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刷短视频时的点赞互动、直播间为博主打赏下单、朋友圈刻意经营人设、粉丝群体无偿应援……数字媒介日常里无处不在的情感表达，早已不再是纯粹私人化的情绪宣泄，而是一套可被资本量化、变现的劳动实践。传统劳动研究长期对准体力、脑力生产，直到情感劳动理论出现，才将人的情绪、共情、亲密关系等软性要素纳入资本积累的分析框架。

情感劳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投入真实的情感，并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结，它强调情感的内在体验和情感联结的建立，其生命力在于它精准地捕捉到了后工业社会与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深刻变革。随着全球服务经济的兴起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情感劳动的理论内涵和研究边界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和拓展，尤其在数字时代，当“粉丝应援”“Vlog创作”“直播打赏”等新型情感实践层出不穷时，旧有的理论框架是否依然适用？数字平台是放大了情感的异化，还是为主体的自我实现提供了新可能？

基于此，本文以概念演进为线索，先梳理霍克希尔德服务业情绪劳动与哈特、奈格里马克思主义情感劳动的理论分野，再梳理概念向教育、医疗行业延伸的本土化研究成果，最后聚焦数字平台催生的数字情感劳动新形态，剖析算法治理、无偿劳动、情感异化等现实矛盾，尝试为新闻传播领域媒介劳动批判研究提供体系化理论参照。

一、情感劳动的理论起源与核心内涵

（一）霍克希尔德的奠基：服务业的“心灵整饰”

情感劳动理论源于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对Delta航空公司空乘人员的开创性研究，当时正值美国服务业快速扩张，霍克希尔德通过对美国航空公司空乘人员的田野调查，首次将“情感”纳入“劳动”的分析范畴，打破了传统劳动研究仅聚焦“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局限。她在1983年出版的《管理的心灵：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一书中强调了“情感劳动”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这种劳动（情感劳动）要求一个人为了保持恰当的表情而诱发或抑制自己的感受，以在他人身上产生适宜的状态。”该理论进一步表明，员工在工作场景下应对个人情感进行调节，管理好自我情感，以尽可能保证消费者满意，从而获取声誉与报酬。这套理论的分析重心落在微观个体心理层面，提炼出三个持续影响后续实证研究的核心维度：（1）本真性，关注劳动者的情感表现是否真实、真诚，反映劳动者的心理状态与行为动机；（2）标准化，强调情感表达应符合规范并具备专业能力，体现情感劳动的组织化管理方式；（3）公共性，指情感在作为商品交换的同时也承担相应的社会作用，呈现其经济价值与公共意义之间的张力。

霍克希尔德的理论贡献在于，她揭示了情感在资本主义服务经济中经历的双重商品化过程；其研究局限也十分清晰：分析范围仅锁定受企业雇佣的服务业从业者，讨论框架建立在传统科层制组织之上，缺少对资本宏观积累逻辑的批判，更侧重组织行为学、情感社会学视角下个体心理损耗的讨论。

（二）概念的延伸与理论分化：“情感”与“情绪”之争

霍克希尔德强调情感劳动在私人生活领域 and 公共领域的双重作用，以及情感规则对劳动者情感表达的影响。与霍克希尔德社会学路径并行的，是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脉络下的affective labor。哈特与奈格里将情感劳动归为非物质劳动的关键类型，跳出单一职场个体心理分析，转向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宏观批判。在二人理论体系中，情感劳动不只是员工应付顾客的情绪表演，更是能够生产社会关系、社群联结、人的主体性本身的生产性劳动。这一视角的核心转变在于：不再将情感规训视作企业内部管理手段，而是把大众一切情感互动、亲密联结看作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载体。无论是线下人际共情，还是线上社群情感维系，只要人与人之间形成情感纽带，就能为市场创造消费需求、培育稳定消费群体，完成资本持续增殖。国内学者关山彤专门梳理该理论的政治内涵，指出其核心价值在于打破 “只有物质生产创造价值”的传统认知，为数字时代无偿粉丝劳动、自媒体情感变现提供了批判工具。

这种概念上的混用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需要在学术研究中加以注意和区分。在理论源头上，郭小安与李晗（2021）的研究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情感实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概念澄清，他们系统性地辨析了源于社会学传统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与植根于政治经济学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在理论渊源、劳动过程与控制逻辑上的本质差异，从而为后续一系列聚焦直播、电商等具体场景的实证与批判研究奠定了清晰的理论基础，避免了概念混用所导致的分析误区。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而言，研究直播、社交媒体、粉丝文化等数字媒介现象，应当优先采用“情感劳动”理论框架；针对教师、医护等体制内职业群体的职场心理研究，则适配“情绪劳动”分析路径。

二、情感劳动的概念拓展：从服务业到多元专业领域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服务业的进一步分化与专业领域对“情感互动”需求的凸显，情感劳动的概念逐渐突破霍克希尔德设定的“服务业边界”，成为职业身份认同的新方向，向教育、医疗、社会工作等专业领域延伸，同时与“情绪劳动”的理论区分也逐渐清晰。在这些领域中，情感劳动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但表现出各自独特的特点和挑战。

在教育领域，教师是情感劳动研究最成熟的公共职业群体。教师的情感劳动贯穿教学全过程：课堂调动学生学习情绪、处理学生矛盾、维系家校沟通，整套情感投入直接决定教学效果，长期高强度情感输出则会诱发情感耗竭、职业倦怠等问题。现有研究分为两条路径：一是政策实证导向，何文、王先兰结合“双减”政策讨论乡村教师情感劳动负荷，指出基层教师额外承担大量家校沟通、课后安抚工作，现有学校管理制度缺少配套心理支持机制，并从学校管理、社会协同层面提出减负方案；二是理论建构导向，胡颖、王平跳出传统师德条文式研究，提出情感劳动是教师专业伦理内化的核心路径，教师在日复一日的情绪调控、共情互动中完成自我职业反思，伦理规范不再是外部强制约束，而是内在情感实践的产物。

在医疗行业，医生与护士的情感劳动表现为“医患沟通中的情绪调节”。霍克希尔德的研究发现，医护人员常常需要通过深层行为来真正关心病患，而非仅仅表现出同情的表情。这种情感劳动对于建立医患信任、提高治疗依从性和患者满意度至关重要，但也给医护人员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在《妙手仁心：情感劳动视域下乡村医生的情感实践》一文中，钟宇与王瑜通过构建了“情感维度—劳动情境”分析框架，拓展了情感劳动理论的本土化解释维度。研究强调了乡土情境对乡村医生情感劳动的塑造作用，揭示了情感要素在基层医疗中的增效作用。相较于霍克希尔德关注的商业领域情感劳动，该研究关注公共服务领域的情感实践，丰富了情感劳动的理论内涵。

此外，随着研究领域的多元化，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电商主播等群体的情感劳动也被纳入研究。这些研究共同推动了一个核心转变：情感劳动不再是“服务业专属”，而是成为“所有需要情感互动的职业”的共同特征。总的来说，只要某一职业存在明确或隐晦的“情感规则”与“情感表达的期待”，那么情感劳动就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转变极大拓宽了情感劳动的理论边界。

三、情感劳动的数字转向：数字时代的新形态与新逻辑

21世纪起，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与平台经济兴起，情感劳动进入“数字转向”阶段，情感劳动的理论边界经历了又一次显著拓展，从线下面面对互动扩展到线上数字平台中的各种情感表达实践，新形态的出现既延续了传统情感劳动的某些特征，又展现出全新的特点和运作机制。

（一）数字情感劳动的定义：情感与数字资本的结合

国内学者喻国明将“数字情感劳动”定义为：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上，借助情感表达、情绪表演、人设构建等方式，生产符合用户情感需求的内容，进而获取流量、关注或资本回报的劳动过程。该定义明确了其核心特征：具体场域为抖音、快手、微信朋友圈等数字平台；劳动产品是治愈系短视频、共情式直播等情感内容；劳动回报是流量、点赞、打赏、带货佣金等数字资本。

与传统情感劳动相比，数字情感劳动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在传统服务业中，情感规则由组织制定，而在数字平台上，情感规则由平台算法与用户偏好共同决定。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点赞、停留时间、互动频率等，反向定义劳动者应展现的情感类型，从而使其更易于获得流量分发，如抖音算法更推荐愉悦、治愈类情感内容，而微博的算法则可能对愤怒、震惊等情绪更为敏感。劳动者必须持续观测数据反馈，调整自己的情感表演策略，以适应算法的“品位”，这导致情感劳动过程被深度数据化和量化。用户的实时反馈，比如打赏、点赞评论等，则构成了情感价值的直接体现，使得情感劳动的成果变得前所未有的可见和可计量。

（二）数字情感劳动的多元主体：从“职业从业者”到“全民参与”

传统情感劳动主体为受雇于组织的从业者，而数字情感劳动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涵盖职业与非职业两类群体。

平台上的情感劳动者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职业化的内容创作者——网红主播、B站UP主、抖音博主。他们以情感劳动为生，其收入直接依赖于流量和打赏。这一群体的劳动特征与传统情感劳动者有相似之处，但异化机制更为隐蔽。钱晓田等（2025）在分析公益直播中的情感劳动时指出，主播的情感表达被双重规训：既要满足观众的共情期待，又要服务于流量增长和带货转化的商业目标，情感在“被消费”的过程中经历了生成—放大—耗竭的循环。第二层是普通社交媒体用户。他们虽不直接通过情感劳动获取收入，但需在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平台管理调节自身情感，以符合社交规则或自我形象期待。例如，用户刻意隐藏负面情绪，仅发布积极动态；在朋友动态下发送点赞或安慰评论，即使内心无强烈情感；在家庭群中配合长辈情感需求，参与节日祝福等情感表达。这类劳动具有“无偿性”与“隐性化”特征，用户情感管理无直接报酬，但本质是为维护社交关系、塑造自我形象的劳动，平台则将用户情感内容与互动数据转化为商业资本。

四、数字时代情感劳动的理论评述与未来展望

随着情感劳动从服务业扩展到数字平台，其理论内涵和研究边界经历了显著演变。数字时代的情感劳动呈现出若干新特征，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理论困境和挑战，需要研究者加以反思和前瞻。

（一）数字时代情感劳动的新特征

数字时代的情感劳动展现出几个鲜明特征。最突出的点在于公私界限的模糊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数字平台将私人生活领域大规模地纳入公共商业领域，情感表达的个人边界不断被侵蚀。主播在直播中分享私人生活细节，用户的情感体验被转化为商业数据，传统上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成为公共消费和商业利用的对象。例如，牟柳樾的研究揭示了抖音平台如何通过将家庭内部的情感劳动可见化与商品化，为“全职妈妈”提供了经济赋能与身份认同的新路径，她分析了抖音平台如何将“全职妈妈”在家庭内部的情感通过短视频形式可见化与商品化，使得原本属于私人领域、不被承认的劳动，被吸纳进数字资本的价值增值体系之中。这构成了数字时代情感劳动剥削的新形式，从而在微观层面丰富了数字劳动与女性主义理论中关于公私领域边界、劳动价值与主体性的讨论。

（二）理论发展的困境与挑战

情感劳动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发展面临若干困境和挑战。首先，概念混用和边界模糊问题日益突出。如前所述，“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和“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的区分在国内学界尚未形成共识，而“数字劳动”等相关概念的加入进一步增加了概念体系的复杂性。这种概念上的混乱可能阻碍理论的累积发展和深度对话。

其次，传统情感劳动理论在解释数字平台新现象时可能面临适用性限制。霍克希尔德的理论最初建立在明确的雇佣关系和组织背景之上，而数字平台往往通过模糊雇佣关系、打造“创作者经济”话语来掩盖情感劳动的剥削性质。这种新型劳动关系需要理论框架的调整和更新。

数字情感劳动的治理和伦理挑战日益凸显。当个体的喜怒哀乐必须按照流量逻辑进行包装和展演时，情感本身便沦为一种可被操纵的“道具”。钱晓田等（2025）在对网红公益直播的研究中，揭示了“共情”如何被资本精心设计、生产并最终消耗的过程，指出看似温情的公益直播背后，存在着情感被商品化后的伦理风险与劳动者的主体性困境。更值得警惕的是，张毅（2023）对虚拟主播粉丝的研究表明，即便是粉丝的“用爱发电”——一种看似自主、抵抗性的情感投入，也无法摆脱被资本吸纳的命运。粉丝在享受虚拟亲密关系的同时，其情感劳动实际上在为平台和主播创造剩余价值，呈现出一种“嵌入”与“脱嵌”并存的复杂状态。除此之外，随着AI情感技术的发展，情感劳动出现了“AI平替”趋势，如AI客服、虚拟偶像等开始替代人类的情感劳动。这种替代一方面可能解放人类劳动者，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情感虚假性、情感数据隐私和算法伦理等新问题。由此，数字时代的情感劳动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张力：它既可能拓展劳动者的选择空间，也可能形成新的约束，而二者在算法介入下的界限正变得日益复杂。

（三）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情感劳动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深入展开：

第一，需要加强概念整合和理论创新，厘清情感劳动、情绪劳动、数字劳动等相关概念的关系和边界，建立更加清晰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需要结合本土社会文化特点和数字平台发展实践，发展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

第二，应关注情感劳动与新技术融合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虚拟现实（VR）技术的成熟，情感劳动正面临“AI平替”的浪潮。AI客服、虚拟主播等开始承担部分人类的情感交互功能。这引发了深刻的伦理追问：当情感劳动可以被算法模拟时，情感的“本真性”价值何在？算法管理如何影响情感劳动的质量和劳动者的心理健康；以及如何设计和监管这些技术，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福祉而非纯粹资本增值。

第三，需要探索数字时代情感劳动的抵抗和解放路径。劳动者如何通过个体和集体行动争取更公平的劳动条件和回报；平台如何设计更合理的算法治理模式，平衡效率与公平、自动化与人性化；以及政策制定者如何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特点的劳动保护制度和监管框架。

最后，应立足中国短视频、社交平台的独特发展生态，分清不同概念适用场景，搭建分层清晰的媒介情感劳动分析框架。摆脱西方理论直接套用的研究惯性，结合本土人情社会、平台监管政策、自媒体行业生态，构建适配国内媒介环境的批判模型。

五、结论

从航空公司客舱到智能手机屏幕，从标准化的服务微笑到算法驱动的人设表演，情感劳动的概念发展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劳动形态的历史性变迁。本文通过梳理“情感劳动”从服务业到数字时代的概念拓展与理论演进，揭示了这一理论概念的强大生命力和解释力。我们看到，情感劳动不仅突破了产业的边界，从服务业渗透至教育、医疗等专业领域，更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从一种职业化的“情感管理”演变为一种全民参与的“情感生产”。

数字时代的情感劳动既延续了传统情感劳动的情感商业化、表演性与潜在的异化风险，更发展出算法控制、数据量化与全球平台化等全新逻辑。它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生产与消费、公共与私人的传统界限，使得情感的价值与剥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面对这一复杂图景，情感劳动理论研究必须保持理论的敏感性与批判性，既要避免对数字平台新现象的简单美化或一味谴责，也要避免陷入概念混乱和理论停滞。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而言，不能简单美化自媒体“自我实现”的叙事，也不能单一悲观地判定数字劳动者全然被动异化。未来媒介劳动批判研究需要先厘清术语分野，搭建整合性理论框架，紧跟 AI、虚拟媒介等技术变革，兼顾资本批判、劳动者主体性保护与技术伦理反思，为构建更加公平、人性化的数字媒介生态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 [1] 新传研究.传播学|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EB/OL].(2025-06-14)[2026-05-28].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756567395&ver=6206&signature=oDgCCA2yDh9QdUQOHFgAuZ6ezi27kmTVr0fdKXcD1lYu1FYYV6PcwNDXcGmH2FAxQor1AlvefOu78lyPccJvf48hbBWIv-gYyP5I8*JI5Jgujeal1PtPzZChTrYnVz9&new=1.
2. [2] 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M].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3. [3] 李素敏,张广成.DeepSeek嵌入教师情感劳动的异化、归因与纾解[J].教学与管理,2025(22):1-6.
4. [4] Schiop Uaf. Role and consequences of emotional labor in the workplace[J].SEA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cience,2014,2(04):675-681.
5. [5] 关山彤.情感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吗?——论哈特与奈格里的情感劳动理论及其政治意涵[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6(01):398-418.
6. [6] 郭小安,李晗.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概念的误用、辨析及交叉性解释[J].新闻界,2021(12):56-68.
7. [7] 陈丽,张静.网络直播电商环境中用户情感产生及其对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J].全国流通经济,2025(07):4-7.
8. [8] 何文,王先兰.“双减”政策下乡村教师工作负担的现实表征及调适策略——基于情感劳动理论的视角[J].教师博览,2025(15):26-28.
9. [9] 胡颖,王平.教师专业伦理生成的情感视角——基于情感劳动的思考[J].生活教育,2025(19):48-53.
10. [10] 钟宇,王瑜.妙手仁心：情感劳动视域下乡村医生的情感实践[J].中国农村观察,2025(04):124-143.
11. [11] 钱晓田,吴雨璇,刘玲雁,等.“被消费的共情”：网红公益直播中的情感生成与消耗研究[J].传媒观察,2025(08):95-102.
12. [12] 王铃,王慧,陈想.电商主播情感劳动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EASI模型[J].商展经济,2025(12):111-115.
13. [13] 陈红梅,佟文欣.B站日常生活类Vlog创作者情感劳动的生成逻辑与价值考量[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03):11-22.
14. [14] 牟柳樾.家庭内情感劳动的数字实践[D].安徽大学,2023.
15. [15] 张毅.虚拟主播粉丝的情感劳动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