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中国正处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然而，随着社会阶层结构深刻变动、经济发展阶段发生改变，社会竞争压力在就业、教育、职业发展等各领域持续加大，“内卷”“焦虑”等词语频频出现在青年群体的自我表达中。面对升学、就业压力，青少年群体竞争意识日益凸显，这种竞争意识在感受层面表现为对他人的敌意；在行为层面则表现为在学习工作中的“内卷”。田牧野认为，当前社会“内卷”现象突出的原因在于“高信息流社会”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既有社会容量下社会密度不断增大，导致个体间职业竞争的“白热化”；王俊秀认为，“内卷”在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中蔓延，是因为群体共同的“被内卷”感受形成一种社会气氛，人们共同感受到强大压力，并选择同样“内卷”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由主观压力感受塑造的社会气氛，或是客观资源分配主导的社会规律，其负面影响都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密切相关。

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概念机械地套用于人类社会，试图为剥削、不平等和社会排斥提供所谓“自然法则”依据。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和谐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理念根本对立。社会达尔文主义长期影响着青少年群体的成长，其负面后果在过去被经济高速发展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海量机遇所掩盖，又在当前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与“逆全球化”“保护主义”衍生的不确定性中浮出水面。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当代青年可能带来的价值扭曲、理想消解等负面影响，必须主动作为、科学回应，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帮助青年祛除思想迷雾，确立共建共享、互助合作的人生坐标，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其存在的现实背景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概念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概念经历了长期复杂的演变过程，在19世纪中后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达尔文的思想在被引入社会领域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关于社会如何演变、制度如何变迁的解释机制而存在，其性质属于事实判断层面的学说，而非价值信念层面的“主义”。尽管从学说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偏离了达尔文进化论最初被引入社会学领域的初衷，但其产生广泛影响的意义基础与概念固化的现实倾向都聚焦于这个被标签化、符号化之后的结果。社会达尔文主义背后所代表的思潮而非其名称，才是人们试图表达的，真正对当代个人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思想实质。本文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定义为：试图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相关原理及观点用于指导社会资源分配，并对生存竞争所造成的人的社会性淘汰进行合理化解释的思想倾向。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的现实土壤

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所以能够影响当前社会中相当比例的人群，根本原因是具备契合其发展的社会现实与广泛的传播途径。通常情况下，人们的经验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交互，然而观察学习在一定程度削弱了“试错”的必要性，课堂教学又以“放大器”的角色将观察学习的效果强化，最终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间接经验教育，即通过主动接受基于符号系统的传授式学习教育完成经验的获取。在这样的学习模式下，大量符号化的经验先行进入青少年的认知系统，客观现实反而成为了验证已有经验的效标。这导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相关思想系统性进入青少年认知系统的第一来源往往是家长、教师等承担教育义务的主体，应试教育的核心——选拔性考试及其附带的“绩优主义”反馈机制，则成为了学生验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首要现实基础。最终，以家庭教育为起点，以高等教育为阶段性重点的学业生涯，成为青少年不断巩固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标准化流水线。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竞争的获胜方与失败方，均可以用该思想对结果进行解释，这加剧了其向更广方面传播。基于自利性偏差，利益受损方自愿使用与竞争获益方相同的归因方式的情况并不多见。这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暗含的一个假设，即某次竞争的失败方可能因力量对比的变化成为另一次竞争的获胜方，而通过获取对方因竞争失败所损失的利益，自身过往的损失就可以得到补偿。具体到现实教育环境，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家庭都具备传播的条件，无论家长是否曾在社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都能够以此引导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遵循这一思想框架。

教师被动成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践行者”，行业准入门槛较高、整体学历水平较高的现实影响了其对教育竞争的立场。作为教育的具体实施者，成为一名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学历水平和执业资格。截至2023年，基础教育阶段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占比已达到68.1%，研究生学历教师占14.88%。在满足学历要求的基础上，教师资格考试则会再次进行筛选。数据显示，教师资格笔试通过率大约在30%到40%左右，面试通过率则在70%左右，综合取证率可能仅在20%—25%之间。教师本就是上一轮学业竞争中的获胜者，幸存者偏差导致教师群体天然倾向于鼓励以竞争促进步，而学业竞争的失败者则不具备在教育系统内传播其经验的机会。另一方面，尽管教师来源于学生，但这种身份的转变削弱了其共情学生学业竞争压力的能力，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教育过程中渗透解除了人的情感枷锁。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当代青年的负面影响

（一）在个体层面，社会达尔文主义从两条路径影响个人意志

一是对社会竞争必要性的夸大，将社会分配方式局限于“优胜劣汰”，激化了人的攻击性。成绩排名与末位淘汰等，是其代表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在教育领域，成绩排名通过强制将学业水平差异可视化、公开化，学生之间的竞争意识被强化，弱化了学习成长的个人属性，将学业成就从自我发展的客观效标转变为提高学生社会地位与攻击他人自尊的工具，“学历歧视”由此而来。同时，大量家长和学生难以意识到普通成绩排名的分布是非线性的，其本质是将离散数据进行等级排列，即便首位与末位差距极小，也会因样本量的增加导致感官差异放大。衡量个人努力与水平的标尺完全受到其他个体表现的影响，成长的纵向过程性被外界因素的横向对比掩盖。末位或百分比淘汰，本质是成绩排名的演变，通过人为划定更少梯度的等级排列将学生分类，加剧了学生群体内的对立，同时模糊了处于各等级边界个体的真实水平。有研究发现，竞争氛围越强，学生越害怕失败，生活满意度越低，竞争氛围的增强虽然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技能，但是学生所承受的压力产生的负面影响会大于从中获得的收益。

二是借助竞争外衣将权益侵犯合理化。在竞争叙事体系中，成功者不仅是事实上的赢家，更是价值上的优越者。财富积累被视为勤奋、才智、自律等美德的外在标志；贫困则被暗示为懒惰、愚钝、放纵的必然代价。竞争获胜者对失败者权益的掠夺被重构为应然，这种应然的模糊边界还可以扩大，并将非正当竞争所得也包含进去，进而鼓励个体采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手段争取利益。这种倾向打消了个体通过提高自己改善生活的积极性，降低个体道德标准，将个人理想同质化为取得竞争胜利，阻碍了遵从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社会理想的凝聚。

（二）在社会层面，社会达尔文主义加剧社会割裂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竞争的神化，本质上是将一种零和博弈的逻辑注入所有社会关系。如果生存斗争是普遍规律，那么他人首先不是潜在的合作者，而是争夺有限资源的对手。这种意识一旦蔓延为社会常识，社会信任、互助网络与公共善的理念便会遭到系统性侵蚀。当下青年群体在生活上的孤立倾向、在社交上的萎缩态势，正来源于这种信任感的缺失和对他人的敌意归因偏向，高校内普遍存在的寝室矛盾、班级矛盾是一个具象化的体现。当持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青年逐步占据社会主体，社会整体崇尚的价值体系将发生改变，和谐友善的社会氛围将逐步淡化，进而不断加剧社会竞争氛围，社会矛盾被持续放大，最终影响社会稳定。

社会达尔文主义会加大贫富差距，并把这种差距加以美化，挤压下一代青年成长发展空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优胜劣汰”的竞争逻辑绝对化，不仅为贫富分化披上合理外衣，更在代际传递中严重挤压下一代的成长发展空间。将贫富差距固化为“能力差异”的自然结果，使结构性不公隐于无形。优势阶层凭借财富获取优质教育、人脉与文化资本，其子女自幼站在更高起点；而低收入家庭子女受困于资源匮乏，常在起跑线上便被远远甩开。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这种起点的极端不平等，归结为家庭基因或奋斗精神的优劣，漠视背后的机会剥夺，从而消解了社会推进教育公平与地区均衡发展的动力。

（三）在历史层面，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我国社会发展理念相悖

清末民初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法家的富国强兵相结合，掀起了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狂潮。然而，这一去价值、去伦理的推崇强权的秩序，在清末民初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五四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重新思考中国的复兴之路，中国从相信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转向了寻求自由平等的新社会。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当今世界格局纷繁复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零和博弈、霸权主义抬头。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发展进步事业不断做出新贡献。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赢者通吃”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国家和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若在人群中野蛮生长，可能对社会历史的具体走向产生严重影响，由此衍生的资源保护主义、种族主义，或将人类重新拉回饮血茹毛的原始社会秩序，这与人类进化的总体方向、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显然是不相容的。

三、破解青年群体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路径

（一）区分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

破解社会达尔文主义首先要厘清竞争合理性的边界，既不能完全依赖竞争来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不能完全摒弃竞争导致平均化，应当明确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代表的恶性竞争的特质，将竞争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并发挥其积极作用。厘清这道边界，首先要明确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的本质分野。良性竞争以规则公平为基石，着眼于激发每个参与者的主体性与潜能，其最终目的不是淘汰弱者，而是推动整体向上。从评价角度允许失败，并将失败视为成长的反馈，而非对失败者的身份烙印。恶性竞争则恰恰相反，奉行“赢家通吃”的丛林法则，将起点的不平等伪装成能力的差异，将偶然的失利固化为长期的缺陷，进而把社会空间变成一场零和博弈的角斗场。在恶性竞争的视野里，淘汰其他个体是提升自身所得的最直接方式，合作是分流资源的错误道路，同情则是对自然秩序的干扰，竞争的消极面被不断放大。

在教育领域，这一区分尤为关键。完全依赖竞争来驱动学习积极性，极易滑向恶性竞争的泥淖：学生被掏空为分数的载体，排名成为自尊的唯一来源，考场变为优胜劣汰的预演场。因经济资本或身体条件而在起跑线上落后的人，不仅承受着学习上的挫败，更面临着社会地位的下滑。而完全摒弃竞争、追求齐头并进的平均化，则可能消解进取的动力。合理竞争的教育边界，应当让竞争服务于成长而非淘汰，这意味着需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不以单一成绩标尺丈量所有学生；意味着将合作学习纳入教育目标，让竞争成为彼此砥砺的契机，让竞争成为落后者的强心剂；意味着保障公共教育资源的底线公平，使每一个孩子都不会因家庭出身而被剥夺站上竞赛跑道的机会。竞争不应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操练场，而应当成为滋养个体潜能和集体活力的良田。推至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划界工作同样刻不容缓。社会环境间接影响学校教育，要在社会层面广泛教育大众，帮助公众认清“恶性竞争”与“公平奋斗”之间的本质区别。打击鼓吹“丛林法则”“优胜劣汰”的社会实体，管控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社会在充满活力的同时，保有温暖的底色，为青年成长提供长远保障。

（二）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彰显思想政治教育本色

在厘清竞争合理性的边界后，切实破解当前青年群体内广泛存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改善社会人文环境，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性方法是关键。社会心态治理具备“次生性”特征，解决实际问题是第一位的、本体性的，解决心态问题是第二位的、辅助性的。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既限制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依赖的客观实际，同时管控传播主体，切断其通过教育向下一代传导的路径。

教育者应当先受教育，阻断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教师中的隐性传播。教师是教育活动的第一资源，其自身的价值观会无声地塑造学生的精神底色。破除社会达尔文主义对青年的影响，必须首先将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着力于内在的价值重建。借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研习，引导教师深刻识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谬误。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生存境遇从来就不是纯粹“自然竞争”的结果，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制度安排与资源分配的产物。将贫困、失败归于个体“不适应”，实际上是用生物隐喻遮蔽了制度性、结构性的不公。教师只有厘清这一根本区分，才能真正在思想上划清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边界。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要突出平等伦理与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通过伦理学、政治哲学等维度的专题学习，帮助教师体认到：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筛选出少数“赢家”，而是让每一个学生获得充分发展，成为有尊严的社会成员。在此基础上，引导教师反思自身的评价体系，警惕将学生工具化为排名表上的数据点，转而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个生命的可能性。制度环境对教师行为同样具有强大的规训作用。如果学校考核教师本身只看重升学率、优秀率，那么教师便会身不由己地在教育过程中强化竞争逻辑。因此，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教师评价改革协同推进，从制度上为教师“松绑”，使其不必通过制造内部淘汰来证明自身绩效。只有当教师从竞争压力中解脱出来，其平等、包容的教育情怀才可能生根发芽，真正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防火墙”。

弱化“绩优主义”，通过教育改革重构评价坐标。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教育领域最集中、最顽固的化身，就是“绩优主义”对单一学术成绩和学历身份的偶像化崇拜。青年被过早地分等定级，学业上的暂时落后往往被放大为对整个人格的否定，个体由此陷入焦虑、自我怀疑乃至习得性无助。要弱化绩优主义，拆除“唯分数”“唯升学”的单一评价模式，建立多元、动态、包容的评价体系。在基础教育阶段，持续推进综合素质评价改革，让品德发展、创新素养、劳动实践、审美能力与学业水平等一起成为衡量学生成长的尺度。在高等教育阶段，应淡化对学历身份的过度渲染，推动社会选才从“学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引导青年认识到综合能力的提升与道德品质的涵养才是成长的本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必须形成合力，对绩优主义展开直接的价值祛魅。思政课要设置专门议题，以鲜活案例和历史比较，剖析绩优主义如何将阶级、性别、地域等结构性的起点不平等转化为“公正的竞赛”，揭示其背后的思想性质。各类专业课程也应挖掘本学科中崇尚合作、直面失败、尊重差异的精神资源，在求真求知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理性竞争观。

大中小一体化与家校协同，在全链条中根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渗透是长期而弥散的，它可能始于幼年家庭中反复出现的“别人家的孩子”，发展于中小学阶段无处不在的排名，固化为大学的精英主义文化以及职场的社会筛选逻辑。对抗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靠某一学段或某一主体的单兵突进，必须依托大中小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系统设计，并联合家庭力量，在青少年成长的完整链条上持久发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深植于心。大中小思政一体化的核心要义，是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成长需要进行价值观培育。小学阶段，着重通过故事、绘本与角色扮演，引导儿童体验友善与合作的快乐，让“帮助同伴比独自领先更值得骄傲”的观念植根情感记忆。初中阶段，结合青春期自我认同的建构，通过社会议题讨论和团体活动，引导学生反思盲目攀比与欺凌排挤的恶果，理解公正原则的具体内涵，学会尊重差异。高中阶段，则应在思想政治课程中系统讲授社会结构、分配正义等理论，培养学生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同时通过志愿服务等实践，引导学生感受社会现实，培植远大理想。大学阶段，思政教育要突出理性自觉，通过经典研读和社会调研，使青年从学理上认清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误，将个人的卓越追求融入促进公平正义、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整体目标之中。家庭的言传身教，往往比学校教育更能形塑青年的价值底色。当前，许多家长在焦虑驱动下，不自觉地将家庭教育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蒙阶段”。要改变这种局面，学校须主动负起指导家庭教育的责任，依托家长学校、主题家访、亲子共学等机制，向家长阐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传播基于尊严、信任与积极关注的教育理念。当家庭从竞争的鼓吹者转变为心灵的庇护所，社会达尔文主义最顽固的生长土壤将被瓦解。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就必须充分把握当代青年的思想动态，深刻认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对青年群体心态的负面影响，压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责任，真抓实干阻断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代际传递。打破当下困扰青年思想的桎梏，就是疏解未来社会矛盾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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