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古代美术考古学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在众多珍贵的考古与艺术遗存中，蟾蜍纹样作为一种延续性强、意涵复杂的装饰母题，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尽管蟾蜍图像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但其真正作为一种广泛承载集体意识、并融入社会流行文化系统的视觉符号，则是在两汉时期，尤其在墓葬艺术中得以全面实现与升华。自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蟾蜍纹样已在墓葬装饰中占据一席之地；及至汉代，伴随国力强盛、厚葬成风以及神仙思想的弥漫，其表现形式臻于鼎盛，图像组合日趋多元，哲学寓意也愈发深邃。

综合现有考古报告可知，蟾蜍纹样遍见于汉代墓葬的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帛画，以及铜镜、漆器、玉器等诸多媒材。其出现频率之高、分布范围之广，远超文献记载，直观反映了汉代社会各阶层对该纹样的普遍认同与主动运用。这一现象不仅是装饰艺术的体现，更是窥探汉代生死观念、宇宙认知、民俗信仰及精神世界的一扇关键窗口。

一、 蟾蜍纹样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新石器时代至战国）

（一）新石器时代：原始崇拜与农耕文明的物化

人们对蟾蜍的崇拜在中国有着极为古老的渊源，其根植于原始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与精神世界。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约八千至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及辽河流域的查海-兴隆洼文化等遗址中，已出现了明确的蟾蜍或蛙类图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93年在辽宁查海遗址出土的蛇衔蟾蜍纹陶罐（图1）。该器物腹部以浮雕堆塑手法，生动地表现了两种动物形态：一侧为一只匍匐状的蟾蜍，造型写实，背部的疣粒以戳点表现，四肢刻画清晰，呈蓄势待发之态；另一侧则为“蛇衔蟾蜍”的戏剧性场景，蛇身缠绕，头部紧紧咬住蟾蜍的后肢，蟾蜍则奋力挣扎，动态十足。整个画面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让人不得不感叹查海先民们的聪明智慧，无论是在构图上还是在细节的塑造上，都是其他史前考古类型陶器纹饰无法相提并论的，于是蟾蜍图像则显得十分突出。这一图像不仅显示出先民对自然生物的敏锐观察和高超塑造能力，其“蛇蟾相争”的主题更可能蕴含了某种原始的神话叙事，或是早期阴阳、生死对立统一观念的朴素表达。

新石器时代蟾蜍图像的出现与盛行，与原始农业经济密不可分。蟾蜍作为两栖动物，其生命节律与雨水丰歉密切相关，民间素有“蛤蟆叫，大雨到”的谚语。在古人眼中，蟾蜍是带有祈求风调雨顺的作用。且其旺盛的繁殖力也被引申为族群繁衍的象征。因此，蟾蜍崇拜实质上是生殖崇拜、自然崇拜与纹样崇拜的复合体。在图像风格上，此期蟾蜍形象经历了从写实（如查海陶罐）到抽象化、几何化，乃至拟人化的演变过程（图1）。如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图2），蛙纹（常被视为蟾蜍的广义表现）常以高度简化的几何形态出现，四肢夸张变形，充满节奏感，甚至与舞蹈人形相结合，体现了从具象到象征的艺术升华。

（二）夏商周时期：礼制浸润与符号化转型

进入青铜时代的夏、商、周三代，随着国家形态的初步形成和礼乐制度的发展，蟾蜍纹样逐渐被纳入早期国家的祭祀与礼仪体系，其载体、功能与内涵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此时期，蟾蜍形象开始出现在青铜器、玉器等高等级礼器上。例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代红铜蟾蜍，造型扁平，可能为镶嵌饰件，标志着金属工艺对传统母题的采纳；河北定州商代墓葬出土的“蟾蜍纹提梁铜卣”，在提梁两端装饰有对称的蹲踞状蟾蜍，造型精巧，卣为盛酒礼器，蟾蜍装饰于此，增添了神秘与祥瑞色彩；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灰陶蟾蜍，作匍匐状，周身饰圆点纹，形态逼真，体现了陶器工艺的延续；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等地出土的玉蟾蜍，采用圆雕技法，多为静态趴伏造型，玉质温润，显然非实用器，而是具有佩饰或礼仪功能的宝物。

尤其是商代，“尊神重巫”风气炽盛。蟾蜍在此语境下，与饕餮、夔龙、凤鸟等神话动物一样，常被赋予通灵、辟邪或祥瑞的寓意，成为沟通人神世界的媒介之一。《礼记·表记》所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正是这种社会意识的写照。蟾蜍纹样被铸造或雕琢于重器之上，是其神性色彩加强的体现。至周代，“尊礼”文化渐成主流，理性色彩增强，蟾蜍纹样的神秘性虽有所减弱，但作为吉祥装饰的传统得以延续，并逐步向形式化、图案化方向发展，为秦汉时期的世俗化与多元化应用奠定了基础（见表1）。

夏代红铜蟾蜍	蟾蜍纹提梁铜卣	二里头文化陶蟾蜍	江西新干商玉蟾蜍

二、鼎盛与多元：两汉墓葬艺术中的蟾蜍纹样

秦汉大一统格局，尤其是汉代厚葬习俗与升仙思想的结合，将蟾蜍纹样推向了艺术表现与观念表达的巅峰。其应用之广、形式之丰、内涵之深，均空前绝后。

（一）核心图像配置与象征意义

在汉代墓葬艺术中，蟾蜍纹样很少孤立出现，常嵌入一套系统的宇宙与升仙图式中，其主要配置与象征如下：日月经天，阴阳调和：最为常见的配置是“金乌载日”与“玉兔（或蟾蜍）伴月”。蟾蜍在此明确成为月亮的象征或化身。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上部为天国部分，左方绘有弯月，月上站一蟾蜍；右方则为内有金乌的红日，二者遥遥相对。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中，亦有类似的日月双轮，月中绘蟾蜍。这体现了汉代成熟的阴阳五行观念，蟾蜍属阴、主水、配北方、应冬，与属阳的日、乌构成宇宙秩序的平衡。西王母仙境的重要成员：在汉代信仰中，西王母是掌管不死药、主宰仙界的神祇。她的图像标配中，除了龙虎座、九尾狐、三青鸟等，蟾蜍也是常见角色。它或立于西王母身旁，或作捣药状。山东、陕北等地画像石中常见此景。蟾蜍在此与“不死”主题直接关联，成为引导墓主灵魂抵达永生仙界的向导与见证。生殖与生命的隐喻：继承史前传统，蟾蜍的繁殖能力在墓葬中转化为对生命再生、子孙昌盛的祈求。在一些画像砖石中，蟾蜍与鱼、莲花等水生多子意象共现，强化了这一寓意。

（二）地域特色与个案分析

汉代疆域辽阔，文化在地域上呈现出“大一统下的多样性”。蟾蜍纹样在不同地区的艺术表现也各有侧重。

中原核心区（河南、陕西、山东），中原地区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其蟾蜍纹样最系统、最规范地融入宇宙天象图与升仙叙事中。如：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其墓顶脊壁上绘有长长的升仙图卷，依次为日月、四神、伏羲女娲以及墓主夫妇乘龙凤飞升。其中月亮内清晰绘有蟾蜍。整个画面构图严谨，线条流畅，蟾蜍作为宇宙符号之一，服务于完整的死后世界观表达，风格庄重典雅。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在多幅描绘西王母的画面中，捣药的玉兔旁常伴有蟾蜍。山东画像石以精美的减地平面雕和密集的构图著称，蟾蜍形象概括而有力，与其他仙界元素和谐共处，体现了儒家文化影响下对神仙世界的秩序化想象。

楚文化影响区（湖南、湖北），受楚地巫鬼文化遗风影响，该区域蟾蜍纹样更具浪漫主义色彩和动感。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与漆器。马王堆一号墓帛画中的蟾蜍，不仅是月象符号，更置身于龙、翼兽、神人交织的瑰丽奇幻场景中，氛围神秘。该墓出土的彩绘漆棺上，也有云气缭绕中的神兽与蟾蜍纹样，线条婉转飘逸，色彩对比强烈，蟾蜍形象灵活穿插于云纹之间，体现了楚艺术特有的流动性与想象力。

巴蜀地区（四川、重庆），巴蜀汉墓画像砖独树一帜，蟾蜍纹样常与世俗生活、地方信仰结合。如：四川新繁出土的西王母画像砖。西王母端坐于龙虎座上，其座下或有蟾蜍作舞蹈状，形态憨拙可爱，少了几分神圣，多了几分民间趣味。甚至现在四川北部地区仍有“送蛴蟆”仪式，类似古代放河灯的场景，从而祈求家人健康平安。

北方边疆及少数民族交汇区（甘肅、内蒙），在河西走廊、长城沿线，蟾蜍纹样受草原文化影响，风格趋向简括。如：内蒙古等地出土的辽代四神纹青铜镜。一些四神纹青铜镜中，蟾蜍形象被高度概括，与青龙、朱雀等四神动物纹样结合，造型浑朴，富有装饰性，反映了汉文化与匈奴等游牧民族艺术的交流与互鉴。

（三）材质与工艺的拓展

两汉时期，蟾蜍纹样的载体极大丰富。画像石/砖，主流墓葬装饰，蟾蜍多为浅浮雕或线刻，风格或朴拙或精细；壁画，多见于中原和北方贵族墓，色彩鲜明，蟾蜍常绘于天象图中；帛画，楚地特色，材质珍贵，绘工精细，蟾蜍是其宇宙图式的一部分；铜镜，特别是规矩镜、神兽镜上，蟾蜍常与四神、八卦等纹样组合，兼具实用与厌胜功能；肖形器：独立的蟾蜍形器物开始流行，如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卧蟾，利用整块巨石，以大写意手法雕出蟾蜍匍匐的浑厚体量，堪称汉代纪念性雕塑的杰作（见表2）。

长沙马王堆一号T形帛画	四川新繁西王母画像砖	辽代四神纹青铜镜
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		陕西兴平石雕卧蟾

三、墓葬语境下蟾蜍纹样盛行的多维动因

蟾蜍纹样在汉代墓葬中的泛滥，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思想、艺术合力作用的结果。

厚葬之风与“事死如生”的实践。汉代推崇孝道，厚葬以尽孝、显贵成为社会风尚。墓葬被营造成一个微观的宇宙和往生世界，需要大量图像来填充和定义这个空间。蟾蜍作为具有多重吉祥寓意的成熟符号，自然被大量采用，以满足装饰与象征的双重需求。

升仙思想的全民渗透与图像化诉求。从汉武帝求仙到民间方术流行，追求肉体长生或灵魂飞升成为汉代最炽热的信仰。墓葬是实现这一跨越的起点。蟾蜍作为月精、仙药捣制者、西王母随从，是升仙叙事链上的关键“路标”和“凭证”，将其形象刻绘于墓中，是引导墓主升仙的视觉法术与强烈心愿的表达。

阴阳五行宇宙观的图式化。汉代哲学将天地万物纳入一个严整的五行系统。墓葬作为宇宙模型，必须包含基本的阴阳元素（日月）和方位神祇（四神）。蟾蜍作为“阴”和“月”的固定象征物，是这个宇宙图式中不可或缺的构件，其出现具有哲学上的必然性。

原始崇拜的延续与功能转化。蟾蜍所承载的生殖、祈雨等古老农耕文明寓意，在汉代并未消失，而是被整合进对死后“乐土”的想象中——那里同样需要风调雨顺、生生不息。其辟邪功能也在墓葬的幽暗空间中得以强调，守护墓主安宁。

四、两汉以后蟾蜍纹样的流变趋势

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思想与艺术格局巨变，蟾蜍纹样在墓葬艺术中的核心地位逐渐动摇，其形态与功能发生显著转移。

魏晋南北朝：从墓葬中心到文房清赏。墓葬中：蟾蜍形象虽未绝迹，但出现频率大减，且常与外来文化元素混杂，独立性减弱。南北朝时期，出现蟾蜍形烛台等明器，但其仙道色彩已淡化。新载体：引人注目的是，蟾蜍形水盂（砚滴）在三国吴至西晋开始流行，如晋代越窑青釉蟾蜍形水注，造型生动，实用性增强，标志着蟾蜍形象从神圣的墓葬空间向文人书斋生活器用转移，寓意也从“升仙”转向“智慧”（文房用品）与“聚财”（水为财）。

隋唐至宋元：三足金蟾的定型与民俗化。唐代以后，蟾蜍在墓葬艺术中已边缘化。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三足蟾蜍”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并与刘海戏金蟾的传说相结合。如：四川遂宁南宋窖藏出土的白瓷三足蟾水盂。此蟾三足，背负钱串，口可吐水，形象已完全脱离汉代月蟾的古意，转变为明确的招财祥瑞。这一形象在元明清艺术品（玉雕、瓷器、道画）中广为流传，成为民间最喜闻乐见的吉祥物之一（见表3）。

晋代越窑青釉蟾蜍形水注	四川遂宁南宋白瓷三足蟾水盂
明代碧玉蟾	嘉靖青花蟾宫折桂纹碗	颜辉《蛤蟆仙人像》

明清以来：民俗吉祥符号的巩固：蟾蜍（金蟾）作为财神象征，彻底融入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其形象遍布于建筑装饰（砖雕、瓦当）、商业招牌、节庆用品中，与科举（“蟾宫折桂”）、婚姻（“蛤蟆娶亲”民间故事）等主题也产生关联，完成了从神圣墓葬符号到世俗吉祥文化的彻底转型。

五、结语

两汉墓葬艺术中的蟾蜍纹样，是其漫长演变史中的巅峰阶段。它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农耕文明与原始崇拜，历经夏商周礼制文化的浸润与转型，最终在汉代独特的社会、思想与艺术土壤中绽放异彩。

在汉代，蟾蜍纹样成功地将古老的生殖崇拜、自然崇拜与新兴的阴阳五行哲学、升仙信仰完美融合，并通过高度系统化的图像配置（如日月对举、西王母图式），成为构建墓葬宇宙观和引导死后旅程的核心视觉符号。其表现形式因地域文化差异而各具特色：中原的规整、楚地的浪漫、巴蜀的世俗、边疆的简朴，共同谱写了一曲“和而不同”的汉代艺术交响。这种地域多样性下的内在统一，正反映了汉代大一统国家文化整合的力度与深度。

蟾蜍纹样在汉墓中的盛行，是厚葬习俗、升仙渴望、宇宙观念以及艺术传统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随着汉代灭亡，其承载的宇宙与升仙核心功能逐渐消散，形象从墓葬的中心退居边缘，并转而以“三足金蟾”的新形态，融入文房雅趣与民间财神信仰，实现了功能的世俗化转型。这一从“神圣”到“世俗”、从“墓葬”到“生活”的流变轨迹，不仅映射了哲学思想的变迁，也生动展现了传统艺术母题如何随着时代需求而不断调适、转化，从而持续保有文化生命力。对两汉蟾蜍纹样的探析，因此不仅是对一种装饰题材的研究，更是理解中国古代生死观、宇宙观、艺术观及其历史动态演变的一个重要切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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