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方言发音人遴选范式的演进是中国方言学发展的缩影，作为贯穿方言调查和语音实验的核心也是必要环节，选择方言发音人往往成为研究者进行语言调查的第一步。方言发音人这个概念最早源于2008年苏州试点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项目，2010年国家语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推广，着手建设国家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对各地方言和地方普通话进行数据采录，采录的数据将进入国家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永久保存供语言研究使用。2015年教育部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这一概念成为语言和方言调查的关键。

一、概念缘起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08年开展的语言资源建设工程。其宗旨在于按照科学、统一的规划，调查收集当代中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普通话的实态、有声语料，并进行科学整理、加工和有效保存，为推进中国语言文字信息化、推广普通话和社会文化建设服务。它主要分为两个部分：语言和方言调查以及地方普通话调查，主要由“字库”“词库”“句库”“话语库”以及“地方普通话库”构成。根据县级行政单位设置调查点，原则上“一县一点”，特殊情况下可以增加或减少。在第一部分中，每个调查点选择老年男性、女性，青年男性、女性各1名共4名有代表性的方言发音合作人。在第二部分中，每个调查点选择3名地方普通话的发音人，三位发音人的普通话水平大致分别处于三级甲等、三级乙等和接近方言的水平。2008年苏州（市区、昆山、常熟）成为全国首批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后来推广到江苏全省70个点，2013年完成初步建库。在建立有声数据库进行语言结构调查时，要求发音人用1000字调查语音系统、用1200词调查基本词汇系统、用50个句子调查主要的语法现象。

有声资源库的建设，无论是资源的前期采集还是后期处理和标注等，其难度均远远超过文本语料库。有声数据库多以音视频文件与音频转写文本文档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建设。建设有声资源库一般包括采集口语录音、口语音频（视频）语料剪辑、录音转写为文本、语音学信息标注加工（如音段切分，声韵调和国际音标标注等）等多个步骤，每个处理过程几乎都要靠人工完成，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汉语方言有声资源库的建设，必须依赖强有力的集体团队，才能完成艰巨的标注工作。这也是近年来口语资源库建设虽然取得较大发展，但仍然相对薄弱的原因。

而遴选方言发音人作为建设有声数据库的首要环节，发音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数据库建设的语料质量。失去了发音人，数据库就失去了最根本的语料来源，后续的所有标注、研究都建立在真实可靠的语料基础上。有声资源数据库的建设一方面决定了方言发音人的任务分配，另一方面强化了发音人遴选的标准化要求。语音数据采集完成后无法像文本内容一样轻易修改或替换，发音人的每一次发音、停顿都会被永久保留，成为后续研究者所依据的语言事实。

二、遴选原则

方言研究的核心基础是扎实严谨的方言田野调查，而方言调查能否顺利开展、采集语料是否真实地道、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学术价值，首要关键在于科学选择合格的方言发音合作人。按照语言保护工程的标准，可以总结为一张“硬指标筛选表”，寻找发音人就是在寻找一种语言或方言上的“活化石”。传统意义上，为了确保方言的纯正性，“发音人”的年龄要在70岁以上；在当地土生土长，能说地道的方言；而且家庭语言环境要单纯，父母、配偶均是本地人，基本也说这种方言；没有在外地长期居住或工作的经历；认字，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最后一个要求是身体健康，音色较好。这几条方言发音人的准则基本上是发音合作人的筛选范式基础 and 根据。

根据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对方言发音合作人遴选条件的相关论述，理想的发音人需满足以下要求：

1. 本地方言是他的母语，他的父母双亲都是本地人。他从学会说话以后一直说纯粹的本地话，不会说别种方言或民族共同语。
2. 他一直居住在本地，或只是成年后短期离开过本地，如果在外地居住过，最好只是住在与本地方言差别较大的地区。
3. 他应该是中年人，最好是老年人。
4. 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文化程度较高的发音合作人能较快地领悟调查的目的和调查者的提问，因此可以提高效率，节省时间。赵元任曾说：“大概教育程度高一点人差不多都能领略所要的恰恰是怎么一个味儿，而且也能知道假如本地没有相应的语助词，就应该用一种什么说法或什么语调来表示同样的口气。”
5. 发音清晰，熟悉本地文化。他最好是一个喜欢谈天说地的并且熟悉地方文化的人，他能提供丰富的方言材料和地方文化背景。
6. 在调查之初，发音合作人往往有怕说得太土的心理障碍，所以在开始调查提问之前，必须要启发合作人用本地最自然、最纯粹的土话来读字和说话。调查人最好用本地话或接近本地的方言提问。或边调查边学着说，尽可能快地打消合作人的心理障碍。

除此之外，理想中的发音人特征还体现为语速慢、有耐心、身体好，这些都是实际方言调查的宝贵经验所得。根据语保工程要求，调查点还需要按照人口学特征进行年龄分层采样，分别设立老年组（55—65周岁）与青年组（25—35周岁），同时兼顾性别平衡，确保男女各半。文化程度层面两类发音人的要求有所区别：对于老年发音人，一般限定为小学或中学文化水平，以控制普通话教育对方言固有系统的影响，尽可能保留其语音的“纯度”；而对于青年发音人，则不作严格限制，旨在如实反映当代青年一代的语言面貌。这一分层设计的深层意图在于：一方面通过老年组与青年组的语音差异记录方言的代际历史演变，另一方面则通过控制老年组的文化背景，最大限度地排除书面语对方言口语系统的干扰，从而保证所采集的老年语料能够代表该方言的底层。

由此可见，有声数据库建设尤其是语保工程中对发音人的遴选标准，其要求之高堪称严苛。发音人既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能够识读《方言调查字表》及相关词汇材料，又不可文化程度过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发音人往往倾向于使用更接近普通话的“文雅”读音，或可能因外出求学经历而受到其他方言的干扰，从而导致其方言的“纯度”难以保证；此外，发音人不仅要在年龄上满足工程的刚性指标，还需具备长时间保持精力充沛的身体条件。方言调查工作通常持续时间较长，要求发音人全程在岗、持续配合，尤其是在一些相对封闭地区的濒危语言或方言调查中，发音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方言调查对发音人的人数要求本就不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制的《方言调查字表》中，仅附有两个“发音合作人情况”的登记表格。若仅针对某一地点的方言语音进行调查，学界通行的做法是尽可能始终使用同一位发音人。选用单一发音人的优势在于，可以有效规避因不同个体之间的方言差异所带来的语音系统内部的混杂与不一致。这一方法尤其适用于相对封闭的乡村方言调查，其背后所依赖的，正是对某一位“理想发音人”的高度信任与深度依赖。

三、遴选发音人困局

（一）理想发音人的纯正程度在不断消失

1.城市化发展移民现象大量产生 混合性质的语言和方言增多

社会城市化程度提高，大批移民涌入，语言具有与社会共变的特征，伴随着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分布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结构特征也发生着变化。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大批具有不同语言和方言背景的人口在短时间内涌入城市，其结果必然加大城市语言状况的复杂程度，从而产生语言沟通方面的问题。大量的流动人口，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大批移民，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语言接触与条件。伴随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快，个人和群体都经历着社会认同 and 文化认同的改变，这就提供了更多的语言变化的社会动力。这样复杂的语言环境中，人员流动性大、各地方言渗透性强，其纯正性被置于多方力量之中。方言的使用不再囿于传统封闭的乡土空间，而是被卷入开放、流动、异质的城市语境之中，原本相对清晰的方言边界被逐渐消解，语言学界的调查研究也不能依赖之前的典型样本，因此许多学者开启了对城中村、进城务工人员等人群的专项语言调查。

2.“懒音”现象普遍存在

方言，是在一个地区流行的一方之言，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普通话的推广与老百姓对普通话的依赖，很多方言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各地方言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懒音”在讲话中有一些音韵简化和误读现象。这一现象在许多方言区的中青年发音人身上都有突出体现，甚至部分低龄段的老年发音人也有所影响，其口语中都存在方言使用频率降低、熟练度下降而导致的音位合并、韵母简化或声调模糊等现象。例如，粤方言中对“n”“l”不分，或吴方言中浊音清化的加速，这些都是“懒音”的表现。当发音人自身都难以稳定、清晰地产出传统音系中的最小对立项时，以其语音为基础归纳出的音系，就可能无法完整反映该方言的真实面貌。

3.语言认同与方言的衰落

语言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始终伴随社会的发展而经历分化、融合与变迁。语言和社会具有共变关系，在二者的共变关系中，语言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城镇化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城镇化—语言认同—语言变迁”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城市的城区地理范围一再扩大，城乡交通日益完善，乡下方言逐渐向城镇化方言靠拢，城乡方言的地理界线越来越模糊，语言的地域性特征逐渐被消解。这样的双重背景下，方言的社会声望体系发生了变化。由于普通话的强势推广及其与城市化的符号深度绑定，发音人可能潜意识中认为方言是“土气”的象征，而普通话或方言普通话是“文雅”“进步”的象征，这种微妙的语言态度会让发音人在面对他人时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发音，产生所谓的“语码混合”或“语码转换”现象。其背后所折射的不仅是语言形式的变化，更是发音人对自身社会身份和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认知调适。

（二）方言发音人的观察效应与语料自然度

方言发音人作为语言调查中的被试，在语音实验室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不自然的心理状态，产生一定程度的“观察者效应”，即便仅使用录音、摄影设备等外部采集工具，发音人也可能因意识到自己正处于被观察、被记录的特定情境中，而产生紧张、拘谨或刻意追求“正确”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变化潜在地影响语料产出地自然度与真实性，如语速异常、音高范围收窄、停顿模式改变等。

在实验语音学研究中，这一问题愈加凸显。被试可能需要在身体特定部位佩戴传感器或者保持某个固定发音动作，这种物理上的干预不仅可能带来生理上的不适感，更容易加剧心理层面的紧张和自我监控。这些因语言调查实验所引发的问题，是语言语音调查采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挑战，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实验环境对发音人的干扰，帮助被试尽快恢复日常语感和语态，是方言田野调查与实验语音学需要反思优化的关键。

（三）传统方言发音人遴选原则严苛 符合标准参与人员稀少

语保课题对发音人的要求高于传统的方言调查，需要寻找方言发音人（老男、老女、青男、青女）、口头文化发音人、地方普通话发音人三类调查对象，其中方言发音人还受到年龄、文化程度、成长背景等多重刚性条件的限制。在实际进行方言调查时，发音人需承担数量庞大的语料录制任务，往往要求发音人录制海量语料，保持高度集中的发音状态，尤其是归纳某地区语言的地域特征或总结音系，因此对方言发音人的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若调查涉及声学实验，录制环境更为封闭，实验周期紧张，发音人所需承受的心理和生理压力进一步加剧。因此，同时满足各项研究指标的理想发音人本就稀缺，在濒危语种的调查中更是难觅其人。

吴伟军教授在调查贵州晴隆长流喇叭苗人话时，初到当地调查历时10天，发音人遴选没有任何进展，且因为长流乡较为封闭，没有自愿前来面试的方言老男和老女，只得采用地毯式搜罗法，乘摩托车或步行到每一个村，逐村寻找发音人。在后期寻找老男的过程中，五个刚性条件符合的老男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作为理想发音人。喇叭苗“土话”属于非常濒危的方言，即使是在“土话”密集的村组，也一般都只在家庭内部使用，在公共场合，很多人还是说“客话”。这就直接导致了55—65周岁这个年龄段的有文化的老年男性很难完整而集中地保留“土话”语音特征。这一实录反映了传统发音人遴选范式在当代方言调查，尤其是濒危语言调查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即遴选原则的严苛性与调查对象的稀缺性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四）方言发言人历时研究的个体追踪难以开展

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研究者很难对同一位发音人进行长期、持续的追踪观察，老年发音人虽然承载着最“纯正”的方言面貌，但其身体状况、记忆力、配合意愿等因素都限制了长期跟踪的可行性；而青年发音人虽可长期追踪，却又因其语言系统尚不稳定、受普通话影响较大，往往难以作为“纯正方言”的代表进入传统语言调查的视野。因此个体语言生命史研究在汉语方言田野调查中就难以开展。语言研究领域上的历时性观察路径主要集中在幼儿语言习得研究领域，而对于成年的方言母语者，这种个体历时追踪研究极为罕见。当前方言研究的历时发展演变，更多的是基于代际差异的共时比较推断，通过对比老年组和青年组在同一时间点上的差异，来推测方言的演变轨迹，它的内在逻辑是将“年龄差异”视为时间流逝的替代，以代际分层代替时间追踪。方言的研究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记录，作为语言调查者能做的太少，语言文化遗产在社会变迁面前显露出其脆弱的本质。

（五）汉语方言传统“字本位”调查方法

汉语方言的调查方法，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习惯上是先记录某些事先选定的汉字的字音，用以归纳声韵调系统，再调查词汇和语法。也就是大多数语言调查者所使用的《方言调查字表》。这本表格最初是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指定的，按照《切韵》为代表的古音系统安排的，其用于调查现代汉语方言有两个基本认识，一个是切韵音系是现代汉语方言的总源头，二是语音演变是有规律的。所以现代方言和切韵音系存在一定语音对应关系。这种目前通用的调查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大致了解方言语音系统的全貌，一个受过训练的调查者可以在半小时内了解一个方言单字调的调类和调值，一两天内记录完整本《方言调查字表》上的3000多个方言字音。

这一传统方言调查法的出发点在于发音人能够用本地方言正确读出每一个汉字的字音。但是随着义务教育普遍采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后，调查字表的适应性逐渐变差。许多学校的教师不再教学生汉字的本地方言读音，“字本位”的方言调查方法只能识别其中的部分方言读音。而另一种“词本位”的方言调查放大就是完全放弃凭借文字，改从口语出发调查。这种调查方法虽然比较接近自然语言的真实面貌，却在调查记音和整理资料上花费的功夫太多，因此使用甚少。这两种调查方法的时代变迁都迫使研究者在实际调查中更难找到合适的发音人。许多青年人虽然可能认识汉字，但是却不知道本地方言该怎么读。“词本位”的调查方法使得发音人的角色从“读字者”转变为“说话者”，对其配合度和时间投入方面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综上，汉语方言调查面临的这场方法论困境，是当代方言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四、建议

（一）研究方向转向关注语言演变

在当前的方言调查实践中，面对发音合作人必然受到影响的事实，语言学界早已不再执着于对语言静态的追求，而是用更加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传统的发音人范式是语言保护工作的根基，它很大程度上定义了“我们从哪里来”但是在新的语言环境下，学界正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了语言的动态演变，关注的是那些不完全纯正但是却代表着语言学未来的发音人，从而来回答“我们究竟要到哪里去”。

方言发音人范式的演进是中国方言学发展的缩影，方言语音中混杂的新派和老派方言的差异，再加上普通话的影响使得当前真实的方言语境是一种语言变异环境。例如以邢向东教授为代表的学者，非常关注方言中的文白异读、重叠式音变等现象，这表明了当前方言研究重点已从寻找“纯正标本”转向研究所谓的“语言变化过程”。一些新生代的实验语音学学者，利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精准 analysis 不同发音人的语音变异，对他们来说，发音人是研究语言变化的样本，而非语音材料提供者。

（二）确立多元发音人理念，遴选原则更为宽泛

建立分层遴选机制，突破纯正迷思。在无法找到完全符合传统标准的理想发音人时，可根据研究目的设置分层标准，选用适当放宽对外出居住时间、文化程度等条件的限制，接纳那些能够反映语言演变过程、体现语言接触现实的非典型发音人。对于濒危方言，在发音人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应以“能录尽录”为原则，优先保存核心语料，确保濒危语言文化遗产不致湮灭，保证课程任务进度不停滞。

（三）坚持如实记录之调查初心

语言学家赵元任曾说道：“关于发音人语言中的事实，你是无权与他争辩的。”调查者的责任是如实、准确、细致地记录方言事实，在发音合作人面前，调查者永远是好问、勤学、勤记的小学生。在调查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问题，都应该在发音人面前第一时间进行核对和提问，避免后续拿着语音材料无从下手的问题。

（四）建立“方言发音人档案库”

由于媒体的高度发达、普通话的强势推广、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各地方言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会说方言的青少年越来越少、方言的使用场域越来越少等方面。面对这一现实，方言调查所依仗的理想发音人资源越来越稀缺，现有的符合标准的方言发音人，也会因其年龄增长、健康状况变化等因素，难以长期参与研究工作。为了确保后续语言调查研究的方便，可以将符合条件的“方言发音人”档案进行留存，一方面可以通过这些背景资料准确理解发音人的语音形成特征机制及其演变方向，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了解理想发音人了解其家庭、亲友、邻里中是否存在其他潜在发音人，研究语言和方言在家庭或社区内部的代际传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同发音人或其家属保持长期联系，定期回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历时研究数据的空白。

（五）采用语音合成技术或者“数字发音人”

现代青年接触教育时间提前，和父母亲人见面聊天时间缩短，普通话成为青年人真正接触的语言环境。因此甚至出现了在土生土长但完全不会说方言的青年一代，或者只听不说者。当发音人这种语言载体成为稀缺资源，科学技术的介入就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

传统口耳之学的语言调查，进行调查分析的大多都是专业从事该领域的研究者大家，或是语言学领域极具天赋的，或是在一线汉语教学从教多年的老师，他们具有用国际音标听音记音的能力，在调查中选择当地有代表性的一两个典型发音人，再利用音感判断，利用听感判断，审音记音，按照一定步骤，分析整理出这种语言或方言的语音系统。这里所提到的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审音”。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门学问。审音这门学问的传承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能够代表某地语言文化的“活化石”方言发音人难以寻觅，另一方面，能够熟练运用古音和国际音标进行精准记音的人才同样稀缺。面对这一困境，或许在未来研究当中可以利用AI数字人技术，打造“数字发音人”，对发音人的语音数据进行采集和声学建模后，合成方言语流。建立大语言语音数据库，将预先训练好的数字发音模型用于语音比对和验证听感判断，辅助语言研究者进行审音。

在整理语料时，利用语音识别软件对长篇语料进行初步转写，再由研究者进行校对和国际音标注音，可大幅提升“词本位”方法的效率。探索使用语音分析软件（如Praat）批量处理声学数据，辅助音系归纳。例如中国科技大学袁家宏老师开发的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IPA自动转写平台、南开大学语言“实验与计算”交叉科学实验室开发的“南开聆声”国际音标（IPA）语音识别模型。

五、结语

方言发音人不仅是语言和方言调查的对象，更是语言调查方法、时代背景与语言现实环境三者交汇的产物。方言发音人研究所面临的困局，本质上也是方言研究在当代社会变迁中的整体转型问题。

如果没有汉语方言，也就没有一切的口头文化遗产。正如田立新在回顾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缘起及意义时所言“语言资源危机不仅是我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方言的衰落是大势所趋，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和人为干预能够改变的。这种衰落带给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是深远的负面影响，当理想发音人愈发稀缺，传统方言研究所依赖的经验依据和方法论必然被动摇。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与文化载体，始终处于不断演变和创新之中。人一定会不断创造新的语言表达，适应时代且与众不同的创新。语言一定是多变的，也一定是多角度的。面对方言学研究的困境，面对方言发音人遴选遭遇的现实困局，传统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必须要主动实行转型，必须以更开放的姿态接纳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边缘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关注新兴语言群体，更多开展专题型研究。

推进全国范围的语言保护工程继续走深走实，有效科学保护语言文化资源，不断加强社会层面的语言保护观念，提高社会群众整体的知情度和参与度。只有当语言保护成为社会整体共识，每个方言使用者都意识到其语言材料的价值，才能让方言发音人不再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方言研究才能从“抢救”走向“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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