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五四时期是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重要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传入中国，绝大多数现代作家都会借鉴和吸收域外文学的养分，用来革新自身的文学创作。在众多现代作家之中，巴金是接受法国与俄罗斯文学影响最突出、最典型的一位。

法俄文学的渗入，为巴金的创作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也让他的作品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颖特征，极大地丰富了其文学创作的内涵与风格。本文的研究目的，正是为了探究法俄文学在巴金本土化创作当中的作用。

学者汪应果的“文化啮合”理论，很好地阐释了巴金的文学接受与创作转化过程。他深刻地阐述了巴金《激流三部曲》等数十年创作对中国专制主义的抨击，专制主义及其宗法家庭的形态，呼唤人性，呼唤爱。巴金并不是全盘照搬法俄文学的内容，而是结合自身认知与时代大环境，有选择地吸收域外文学的思想及其创作特点。与此同时，他紧扣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创作，在作品里书写中国的社会生活、宗法制度与青年处境。

总体来看，巴金的创作内容是立足中国本土的，但其创作视角与表现形式，又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学特质，实现了外来文学与本土文学创作的融合。因此，本文从中西交融的角度，结合汪应果的文化啮合理论，分析巴金对法俄文学的接受过程，以及其作品中如何展现本土化特征。

一、巴金接受法俄文学的思想渊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中国封闭的文化环境，大量西方思潮和外国文学作品涌入国内，为新一代作家提供了全新的思想资源 and 创作参考。⻄⽅⽂学对东⽅⽂学的影响，主要地表现为⻄⽅近代⽂学对东⽅封建⽂学的影响及其所促成的东⽅现代⽂学的诞⽣。身处新旧交替、中西交融的时代，巴金的文学观、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域外文学的熏陶，其中法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对他的影响最为深刻，也成为他日后创作最主要的思想渊源。

近现代文学史是在东西方深度互动的格局中展开的。西方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凭借其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整体性影响，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冲击，推动了全球文学格局的重塑。法国文学是巴金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青年时期的巴金热衷于阅读法国启蒙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卢梭、罗曼・罗兰、雨果等作家的思想深深感染了他。法国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崇尚自由、平等与博爱，极力反抗压迫、抨击专制制度，提倡尊重个体的生命价值。卢梭作品中的忏悔精神与求真意识，让巴金养成了真诚坦荡的写作态度；罗曼・罗兰笔下英雄式的抗争与坚守，让青年巴金树立了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人生理想；雨果的人道主义情怀，也让他始终心怀弱者、同情底层人民的苦难。郭沫若、蒋光慈、台静农、巴金等关内作家以及以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作为苦难中国的作家，必然深受时代和民族文化的影响。

对巴金而言，法国文学不只是文学养分，更是一种精神指引。它让巴金跳出传统旧式思想的束缚，形成了反专制、重自由、爱众生的基本思想底色，也为他书写封建家庭压迫、青年命运悲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他写《随想录》的最后一篇封笔文章时仍坚守这一原则，他仍然念念不忘地要举起“燃烧的心”，要给“读者以力量和支持”。

同时，俄罗斯文学为巴金的创作赋予了浓厚的现实关怀与悲悯气质。如果说法国文学塑造了巴金的反抗精神，那么俄国文学则深化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作品，大多聚焦社会现实，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揭露社会制度的弊病，同时歌颂普通人身上的善良与坚韧。俄国文学从不刻意追求华丽的文笔，而是以深沉、真诚的笔触直面社会黑暗，带着强烈的悲悯意识和启蒙意愿。

这种文学特质与五四时期的社会现状高度契合。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封建制度残余根深蒂固，青年受压、百姓困苦，社会处处充斥着不公。俄国文学关注现实、同情弱者、批判黑暗的特点，让巴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巴金的青年气质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域外小说创作，其法国形象充满了强烈的激进主义情绪和底层情结，在自我与他者的交织中完成了从无政府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向。他从俄国文学中学会了以文学观照社会，不再局限于个人的情绪抒发，而是将个人的思考和整个社会的命运相连，形成了悲天悯人的创作底色。

结合汪应果的文化啮合理论可以看出，巴金对法俄文学的接受，是一种主动、自觉的选择，而非被动接受影响。五四时期涌入中国的外国文学种类繁多，但巴金唯独深耕法俄文学，本质是因为法俄文学的反抗与人道内核，适配了他改造社会、启蒙国民的理想。

总的来说，法国文学赋予巴金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精神力量，俄罗斯文学赋予他观照现实、悲悯苍生的文学情怀。两种域外文学相互交织，构成了巴金完整的思想渊源，也为他后续吸收外来资源、结合中国现实进行本土化文学创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根基。

二、巴金对法俄文学的接受特征

长久以来，法国与俄罗斯文学对巴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成长都有着很深的影响。年少读书，到后来翻译作品，再到独自进行文学创作，巴金在接触 these 外国文学作品时，没有一味照搬照抄，也没有不分好坏全盘接纳，而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个人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现状，慢慢摸索学习，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接受特点。巴金就曾明确承认过：“我写小说不论长短，都是在讲自己想说的话，倾吐自己的感情。人在年轻的时候感情丰富，不知节制，一拿起笔要说尽才肯放下。”

巴金对于法俄文学的阅读，最先打动他的是作品里传递出来的思想情感，而非单纯的写作手法。带着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前往法国的青年巴金，在自己的预设中就已经提前判定了法国的气质—激情燃烧的理想主义圣地、激进思想的大本营、人道主义精神的源泉。法国文学里崇尚自由平等、心怀善意体恤百姓、敢于反抗压迫的思想，十分契合青年时期巴金的内心追求。身处旧时代， he 渴望冲破陈旧思想的束缚，这些文字里的理想与情怀，慢慢滋养着他的内心，也让他渐渐生出同情弱者、心系大众的本心。而俄罗斯文学大多扎根现实，直面社会百态，着重描写底层百姓艰难困苦的生活，直白展现社会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类朴实又贴近现实的内容，让巴金更加看清民间疾苦，也坚定了他用文字书写现实、诉说普通人心声的想法。面对繁杂的外来思想，巴金有着清晰的分辨能力，积极正向、贴合自身追求的理念他用心吸收，消极低沉、脱离现实的内容便主动摒弃。

除了日常阅读之外，巴金大多依靠翻译来深入了解法俄文学。在他看来，泛泛地读书只能读懂文字表面，只有亲手翻译文字，才能真切体会作家的所思所想，读懂文字背后蕴藏的情绪。在长期的翻译工作中，他渐渐熟悉了两类文学的行文特点，掌握了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的写作方式，再把这些慢慢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当中。翻译与写作相辅相成，让他不再只是浅显地了解外来文学，而是真正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化为自己所用。

对于法、俄两国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巴金也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向。法国文学情感直白热烈，文风明快鲜活，满是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巴金便借鉴这种直白真挚的表达方式，直白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俄罗斯文学风格沉稳厚重，擅长描摹人物内心情绪，刻画时代之下普通人的命运起伏，他便吸收这一长处，在自己的作品里细致描摹人物心境，书写平凡人的生活境遇。他不会生硬模仿外来文风，而是结合本土的写作环境与大众的阅读习惯，灵活调整写法，让外来文学的创作优点自然融入本土创作之中。

总而言之，巴金对于法俄文学的学习与接纳，始终保持着独立清醒的态度。力求以思想共鸣为基础汲取精神力量，区分文风差异合理借鉴写作技巧，而且始终坚守自己的创作本心。巴金自己说过：“我的作品中无论笔调怎样不同，而贯穿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鱼，没有作过妥协。”

三、法俄文学影响下巴金创作的本土化

长期接受法国与俄罗斯文学熏陶的巴金，在多年创作实践中，结合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传统家庭观念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把从域外文学学到的理念和写法慢慢融合改造，使其作品完成了创作上的本土化转变，让外来文学养分真正贴合本土文学发展，写出真正属于国人的文学作品。

巴金从法俄文学中汲取了反抗压迫、同情弱者、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并没有直接套用国外的社会矛盾与思想主题，而是将其转化为抨击封建礼教、批判旧式家庭制度的本土创作主题。巴金小说中那些以“法国”为名的激情、信仰、献身、无悔，其实都是作者这个中国青年自身的响喊，面向的是世纪初正处于革命激情中的青春中国，而非法国本身。

法国文学崇尚自由与人性解放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巴金，他把这份思想融入旧中国的社会环境里，集中体现在代表作《家》当中。小说不再描写异国的社会斗争，而是以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族为写作背景，细致刻画高公馆里压抑刻板的生活氛围，写出封建家长制、包办婚姻、等级观念对年轻人的重重束缚。书中觉慧大胆冲破家族桎梏，毅然离开腐朽的大家庭追求新生活，觉民奋力反抗包办婚事坚守个人意愿，这些青年人物身上的反抗精神，正是借鉴了法俄文学里追求自由的精神，又贴合近代中国青年渴望挣脱封建束缚的真实心境。同时他借鉴俄罗斯文学悲悯底层、书写人间苦难的创作特点，刻画鸣凤、瑞珏等女性悲惨的人生遭遇，直白揭露封建礼教残害普通女性的残酷现实，让外来的人道主义情怀，变成关照中国底层百姓命运的真切情感。

巴金在写作题材与故事内容上彻底脱离了异域文学的创作框架，把写作重心全部放在本土日常生活之中。俄国文学擅长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社会问题，巴金沿用这一创作手法，将视角从俄国社会阶层矛盾，转向中国最普遍的家族兴衰与市井生活。《激流三部曲》完整记录了旧式大家庭从兴旺走向衰败的全过程，借助家族内部的人情纠葛、思想冲突，折射出旧时代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时代趋势。相较于法国文学热情激昂、偏向理想抗争的写作风格，巴金结合国内安稳又沉闷的社会现状，减少激烈外放的情节描写，多以家庭琐事、亲人相处、日常相处等生活化情节展开叙事，用贴近国人生活的故事打动读者，让外来的叙事方式变得接地气。

巴金在人物塑造和语言表达上也完成了全面的本土化调整。受域外文学影响，巴金偏爱塑造心怀理想、敢于反抗的进步青年，但他笔下的人物都带着鲜明的国人特质。《灭亡》里的杜大心满腔热血心怀救国理想，内心满是迷茫与挣扎，既有域外进步青年的热血斗志，又有近代中国青年身处乱世的无奈与彷徨，人物情绪和思想状态都贴合当时的时代青年。语言方面，他褪去外来文学生硬直白的句式，舍弃华丽浮夸的表达，改用朴实平淡、通俗易懂的文字行文，语句简单直白，贴近大众日常说话的语气，同时在文章里融入传统家庭习俗、地域生活风情等本土元素，让整篇作品充满浓厚的中国生活气息，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理解。

除此之外，巴金还将法俄文学中的家国情怀与救世思想，和自身的爱国情怀相互结合。宵春视野使得巴金更喜欢将很多东西都与情爱故事结合，并在主人公的爱情追求中彰显理想之花的绽放。即使是残酷的战争，作家也能在青年男女的爱恨纠葛进行谋篇立意。借助文学作品抒发对旧社会黑暗现实的不满，抒发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感，把文学创作和国家命运、百姓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再单纯宣扬国外的思想主张。

四、巴金法俄文学本土化转化的价值

在新旧文学交替、域外思潮大量涌入的时代背景下，许多作家容易盲目模仿西方写法，造成作品脱离国情、空洞悬浮。而巴金合理消化、转化法俄文学资源，既解决了外来思想水土不服的问题，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价值。

我们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正是由于这一时期人们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在人格力量上，精神力量上具备了“巨人”的特征，而我们说巴金是这一时代的代表则除了由于他具备了上述“巨人”的特征且表现得更为强烈、集中、持久外，还由于正是他一个人对这一时代做了全面的反思和总结，这使他成为这一时代的最有资格的评判者。

巴金的创作本土化转化在思想上，让法俄的人道思想与反抗精神真正落地于中国社会，对于外来启蒙思想的本土化普及有着重要意义。法国文学的自由理念、俄罗斯文学的苦难关怀，原本诞生于异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环境，直接照搬很难贴合国人的认知。巴金通过《家》《灭亡》等作品的改写与重构，将反抗专制、同情弱者、追求人性解放的思想，转化为反抗封建礼教、批判家族压迫、拯救底层民众的本土主题。他不再空谈西式的自由理想，而是结合旧式家庭压迫、青年命运悲剧、女性悲惨遭遇等国人看得见、感同身受的现实问题传递思想。这就让原本抽象的外来启蒙思想，变成贴近中国民生、贴合时代痛点的精神力量，潜移默化地唤醒了当时大批青年的自我意识与反抗意识，推动了民间思想的解放。

其次，从文学创作价值来说，五四之后，大量作家引进域外文学手法，但不少作品生硬模仿，情节、人物、文风都偏西化，缺少中国味道。他借鉴俄国文学以小人物命运折射时代的写法，写出中国式家族的兴衰悲剧，吸收法国文学真诚热烈的抒情特点，化作国人质朴真挚情感的表达。通过长期创作，他证明了外来文学可以和本土题材、人情、语言完美融合。巴金曾毫不讳言地承认：“我确实爱自己的文章，因为每一篇小说里都混合了我的血和泪，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唤醒了一段痛苦的回忆，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叫出了一声追求光明的呼号。”

同时，巴金的本土化创作极大拓宽了现代家庭文学与社会文学的写作范围。在他之前，现代文学对封建家族的书写相对单薄，多停留在表层批判上。巴金借助法俄文学深刻的社会洞察力，深挖旧式家族内部的人性压抑及制度弊病，通过觉慧、鸣凤、瑞珏等鲜活的本土人物，把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具象化，家庭叙事成为折射时代命运、反思社会制度的重要文学题材，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

五、结语

法俄文学对巴金的思想成长与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其文学道路中重要的一环。巴金始终保持理性的接受态度，不盲从，结合自身人生体悟与时代环境，选择性吸收法俄文学，人道主义情怀、反抗精神与现实笔法都成为巴金创作的地基，以《家》《灭亡》等作品为依托，让外来的自由理想与社会批判理念转化为抨击封建礼教、书写底层苦难、刻画青年觉醒的本土主题。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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