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这一论断所指向的，不仅是文物保护与历史记忆的延续问题，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使文化资源持续作用于社会意识的问题。数字技术的普及深刻改变了文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也由此改变了人们接触、认知和内化思想价值内容的基本路径。在这一背景下，推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已不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思想工作实效性的现实课题。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存在的理论逻辑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所留下的具有鲜明政治属性与厚重历史底蕴的物质遗存与精神财富。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见证，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载体。然而，这一资源的传播与教育功能，在传统形态下始终受制于物理空间的约束——依附于特定地点的遗址、馆舍与文物，其能够作用的受众范围与频次都极为有限。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人类社会加速迈入数字文明新时代。数字技术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的存储与传输工具，它使红色文化资源得以暂时摆脱地理空间的束缚，转化为可在更广泛社会范围内持续流通的符号与叙事，从而能够持续且稳定的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

在此背景下，探讨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存在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革命历史文物的长效保护与永续传承，更深刻关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在数字时代占据主流思想阵地、发挥精神引领作用。本文选取大邑县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原因在于该县同时拥有建川博物馆这一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博物馆群落，以及横山岗战斗遗址等受地理条件制约、开发程度有限的基层红色资源，两类资源并存的格局，使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得以较为完整地呈现。本文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对上述问题做出有据可查、逻辑自洽的学理分析。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并非单纯的载体转换，而是其存在样态的根本性变革。从依附于特定地理空间的物质遗存，转变为可脱离时空限制、在社会意识领域持续发挥作用的数字符号体系。深入剖析其数字化存在的理论逻辑，是破解当前红色资源活化困境的学理前提。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运动：数字化重塑红色记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能动的反作用。就红色文化资源而言，这一原理的分析价值在于：它提示我们，红色文化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力，并不单纯取决于其内容本身，还取决于它以何种物质形态存在、在多大范围内被人们所接触。载体形式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思政教育的实际效能。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客观社会存在。然而，这种客观社会存在受制于馆舍建筑、地理区位及文物自然损耗等物理属性，本文的调研对象大邑县的红色文化资源中，横山岗红军战斗遗址就受限于山区地理条件，所以本身就不具备广泛影响大众社会意识的能力。

数字化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改变，在于切断了其教育功能与地理位置之间的强依附关系。一处革命遗址，在传统形态下只能影响能够亲身到访的人群，然而经过数字化处理后，其历史内容可以在任何有网络接入的场所被反复调取、持续传播。这种新型的数字社会存在，能够以全天候、碎片化的方式高频次地介入当代人的生活世界。同时，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与革命精神的社会意识，借由数字技术的全息化呈现，能够保持红色文化资源的时效性和持久性，从而在多元社会思潮激荡的数字时代，引起大众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共鸣。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化所拓展的只是红色文化作用于社会意识的物质条件，而非其教育效果本身。传播渠道的拓宽能够提高接触频次，但能否形成真正的价值认同，还取决于内容呈现方式是否适应受众的认知结构与情感逻辑。这一区分，构成了后文分析大邑县数字化实践现实困境的基本前提。

（二）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时代适配：红色文化传播的范式跃迁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不仅驱动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作出适应性调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代表了数字时代最活跃、最先进的物质生产力。而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弘扬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当下，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大众获取信息与参与文化消费的方式。如果思想的传播依然停留在静态陈列和单向讲解，其覆盖面与感召力必然会随着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而不断弱化。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不仅仅是传播形式落伍的问题，它更折射出上层建筑如何有效作用于社会意识的深层危机。因此，推动红色文化走向数字化，绝不是为了赶时髦去生硬嫁接新技术，而是上层建筑主动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同时必须警惕的是，这种适应仅仅是传播媒介的更新，绝不意味着内容的降级或消解。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不能打着增加吸引力的幌子，把庄重的革命历史叙事变成娱乐化的文化快餐。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的论述提醒我们，思政工作有其自身的价值底线，任何技术手段都只能是服从并服务于这一底线的工具。把握住这一原则，数字化才能真正促使红色资源的利用从封闭的实体陈列走向多维展示，从单向的说教走向大众的参与体验，从而以更加契合现代人认知规律的方式，切实发挥出红色文化的价值引领与精神感召作用。

（三）实践的客观物质性：数字交互中的主体性建构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必须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在传统的红色文化场馆中，受众往往被固化为单一的受教育者，他们隔着玻璃柜观看文物，主客体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跨越的物理与心理鸿沟，历史事实更多是作为被动接受的客体而存在。

数字技术的介入，深刻重构了人们感知历史的实践方式。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存在，为大众开辟了全新的数字实践场域。以VR技术为例，当受众置身于模拟的历史战场情境，其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从隔着展板阅读别人叙述的历史，转换为在虚拟情境中以第一人称经历历史。这种转变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展陈中主客体之间的单向传递结构，使受众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具有一定能动性的情境参与者，从而为价值认同的形成提供了更充分的实践基础。当然，数字交互能够提供主体参与的情境条件，但这一条件能否转化为稳定的价值认同，仍取决于体验设计的质量与内容阐释的深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强调的实践——认识的辩证过程，并不因引入了数字技术而自动完成。这意味着数字化建设的重心，不应停留于技术形式维度，而必须延伸至对受众认知过程与情感结构的深入把握。在这种新型的主客体互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不再是枯燥的文本说教，而是转化为受众在数字体验中自我体悟、自我建构的情感共鸣与理性认同，才能真正实现红色基因在当代实践中的活态传承。

二、大邑县红色资源数字化存在的实证考察与现实困境

大邑县位于成都市西部，集中了建川博物馆、横山岗红军战斗遗址、车耀先故居、三线记忆展览馆等多处红色文化资源，在类型上涵盖博物馆集群、革命遗址、名人故居与主题展馆，资源密度在四川省县级行政单位中较为突出。然而，这些资源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分散，分属悦来、西岭、安仁等不同乡镇，开发程度与数字化水平也参差不齐。正是这种资源丰富但整合不足的结构性特征，使大邑县成为考察县域红色文化数字化问题的典型样本。

（一）大邑县红色资源数字化存在的初步探索

1. 修复大量文物

大邑县在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过程中不仅对常年未得到及时保护的文物进行了修复，还修建了很多红色文化博物馆，使红色文化资源不断活起来。一方面，部分红色革命遗址、红色林盘风貌得到修复。2020年6月，大邑县被列入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为进一步提升红色资源的利用价值，大邑县在保护更新的基础上，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修复遗迹遗址、提升改造红色林盘风貌等多个项目，现有红军墓、展览室、红军墓爱国主义教育广场、红军无名烈士纪念碑、红军浮雕、雪山讲堂等均得到改造提升，原址恢复了2座碉堡及作战指挥部，并在锅底凼战斗遗址位置打造了红军烈士纪念碑。此外，在2023年1月，四川省投资112.3亿元对赵子龙祠墓、长征文化产业园等项目进行保护、修复与建设。另一方面，大邑县修建并开放了许多红色文化博物馆，形成了“红色教育、历史传承、文旅融合”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在2005年民营企业家樊建川创建了建川博物馆，该博物馆现已形成涵盖33个主题的陈列馆群，在运营模式上采用民营化管理，在内容选题上涵盖抗日战争、红军长征、抗震救灾等多个历史阶段，参观人次在省内民间博物馆中处于前列。这一案例的分析价值在于，它呈现了社会资本介入红色文化传播的一种可能路径，同时也引出了商业运营逻辑与思政教育目标之间如何平衡的现实问题。在2018年大邑县修缮了三线记忆展览馆，该馆则在展陈手段上有所突破，引入了部分科技媒体设备辅助历史场景的还原，但受制于资金与技术条件，整体数字化水平仍较为有限，互动体验功能尚不完善。上述修复工程的意义，不仅在于文物本身的保存，更在于为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内容来源。数字化呈现的历史可信度，根本上依赖于实体遗存的真实性；遗址修复的质量，直接影响后续数字内容的史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邑县在物质保护层面的持续投入，构成了数字化工作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

2. 制定旅游路线

大邑县针对不同游客群体规划了多条红色旅游线路，在形式上形成了短途精品游与深度体验游并行的格局，并着力推进“红色+旅游”和“红色+研学”等融合业态。一是针对时间较少的游客制定的短途旅游线路，即以建川博物馆、安仁长征产业园、刘氏庄园博物馆为主要点位，依托“红色+旅游”模式，学习观看红军在四川系列展览、建党100周年成就展、川军抗战成就和《长征》剧目演出等内容，强化对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以车耀先红色文化旅游区、三线记忆展览馆和西岭长征文化研学展示基地为主要点位，依托“红色+旅游+体验”模式，体验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缅怀红军先烈和抗日救亡先锋车耀先的伟大事迹，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二是针对时间充裕的游客制定的深度游览线路，即整合了博物馆、战斗遗址、烈士陵园等文化旅游资源，使游客全方位体验大邑县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红色精神。同时，大邑县还注重红色文化与研学、生态等相结合，推出“安仁长征文化园—悦来车耀先故居—雾山三线展览馆—西岭长征文化研学基地”红色文化主题研学线路。据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反映，周末单日参观人次可达千人以上，研学团体尤为集中。调研观察显示，相当部分参观者以打卡、拍照为主要行为，在展陈内容前驻留时间有限，场馆提供的解说与互动资源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这一现象提示，旅游化的参观模式与深度教育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张力，单纯依靠人流量的增加可能并不足以实现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播。

（二）大邑县红色资源数字化存在的现实困境

1. 资源分布过于零散，价值传导缺乏整体性

调研发现，大邑县红色资源点多面广，如车耀先故居位于悦来镇、横山岗红军战斗遗址位于西岭镇、建川博物馆位于安仁镇。在实际开发利用中，各乡镇往往基于自身利益独立开发，缺乏县域层面的系统性统筹规划。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视角看，这种碎片化开发格局造成的问题，不只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更在于切断了各类红色资源之间本应呈现的历史脉络。以大邑县为例，抗战时期的川军出川史迹、长征时期的红军在川遗址、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存，分属不同历史阶段，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川地区革命与建设进程的历史叙事。当这三类资源分属不同乡镇独立开发、互不关联时，受众所接触的只是割裂的历史片段，无法从中获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整体性认识。

2. 展陈模式较为机械化，价值吸收缺乏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认知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反映。目前，大邑县部分红色场馆在活化利用中，仍然固守“物——人”单向度的传统陈列模式，即以静态展览为主，缺乏沉浸式体验项目。调研显示，多数场馆仍主要依赖人工讲解方式，VR、AR等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甚至某些原有的互动设备，尤其是汶川地震纪念馆的“重灾区复原沙盘”因设备故障未能修复，导致观众仅能借助图文展板获取有关信息。这种侧重于重机械展示，不注重交互体验的模式，将受众置于被动灌输的客体地位。由于未能通过有效的数字技术打破主客体之间的隔阂，受众无法在参观过程中形成深度的情感共鸣与价值体验，导致参观行为容易流于表面的打卡式游览困境，难以唤醒大众在接受红色文化熏陶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

3. 传播方式趋于落后，价值挖掘缺乏深度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当形式落后于时代发展时，就会阻碍内容的表达与传播。大邑县拥有红军长征遗址、川军抗战等极其厚重的红色文化内容，但在实际宣传推广中，其传播形式却明显滞后。调研期间对相关平台的观察显示，大邑县主要红色文化场馆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或账号停更、或内容稀少，发布频率与内容质量均难以支撑持续性的传播影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处成都市域的其他文化旅游场所，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新媒体运营体系。由于缺乏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话语转换能力，主流思想的感召力在下沉传播中被削弱。就叙事策略而言，现有宣传内容多以历史事件的时间线梳理与人物事迹的概要介绍为主，较少从个体经验与情感层面切入，难以在受众的日常认知框架内找到共鸣点。当传播形式与受众的接受习惯产生结构性错位时，内容本身的价值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传播效果，这种话语形式的滞后，会导致红色文化价值向受众认知层面有效转化的现实障碍。

三、红色文化数字化存在的价值实现路径

前文的困境分析揭示，大邑县红色文化数字化实践面临的问题，分别集中于资源整合、受众参与和传播渠道三个层面，这三重现实困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受制于一个共同的深层桎梏——即长效的数字化治理机制与稳定的物质保障缺位。这就决定了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技术修补，而必须进行系统性的统筹。因此，以下路径建议围绕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整体性统筹解决资源碎片化问题，主体性建构解决受众参与不足问题，话语形式创新解决传播渠道滞后问题，而制度机制保障则是前三者得以持续推进的基础条件。

（一）整体性统筹

数字整合的实质，是在各分散资源节点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历史叙事联系，而非简单地将各馆信息汇集于同一平台。以大邑县为例，可行的路径是：在县级层面组建跨馆协调机制，由具备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产生专业人员主导，梳理抗战史迹、长征遗址、三线遗存之间的历史脉络，以此为基础设计统一的数字叙事框架，使受众在访问任一节点时都能获取完整历史背景的导引，而非只能看到孤立的单点信息。所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念，打破大邑县各乡镇“条块分割”的开发现状。在地方政府的统一规划下，运用数字技术将悦来镇车耀先故居、西岭镇横山岗战斗遗址以及安仁镇建川博物馆聚落等离散的物质载体，进行跨空间的数字链接。通过构建逻辑严密的数字化展示图景，将碎片化的历史遗存统摄于宏大的理论叙事之中，从而在整体上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

（二）主体性建构

针对静态展陈导致的受众客体化困境，VR、AR等技术的引入，其核心价值在于为受众提供了主动参与历史情境的条件，而非仅仅观看历史。这种参与性本身具有认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形成于实践，数字交互所创造的模拟实践情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受众的主体能动性，为价值认同的形成提供比单向展陈更充分的心理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条件的具备并不等于教育效果的自动实现，体验设计的深度、内容阐释的质量以及后续引导机制的完善，共同决定着数字交互能否真正转化为受众的内在认同，而非停留于感官层面的刺激体验。

（三）话语形式创新

叙事策略的调整，具体而言是将叙事重心从事件与结论转向人物与过程。宏观历史叙事的问题不在于它离日常生活较远难以捉摸，而在于它与受众的个人经验之间缺乏具体的连接点。以车耀先为例，其抗日救亡的历史贡献固然重要，但若叙事仅停留于事迹概述，受众所获得的只是一个历史符号；若能深入呈现他在具体历史处境中的判断、选择与意义，受众才能在个体经验层面理解历史行动的内在逻辑，进而形成超越知识层面的认同。这种叙事转向并不削弱红色文化的政治内涵，而是为这种内涵找到了更具穿透力的表达路径。通过传播形式的创新，有效打破数字圈层壁垒，使红色文化潜移默化地融入大众的日常数字生活。

（四）制度机制保障

上层建筑的完善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支撑。实现红色文化的数字化存在，不能仅凭一时的技术热情，必须构建可持续的治理机制。比如，在项目审批环节引入历史内容准确性的专业审核程序，在运营环节建立定期的教育效果评估机制，将评估结果与场馆的财政支持挂钩。这种制度设计的逻辑在于，将社会效益优先从原则性表述转化为可执行的评估标准，使其对具体决策产生实质性约束。因此地方政府应进一步优化财政投入结构，设立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同时，由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人员负责内容的学术把关，由数字技术人员负责实现手段，由传播与教育专业人员负责受众研究与效果评估，三者分工协作。在推进数字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效益首位，科学把握开发限度，最大程度保留革命遗址的原始风貌与厚重历史价值，从而为红色文化在数字时代的永续传承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四、结语

本文围绕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存在这一课题，在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框架内，依次展开了三个层面的分析。在理论层面，数字化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根本性改变，在于切断了其教育功能与地理位置之间的强依附关系，从而在客观上拓展了红色文化作用于社会意识的物质条件。但这一条件的改善并不自动等同于教育效果的提升——传播范围的扩大与价值认同的形成之间，存在着不可跳过的中间环节，即内容呈现方式是否适应受众的认知结构与情感逻辑。在实证层面，大邑县的案例揭示了县域红色文化数字化实践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构矛盾：资源的物质积累与整合能力之间的落差、设施投入与运维保障之间的落差、内容厚度与传播形式之间的落差。在路径层面，本文提出的四个维度——整体性统筹、主体性建构、话语形式创新、制度机制保障——并非并列的政策清单，而是有内在优先级的：制度保障是基础，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专业人才与评估机制，前三者都将缺乏持续推进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1]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J].求是,2021(10):4-18.
2. [2]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J].中国人才,2022(06):2+1.
3. [3] 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中国新闻发布(实务版),2024(05):3-7.
4. [4] 袁桂亭,宋玉浩,袁永久.我国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J].继续教育研究,2024(02):108-112.
5. [5] 许丽.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创新发展路径[J].人民论坛,2021(01):139-141.
6.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7]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8] 王明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风险与路径反思[J].文化遗产,2015(03):32-40.
9. [9] 李伯华,谭红日,杨馥端,等.红色旅游资源数字化保护：理论认知与技术路径[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2,38(02):135-141+256.
10. [10] 田珊.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思政课的价值及路径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2022(07):155-159.
11. [11] 周洪双,李晓东.成都大邑县：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凝聚奋进力量[N].光明日报,2021-08-24(004).
12. [12] 易玲,石傲胜.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和传承：价值、成效及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5(01):74-84+184.
13. [13] 罗亮.赓续红色血脉的实践困境与路径创新[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02):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