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述宾＋述宾”式四字格是汉语词汇系统中极具特色的一类结构。据裴泓镔（2024）对《现代汉语词典》前1000个四音节词语的统计，并列式四字格占比45.1%，其中“动宾+动宾”式在并列式中占比43%，是最能产的类型。关于四字格的研究，学界已有诸多成果。韩陈其（2008）将同义对称结构四字格按词化程度分为强、中、弱三等，指出同义并列会产生语义强化效果，两个同义成分可以词化为双音词。裴泓镔（2025）从历时角度考察了“动宾+动宾”式四字格的形成过程，认为其形成机制是隐喻、转喻和概念整合，并指出这类四字格在性质上属于评价性形态，具有较强的主观性。陈洁（2010）从概念整合视角分析了结构对称性四字格成语的语义获得机制。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相比于普通话中高度凝固的同类结构，方言四字格往往保留了更清晰的语义组合痕迹，是研究语义形成的理想样本。近年来学界已从构式语法、语义认知等角度对晋语、大同方言等四字格进行了考察，就东北方言而言，学者们亦从结构、修辞、韵律等角度对黑龙江、吉林及辽宁方言四字格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描写，但针对辽宁朝阳方言“述宾＋述宾”式四字格的语义分类与演变机制尚缺乏专门探讨。本文以肖辉嵩《辽宁朝阳方言词典》（2013）为语料来源，从中筛选出60个符合条件的“述宾＋述宾”式四字格，并对其语义分类与演变机制进行系统描写。下文所引“词典”均指《辽宁朝阳方言词典》。

一、辽宁朝阳方言“述宾＋述宾”式四字格概况

辽宁朝阳方言属于东北官话朝峰片。郭鸿宇、安拴军（2021）考察指出，辽西地区位于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的交界地带，也是历史上关外移民进入东北地区的门户。朝阳地处辽西走廊，北接内蒙古，西邻河北，历史上处于关内外交通要冲，语言接触频繁，形成了兼具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特征的过渡性方言。

现有的方言词典（肖辉嵩《辽宁朝阳方言词典》，2013）为系统收集这类四字格提供了较可靠的基础。《辽宁朝阳方言词典》中四字格有996个，在辽宁朝阳方言词汇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述宾＋述宾”式四字格数量丰富，语义组合方式多样，既有与普通话相同的通用词，也有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词，为研究汉语词汇化、习语形成以及方言语法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本文依据形式为四字格、内部结构为“述宾＋述宾”并列、词条具有独立释义等标准进行筛选，共得到60个符合条件的四字格。根据整体义与部分义的关系，将其分为整体义等于两个述宾结构字面意义的直接相加且无隐喻、无引申、无程度强化的语义相加型，以及整体义可从字面通过同义叠加、转喻或基于常规隐喻等推导但在程度、强度或色彩上明显超过任一成分的语义强化型，还有整体义无法仅通过字面成分的常规义项及常规认知操作直接推导而必须依赖数字抽象化、意义偏指或特定的逻辑重组等非常规概念整合才能获得的语义整合型，例如“编筐窝篓”即“编织筐和篓”属于语义相加型，“溜须舔腚”比单说“溜须”更为谄媚、“劈头盖脸”从物理打击延伸至言语责骂且程度加重属于语义强化型，“没脸倒腚”整体义偏指“没脸”而“倒腚”意义弱化则属于语义整合型。各类四字格的数量、占比及具体词条见表1。

类型	数量	占比	词条
语义相加型	15	25.0%	编筐窝篓、扯闲道淡、插嘴接舌儿、看家望门、打牙逗嘴儿、动手动脚、横拉竖挡、豁牙露齿、撕皮捋肉、伸腿拉胯、哭眼抹泪、有红似白儿、沾亲带故、装傻充愣、装聋卖傻
语义强化型	30	50.0%	叨猫逗狗儿、丢盔撂甲、低眉顺眼、低头耷脑、抽筋拔骨、哭天喊地、撇家舍业、舍脸扒皮、溜须舔腚、溜须捧胜、劈头盖脸、劈头盖脑、撒谎撂屁、撅嘴膀腮、说嘴打嘴、丧胆游魂、臊眉耷眼、挑眼拨刺儿、随梆唱曲、随梆唱影、有时有晌、有滋有味儿、有根有梢儿、有枝有叶儿、沾花惹草、戗毛耷翅、戗毛戗翅、扭头别膀、上头扑面、上头上脸
语义整合型	15	25.0%	差三落四、接三岔五儿、接三差五儿、忙三火四、忙三迭四、拿三摆四、拿三搬四、连三摆四、没脸倒腚、拿搪摆怪、拍板儿钉钉儿、吹气冒泡儿、敲山震虎、架手架脚、争嘴尿炕

经统计，语义相加型15例（25.0%）、语义强化型30例（50.0%）、语义整合型15例（25.0%）。三类四字格在语义透明度与词汇化程度上呈负相关关系：语义相加型透明度最高、词汇化程度最低；语义整合型透明度最低、词汇化程度最高；语义强化型居于二者之间。三者构成从“组合”到“整合”的连续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例词均以《辽宁朝阳方言词典》释义为准。部分词条虽与普通话形式相同，但释义存在差异，例如“动手动脚”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释为“指打人”或“指挑逗调戏异性”，而在《辽宁朝阳方言词典》中仅释为“手脚乱动”。鉴于本文属于方言研究，语料来源及分析均以该词典为依据，故文中一律采用《辽宁朝阳方言词典》的释义进行结构分析。

二、辽宁朝阳方言“述宾＋述宾”式四字格语义相加型

语义相加型是指整体义等于两个述宾结构字面意义的直接相加且无隐喻、无引申、无程度强化的类型。此类四字格具有整体义通过语义组合获得、语义透明度高、词汇化程度低的典型特征。

（一）整体义通过语义组合获得

语义相加型四字格的整体义由两个述宾结构的意义直接相加而成，整体意义等于部分意义之和，不依赖转喻、隐喻或概念整合，这一特征体现了语义学的组合性原则。崔佳悦（2014）指出，意义组合原则的核心在于：复合表达式的整体意义由其部分意义的函数决定，且句法组合规则与语义组合规则一一对应。这一原则正好解释了语义相加型四字格的意义生成机制——两个述宾结构的意义直接相加，整体义等于部分义之和。以“插嘴接舌_儿”为例，“插嘴”指插入别人的谈话，“接舌_儿”指接上话头，二者同义叠加，整体义“插嘴接话”就是两部分意义的直接相加，不产生任何额外语义。“打牙逗嘴_儿”中“打牙”与“逗嘴”均指向“说笑逗趣”，词典释为“说玩笑话；逗趣”，整体义完全等于两个动作的相加。“横拉竖挡”中“横拉”与“竖挡”均表示阻拦动作，仅方向不同，整体义“从各方面进行阻拦”正是两个方向动作的汇总。“豁牙露齿”中“豁牙”即牙齿缺损，“露齿”即牙齿露出，整体义“牙齿因脱落而不全”或“器物有缺口”，均为字面义的直接叠加。上述例子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分的意义发生转移，整体义也不需要经过额外的概念整合，整体义完全等于部分义之和，这正是语义组合获得的典型表现。

（二）语义透明度高

语义相加型四字格的整体意义可从字面直接推导，无需借助语境或文化背景，仅凭字面义即可准确理解其整体意义。“编筐窝篓”中“编筐”指编织筐子，“窝篓”指编织篓子，“窝”在方言中有编织义，二者都表示编织类的手工活动，语义指向一致，并列后整体义即为“用枝条编织筐篓等”，泛指编织类的手艺活。词典释义“编筐窝篓，全在收口”并注明“常用来比喻事情最后阶段的重要”，说明其字面义清晰可解，整体义完全可以是部分义的相加，未产生新的语义成分。“看家望门”中“看家”指看守家庭，“望门”指瞭望门户，二者语义高度相关，并列后整体义为“看守家门”。词典例证“老太太别的干不了，看家望门_儿总还是可以的吧”中，该词字面义即实际义，无须额外解释。“扯闲道淡”中“扯闲”指说闲话，“道淡”指说平淡无关紧要的话，二者同义，词典释为“说瞎话；闲扯”，整体义即为部分义的直接相加。上述三例的整体义均未超出部分义之和，语义透明度最高，理解最为省力。

（三）词汇化程度低

语义相加型四字格的内部结构保持较强的分析性，两个述宾结构尚未凝固为不可拆分的词汇单位，各自仍可独立使用。这种低词汇化程度表现为：两个述宾之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也可以单独回答提问，四字形式更接近于临时组合而非固定词块。以“撕皮捋肉”为例，词典释为“生拉硬拽”或“厮打”。“撕皮”与“捋肉”在方言中均可单独成词（如“他撕皮”“你捋肉”），四字形式只是两个动作的临时并列，并未固化为一个习语。“动手动脚”词典释义为“手脚乱动”，其中“动手”与“动脚”在方言中均可单独使用，如“动手又动脚”也可以单独回答提问（如“他咋了？动手了”），说明该词尚未完全凝固。“伸腿拉胯”中，“伸腿”即伸开腿，“拉胯”即拉开胯部，二者均可独立使用，四字组合仅描述一种姿态，拆开后各自仍能完整表意。“哭眼抹泪”中，“哭眼”与“抹泪”各自可单独表达哭泣的动作，整体义“哭哭啼啼”仍可拆解。“装傻充愣”中，“装傻”即假装糊涂无知，“充愣”即装作愣头愣脑，二者可分别使用（如“别装傻”“你充什么愣”），四字形式尚未凝固。语义相加型的低词汇化程度，使其在句法上更具灵活性，也正是在词汇化连续统中处于初始阶段的结构表现。

三、辽宁朝阳方言“述宾＋述宾”式四字格语义强化型

语义强化型是指整体义可从字面通过同义叠加、转喻或基于常规隐喻等推导但在程度、强度或色彩上明显超过任一成分的类型。此类四字格具有整体义通过语义强化实现、语义透明度中等、词汇化程度中等的典型特征。

（一）整体义通过语义强化实现

韩陈其（2008）指出，同义并列会产生语义强化效果，两个同义成分并置，相当于对同一语义特征进行了两次确认，激活的认知强度高于单一成分。语义强化型四字格的整体义并非字面义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语义强化实现的——字面义经由浅显隐喻引申，在程度或色彩上获得明显增强，从而形成整体义。这种强化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其一，通过同义成分的叠加实现程度强化。两个述宾结构在语义上相近或相关，并列后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产生“叠加增强”的效果。例如“溜须捧胜”，“溜须”与“捧胜”均为阿谀奉承之义，二者叠加后整体义并未产生新范畴，但谄媚的程度比任一成分都更重。类似的还有“劈头盖脸/劈头盖脑”，两个成分叠加后形容来势更凶猛、言辞更激烈。其二，通过成分之间的相互配合实现色彩强化。例如“撒谎撂屁”，“撒谎”是中性表述，“撂屁”则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二者配合后整体义的贬斥意味比单说“撒谎”更重；“叨猫逗狗_儿”中“叨猫”与“逗狗”的配合，强化了“故意挑逗、招惹麻烦”的负面评价。又如“丢盔撂甲”，字面是丢弃盔甲，整体义强化为“邋遢、不整洁”的形象描写，贬义色彩明显增强。其三，通过动作到情态的转喻实现语义强化。部分四字格字面描写具体动作或身体部位，整体义却指向某种情绪或态度，这种转喻过程伴随程度强化。例如“撅嘴膀腮”字面是“撅着嘴、鼓着腮”的具体动作，整体义转指“生气时闷闷不乐的样子”，情绪色彩比字面动作更强烈；“低眉顺眼”“低头耷脑”由具体的眉眼低垂、脑袋耷拉转指顺从或萎靡的情态，程度明显增强；“戗毛耷翅/戗毛戗翅”由毛发的乱糟糟转指整体精神状态的不佳。再如“扭头别膀”，由“扭转头、别着胳膊”的具体动作转指“意见不合、关系不睦”的人际状态，语义从具体动作强化为抽象关系。

（二）语义透明度中等

语义强化型的整体义虽非字面义的直接相加，但字面义与整体义之间的引申路径较为清晰，读者可以依据常识或语境从字面推知整体义，因此语义透明度处于中等水平。与相加型相比，强化型的整体义不能完全“望文生义”。例如“抽筋拔骨”，若仅从字面理解为“抽出筋、拔出骨头”，便无法获得其实际意义。“抽筋拔骨”在词典中有三个义项：①比喻非常难受；②比喻耗尽了人力、财力等；③形容不情愿做某事时的忸怩的样子。字面义与整体义之间存在一道“隐喻之幕”，但这层幕是可辨识的、可穿透的。读者借助生活经验即可理解：“抽筋拔骨”的极端痛苦感被映射到身体感受之外的领域，表示难以忍受的程度。同样，“撇家舍业”并非字面的“撇下家、舍弃产业”，而是整体强化为“为事业奔波、顾不上家”的生存状态，字面动作与整体状态之间的引申关系是可辨识的。与整合型相比，强化型的整体义并未脱离字面成分的基本语义范畴。例如“有滋有味_儿”“有根有梢_儿”“有枝有叶_儿”，虽然整体义分别指“有情趣”“了解详尽”“表述详尽”，已非字面“有滋味”“有根梢”“有枝叶”的简单相加，但“滋味”与“情趣”“根梢”与“来龙去脉”“枝叶”与“细节”之间的隐喻映射十分浅显，是汉语中常见且可推导的语义延伸，读者几乎不会意识到理解障碍。又如“有时有晌”，字面是“有时辰、有晌午”，整体义为“做事有时间的限制和约束”，从客观时间到行为规范的引申路径清晰可辨。因此，语义强化型在语义透明度上恰好位于相加型与整合型之间：它不像相加型那样完全透明、字面即整体，也不像整合型那样字面与整体断裂、必须依赖概念整合。字面义提供理解的起点和线索，隐喻或转喻提供引申的路径，读者经由这一路径即可抵达整体义，理解难度适中，透明度中等。

（三）词汇化程度中等

语义强化型四字格已经开始凝固，但尚未达到语义整合型不可拆分的程度，两个述宾结构之间的边界仍然可以辨识。“舍脸扒皮”由“舍脸”和“扒皮”并列而成，“舍脸”指不顾脸面，“扒皮”引申为彻底不要脸面，二者同义。词典释为“不顾脸面的程度加深”，说明整体义远超“舍脸”单独使用，但“舍脸”与“扒皮”之间的边界仍然清晰，两个述宾结构仍可独立理解（如“舍了脸”单独使用，“扒皮”也可单独出现），尚未融合为不可拆分的整体。“低头耷脑”由“低头”和“耷脑”并列而成，整体义为没精神、萎靡不振的样子，程度超过“低头”或“耷脑”单独使用。但两个成分仍可拆开：可以说“低下了头”，也可以说“耷拉着脑袋”，四字形式尚未固化为一个不能拆分的词块。与语义整合型相比，强化型的凝固程度明显较低。整合型如“差三落四”中，“差三”和“落四”已无法独立使用，整体义“错乱”也无法从字面推导；而强化型如“舍脸扒皮”，字面义与整体义之间的关联仍然透明，两个述宾结构即便凝固程度加深，其边界依然可辨。这种“中等凝固”状态正是语义强化型在词汇化连续统中处于过渡位置的结构表现。

四、辽宁朝阳方言“述宾＋述宾”式四字格语义整合型

语义整合型是指整体义无法仅通过字面成分的常规义项及常规认知操作直接推导而必须依赖数字抽象化、意义偏指或特定的逻辑重组等非常规概念整合才能获得新义的类型。此类四字格具有整体义通过语义整合产生、语义透明度低、词汇化程度高的典型特征。

（一）整体义通过语义整合产生

语义整合型四字格的整体义既非部分义的简单相加，也非语义强化所能实现，而是通过概念整合产生的。Fauconnier & Turner（1998）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认为，概念整合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操作，人们将来自不同心理空间的输入信息进行组合，在类属空间的映射下，于合成空间产生新创结构，从而获得超越输入空间的新意义。语义整合型四字格的整体义，正是这种新创结构的产物。从整合方式看，语义整合型内部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整合路径。其一，数字抽象化整合。此类四字格中，数字不再表示具体数量，而是通过转喻映射表征“顺序”“条理”或“频率”。“差三落四”中，输入空间1“差三”提供“缺失第三项”，输入空间2“落四”提供“遗漏第四项”，二者在“顺序排列”的类属空间下发生转喻映射，具体数字“三”“四”失去数值义，转而表示“顺序中的位置”，合成空间产生新创结构“整体顺序错乱、杂乱无章”。“接三岔五_儿/接三差五_儿”中，“三”和“五”转喻表征不连续的时间间隔，整合后产生“时常、间隔时间不长”的整体义。上述词表明数字“三”“四”“五”等本身只是抽象化的符号标记，具体用哪个数字并不影响整体义。其二，意义偏指整合。此类四字格中，整体义偏指其中一个述宾结构，另一成分的语义弱化甚至脱落。“没脸倒腚”字面为“没脸”和“倒腚”并列，但整体义“不顾脸面”明显偏指“没脸”，“倒腚”的语义在整合中被弱化，整体义主要由“没脸”承担。其三，比喻与动作整合。通过手段-目的关联或动作特征融合产生抽象义。“敲山震虎”以手段-目的关系整合出“虚张声势地警告”；“拍板_儿钉钉_儿”融合两个比喻性动作，表示“最终敲定”；“吹气冒泡儿”由具体动作整合为“吹牛皮、说大话”；“架手架脚”由动作特征整合为“敷衍、不卖力气”；“拿搪摆怪”整合为“装腔作势，刁难人”；“争嘴尿炕”将两个无关行为整合为“计较利益得失”，字面与整体义断裂最深。上述路径中，整体义均非部分义之和所能预测，必须经由概念整合方能跨越字面与整体之间的认知距离。

（二）语义透明度低

语义整合型四字格的字面义与整体义之间往往不存在直接关联，语义透明度在三类中最低。母语者仅凭字面很难直接推导其整体意义，往往需要借助语境或背景知识。以“差三落四”为例，即使知道“差三”和“落四”的字面义，也无法直接推导出“颠倒错乱、杂乱无章”的整体义。这是因为“三”“四”的数值义在整合中被消解，转喻为“顺序中的位置”，而“错乱”义是合成空间新创的，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输入空间中。同样，“没脸倒腚”字面上是“没脸”加“倒腚”，但“倒腚”的语义在整体义中几乎完全脱落，读者很难从字面猜到其“不顾脸面”的释义。“争嘴尿炕”更为典型，“争嘴”和“尿炕”是两个无关的具体行为，字面义的组合完全不指向“计较利益得失”的整体义，字面与整体之间存在一条无法通过常规推导跨越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词中动词的可替换性也证明了其语义的不透明性。“接三岔五_儿”又作“接三差五_儿”，“忙三火四”又作“忙三迭四”，“拿三摆四”又作“拿三搬四”，动词的替换不影响整体义，这进一步说明其中的数字“三”“四”“五”等只是抽象的符号标记，而非意义的实际承担者。如果执着于数字的具体含义，反而会阻碍对整体义的理解。综上，语义整合型的语义透明度在三类中最低。

（三）词汇化程度高

语义整合型四字格已凝固为相对稳固的词汇单位，内部成分的独立性大大减弱，词汇化程度在三类中最高。首先，内部结构难以拆分。语义相加型和语义强化型的内部成分仍保留一定的独立性，但整合型的两个述宾结构已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拍板_儿钉钉_儿”中“拍板”指敲击木板，比喻做决定；“钉钉”指钉上钉子，比喻定下来，两个动作特征已融合为一个不可拆分的单位，二者整合后产生“事情已经决定、无法更改”的整体义。“敲山震虎”若拆分为“敲山”和“震虎”，则只能获得两个独立的动作描写，无法还原其“虚张声势地警告”的整合义。这表明，整合型四字格的整体义是整体赋予的，不能还原为成分义的组合。其次，成分意义可能脱落或弱化。“没脸倒腚”中“倒腚”的语义已弱化，整体义主要由“没脸”承担，两个成分的语义贡献已不均衡。这种语义贡献的不对等，是词汇化达到较高程度的重要标志。再次，结构具有不可还原性。语义整合型四字格的意义一旦形成，便凝固为固定的词汇义，不能通过分析结构来重新推导。如“争嘴尿炕”的整体义“计较利益得失”，与“争嘴”“尿炕”的字面义之间已形成约定俗成的固定联系，无法逆向还原其整合过程。“架手架脚”的整体义“敷衍、不卖力气”，也无法从“架手”“架脚”的字面动作推导出来。“吹气冒泡_儿”的整体义“吹牛皮、说大话”，同样不能从“吹气”和“冒泡”的字面义直接获得。这种不可还原性，正是高词汇化程度的典型特征。

五、辽宁朝阳方言“述宾＋述宾”式四字格演变机制

语义相加型、语义强化型和语义整合型三类结构在多个核心参数上呈现出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从组合到整合的连续统。

（一）核心参数对比

整体义的获得方式、语义透明度、词汇化程度是区分三类结构的三个核心参数，三者彼此关联，共同呈现出从语义相加型到语义整合型的渐变特征。这三个参数的差异可归纳为表2。

对比项	语义相加型	语义强化型	语义整合型
整体义的获得方式	语义组合	语义强化	语义整合
语义透明度	高	中	低
词汇化程度	低	中	高

整体义的获得方式是三类结构的根本区别。语义相加型的整体义通过语义组合获得，如“编筐窝篓”即“编织筐篓”，整体义等于部分义之和；语义强化型的整体义通过语义强化实现，如“溜须舔腚”的谄媚程度远超“溜须”或“舔腚”单独使用，整体义大于部分义之和；语义整合型的整体义通过语义整合产生，如“差三落四”的字面义与整体义“颠倒错乱”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整体义无法从部分义推导。这一区别直接决定了语义透明度的差异。语义相加型的透明度最高，母语者可“望文生义”，无需额外认知操作；语义强化型的透明度中等，字面与整体之间能看出关联，但需意识到程度的强化；语义整合型的透明度最低，字面与整体之间往往看不出直接联系，必须借助语境或背景知识才能理解。从相加型到整合型，语义透明度呈逐渐降低的梯度。词汇化程度与语义透明度呈负相关。语义相加型的词汇化程度最低，两个述宾结构保持较强的独立性；语义强化型的词汇化程度中等，已开始凝固，但两部分边界仍可辨识；语义整合型的词汇化程度最高，已凝固为相对稳固的词汇单位，内部结构难以拆分，成分独立性大大减弱甚至丧失。从相加型到整合型，词汇化程度呈逐渐升高的趋势。

（二）从组合到整合的连续统

三类结构的差异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们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构成了一个从“组合”到“整合”的连续统。钱韵、余戈（2003）将现代汉语四字格成语的词汇化程度划分为五类，揭示了从类语成语到完全词汇化成语的连续统，这与本文三类结构的梯度分布一致。这个连续统的起点是语义相加型，终点是语义整合型，语义强化型则位于中间地带。这种连续性体现在两个过渡地带上。

语义相加型的整体义等于部分义之和，但部分词条的同义并列已含有轻微的强化色彩，使它们靠近强化型的边界。“装聋卖傻”是典型例证。该词归入相加型，因为“装聋”与“卖傻”均为字面义的直接相加，整体义即“假装耳聋、装傻”，无隐喻引申。但两者均指“假装某种缺陷或无能”，属类义对举，重复本身已带有轻微的强化色彩——比单说“装傻”或单说“装聋”更重。对比“装傻充愣”，“装傻”与“充愣”同样为类义对举，强化色彩较弱；而“装聋”与“卖傻”的搭配中，“聋”与“傻”虽非同义，但同属“智力或感知缺陷”的范畴，叠加后强化意味略强。因此，“装聋卖傻”虽然整体义仍等于部分义之和，但类义重复已使其向强化型靠近。“动手动脚”情况类似：该词在词典中释为“手脚乱动”，字面义为两个动作的并列，归入相加型；但在实际语用中常带轻微贬义（如不规矩、好动惹人嫌），这种负面色彩并非字面相加所能完全预测，同样显示出向强化型漂移的倾向。“撕皮捋肉”提供了更为典型的过渡案例。词典释义有两个义项：①生拉硬拽（强迫做某事）；②厮打、厮闹。义项①接近字面义，“撕皮”与“捋肉”指具体的拉扯动作，整体义等于部分义之和，属于相加型；义项②则由具体动作转指“厮闹”的整体情态，程度明显强化，更接近强化型。同一个词的两个义项分跨相加型和强化型，清晰地展示了二者之间的连续性。

强化型与整合型的边界同样存在过渡空间。部分整合型词条的整体义虽然已不能从字面直接推导，但其隐喻路径仍可辨识，尚未达到完全断裂的程度。“敲山震虎”归入整合型，因其整体义“虚张声势地警告对方”需通过“手段-目的”的概念整合才能获得。但“敲山”与“震虎”之间毕竟存在因果关联——敲击山石可以震慑老虎，这一逻辑链条是可辨识的。与“争嘴尿炕”（“争嘴”与“尿炕”毫无关联，整合后产生“计较利益得失”）相比，“敲山震虎”的字面与整体之间仍有隐约可循的推导路径。它处于强化型与整合型的交界处：其整合机制已属整合型，但语义断裂程度较轻，保留了一定的可推导性。“没脸倒腚”同样呈现过渡特征。词典释义有两个义项：①不顾脸面；②言语粗俗、肮脏。义项①整体义偏指“没脸”，“倒腚”语义弱化，属于典型的意义偏指整合，归入整合型。但义项②“言语粗俗、肮脏”则可以从字面获得部分线索——“没脸”暗示不顾体面，“倒腚”暗含粗鄙的身体意象，二者组合后整体义虽非直接相加，但字面与整体之间并非完全断裂，理解难度低于义项①。同一个词的两个义项在整合程度上存在差异，体现了强化型到整合型的渐变。

上述过渡现象表明，三类结构之间不存在绝对的边界。个别词条因同义叠加的程度、释义的多义性等因素，可能在相邻类型之间发生偏移。这种边界的模糊性，恰恰印证了三类结构构成连续统，而非三个彼此孤立的类别。

六、结语

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其词汇系统的深度描写与类型学分析不仅是语言学本体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语言资源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亦可为方言文化的记录与保存提供基础性的参考依据。本文对辽宁朝阳方言60个“述宾＋述宾”式四字格进行了语义分类与演变机制的系统考察，为该类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整体分析框架。然而，由于语料主要依赖词典，未能涵盖自然口语中的鲜活用例，后续研究可结合田野调查获取的语料进行补充，并从历时维度考察其演变路径，以深化对该类结构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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