“官修官藏”的制度化保障，除康熙二十六年李清鋐所修已佚外，其余4部志书都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康熙二十年志由县令王纶部主修，邑人王铭彝、易以履等分编校订而成，为入清以来的首部县志。王纶部，字玉掌，江宁县贡生。初随父王仕云任于程乡，康熙十六年任兴宁县令，“甲寅之变，惠潮波靡，乃翁仕云以名进士宰程乡，亦陷于潮。纶部即领和硕康亲王令，招抚惠潮而出仕云于难。王嘉伟绩，于康熙十六年题宰兴宁。”作为明清易代、承上启下的首部县志，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明末清初社会鼎革的历史空缺，在兴宁县志的编修传承上具有重要意义。乾隆四年志由知县施念曾纂修，距上次修志已逾半个世纪。施念曾，字得仍，号檗斋，安徽宣城人。此志纲举目张，参考刘志、王志等旧志，增补乾隆四年前政治、经济、军事等邑情，王謩认为“至其考据精详，纪述明备，取舍严而劝戒昭，不苟同不立异，犹足以信今而传后焉”，给予其很高评价。嘉庆十六年志由知县仲振履纂修。仲振履，字临侯，号云江，又号柘菴，江苏泰州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嘉庆15年除夕前一日知兴宁县事。“官广东知县，历任皆有善政。恩平修金塘桥，兴宁禁水车、疏河道，东莞筑虎门碉台、严海防，南海筑桑基围、卫农田。工费不赀，多者以数万计，振履深思厚力，必要于成，以兴数十百年之利。”据凡例和全文内容可知，其对旧志体例和内容编排作了较大改动，不因循守旧，故颇具创新之意，为邑志的编纂体裁研究提供了范本。咸丰6年志由知县张鹤龄主修，邑人曾士梅、陈其藻、陈炳章等纂辑而成。张鹤龄，字琴甫，安徽桐城人，监生，咸丰二年受命出宰增城，未抵任而奉檄调署兴宁县。时值太平天国运动方兴未艾，外加瘟疫流行，水灾蔓延，入教并加入革命阵营的邑人不断增加，致使兴宁县城内外动荡混乱。出于对战后县情事项统计及追认需要，张鹤龄召集士绅耆老，以仲志为底本进行增漏补缺，续入嘉庆十六年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史事，新增内容在原本底部给予注明。其内容、体例一照旧志，可弥补嘉庆十六年仲志残阙的不足。

二、兴宁修志缘由的嬗变

同属一邑之志，明清两代修志的背景、动机和编纂逻辑既有共性，也有时代差异性，具体表现为：明人修志更多依靠地方官的自觉，注重实用治理，体例较为灵活但散佚率高；清代修志则上升至官府主导的制度化工程，强调伦理规范，体例程式化且官修色彩浓厚。这一演变既是明清两代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变迁的缩影，也是方志从“文人传统”到“官修传统”转型的生动注脚。

明初以来兴宁修志实践的启动，与朝廷自上而下的倡导密切相关，如《大明一统志》的征修。但工作开展主要依赖省志和府志，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县级修志运动，所以基层修志的政治驱动力并非单一“自上而下”，而是“上倡下行”的互动模式。作为一项文化工程，地方官员以自觉修志为己任，视为施政要务，修志时间没有固定周期，程式上也相对灵活自由，体例不作统一，取材内容也出于修志者个人判断。这种由中央政府倡导、地方官员积极响应的修志模式，赋予地方士绅在修志规范框架内较大的自主空间，使其主动承担文化事业。志书内容上也往往富含地方性意识，体现修志者书写的主体性。兴宁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山区，明正德、嘉靖年间社会动荡尤其激烈，瑶民起义频繁爆发，山贼流寇活动猖獗，直接塑造了兴宁县志的编纂取向和内容采择。此时修志不仅是文献整理，更是一种存史以备乱后重建的现实应对，成为地方官存史以备施政的实用工具书，其“资治”功能更为突出。

反观清代，修志规模远超明代，“一统志、通志、府志、县志”的层级体系，朝廷统一部署和制度化推进志书的编纂，将修志纳入国家治理的系统工程之中，使官府修志意志在地方得到有力贯彻。康雍乾三修《大清一统志》，下诏各地开馆设局，责令学正检查成志质量，并按期完成，作为官员考核标准，修志反成为政治任务。雍正元年，颁布“六十年一修”的修志诏令，对修志时间进行约束说明。加之修志审查制度极为严格，各府、州、县志修成后，须呈请各省学政初审，再转送督抚裁定，方可刊印流通。此层级分明、权责清晰的审查体系，无疑对修志内容的采择形成严密规约，尤其是明清易代的历史书写更是受到严格管控，不得出现任何可能被视为“违碍”的表述。清初的广东又恰为政治形势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各种势力犬牙交错，攻伐不断。政治形势的不明朗，促使许多士人“不清不明”，在新旧政权之间游移不定。这种特殊的政治语境，使得兴宁修志者格外谨慎，严格遵循官方叙事框架，“奉部文纂修天下通志，题定条例，凡官衔、科贡非崇祯朝者，不得开列。及国初官宦，非奉部选，一概不敢开载，以遵功令。”在此制度框架下，清代将倡导修志与严密管控结合在一起，审查制度使修志活动不再成为地方文化事业，而是沦为国家意志在地方层面的制度化表达，修志行为最终由“文人自觉”转变为“政治任务”。

清中期以后兴宁社会渐趋安定。雍正十一年兴宁改属嘉应直隶州，嘉庆十二年又升嘉应州为府，行政区划的调整表明朝廷对这一区域管控力的加强。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得清代修志的中心从明代的“应对危机”转向“建构认同”。清代四部县志在“人物志”类目不断细化，扩充选举、名宦、乡贤、孝子、毅勇、列女等篇幅，大量记载科举人物和忠孝节义事迹，体现方志服务于文化控制和思想建构，修志目的由“资政”更多转向“教化”。雍正帝即明确指出方志彰善瘅恶、树立道德楷模的教化使命：“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方志存教化的功能与层级审核、责任追溯的机制，使得清代方志内容选取上深受官方思想的塑造，也是清代方志编纂的普遍趋势。

三、明清兴宁县志体例演变

方志体例是一方之史的骨架和血脉，不仅是编纂者对地方知识的分类框架，更是修志理念、时代风尚与治理逻辑的集中投射。傅振伦云：“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立，例无由起，故志家必以凡例冠之”，揭示了修志宗旨和体例规范之间的密切关系。于明清兴宁修志实践而言，除正德兴宁志采用诸目平列外，其余皆为纲目体，随时代变迁不断细添、更新门目，以求贴近现实。

（一）明创三志：体例多元探索，内容注重经世致用

正德丙子志作为兴宁现存首部志稿，凡4卷，万五千余字，承宋元简志之风，诸目平列，无所统属。此分类方式呈现出一种朴素简洁的编纂理念——从自然到人文，从物质到精神，由表及里的逻辑递进，体例上初具规模，为历代修志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式。作为简约之志，其纪事内容和篇目上相对简要、概括，正德十三年刻本对相关内容进行充实完善。

嘉靖壬子志凡4卷，五万七千余字。除序言、凡例对修志准则、体例进行阐述外，志中各类目多以“按”语进行补充说明。一改旧志平列类目的体例，采用“天文、地理、人事”三分法，将志书内容纳入富具哲理性的框架之中：天文对应天象，地理对应地舆，人事对应人文，三者合成一邑之全史，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宇宙观在地方知识编纂中的投射。下设气候、建置、历官等33目，以纲统目，层次分明。相较正德志稿，新创“灾祥”“兵防”“均平”“驿传”等类目，反映了明中叶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明初里甲、赋役制度至嘉靖年间产生诸多弊端，急需调整地方财政体制，也体现出兴宁地处三省交界，各类武装势力活跃，修志士绅对现实安全需求的回应。

崇祯丁丑志凡6卷，分“地纪”“政纪”“礼纪”“献纪”“文纪”“杂纪”6门，下列57目，3附目，十万余字。地纪记载疆域沿革、山川形胜等地理信息；政纪记录职官建置、赋役制度等政治内容；礼纪收录典礼祭祀、学校教化等礼仪规范；献纪用来表彰人物、宣传忠孝节义；文纪汇编诗文著述；杂纪辑录灾祥寇警、异闻轶事等难以归纳的内容。其创新之举在于，以“纪”统卷，卷名上即隐含了分类逻辑，便于读者检索查阅，志体趋于严谨、合理。该志于乱世动荡时局中编成，体现修志士绅保存文化记忆、凝聚地方认同的文化坚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用性。各门类前后大多附有刘熙祚、李永茂等编修者的夹叙夹评，对门目功用发表见解，能够反映明末军事化时局的变动。

上述3部县志编修时代背景不同，主修人员有别，呈现各自的方志特征：正德志体现了明初方志尚简的编纂取向，平列诸目，保留宋元旧志的痕迹。受江南文人“简而有法”的文学观念影响，内容简洁明了，语言凝练流畅，叙事上个人撰述风格明显。随着时代发展，记事内容增多，志书需分纲列目，以使纷繁复杂的事务眉目清晰、归类合理。嘉靖志采用三才体，以天文、地理、人事三才为纲，因时制宜创设新目、增补时事。修志者广罗文献，征引群书，使志书辑录色彩最为浓厚。但三才框架终究失之过简，分类笼统粗略，难以发挥一级纲目的作用。崇祯兴宁志将大类扩充至6门，地理、政事、典礼、人物、文献、杂事六项再酌分60小目，体例更为精细严谨。三志分类方式各不相同，体例新颖独特，这种多元并存的现象，恰恰反映出明代修志的自由度，即朝廷对州县方志没有统一的体例要求，编纂者可根据个人学识和地方特点自由创制。纲目设立上，明代三志与地方现实紧密对应的纲目设置，均体现出“按需设目”的实用特点，内容多从“经世致用”出发，关注民生时事，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二）清修四志：体例定型规范，内容强调典范垂训

清朝入主中原后，兴宁县志编纂经历了从重建到定型的完整过程。4次修志实践，体例演演变呈现出从规范到繁密、由灵活到固化的总体趋势。

康熙辛酉志共8卷首1卷，大体沿用明末志书六分法，纲目设置上更为系统化，分“舆地志”“规制志”“版籍志”“秩祀志”“官守志”“人物志”和“艺文志”8门，下列65目，4附目。该志在卷首设“凡例”，对修志理念、编纂原则、取材来源及收录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开启了清代修志规范化的进程。对比崇祯旧志，康熙志篇目结构名称虽有所不同，但实则高度相似。内容上也承袭较多，秉持详今略古的原则，文笔叙事相对简洁。清初修志的政治环境，也使编纂者在处理明清易代问题时谨言慎行，使得康熙志的记述方式 and 内容取舍，对旧志内容承袭严重、体例高度相仿。

乾隆己未志凡10卷，分“疆域志”“建置志”“赋役志”“学校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风土志”“事物志”及“艺文志”10门，下设81目1附目，卷前有志序、凡例和总目。每章卷首有“弁言”，交代本卷编纂主旨 and 内容范围；卷末为“卮言”，对相关内容进行补充说明和评叙。这种“前序后论”的体例设计，使乾隆志结构更为系统完整，层次分明。“已分十门，又分十章”，体现了编纂者对地方治理的思考 and 见解，分类上系统性 and 精细度达到新高度，成为后世修志的基本范式。相较前志，专创 “学校志”以涵盖旧志“规制志”“秩祀志”中的学校教育体系 and 礼仪典章制度，反映清初以来重视文教传统 and “崇儒重道”的国策。因兴宁地处客家地区，风俗民情与中原、江南有别，设“风俗志”与“事物志”两门，从而凸显地域差异，体现地方特色。“赋役志”创设盐法，可见兴宁逐渐成为粤闽赣通商枢纽，盐业转运贸易兴盛。作为清中叶兴宁志体的定型之作，门目设立连接古今，彰显地方特色，标志着志体从“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

嘉庆辛未志凡12卷，分“封域志”“形胜志”“规制志”“官师志”“赋役志”“典礼志”“学校志”“选举志”“人物志”“风俗志”“艺文志”及“外志”12门，下设63目6附目。是志在乾隆志基础上完善体例，“其无关政治及有碍体例者，虽旧例可循，亦阙而不载”，对门目设立进一步细化 and 调整，体现修志者的不同判断。修志者认为旧志城池混入疆域志，坊表混入“选举志”等均为归类不当。寺田累经详载、职贡监载入选举，有违体例，只因付诸刊刻不便更改而作罢。“旧志于人物，有列传以表其贤，而选举各条间或系以小传，实为自乱其例。兹欲概行删去，又恐掩前人之美，故酌议旧者仍之，而新者不准滥登”，更为注重体例的规范性。对列传、艺文的写作也有自己的编纂原则，认为旧志列传行文上多失体制，存在详略不均、轻重失宜、去取不当乃至妄加附会的现象，应给予修正，务求雅训明晰。

咸丰丙辰志作为嘉庆志原本的增补本，“谨将仲志原本讹者正之，漏者补之，而续辛未以后事于各卷末，盖以事求其实，只为后之览者有所考证，原不欲大为变更也”，续入嘉庆十六年至咸丰六年间四十五年的史事。对仲志继修增补而非重修编纂，保证了县志体例的连续性 and 稳定性，新增内容附于卷末，体现出志书的时效性 and 完整性，便于读者区分不同时期的记载。对于嘉庆志人物传多处更改而自相矛盾之处，编纂者给予指出并修正，并对旧志有益名教而受删改的艺文进行补缺。咸丰者修志者认为仲志将寇变节删太多，湮灭事实，参照施志进行补充，反映了其不因循旧志，根据修志态度进行调适的灵活处理。

从康熙到咸丰，清代前中期兴宁县志的体例演变呈现出“稳中求进”的基本特征。康熙志编纂时处于体例重建期，在明末崇祯志的基础上重建清代修志传统；乾隆志确立“十门分类”的体例范式，其定型为后世修志提供明确的范本参照。嘉庆和咸丰两志进行体例承续 and 微调，嘉庆志在乾隆志十门基础上有所调整 and 细化，形成“十二门”分类法，咸丰志则对前志进行续修增补，两志基本是在乾隆志体例框架上更新细化而来的。从整体来看，从康熙志的八门到乾隆志的十门，再到嘉庆、咸丰两志的十二门，篇目结构基本围绕舆地、建置、赋役、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核心门类，卷首包含序言、凡例 and 舆图，卷末纳入杂纪等后置内容，形成“首—正—末”标准结构。门目的扩充 and 调适，意味着分类的进一步精细化。各志凡例对前志继承、篇目结构、门类设置、分类逻辑、编排顺序、记述方式等详细阐释，使得县志程式化、规范化特征更为明显。与前志关系的明确化，也使得县志体例的演变轨迹清晰可辨，相较明代三部县志是一种进步。

方志作为一种文本形式，其篇目结构、门类设置、分类逻辑，本质上是对兴宁自然地理、社会结构、文化知识的文本回应。当兴宁从“边陲之地”走向“成熟社会”，修志意图从注重“军事防御”转向“文治兴教”时，方志体例作出相应调整，以容纳更为丰富、更加复杂的县情信息，是该文本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在。

四、兴宁县志史料价值

兴宁县志不同于正史的庙堂叙事，也与私家著作的个人视角有别，这种处于官修与私修、地方与中央、纪实与建构之间的“一方之全史”，表明其既是地方历史的全景式记载，又非纯粹的“客观记录”，赋予方志超越一般史料的多重解读空间，成为透视粤东乃至岭南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

（一）社会变迁的发展

社会经济变迁不仅制于自然地理环境，也受到国家制度变迁、区域市场整合、族群关系演变等多重因素影响。兴宁作为粤东山区望县，地方社会经济的转型，也是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变迁的缩影，可为当下理解客家地区现代化进程提供重要窗口。

在族群关系上，兴宁经过“化外之人”到“编户齐民”的族群整合。明初，兴宁山区尚未开发，存在大量非汉人族群，形成“畬、猺”杂处的社会场景。为安稳社会秩序，官府重视里甲的编制，大力招抚流亡进行户籍登记。登入户籍、承担赋役，即获得国家合法性认可，成为身份意义上的“土人”。而深居山林或傍河为生、脱离官府管控的土著，以及原有编户身份，后趁元末土豪割据纷乱，成为“无籍之徒”的本地人，因不愿附籍复业承担编户赋役责任，就沦为国家官方眼中的“化外之民”。编户与土著因生存劳动方式、教育程度差异及受官府户籍约束水平不同，受到差异化对待。编户入籍者获得政府正统性认可，在文教科举入仕的加持下，逐渐掌握社会身份区分的话语权，以增强合法身份认同，实现对更多资源空间的掌握。脱离户籍赋役约束，或受官府管控影响小的所谓“寇盗”“畬猺”，逐渐被排挤到经济、文化资源的边缘，被张贴上“蛮夷”等污名化标签，受到敌视勒索，被迫进行“汉化”。到嘉靖三十一年修志时，居住在山林河海偏远地区的“化外之人”逐渐接受汉化，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官方代表的修志者对其称呼、印象也有所改善，视为赋役良民。至崇祯志时，猺人“今皆化为土著”。历经明代长达三百余年的冲突、调适中，兴宁基本形成以客家为主，兼具多元来源的族群格局，这一族群整合路径对理解粤东区域社会的形成、客家民系的建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在经济结构上，兴宁由边缘山区发展成为商贸之乡。这一转型与当地地理资源禀赋、农业变革、传统手工业崛起、水陆兼具的枢纽区位密切相关，为理解中国传统山区社会经济变迁提供典型样本。农业是兴宁经济的基础，四周群山环绕，宁江平原匍匐其中，相对肥沃的土壤及河流、湖泊、山塘、井泉等密布的水网，为农业作物种植提供了条件。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农民注重总结经验，探索集约化生产，如嘉靖志详细记载了当时农民早晚稻混作技术的运用，集中体现了农民生产劳动智慧的结晶。农民还形成一系列农业生产与天气、物候、土壤关系的经验性总结，并以简洁明了、押韵入耳的口诀形式流传下来，形成实用的地方性知识：“秋风忌雷鸣，谚曰雷打秋，一半收。寒露风，晚稻忌之，谚曰人怕老来穷，禾怕寒露风。冬至日，宜阴晴，主来岁稔。”明清鼎革，为兴宁工商业提供发展契机。凭借连接粤东沿海与闽西、赣南内陆的枢纽区位，兴宁一跃成为潮州广济桥盐售往赣南的中转站，逐渐发展成为盐埠重镇。清代兴宁本地折扇、墨业、毛笔、土布、草席等传统手工业较为发达，产品种类质乘丰富，远销各省。加之处于山海之间，南赣山区资源 and 潮汕海产资源，通过兴宁转运站达成交易，实现资源互补。因兴宁地狭人稠，男子多前往江西、湖南、福建、广西、潮汕邻省打拼生活，又善于经商，各圩市小商小贩均有兴宁人，从而博得“无兴不成市”的美誉。兴城作为食盐集散之地，赣属及邻近等地都集中前往购盐。城中鳞次栉比，本地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加上兴宁流动商贩适应性强，擅长模仿改造各地商品，使兴城贸易繁荣兴盛，有着“小南京”之称，见证了兴宁作为区域商贸中心的地位。

（二）文教民风的丕变

“风俗志”既是地情风貌的客观记录，当地文化最真实、最生动的体现，也是国家与地方精英审视民众生活的书写表达。方志中的风俗书写带有治理导向的目的，是经过治理眼光过滤后的选择性呈现。从明初的尚武好斗到清中叶的崇文重教、耕读世家，兴宁民风丕变经历了从国家教化到地方实践，再到内化成文化传统的过程，是国家与地方双向塑造的结果。透过明清兴宁县志长达四百余年的移风易俗实践，可以深入理解国家治理逻辑与地方认同构建的关联。

明中叶前期，兴宁作为边缘地区，山区环境相对封闭，官府控制力量薄弱，聚族而居的宗族常以暴力手段争夺 and 捍卫有限资源，其生存策略也由此内化成当地民众尚武好斗、强悍刚烈的性格。《正德兴宁志》中以“他者化”的叙事策略，详细记载了兴宁当时的社会风气：“独其岩峒之徒，弗循于彝，往往走险以挺，顽若性成。国初乱后，久梗未康，辛已以来，流寇频仍，民益凉窘，嚣讼日滋，多至倾覆迷踣而不悔，迄今犹然。斯又风之污也。”嘉靖以降商业经济发展，形成追逐名利的社会风气。随着坊市的拓展，市民房屋侵占学宫、庙地的现象增多，“始亦淳简，后渐侈靡”。与此同时，历任知县对学宫祠舍的修缮扩建，并邀请名流撰文记录，可见官府崇文重教的意图。崇祯八年，知县刘熙祚向学宪魏浣初呈请，提升兴宁为中县，入学名额有所增加，文教开始兴盛，渐知向学，风俗稍移。入清后，移风易俗进程加快，形成崇文重教、耕读世家传统。乾隆志详细记载了当地宗族以读书为荣，设立祖尝勉励子孙向学的情况：“士习有不易端者，与望族俱有宗祠，堂室巍焕，规制整肃。春秋致祭，特置田产，谓之丞尝，租永诒子孙分任。又有书租，无论多寡，为子孙读书膏活之资，或立约垂后，凡不习儒业者，不得顾问焉。所以示鼓励也。”俗以时迁，每一代修志者在回应前志的同时，也能捕捉风俗已移、今非昔比的动态变迁之处。从明初尚武好斗至清中叶以降崇文重教，可以看出国家介入规训地方文化，地方主动回应调适国家教义的对话过程，表明边缘山区走向典章腹地的文化整合，是国家与地方双向塑造的结果。

五、结语

潇洒兴宁县，天南独一隅。兴宁作为粤东望县，方志文本是其时代变迁的最佳叙事者。历时四百余年的明清兴宁县志编纂史，既是一部地方知识生产史，也是粤东社会变迁的转型史。从明永乐年间诏令修志，到清咸丰六年续志重修，七部存世县志构成了兴宁乃至岭南地区最为完整的方志谱系。其谱系的完整性，不仅提供方志生产的文献学研究价值，更为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领域研究打开一扇观察粤东社会生态变迁的窗口。

参考文献：

1. [1] 张廷玉.明史(卷286)[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2] 王之正.嘉应州志(卷9)[M].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3. [3] 施念曾.兴宁县志(卷首)[M].清乾隆四年刻本.
4. [4] 吕文利.试论元明清《一统志》的思想内涵及纂修方式[J].中国地方志,2020(04):43-48+125.
5. [5] 董馥荣.清代顺治康熙时期地方志编纂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
6. [6] 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7. [7] 黄国奎.兴宁县志(卷首)[M].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8. [8] 孙波.从知识、权力到秩序:王朝统治意志与地方意识的博弈——以明清方志的编纂与传播为例[J].都市文化研究,2022(02):3-19.
9. [9] 刘熙祚.兴宁县志(卷首)[M].明崇祯十年刻本.
10. [10] 赵世瑜.“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J].学术月刊,2010,42(07):130-140.
11. [11] 王纶部.兴宁县志(卷首)[M].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12. [12] 清实录(卷75)[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 [13]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14. [14] 彭兴隆.载道之器：论三才体方志与方志中的三才思想[J].中国地方志,2025(04):35-49+125.
15. [15] 仲振履.兴宁县志(卷首)[M].清嘉庆十六年刻本.
16. [16] 张鹤龄.兴宁县志(卷首)[M].清咸丰六年刻本.
17. [17] 张灵.略论如何继承旧方志的地理记述——以福州市新旧方志为例[J].中国地方志,2017(12):29-36+63-64.
18. [18] 陈桂芳.清流县志(卷首)[M].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19. [19]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20. [20] 刘熙祚.兴宁县志(卷6)[M].明崇祯十年刻本.
21. [21] 仲振履.兴宁县志(卷10)[M].清嘉庆十六年刻本.
22. [22] 兴宁县文化局,政协办公室.兴宁文史[M].兴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84.
23. [23] 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祝枝山手写正德兴宁志稿本[M].上海:中华书局,1962.
24. [24] 施念曾.兴宁县志(卷8)[M].清乾隆四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