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古以来，地理位置和客观环境一直对作家的创作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和地理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重视地理环境对文学影响的一门新兴学科。‘文学地理学’这一概念首创于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地理大势论》，同时也是他首先将西方的地理思想引入中国。1905年，刘师培发表了《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开始逐渐形成独立系统。随后，王国维、顾颉刚、汪辟疆等学者，都发表了与文学地理学有关的文章。”进入当代，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也由单向的“地理决定”转向了多向的“人地互动”。正如曾大兴所言：“文学地理学有两大任务，一是探究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经由作家内在精神层面，进而影响作品各类文学要素；二是研究作家及文学群体留下的文学积淀反过来作用于地方人文环境，二者形成双向互动关系。”在这里，曾大兴指出了文学与地理两者的双向互动关系，地理因素既能为作家提供素材和审美原型，同时作家的创作也将该地的地理特征凝结在一起，在潜移默化中参与并推动了该地人文环境的持续更新与发展。总而言之，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为我们从文学地理学理论下探寻区域文学风格的差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点。

因此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将聚焦于陕西省这一具有鲜明地理分异特征的文学创作版图，陕西自北向南横跨黄土高原、关中平原与秦巴山地三大自然地理单元，相应的文化生态与民风民性亦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特征。这一地理格局恰好为文学地理学的区域分异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地域环境。本文将结合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和陕西作家如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陈彦、高建群等，系统探究陕西文学在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区域间的创作风格差异，揭示地理空间如何经由作家创作的中介，在文学文本中凝练为各具特色的审美风貌。

一、陕西三大模块的空间分布与文化底色

（一）陕西三大地理板块的自然环境特征

陕西被称为三秦大地，位于中国地理版图的核心地带，它南北狭长，被秦岭一分为三，形成了三个完全不同的自然区域，分别是位于北部地貌苍茫厚重的陕北高原；位于中部，被称为八百里秦川，地势平坦的关中平原；以及位于南部，以秦岭和大巴山为主体，山清水秀，气候湿润，充满了南方灵秀之气的秦巴山地（陕南）。这种“一体三分”的地理格局，在中国版图中几乎绝无仅有。三种地貌、三种气候，为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文学，注入了三种迥异的审美基因，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创作风格。

从地理位置来看，陕北属于西北地区；从地貌特征来看，陕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从气候条件来看，陕北干旱少雨，多风沙；从土壤质地来看，陕北土地贫瘠、缺少养分；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一方面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以至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相对落后的状况。陕北地区主要包括延安市、榆林市两大市。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东边以黄河为界，与山西相望。陕北的地貌非常典型，千沟万壑、梁峁纵横是它最显著的标签。由于黄土层极厚，加上长期的流水侵蚀，形成了独特的黄土梁、黄土峁黄、土塬等地貌。正是这样独特的自然条件，孕育了陕北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与审美爱好。天高地迥、广漠荒凉的环境，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向往雄强粗犷、慷慨激昂的美感类型，文学艺术也在悠远深长中染上了几分苍凉悲壮的色调。例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充满了陕北独特的壮阔而悲壮的精神色彩。

关中平原，位于陕西省中部，又称渭河平原，西起宝鸡，东至渭南，南接秦岭，北接渭河北山。西窄东宽，东西长约300公里，海拔400米左右，地势西高东低，至黄河河床降到340米。居关中盆地的中部、晋陕盆地带的南部。它由断陷而成，习称渭河地堑，经渭河、泾河、洛河冲积成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暖，灌溉农业自古著名，号称“八百里秦川”。这种富裕的自然条件同时也深刻塑造了关中人的审美心理。一望无际的关中平原给人的是一种安定、坚实、可预期的感受，四时有序的运行规则强化了关中地区人民对于传统与规律的尊重与信赖。因此，关中地区的人们喜好质朴、豪爽、意境开阔的美感类型，文艺创作也呈现出起伏不大而舒缓悠远的风格特征，带有一种厚重深沉的历史感。例如，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等都是儒家文化的忠实践行者，他们对儒家文化的践行没有任何功利因素的掺杂和驱使，儒家文化已经被他们内化为心，外化于行。这种对于儒家文化的传承，就体现出了关中地区人民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坚持。

陕南有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它北靠秦岭，南依大巴山，处于战国时期秦国和楚国的交界处，素有“秦头楚尾”之称。而秦国和楚国又是当时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秦是典型的北方国家，楚是典型的南方国家，陕南夹在中间，自然也成了南北荟萃之地，形成了“秦风楚韵”的文化特色。陕南最显著的特征是“两山夹一川”的地势结构‌，南北高山夹峙，河谷盆地居中。秦岭北坡陡峭短促、南坡平缓漫长，大巴山一般海拔1500～2000米，秦岭主峰太白山海拔3771米，为中国中东部最高峰。这里气候垂直变化明显，从北亚热带到亚寒带多种气候类型都有，森林覆盖率高达53%以上。这种集灵秀与神秘于一体的自然环境，在贾平凹的文学世界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显影。商州那片山水给予他的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更是一种近乎“通灵”的感知方式。“商州为贾平凹提供了一个地理空间，以此揭示一种地理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真实，为实现真实的讲述目的，作者用熟悉的山水地貌绘图，以构建一种历史的，更是空间领域的独特的生存体验。贾平凹的商州世界是作者对商洛地理形状、人文景观和风土人情的文学表征。”

（二）三大板块之间的人文环境差异

杨义在《文学地理学会通》中提到：“通过研究文学发生发展的地理空间、区域景观、环境系统，给文学这片树林或者其中的特别树种的土壤状况、气候条件、水肥供给、种子来源，以一个扎实、深厚、富有生命感的说明”。这段论述为我们揭示了文学地理学的核心使命，那就是文学的创作最终是要回归到具体的土壤当中，文学创作的差异，也要回到土壤、气候、人文环境的差异中去寻找。陕西三大板块之间的人文环境差异，也正是我们理解文学创作风格的关键所在。

“黄土高原的自然地势形成陕北民俗文化最基础的衍生环境，深厚的黄土层造就窑洞居住模式和农耕样式，让劳动及生活场景体现出突出的地域特性。在生产条件受限的情形下，人们养成节约、坚毅与集体协作的生活观念，从而作用于婚俗、节庆与民歌等文化样式的产生。”陕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白狄、赤狄、林胡、义渠等20多个北方游牧民族便与汉民族长期错居、交融。陕北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区域，从而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北方草原文化等多种元素的独特文化环境。近现代以来，延安成为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全国文艺工作者纷纷涌入延安进行文艺创作，红色文化与陕北传统民间文化如陕北说书、信天游等相互影响，为陕北这一区域注入了新的精神血液。陕北的雄浑气质以及红色革命的激荡，共同铸造了陕北文化雄强刚健的精神底色，也赋予了陕北文学一种慷慨悲壮的史诗气质。

“关中文化带有浓厚的农耕文化色彩，农业的繁荣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农耕文化成为了关中地区百姓主要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他们对于这片土地饱含着深深的依恋，这种依恋之情养成了关中地区人民“安土重迁”的习惯。除去少部分商人及游子外，其余人均终身守护着这片土地不愿远离。但历史的长河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为了暂时躲避灾难，他们才会万般不得已临时离开故土去他乡生存。一旦回归平静，他们又会迫不及待地奔回故土。关中地区人民世代相沿，聚族而居，这种牢固的亲族血缘关系一直延续至今，拥有着非同一般的宗族意义。”因此，关中人在富足安稳的农耕生活中就渐渐形成了恋家安土、沉稳厚重的性格。“关中八大怪”生动折射出这片土地上的民风民俗，从例如“板凳不坐蹲起来”的随性自在的民俗风格，和“姑娘不对外”的恋家情结以及“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的独特饮食文化，无一不透露着关中人民质朴、厚重、恋土的文化心理。同样关中人在节庆日祭祀、拜年、社火游演活动中也十分遵规守礼，讲求人伦和合，其儒家伦理文化早就深深融化于其日常生活之中。

陕南地区与楚文化发源地毗邻，战国时亦曾归为楚地，受楚文化影响深远。因此陕南文化中既有秦陇文化的厚重，也有巴蜀文化中的灵动之感，这种多元文化基因文化的融合，就使得陕南这一地域文化环境呈现出了南北兼收、开放包容、灵气与神秘相交织的独特特征。这种南北融合的文化气质，就使陕南人民在精神取向上既有北方人的质朴爽朗，又有南方人的细腻灵巧。贾平凹笔下商州人物的神秘、灵动与深情，正是陕南民间风格最传神的文学呈现。

总之，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并非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互为表里，相互渗透的。正是两者的合力，造就了陕西文学的和而不同，三大板块的作家既共同拥有着三秦大地的文化根脉，又在各自的地理与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独特的创作风貌，最终使得陕西文学成为了中国区域文学中具有辨识度和生命力存在的其中之一。

二、陕西三大地理板块的文学风格呈现

“所谓‘地理基因’，是指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痕，并且一定会呈现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不同的地理环境在不同作家身上留下的印记是各不相同的。”陕西文学创作恰好为“地理基因”这一理论概念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文学例证，因此本章将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为考察对象，去探寻三大地理模块之间的文学风格差异。

（一）陕北文学：黄土高原的苍凉与雄浑的统一

作为从小生长在西北黄土塬上的路遥。“路遥的文本有着难以忽视的地域文化特征。在陕北农村土生土长的路遥，深受这片土地感染，可以说陕北民间文化与传统思想流淌在他的血液里……这样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地理空间，以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豪放的社会风情孕育了‘信天游’等极具特色的陕北地方民歌形式。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路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也潜移默化地将陕北的文化风俗融入了自己的创作。”这种渗透，使得路遥的小说在质朴的现实主义底色下，始终飘荡着一股来自黄土高原的苍凉底色。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他用生命铸就的伟大作品，他用质朴的文字展现出了那个充满泥土气息和时代印记的世界，读他的作品，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片苍茫的黄土。他笔下的双水村、石圪节公社无一例外的都坐落在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之上。黄土高原是荒凉而贫瘠的，作品一开始就精准的描写出了陕北高原的地理环境特征，陕北的冬末春初是干旱、严寒并且漫长的，也让我们看到了小说中的精神基调，那就是苦难之中孕育着希望，严寒之下也蛰伏着春天，正是陕北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路遥用苍凉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用坚韧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同样“对《平凡的世界》的人文景观进行梳理可以看见，路遥主要是通过聚落、建筑、民俗仪式来营造具有陕北特色的人文景观。”这种营造不仅赋予了作品浓郁的地域真实感，更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与地理文化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血肉联系.在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其中浓厚的民俗文化描写，例如孙少安与贺秀莲的婚礼就有着浓郁的陕北文化特征，“送糕”“迎亲”等婚礼环节，都体现出来了陕北传统的婚俗文化。除此之外，还有“闹秧歌”“信天游”等民间文化，“秧歌可以说是双水村最火热的娱乐活动，而双水村的秧歌也是全公社最有名的，秧歌与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产物，双水村秧歌活动的展开主要集中于正月十五这一天，这时进入了冬天，在土地上劳作了三个季节的人们因为冬季的到来短暂地迎来了休息的时光，而黄土高原的冬天是黑白的，厚厚的白雪与枯黑的树枝给人们带来的是沉重的心情，所以这个时候就格外需要一场热闹火红的活动来暖和人的身体，温暖人的心灵。”正是通过对地理环境与民俗仪式的多层次书写，路遥才将陕北高原的地理景观与人文传统熔铸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世界。

（二）关中文学：渭河平原的厚重与深沉的呈现

同样，作为关中文学的代表作家，陈忠实的创作深深受到了关中文化的影响。“宋儒大家张载就出生于今天的西安，他创立的儒学重要学派之一——关学，就是因他是关中人士而得名的。其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流传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天下、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而努力奋斗。正是在以上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凝聚着作家陈忠实毕生心血的、沉甸甸的《白鹿原》诞生了。也只有历史文化底蕴如此富饶的关中地区，才能撑得起一部《白鹿原》的博大与厚重。”在《白鹿原》中，祠堂这一空间意象多次出现，祠堂不仅是白鹿村人敬奉先祖、举行议事活动的公共场所，更是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乡约》精神的物质载体，白嘉轩带领族人制定的《乡约》，便是在祠堂中颁布并得以执行的。这就是关中地区儒家文化在作品中的生动呈现。陈忠实对关中文化的呈现，不仅体现在空间与民俗的书写上，更深刻地渗透在语言层面。《白鹿原》中使用了大量陕西关中地区流行的方言土语，例如称父亲为“大”，男孩子为“娃子”、女孩子为“女子”、小孩子为“碎娃”、邻里为“乡党”、角落为“旮旯”、蹲着为“圪蹴”、吃饭为“咥饭”、聊天为“谝闲传”、不合适为“麻达”这种类似的地道关中方言在整部作品中均有体现，生动凸显出来了关中地区的语言特色。关中方言的质朴、厚重与简练，与关中平原的自然景观和儒家文化的精神气质就形成了深层的同构关系。

正是通过对地理环境、民俗活动与方言运用的多层面书写，陈忠实准确地再现了关中平原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同时也深刻地书写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命运与文化抉择。关中平原的独特环境给予了陈忠实开阔的创作视野，陕西土地的厚重感也赋予了他深厚的历史意识，关学下儒家文化的渗透造就了他笔下人物的人格高度。总之《白鹿原》的精神气象，归根结底是关中平原这块土地本身的精神气象。

（三）陕南文学：秦巴山水的灵秀与奇诡的并存

“陕南作为秦岭南麓的文化秘境，地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衔接地带，兼具秦文化的雄浑与楚文化的灵秀，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地域文化特质。贾平凹生于斯长于斯，近二十年的故乡生活使其精神世界深深烙印着陕南文化的基因，商州情结成为其创作中挥之不去的精神底色。从《商州初录》到《秦腔》，从《古堡》到《古炉》，贾平凹的陕南题材小说始终以地域文化为核心驱动力，构建了一个既具原生态质感又富含文化深意的文学世界。”例如在《商州》中，看到了商州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描写的一系列民俗文化，如占卜、看风水、驱鬼等，使得其创作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下又透露出了神秘的色彩。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就是他用文字构筑的精神原乡， he用瑰丽而细腻的笔触，展现出了一个充满山地气息世界。作品中扑面而来就是那片峰回路转的秦巴山水，他笔下的商州、清风街、棣花镇，无一例外地坐落在秦岭与大巴山夹峙的陕南腹地之中。陕南是灵秀而神秘的，文化基因中既保留着秦陇文化的厚重，又融合了巴蜀文化的灵动。正是陕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土壤，使贾平凹以灵秀奇诡的目光去打量世界，以瑰丽多姿的笔触去书写人生。

贾平凹的创作既不同于陕北的苍凉悲壮，也不同于关中的厚重深沉，是一种在灵秀与奇诡之间摇曳生姿、在现实与神秘之间自如穿梭的独特存在。秦巴山水的灵秀给予了贾平凹无穷尽的瑰丽想象，巫楚文化的遗留则赋予作品中神秘的色彩，多元交融的文化土壤则滋养了他开放包容的艺术视野。总之《秦腔》《古炉》《老生》《山本》《秦岭记》等创作，归根结底是陕南秦巴山地这块土地本身的地理文化给予的。

三、结语

总而言之，本文以文学地理学为理论视角，通过运用区域比较法，从而结合相关作家作品系统地分析了陕西三大地理板块——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与陕南秦巴山地三处地域文学创作风格的差异。从而得出了陕西文学的风格差异是根植于区域间截然有别的自然地理环境 and 文化因素。陕北的黄土苍茫、沟壑纵横赋予了文学以开阔而悲壮的审美底色，关中的开阔平川、四时有序的儒家秩序赋予了其文学以沉稳而厚重的精神气质，陕南的青山秀水、幽深灵奇赋予了文学以瑰丽而神秘的特征。因此，陕西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1] 刘畅.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莫言家族小说研究[D].聊城大学,2024.
2. [2]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 [3] 王春林.文化地理学视域中的陕西文学三大家[J].大西北文学与文化,2022(02):1-14.
4. [4] 代江平.践行·反叛·回归与困惑——论《白鹿原》中的儒家文化书写[J].中原文学,2025(24):26-29.
5. [5] 严文珍.文学地理学视野中的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J].商洛学院学报,2022,36(05):11-16+28.
6. [6]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 [7] 谢伟峰.陕北民俗文化传承与地域特色形成研究[C]//湖南省瑶族文化研究会.第三届“文化融合与教育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25.
8. [8] 成静.关中乡土文化精神的具象呈现:论《白鹿原》影视改编[D].河北大学,2019.
9. [9] 王奇靓,夏雨.《秦腔》中的地域文化探究[J].名作欣赏,2026(11):134-139.
10. [10]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01):28–42.
11. [11] 孔亚楠.路遥《人生》中的地理空间书写[J].中原文学,2024(33):17-19.
12. [12] 吴岚.《平凡的世界》中的文学地理景观[J].新楚文化,2023(17):26-29.
13. [13] 韩小倩.地域文化对文学作品风格的影响——以贾平凹陕南题材小说为例[J].新传奇,2026(11):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