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4年，韩江以其“充满诗意的散文式笔触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的叙事手段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少年来了》这部小说中，韩江以少年东浩为中心，通过一个多人物叙事结构，追踪了历史暴力如何在牺牲者和幸存者以及家属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在人死去之后持续作用于幸存者的生命轨迹。全书以1978年为起点，依次呈现了东浩、正戴、恩淑、振秀、善珠、东浩母亲以及作者的记忆与讲述。这些声音各不相同的牺牲者和幸存者，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无法忘记，也无法言说那段令人痛苦的记忆。创伤记忆的独特性在于，它往往无法被纳入常规的叙事框架中。创伤事件发生时，个体处于极度恐惧或解离状态，经验无法被整合进记忆的正常时间序列。这种记忆“就像是⼀场核灾，附着在⻣头与肌⾁⾥的放射性物质，存留在我们的体内数⼗年，并且让我们的染⾊体变形，将细胞变成癌症来攻击我们的性命”，韩江以精妙的比喻揭示了创伤记忆如何侵入人们的身体和心灵、拒绝被时间消灭，正如小说最后一章的开头写到，“就算死掉或者火化后只剩下白骨，那些残留物也不会消失”。面对这种无法被正常叙述的创伤，韩江选择了以沉默作为关键的叙事策略。在《少年来了》中，沉默不仅是一种情节上的呈现，人物失语、记忆空白、语言的破产，更是一种结构性的写作手法。她通过死者正戴灵魂的视角、恩淑在审讯室被打耳光后的精神出窍、善珠数十年不敢讲述的痛苦经历，以及整部小说围绕一个永远无法闭合的核心空洞展开的叙事编排，将“沉默”变成了叙事本身。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不是他们沉默，是语言本身失灵了”。这一定位提示了：在《少年来了》中，沉默并非记忆的缺席，而是创伤记忆最为真实的在场方式。本文将从创伤书写的第一第二人称叙事与创伤解离、幸存者愧疚的伦理困境以及沉默的多重维度三个层面，系统分析《少年来了》中创伤记忆与叙事沉默的互动，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当历史的伤口无法愈合时，文学如何通过沉默来见证？

一、第一第二人称叙事与创伤解离

（一）第二人称“你”的叙事

创伤的空间结构 文章开头第一章的叙述“你”指向东浩，但讲述者并非东浩本人，而是某种来自暴力现场的声音。韩江在人称上将“我/你/他/她”以及具体的人名安放在不同角色上，“从始至终不改变”。这种叙事视角，在极致暴力导致的灵魂出窍与创伤解离中，叙事者脱离了肉身的束缚，化作了一只漂浮在灾难上方的眼睛。韩江通过第二章死者正戴灵魂叙事中“我”“你”代词的交替使用，将两个人称代词变成不可逆转的关系。“我”对着“你”说话，却被困在自己的躯体中无法触及“你”。“你”是东浩，始终停留于第一章中那个寻找朋友正戴尸体的十五岁少年，到第二章的结尾以“我”也就是正戴灵魂的视角，叙述了东浩永远无法成年，永远无法完成穿越创伤的旅程。因此读者的阅读不是回头看，而是被拖入创伤的结构之中，东浩成为了“你”，一个永远在场的他者。

（二）第一人称死者“我”的视角

无法离开的创伤现场 第二章为死去的正戴提供了完整的声音——一种从死亡本身发出的声音。正戴的灵魂附着在自己腐烂的尸体上，“身体上瘀着黑血的部位招来许多牛蝇和苍蝇”，灵魂悬浮在身体周围却无法离开，也无法与其他死者的灵魂和东浩的灵魂真正交流。韩江选择以死者的声音来讲述，意味着韩江并没有将死亡排除在叙事之外。死者的声音并没有因为肉体的死亡而消失——这种叙事手段是暴力的持续存在的证明。“我想要看看他们的脸，想飘荡在那些人沉睡中的眼皮上，想闯进他们的梦里，想一整晚在他们的额头、眼皮间徘徊飘荡，直到他们在噩梦中看见我那流血的双眼，直到他们听见我的声音”，小说第二章中这段死者的开场独白正是这种存在模式的隐喻：死者拒绝离去，暴力因此无法被遗忘。死者视角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死者在小说叙事中不仅是创伤的对象，也是正义的见证者。当韩江将正戴的视角放入小说时，她赋予了死者叙述整件事件的权利，以亲身经历者的角度叙述亲身经历的事情以及对暴力实行者的愤怒。死者因此不再是历史暴力中被统计的数字，而是拥有自己声音的叙述主体。

（三）叙事伦理

死者与生者的对话结构 小说第一章的“你”（东浩）与第二章的“我”（正戴）之间的互文关系构成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叙事伦理。当东浩在寻找正戴的尸体时，两者的关系是：活着的人试图通过触及死者的尸体来完成某种悼念。然而正戴的声音却从死亡本身发出了不同信息：他告诉东浩，“不要死”。这种死者和生者之间的对话，这种悲剧性在于他们无法真正的对话，只能以叙事的方式被连接。小说尾声由作者写作时，她又将这个故事编织成一个复杂的叙事网络。她既是小说情节的外围人物，又是将整本书的文字落到纸上的作者。韩江在诺贝尔演讲中说过，“我试图将我作为一个血液在体内流淌的凡人所感受到的那些鲜活感官注入到我的句子中，就好像我在释放电流一样”。作者写作正是这种“释放电流”的化身。然而电流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在写东浩的故事时，她被写作吞噬，面临被淹没的危机。小说的叙事伦理由此生成：如果写作者愿意全身心地倾听死者，那么写作者自身也将面临被死者拖入深渊的危险。这一叙事伦理超越了小说文本的内部，指向了文学创作的普遍难题：一个从未亲身经历过创伤的人，如何讲述关于创伤的故事而不使之成为一种消费？韩江的回答是：让写作者置于危险之中，将自身转化为承载死者声音的中介，而非以全知全能的姿态掌控叙事。

二、幸存者愧疚与伦理困境

（一）幸存者的视角

在韩江的《少年来了》中幸存者愧疚的叙事反复出现。振秀在狱中不断追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他死了，我却还活着？”。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在一个将无数生命卷入死亡的暴力事件中，为什么幸存者的生命得以延续？幸存者的愧疚是一种无法物化的债务。振秀死后，战友们仍然无法忘记他，因为他的死亡是他们自己持续存在的道德负债的证据。韩江在这个意义上重构了幸存者愧疚的运作方式：它不表现为某种可以讲述的事件，而是作为叙事中的沉默与躲闪出现。“在你死后，我没能为你举⾏葬礼，导致我的⼈⽣成了⼀场葬礼”。在第三章七记耳光中叙述当中，韩江通过这句话把幸存者达到顶峰的愧疚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小说中恩淑无法回答她为什么不结婚；善珠无法向任何人解释她为什么害怕男人。这些沉默才是愧疚真正的在场方式。

（二）振秀的视角

振秀的内疚核心在于：他教年轻的战友们“举手投降”，本以为“举手”能换来活命，却亲眼目睹他们在举手后被残忍地杀害。这一情节揭示了创伤记忆中一种特殊的“道德创伤”：幸存者不仅因为自己活着而愧疚，更因为他曾经做过某种在当时看来合理、事后却发现导致他人死亡的选择。这一叙事揭示了一个道德上的深刻悖论：在高压环境下的选择并不必然构成道德判断的依据。但振秀无法用这种逻辑安慰自己。他的愧疚不是一种“可以解决的”心理冲突，而是不可化解的自我怀疑：在极端的暴力情境中，人类是否有能力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不能，人类是否应当为自己的错误判断负责？韩江没有为这个问题提供简单的答案。在小说中振秀最终的结局是自杀。自杀不是对生命的放弃，而是对那些已死之人的愧疚。创伤叙事在这里触及了一个伦理的边界：当生命的延续变成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死亡反而成为幸存者完成哀悼的唯一方式。

（三）东浩母亲的视角

幸存者 东浩母亲是全书最令人窒息的角色。她不像恩淑或善珠那样参与了事件的经历者，她只是死者的母亲，承受了最直接的失去。小说描写母亲的绝望：她无法放下儿子在她十七年前生日的最后一年买的袜子，因为它们“太短了”。这双袜子是东浩成长的证据，袜子太短了，意味着东浩已经长高。然而他再也不会继续长高了。母亲的哀悼是一种无法结束的哀悼，而韩江在写这一章节时，以东浩与母亲之间的童年对话作为结尾，将母子之间的亲密与死亡的断裂压缩在同一时间平面。东浩母亲不是幸存者，她从未身处暴力现场，然而她承受了比任何直接幸存者更久、更深的痛楚。韩江通过第六章东浩母亲的章节，将创伤从事件本身中延伸出去。创伤不仅存在于尚武馆的屠杀中，也存在于一个母亲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寻找儿子的骨头”的过程中。她的哀悼本身，就是创伤的持续存在。

三、沉默与暴力的多重维度

（一）语言失语

在小说《少年来了》中，沉默并非人物不愿讲述，而是语言本身无法承载创伤。因便衣警察的在场，戏剧舞台上的演员无法说出原有的台词只能以“哑剧”的形式，用口型“说出”台词时，恩淑看到舞台上演员“无声地表演”而默默流泪，因为她知道，她也记得东浩。这不是拒绝说出，而是无法说出。有些经验一旦被说出，就会失去其真实的分量。当善珠思考“要不要说出来？要不要让世界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时，她面临的是创伤叙事中著名的伦理困境：说出来会不会造成二次伤害？不说出来会不会辜负那些因沉默而再次受害的人们？她最终的选择是：“别死。千万不能死。”善珠的 decision 意味着：她在说出自己的故事时，赋予了他人活下去的希望。但她无法真正讲述自己所经历的细节，因为讲述细节等于重新经历痛苦，给自己造成二次无法磨灭的伤害。这种困境在《少年来了》的叙事中从未获得解决，它只是以沉默的方式悬浮于小说之中。

（二）第二人称叙事对“失语”的解决策略

“失语”与“沉默”不同。失语是没有可说的话，而沉默是有话却不能说。在小说《少年来了》中，创伤经验同时呈现出这两种语言失灵状态。韩江以第一章第二人称的突破了这种语言失灵。在第二人称叙事中，故事的讲述者与被讲述者之间不存在距离，韩江把读者变成了小说里的经历者。当第一章将东浩唤作“你”时，东浩不是一个遥远的、死去的他者，他成为每一个正在阅读这本小说的人正在面对的人。读者不再是小说的旁观者，而是在叙事中被直接提及的对象。这就是韩江所说的“我试图将我作为一个血液在体内流淌的凡人所感受到的那些鲜活感官注入到我的句子中”的真正含义。小说的叙事沉默和失语被第二人称打破，但打破的方式不是用更清晰的语言代替模糊，而是让读者直接回到创伤的核心，也就是那个语言尚未失效的时刻，韩江用打破界限的方式，向读者转达出小说中的人物所遭受的创伤。这种叙事手段使沉默不再是叙述的缺陷，而是叙述本身。

（三）空白与留白的诗学策略

韩江以其独特的“诗意”语言而闻名。《少年来了》中大量的叙事空白呈现出强烈的诗学特征。叙事留白尤其见于全书的尾声。作者将前辈们的故事汇聚成文字，“为了写下东浩的故事，我在书桌前拿起笔”，然而她最终什么也没写成吗？不，她写成了这部书，但我们每一次阅读这本书时，这个“写书”的过程并未终结。末尾的文字将读者置于作者被写作吞噬的危机中，小说结束在未完成的状态里。这种“未完成”本身就是一种沉默：它不是作者没有完整地说出故事，而是书中的历史不允许以“结束”的方式被叙述。创伤记忆无法被纳入圆满的叙事闭环，因此小说的结尾必须是一个开放式的中断，让读者体会到那种“无法结束”的困局。

（四）暴力书写与见证边界

韩江的《少年来了》中的暴力往往以极端形式出现：身体被撕裂、头颅凹陷、锥子插进手指甲和脚趾甲、人被活活打死。然而这些书写并非为猎奇，而是为了暴露暴力剥夺了生命的主权。振秀在经历酷刑中描写到“希望身体可以消失，就趁现在，拜托了，希望现在就能让我的身体永久消失”，暴力书写成为揭示暴力运作方式的唯一途径。这种书写是“以暴制暴”，“巨细靡遗地描述尸块，腐臭，流血，排泄物，残杀的瞬间跟状态，把自己成为书中的每一个人，将残忍注入力度”。韩江的伦理姿态在于，她不回避暴力，也不渲染暴力，暴力以其本来的惨烈面目呈现，而读者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快感，只能被迫与受害者一同承受恐怖 and 绝望以及面对对方暴力时的无力感。这种书写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见证：它将那些被试图从历史记录中抹去的暴力场景，不可磨灭地固定在文字之中。

四、结论

本文从创伤记忆与叙事沉默的关系出发，分析了韩江《少年来了》在四个层面的文学表达：第一第二人称叙事对创伤解离的模拟、幸存者愧疚对道德创伤的呈现以及沉默对语言失灵困境的回应。研究发现，韩江的沉默叙事并非文学表达的缺陷，而是对创伤经验的忠实体认。小说中人物的失语、叙事的停顿、情节的断裂，共同构成了一张沉默之网，将那些无法被正面言说却又无法被遗忘的创伤经验，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写进文字之间。正是通过这种沉默的诗学，韩江实现了诺贝尔评奖词中所说的“以充满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沉默不是逃避，而是最深切的直面。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韩江的书写为当代文学如何处理难以言说的历史创伤提供了一条可供参照的路径。她将叙事视为一种聆听死者声音的伦理行动，而非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复述。在这一路径中，文学的功能不是提供答案，而是迫使读者与无法解决的历史遗留物持续遭遇。《少年来了》的书名中的“来了”作为现在进行时的表述，喻示着一个根本的文学立场：少年向着现在走来，带着经历者无法磨灭的创伤和死者的灵魂，创伤记忆永远处于“正在来临”的状态，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成为“过去”，而会反复闯回生者的世界里。韩江的沉默叙事，正是对这种永恒回归的诗学回应。当语言无法承载沉默的重负时，沉默本身在言说。当历史的伤口无法愈合时，文学以沉默的方式将伤口呈现在所有人面前，不是为了让伤口愈合，而是为了让它不再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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