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范式”一词来源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概念。在学术和科学背景下，范式指的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在某个时期内共同接受的科学理论、法则、概念实验方法和标准，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and 方法论指导，包括了他们看待问题的基本视角、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评价研究成果的标准。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简而言之，范式可以被视为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共识模型”。对于设计学而言，随着广义设计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设计早已突破传统狭义的造物与功能实现范畴，成为融合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维度的综合性实践活动，与之相应的设计研究范式，也必然需要建立在对设计本体、设计认知与设计方法的系统性反思之上。

一、理论缘起与概念阐释

设计研究范式的建构，建立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大支柱之上，三者共同构成了设计研究的哲学基础与实践逻辑。本体论是对现实本质的研究：是存在单一现实、多重现实还是根本没有现实？这些都是本体论哲学试图回答的问题。在设计学领域中，具体体现为：设计的本质是什么？设计过程中的各种现象或行为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适性的规律？或者是否存在着一种真实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如果有，那么这种真实的、永恒不变的本质是什么？这种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陈述性概念是人们观念中共性的集合，可能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唯一答案，一方面，设计本质因视角不同而产生千差万别的定义，另一方面也随着社会变化、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变化被人们赋予不同的意义，在多维目光的审视中不断演化、持续更新。

认识论聚焦于知识的本质与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回答的是“我们如何认识设计”的核心问题，决定了设计研究中获取知识、验证知识的基本路径。赫伯特・西蒙在《人工科学》中阐释了人造世界主要集中于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交互之处的特性，深入探讨了设计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核心理念：设计是使得内部环境适应外部环境以实现目标的关键过程。这一论断为设计认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广义设计学的框架内，复杂的设计系统可被拆解为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外部环境涵盖了人、时、地、事等限定性要素，是一组动态变化的参数；内部环境则包含技术、材料、工艺等可能性要素，是可灵活调整的方法与方法组合。对外部环境的研究，帮助设计者明确设计目标系统的核心需求；对内部环境的选择与组织，则是实现需求的具体手段。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确定目标系统（人的目的或者需求），针对不同的目标系统，重组解决目的（问题）的办法。二者相互作用，相互适应，构成了认识设计方法的基本思路。

方法论则是对“如何发现答案或现实”这一问题的回答，并决定了研究的方向和策略，是一整套系统、理论和过程，涵盖了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的理论框架等各个方面。对于设计学科而言，设计方法论是一种系统 and 科学的方法体系，用于指导设计活动的实施和管理，它关注设计的目标、原则、理论和方法，以及设计活动中的思考和决策过程，包括问题定义、需求分析、创意发现、概念生成、概念选择、方案设计和评估等环节。传统的设计方法论多聚焦于造物过程的技术与功能实现，而当代的设计方法论研究更强调系统观与整体观，不仅关注用户个体需求与设计对象的功能实现，更纳入了对社会、文化、生态等因素的考量，表现为对用户个体的研究、对“不确定性”因素的研究以及对交叉性的社会科学转向以及多学科和团队工作的研究。

二、问题解决范式与意义建构范式的内核辨析

基于上述对于设计研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认识，可以按照设计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解决问题和意义建构，将设计的研究范式大致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基于问题解决的设计范式和基于意义建构的设计范式。问题解决设计范式指通过设计研究定义和限定一个设计问题，并在不断地演绎中解决问题；而意义建构范式是指在新的环境、语境或文脉中归纳并表现某一（或多重）抽象价值（比如表达关爱的价值）。二者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上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同时也在广义设计学的整体框架内互补共生。

理论基础上，基于问题解决的设计范式可以追溯到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实证主义范式相信存在可被测量、可被理解的单一现实，强调通过观察、实验与逻辑验证来解决实际问题。其研究过程倾向于提出实证假设，然后以客观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来支撑或证伪该假设，研究人员通常认为研究结果具备可推广、可复制的特征。与之相应，基于问题解决的设计范式同样将实践导向和问题解决作为核心主张，整个设计过程始终围绕真实场景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创新，最终目标是通过设计手段回应现实需求，这也使得它的设计流程呈现出较强的理性与客观性特征。基于意义建构的设计范式理论基础则来自建构主义与解释主义。和偏向实用主义的问题解决范式相比，它更强调设计过程中的主观性、感性体验与情感维度。建构主义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并非被动接收外界信息的结果，而是在自身经验、独立思考以及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主动建构形成的；解释主义则指出，人类行为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实证主义范式所依赖的概率模型和量化数据无法对其做出完整阐释，真正的知识只能通过解读人们为自身行为与各类事件赋予的意义来生成。因此，采用意义建构框架开展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研究结论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研究者个人视角与学术立场的影响。受解释主义研究本身的属性所限，这类研究的成果更多适用于特定的语境和具体场景，并不以追求普遍适用的推广性为目标。

两种范式在价值取向上分别体现的是实用性和人文性。问题解决的设计范式主要是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该模式下的设计师一般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面对设计问题，首要考虑的是问题本身（功能缺陷、体验痛点和技术实现的难题），此时设计师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问题的解决者，他们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以及创新性的思维能力，经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实验验证、不断优化之后最终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因此，基于问题解决的设计范式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实用性与效率，设计师们努力寻找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满足用户需求、解决实际问题。这种范式是结果导向型的，即评判一个设计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地解决。而意义建构的设计范式更多地偏向于认识文化、理解文化和表达情感，相对于意义建构的设计范式来说，后者更多是对文化的、情感的和符号的意义进行探究和表达，该范式下设计师关注的不只是问题本身，也关心设计作品所承载的文化意蕴、感情价值及象征意义。通过对目标用户群体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和情感需求的研究并将这些要素融入到设计中，从而创造出具有实用功能又能打动人心、引起共鸣的设计作品。所以以意义建构为依据的设计范式的价值取向更加偏向于人文主义与文化认同，设计师们认为，设计不但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更是文化传承、情感交流和意义构建的重要途径，致力于通过设计来传递某种特定的文化信息、情感体验或者价值观，加强产品同用户的感情联系与文化归属感，进而达成人与物、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深度融合。

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上，基于问题解决的设计范式相对更加理性、具有逻辑性，主要采用演绎的方式推进设计工作：设计师首先在特定的文脉中，通过对事实、行为的系统调研与分析发现问题，基于问题提出解决假设，再综合材料、技术、造型等要素完成产品原型的构建，最终依据最初定义的问题对原型进行测试、分析与优化，直至完成最终的设计成果。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生态设计研究所设计的低成本农村免水冲生态户厕所系统为例，该项目针对我国用水不便的农村地区家庭设计的免水冲生态厕所系统，考虑到气候、卫生、施工周期、使用的便利程度、性价比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做到了免冲洗、无害化、易施工、资源化、人性化和标准化，切实解决了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为“厕所革命”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图1、图2）。

（图片来源：李叶，梁骥，黄俊铭，等《从造物到织网：乡村生态厕所设计的在场实践》）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生态设计研究所）

而基于意义建构的设计范式的思维模式则更加偏向于感性、综合，且一般运用归纳的方式进行设计的相关工作：通过对文化、生活、观念等的思考和积累综合出一种文化的展现，或是情绪的忧思，又或是观念的表达等等，通过移植、类比、组合等方法的综合应用从设计师与当下生活的结合点提取灵感和意义要素，接着将意义要素用能指、所指、诠释等符号学方法进行转译，最后结合语构、语境等方面的考量表达产品。设计大师菲利普・斯塔克设计的外星人榨汁机就是基于意义建构的设计范式思维模式下的经典作品。作品以抽象仿生的设计手法创造出极具未来感与艺术张力的造型，从纯粹的功能角度来看，这款榨汁机并非手动榨汁的最优解，甚至在使用中存在一定的不便，但设计师通过独特的形态设计，完成了对未来感、趣味性与艺术价值的意义建构，让产品超越了单纯的工具属性，成为兼具装饰性与精神性的艺术品，最终收获了全球市场的广泛认可，也印证了意义建构范式在设计中的独特价值（图3）。

需要明确的是，两种范式并非相互割裂、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广义设计学视域下，设计实践与研究的一体两面。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将范式描述为科学共同体中的共享模型或理论，是科学研究的框架和基础。库恩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范式”不是一个静态的定义。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与人们需求层次的提升，用户的需求早已从单纯的物质功能满足，转向了情感互动、文化认同与精神价值的综合满足，这也意味着当代设计实践，越来越需要两种范式的协同与融合。传统狭义的设计观，往往将设计局限于单一的功能问题解决，然而设计必须实现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考量，达成事实、价值与意义的统一。

三、两种范式在实践中的融合应用——以梅田医院导视系统设计为例

日本梅田医院导视系统设计，正是基于问题解决的设计范式与基于意义建构的设计范式在设计实践中深度融合、协同作用的典型案例。梅田医院坐落于日本山口县光市，致力于为患者提供温馨、舒适的就医环境，其空间设计的核心需求，既包含了导视系统最基础的信息识别、方向指引功能，也需要通过设计为孕产妇、婴幼儿与家属营造温暖、安心、洁净的就医环境，消解医疗空间常见的冰冷感与紧张感，同时实现现实功能的问题解决与人文情感的意义建构。

在问题解决的层面，设计团队首先针对医院空间导视的核心痛点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与解决。针对传统悬挂式导视牌易造成视觉杂乱的问题，设计师原研哉创新性地将导视信息与空间本身相结合，在地面与墙面设计了红色巨型字体的导视符号，既借助“红十字”这一符号的医疗属性，完成了医院身份的表达，又充分挖掘了符号的方向指示功能，大幅减少了悬挂式导视牌的使用。在视觉设计上，设计师选用红白两种高对比度的色彩强化信息识别度，以纤细的无衬线字体替代粗重的黑体，在保证信息清晰可读的同时，营造出明快、柔和的视觉感受。同时，“嵌入”手法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使得标志的使用能够长效化，既节省了成本，又不会因施工给病人和家属带来不便（图4）。

而在意义建构的维度，这一设计更是充分体现了设计中的文化导向与人文关怀。梅田医院空间设计中，红色的导视信息成为空间视觉焦点，既利用对比加强了导视功能，又以极简的设计语言传递出宁静的空间气质。更有巧思的是，原研哉突破传统医疗导视系统常用的硬质材料，除地面导视外，所有导视符号均用可清洗的雪白亚麻布料制作，白布易脏的材质特性恰恰向使用者传达出医院能够一直保持洁净的能力。柔软的亚麻布料和木质建材在视觉上与触觉上都给人温暖柔和的感觉，给母亲和孩童传递出信赖和安心的情感信号，使导视系统不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成为人文空间的一部分（图5）。

梅田医院导视系统设计既解决了医院内部空间复杂的问题，又加入了日本的文化元素和人文关怀的内涵，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这一案例清晰地展现出问题解决范式和意义建构范式在设计学研究中交叉融合应用的路径和价值所在。当代优秀的设计实践，必然是这两种设计范式的协同应用，也是从单一的功能优化，走向技术、人文、社会、生态综合考量的整体设计思维。

四、结语

设计学研究中的问题解决范式与意义建构范式，并非相互对立的两条路径，而是设计学科一体两面的核心组成部分。问题解决范式是设计实践的基础与根基，回应了设计作为人为事物科学的理性内核；意义建构范式则是设计实践的延伸与升华，彰显了设计作为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人文价值。在广义设计学的视域下，当代设计研究与实践，需要打破传统狭义设计观的局限，以系统思维与整体思维实现两种范式的有机融合，既立足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又兼顾文化意义与人文价值的深度建构，最终让设计真正实现改善人的生活、推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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