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版图中，很少有概念能像“把关人”这样，历经七十余年而依然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从White（1950）记录一位电讯编辑的日常选稿行为开始，“把关”从一个社会心理学的隐喻，逐步成长为解释新闻生产、信息控制与传播的核心分析框架。

然而，数字技术的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写这一理论的适用语境。当算法推荐系统取代人工编辑成为信息分发的主要机制，当社交媒体使“人人都有麦克风”从修辞变为现实，当平台型企业成为信息流通的新型基础设施，传统把关理论所赖以建立的那些基本预设——信息渠道的稀缺性、把关主体的可辨识性、把关标准的公共性——正在被逐一瓦解。“把关人已死”的断言在学界和业界不胫而走，但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坚持认为，把关作为一种信息选择与控制的功能从未消失，只是换了载体、变了形态。“已死”与“永存”两种声音的持续张力，构成了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在算法与社交媒体的时代，“把关人”理论究竟应该被宣告终结，还是需要一种根本性的重构？如果选择重构，重构的方向和边界又在哪里？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Lewin（1947）提出“把关”概念为起点，沿时间线索追踪其理论内涵的历次扩展，着重考察数字化浪潮对经典预设的冲击以及学界提出的各种修正方案。在方法上，本文属于纯粹的文献研究——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把关实践或媒体机构，而是学者们关于“把关”的理论话语本身。通过比较、归纳、批判性地分析已有文献，本文试图厘清当前理论争论的底层逻辑，并探索未来的建构方向。需要预先说明的是，受限于研究类型，本文无法对特定平台或媒体的把关实践进行经验验证，结论的适用性限定于理论建构层面，这是文献研究天然的方法论边界。

本文的论述结构如下：第二节回顾把关理论的经典形态，梳理其从个体选择到多层系统的内涵扩展；第三节分析数字化浪潮对经典理论三个核心预设的冲击；第四节归纳理论界提出的三条重构路径并逐一评析；第五节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探讨未来理论建构的可能方向，并反思本研究的局限。

一、经典形态：从个体决策到多层系统

理解把关理论在数字时代的遭遇，必须先回到它的经典形态，厘清这一理论“本来是什么”。

（一）Lewin的隐喻：渠道、关卡与守门人

把关概念的学术源头可追溯至社会心理学家Kurt Lewin。1947年，他在《群体动力学的前沿》一文中，以食物消费渠道为例，系统阐述了信息流通中的选择机制。Lewin发现，食物从农场到家庭餐桌的流动过程中，存在若干关键的“关卡”（gate），而控制这些关卡的人——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采购经理——通过决定“放行”或“拦截”某些食物，实际上支配了整个渠道的输出结果（Lewin, 1947）。Lewin将这种控制行为命名为“把关”（gatekeeping），并明确指出，这一机制不仅适用于食物渠道，也同样适用于新闻信息的传播。

Lewin的贡献在于揭示了社会传播的一个普遍特征：信息流动从来不是“自由”或“自然”的，它始终伴随着筛选、排除与控制。这一洞察为后续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分析视角。

（二）White的个案：“Gates先生”与新闻选择的个体化

真正将“把关”从社会心理学概念转化为传播学议题的，是David Manning White。1950年，他在《新闻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后来成为经典的研究，以一位美国中型报纸的电讯编辑为个案（化名“Gates先生”），逐日记录这位编辑如何从新闻通讯社提供的海量稿件中挑选出极小一部分用于出版，并请其注明每篇弃稿的原因。

White的研究揭示了两个关键事实。第一，把关的过滤力度惊人——只有约十分之一的电讯稿最终被采用。第二，编辑的选择决策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弃稿理由多为“文笔不好”“没意思”“已经登过了”等个人化判断，极少援引系统性的新闻价值标准（White, 1950）。这一发现使“把关人”成为了一个可见的研究对象：他不是抽象的结构，而是一个有偏好、有习惯、会犯错的活生生的人。

然而，White研究的局限同样明显。正如后来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将把关仅仅归因于编辑的个人偏好，实际上忽视了新闻选择背后的组织约束和制度力量。“Gates先生”并非在真空中做决定，他受制于编辑部的版面限制、截稿时间、编辑方针乃至更宏观的社会规范——这些因素在White的个案研究中几乎未被触及。

（三）Shoemaker的多层模型：从个体到社会系统

White之后，把关研究进入了系统化扩展的阶段。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新闻把关绝非个体的孤立行为，而是多重力量交汇作用的结果。Pamela Shoemaker是这一系统化努力的集大成者。

Shoemaker和Vos（2009）在《把关理论》一书中，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整合为一个五层次的分析框架。这一模型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将影响把关的因素划分为：个体层次（记者的个人背景、态度、职业角色认知）、媒介工作常规层次（截稿时间、倒金字塔写作惯例、对官方信源的依赖等日常生产惯例）、组织层次（媒体所有制结构、编辑方针、盈利模式）、社会机构层次（信源组织、广告商、政府监管机构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系统层次（整体的思想氛围与文化价值取向）。此后，Shoemaker和Vos（2009）进一步强调，每一个层次都不是孤立运作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互动与张力。

至此，“把关人”理论已经远远走出了“Gates先生”的那间办公室。把关不再被理解为一个编辑的选择瞬间，而是被重新定义为贯穿新闻生产全链条、涉及多方行动者与制度力量的信息控制过程。

（四）经典形态的两个核心预设

回顾上述经典传统，我们可以提炼出“把关人”理论的两个核心预设。

预设之一：媒体组织是信息流通的必经节点。无论是White笔下的电讯编辑室，还是Shoemaker模型中层层嵌套的组织架构，经典把关理论都隐含着一个前提——公众要获取新闻信息，必须经由专业媒体机构这道“关卡”。把关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这道关卡不可绕过。

预设之二：把关的主体是人。在经典理论中，执行把关的是编辑、记者、总编等新闻从业者，他们基于专业训练和职业伦理做出新闻选择的判断。即便Shoemaker的模型包含了制度与文化的层面，但这些宏观因素最终仍是通过“人”的决策来落实的。把关，终究是一种人的判断行为。正是这两个预设，在数字化浪潮中相继被动摇。

二、数字化冲击

互联网的崛起，尤其是社交平台与算法分发技术的普及，从三个层面挑战了经典把关理论的根基。

（一）渠道稀缺性的瓦解

传统媒体时代，广播频率、电视频道、报纸版面和杂志页码均属稀缺资源。这种稀缺性使得“选择”不仅成为可能，更成为必要——把关人的权力，正来源于他站在稀缺渠道入口处的守门位置。

网络时代，信息容量的物理限制被彻底打破。理论上，任何人生产的内容都可以零边际成本地触达全球受众，不再需要挤过那一道道由编辑把守的窄门。Kovach和Rosenstiel（2001）在讨论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时敏锐地指出，随着信息供给从稀缺走向丰裕，传统把关所依赖的“渠道控制”逻辑正在失效。把关不再是信息流通的前提条件，而变成了一个可选项——内容可以绕过媒体组织直接流向公众，“关卡”的技术必要性遭到根本侵蚀。

这一转变意味着，经典把关理论所预设的“必经节点”不复存在。如果关卡不再必须通过，守门人的权力从何而来？

（二）传播主体的泛化

如果说渠道稀缺性的瓦解是基础设施层面的变化，那么传播主体的泛化则是社会关系层面的革命。社交媒体赋予每一个普通用户以直接公开表达和广泛传播的能力，专业媒体从此不再是公共信息流通的唯一起点或必经通道。

澳大利亚学者Axel Bruns（2003）是较早捕捉到这一变化并提出理论替代方案的学者。他在《Gatewatching，而非Gatekeeping》一文中，创造了“gatewatching”这一新概念来描述数字环境下的信息筛选实践。Bruns指出，传统新闻业的核心是“守门”（gatekeeping）——专业编辑站在信息流的入口处，决定哪些内容可以进入公共领域。而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环境中，普通用户不再具备“阻挡”信息流通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看门”（gatewatching）——持续观察众多信息出口，识别出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并加以放大和扩散。Burns（2005）在后续的著作中进一步论证，gatewatching并非一种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积极的、协作式的新闻生产模式：用户通过转发、评论、标注、聚合等行为，实际上参与了对公共议程的塑造。

从gatekeeping到gatewatching，术语的转变精准地传达了把关权力的结构性转移。经典理论中那个手握大权、独自决定信息命运的“把关人”，正在被无数分散的、协作的“看门人”所取代。

（三）算法对人工判断的替代

第三重冲击来自技术逻辑对专业逻辑的直接置换。在今日头条、抖音、微博热搜等平台的信息流中，决定用户看到什么内容的不再是编辑的判断，而是推荐算法的计算。算法基于用户画像、行为数据和内容特征，自动完成信息的筛选、排序和分发。

Tarleton Gillespie（2010）在其平台研究的奠基性论文中，对平台企业的话语策略进行了深刻剖析。他指出，“平台”这个词本身就是精心选择的修辞——它暗示着一种平坦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姿态。平台企业刻意使用“趋势”“推荐”“流行”等看似非人格化的术语来描述其内容分发机制，以此规避“编辑”“选择”“把关”这些带有主观价值判断和责任暗示的词汇。Gillespie认为，这种话语策略的真正功能在于转移责任：如果内容是算法“推荐”的而非人工“挑选”的，平台就可以声称自己只是技术服务的提供者，而不必承担传统媒体把关人的公共责任。

算法把关与人工把关之间存在根本性的逻辑差异。传统编辑的判断依据是新闻价值、公共利益和专业伦理——这些标准虽非绝对客观，但至少是公开可辩论的。而算法把关的依据是点击率、停留时长、互动率等行为指标，其首要目标是最大化用户参与度而非信息质量。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界围绕算法推荐展开的密集讨论——从对“信息茧房”的担忧到对“算法伦理”的呼吁——本质上都是在回应这一责任真空：当商业算法成为事实上的公共信息把关人，谁来为信息环境的公共质量兜底？

（四）核心张力：控制的分散与责任的模糊

上述三重冲击并非彼此孤立，它们共同勾勒出一个根本性的张力：把关的控制功能正在从集中走向分散，但把关的责任归属却反而从明确走向模糊。在传统媒体时代，我们至少知道应该找谁问责——报纸有主编，电视台有台长；而在算法和平台构成的复杂把关网络中，权力分散在工程师、产品经理、商业决策者、用户行为数据和算法模型之间，责任被系统性稀释了。这或许才是“把关人”理论危机最深层的焦虑所在。

三、理论重构的三条路径

面对经典理论的上述危机，学界并未简单放弃“把关”这一概念，而是沿着不同方向进行了积极的理论重构。归结起来，大致可以辨认出三条主要路径。

（一）角色转移论——把关主体从编辑变为算法

第一条路径承认把关功能依然存在，但主张其执行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转移：从新闻编辑室转移到了算法工程师的代码和平台的产品设计之中。

这一路径的洞见在于，它提醒我们注意：信息的选择与控制从未消失，只是换了一副面孔。当用户打开手机上的资讯应用，他们所看到的内容仍然经过了某种筛选——只是这种筛选不再表现为编辑的审稿笔记，而表现为推荐算法的排序公式。权力的形态变了，但权力的存在并未被取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传统编辑把关与算法把关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功能对应：前者依据新闻价值，后者依据用户偏好；前者服务于公民的知情权，后者服务于平台的商业利益。

角色转移论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人人皆可传播”的时代，把关问题反而变得更加紧迫——正是因为把关的规则已经被重新书写，而新规则的可问责性远远逊于旧规则。然而，这一路径也有其局限：它过于干净地将“人”与“算法”做了二元切分，似乎算法是一个独立的、自我运作的技术系统。事实上，算法背后仍然是人的选择——工程师的设计决策、产品经理的战略取舍、企业的商业目标，无不嵌入在算法之中。把关的权力与其说从人“转移”给了机器，不如说是在人与机器的复杂网络中重新配置了。

（二）功能延续论——把关的逻辑从未改变

第二条路径更为保守，坚持认为经典理论的核心逻辑依然有效，只是需要适应新的语境。

这一路径的代表性人物仍然是Shoemaker。在其与Vos合著的《把关理论》中，Shoemaker和Vos（2009）明确主张，尽管媒介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信息传播的基本结构未变：任何信息要抵达受众，都必须通过某些渠道的入口，而每一个入口处都存在着功能性的把关行为。只不过，传统时代把关由新闻组织集中执行，而数字时代的把关则分散化、隐匿化了——用户在社交平台上的每一次转发、点赞、评论，实际上都在执行一种微观层面的把关，每一次互动都在参与信息可见性的分配。

Vos和Heinderyckx（2015）主编的论文集《转型中的把关》汇集了来自多国学者的讨论，其中有相当篇幅致力于论证：当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决定转发某条新闻而非另一条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行使把关人的职能——他们对朋友和关注者构成了一个信息“关卡”。只是这个关卡的作用方式不是阻挡，而是放大。过滤的方向变了，但过滤本身仍在发生。

功能延续论的长处在于维护了理论的历史延续性，使得“把关”这一分析概念能够跨越巨大的技术代差而保持解释力。但其弱点同样不可忽视：当一个概念可以容纳从报纸主编到普通用户的点赞行为时，它的分析边界是否已经过于模糊？如果“把关”什么都是，它是否也什么都不是了？这一批评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理论概念的生命力，究竟在于它的解释广度，还是在于它的分析锐度？

（三）范式革命论——以“策展”取代“把关”

第三条路径最为激进：不再试图修补“把关”这个旧概念，而是主张引入全新的术语来把握当下的信息筛选实践。在诸多替代方案中，“策展”（curation）是影响最广的一个。

Steven Rosenbaum（2011）在《策展国度》一书中，将“策展”概念从博物馆和艺术领域引入数字内容产业。他的核心论点是：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公众最需要的不是更多内容，而是有意义的内容组织和呈现。策展不同于传统的把关——它不是将信息“拦”在门外，而是主动将分散的信息“织”入一个可理解的意义网络。策展人（curator）的角色不是守门人，而是信息生态中的导航者和意义赋予者。

这一概念转型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回应。近年来，已有研究者开始探讨专业媒体在信息过载时代如何从“内容生产者”转向“信息策展人”——不仅自己生产内容，更要帮助公众在海量信息中筛选、核实、整合和解读，这种价值的转移或许正是专业媒体在算法时代重建公共合法性的可能路径。

然而，“策展”概念也并非没有争议。批评者指出，“策展”一词源自美术馆和博物馆，它天然带着精英文化和品味评判的色彩——策展人被认为拥有高于常人的鉴赏力，由他来替公众决定什么是值得看的。这种文化精英主义的底蕴，与新媒体时代去中心化、反权威的旨趣之间存在显见的紧张。此外，策展能否承担起把关理论原初的政治-伦理关切，也尚待深入检验：传统把关理论关切的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知情权，而策展理论目前还更多停留在信息效率的层面——帮助用户在海量内容中找到“想要的”，而非确保用户接触到“需要的”。这二者之间的鸿沟，是范式革命论必须直面的挑战。

（四）三条路径的比较与对话

上述三条路径并非简单的“正确”与“错误”之争。角色转移论揭示了权力主体的位移，功能延续论守护了理论的历史连贯性，范式革命论则直面了旧概念在描述新实践时的失效。它们的真正分歧在于对“把关”本质的理解不同：如果把关的实质是“信息流动中的选择与控制”，那么功能延续论的判断最为准确——算法时代，选择与控制无处不在。如果把关特指“新闻专业人士基于公共价值的判断”，那么范式革命论的结论最具说服力——那个意义上的把关人，确实正在成为历史。因此，“把关已死”与“把关永存”之争，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概念定义之争，而非经验事实之争。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把关人”理论的概念史梳理，呈现了该理论从Lewin的心理学家隐喻，到White的新闻编辑室个案，再到Shoemaker的五层次系统，直至Bruns的gatewatching和Rosenbaum的策展论所经历的全部演变。在这一追踪中可以看到，每一次理论更新，都是在与特定的技术现实对话：电视时代催生了组织把关模型，而算法时代则激发了范式革命的呼声。理论不是凭空进化的，它总是在被现实刺痛的地方长出新的枝芽。

本文认为，当前学界关于“把关已死”与“把关永存”的争论，核心症结在于对“把关”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分歧。若把关即“信息流动中的选择与控制”，则算法时代把关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以更为精密的数据化形态渗透到信息传播的每个环节——从搜索引擎的结果排序到社交媒体的信息流推荐，选择与控制从未缺席。但若把关特指“新闻专业人士基于公共价值与新闻伦理的独立判断”，则必须承认，那种集中在编辑个人身上的经典把关形态，确实正在被分布式、算法化、商业化的新型信息筛选机制所替代。

这一判断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提示我们不必在“终结”与“延续”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更有建设性的方向，是去具体辨析：在新的传播格局下，把关的权力是如何被重新分配的？把关的标准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把关的责任又应当由谁来承担？其中，第三个问题——责任问题——或许是最为紧迫的。传统把关人理论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描述了新闻生产中的一个环节，更因为它嵌入了关于民主社会信息责任的规范性关切。未来理论建构的核心挑战，不在于发明一个比“策展”更时髦的术语，而在于探索如何在算法主导的信息环境中，重建一种“规范性把关”——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归依、在技术上可行、在制度上可问责的信息筛选机制。

本研究存在明确的方法论局限。作为一项概念史梳理，本文的分析对象局限于理论文献中的话语建构，未能延伸到具体平台的把关实践层面。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距离，需要后续的实证研究来弥合。此外，受资料获取条件所限，本文对于国内学者相关讨论的引述还不够充分。中国语境下的平台治理、算法监管和主流媒体转型，实际上为“把关人”理论的更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这些素材如何反馈到理论建构中来，是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理论的命运从来不是在书斋里独自决定的，它最终要在与经验的持续对话中寻找自己的下一个形态。

参考文献：

1. [1] 喻国明.智能媒体浪潮下新大众文艺与视听产业的共生与重构[J].中国电视,2025(12):20-25.
2. [2] 喻国明.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的破解之道——试论算法技术的迭代逻辑、内核扩容与结构保障[J].媒体融合新观察,2021(06):4-6.
3. [3] 喻国明,赵文宇.算法是一种新的传播观:未来传播与传播学的重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05):145-149.
4. [4] Bruns A. Gatewatching, not gatekeeping: collaborative online news[J].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2003, 107(01): 31-44.
5. [5] Gillespie T.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J]. New Media & Society, 2010, 12(03): 347-364.
6. [6] Lewin K.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 concept, method and reality in social science; social equilibria and social change[J]. Human Relations, 1947, 1(01): 5-41.
7. [7] Rosenbaum S. Curation nation: how to win in a world where consumers are creators[M]. New York: McGraw-Hill, 2011.
8. [8] Shoemaker P J, Vos T P. Gatekeeping theor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9. [9] Vos T P, Heinderyckx F, eds. Gatekeeping in transi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0. [10] White D M. The “gate 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J]. Journalism Quarterly, 1950, 27(04): 383-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