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戏曲自萌芽起便承载“寓教于乐”的文化基因。宋元时期文人将“诗教观”植入南戏与元杂剧，明代高则诚在《琵琶记》中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风化观”，传统戏曲始终以审美为载体、教化为内核，借程式化唱念做打与虚拟性舞台呈现，将忠孝节义、家国情怀等价值观传递给大众，成为传统社会“厚人伦、美风化”的文化载体。

本文所指现代戏以社会热点事件、民众日常生活或重大时代议题为素材，且始终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审视当代问题。相较于传统戏多聚焦忠孝节义这类传统价值理念、依靠唱念做打固定程式完成舞台呈现，现代戏的价值传递转向“城乡发展差距”“基层社会治理”等当代议题，在坚守剧种自身特性的前提下融入现代生活场景，将戏曲审美与教化两大功能赋予现代元素。探究现代戏的审美与教化功能以及两者内在联系，既是对传统戏曲“寓教于乐”文化传统的当代回应，更对推动传统戏曲在当代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一、以美载道、以道塑美的辩证关系

戏曲的审美、教化功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审美是教化的外在载体，通过唱腔、程式、舞台呈现等元素传递价值观；教化是审美的内核，为艺术作品赋予思想深度。二者的平衡需以坚守戏曲本体为前提，避免因创新而破坏戏曲本质。因此，现代戏的编、导、演仍需保留传统戏曲综合、虚拟与程式三大特性，进而达到“以美载道、以道塑美”的统一。这一关系在不同剧种、不同主题的现代戏中均有体现。

（一）忽视审美则作品失去感染力

本文界定的现代戏审美功能与传统戏曲略有不同，其核心在于戏曲本体程式美感与现代技术、地域文化特性的融合及创新呈现。戏曲教化功能需依托审美表达传递，唱腔设计、程式创新及舞台调度都要把抽象理念转化为可听、可视、可感的艺术语言，脱离这些元素就会偏离戏曲本体成为生硬的理念灌输。

淮剧《小镇》以“人性考验”为核心主题，讲述小镇居民朱文轩面对百万奖金诱惑时的内心挣扎，其中淮剧“拉魂腔”为该剧的点睛之笔。朱文轩初次得知奖金来源时，其唱腔舒缓平和，暗含对“意外之财”的犹豫心态；当谎言败露、陷入道德困境时，“拉魂腔”转而悲怆婉转，尾音拖腔如泣如诉，精准传递出人物的愧疚与悔恨之情。舞台中虚拟的“账本”道具，通过演员的程式化手势和灯光变化，象征人物内心的“道德账单”。正是这些舞台设计，使“诚信不可失”的道理摆脱了说教感，观众在品味淮剧独特韵味的过程中，能够自主体悟到道德选择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现代戏的审美创新并非抛弃传统，而是将传统程式转化为能与当代观众情感同频共振的艺术语言，从而为教化功能铺设了可感的通道。

这类创作思路与传统戏借审美传递思想高度契合。如元代郑廷玉的《看钱奴》同样围绕“诚信”核心传递思想，依靠丑角夸张的肢体形态与苦音唱腔传递“贪财终将衰败”的思想内涵，其审美程式依托服务历史叙事的固定模式；《小镇》把“诚信考验”置于当代情境中，以百万奖金的诱惑为切入角度，凭借“拉魂腔”的情绪变化精准契合农民工群体的现实心理状况，用“虚拟账本”比作当代人的“道德记录”。《看钱奴》的丑科、苦音服务于古代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而《小镇》的“拉魂腔”情绪变化和“虚拟账本”则映射了现代个体在物质诱惑下的心理真实，更加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

（二）忽视教化则审美沦为炫技

戏曲的教化功能有别于生硬说教，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引发情感共鸣、依托剧情推进传递价值导向最终实现“润物无声”的思想传递。若戏曲作品只注重审美层面而忽视其内涵，无论是程式上的革新、唱腔的编排，抑或是舞台呈现的技术，都会沦为无价值的炫技，丧失触动人心的力量。唯有当审美为特定的价值传递提供支撑时，程式、唱腔这类要素方能触动观者的审美感受，完成从感官层面的愉悦到精神层面的共鸣。

京剧《骆驼祥子》改编自老舍同名小说，以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困境与社会批判为核心，其作品设计始终围绕这一内核展开：剧中祥子“拉车”的生活动作被转化为京剧“圆场”程式的创新形态，初到北平时，祥子的圆场步轻快流畅、身段舒展，彰显对生活的憧憬；历经三起三落、身心俱疲后，圆场步转而沉重缓慢、身段收缩，甚至用“趔趄步”暗含对社会不公的无力感，这种程式创新并非单纯的技艺展示，而是将社会压迫下人性的异化这一主题融入肢体语言。此外，京剧“髯口功”被用于塑造刘四爷的傲慢形象，其抖动髯口的幅度与节奏配合“西皮二黄”中激昂的唱腔，共同构成阶级压迫的隐喻。该创作逻辑继承了古代戏曲审美服务于教化的传统，如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的水袖功并非单纯炫技，而是以杜丽娘水袖轻拂的柔美动作传递“至情至上”的内核。二者的差异则在于《牡丹亭》的水袖功服务于人鬼相恋的浪漫叙事，而《骆驼祥子》的圆场步服务于农民工“三起三落”的叙事，属于当代生活的写实。若脱离社会批判的当代内核，《骆驼祥子》的“圆场步”“髯口功”等程式便会如古代戏曲中脱离主题的无聊炫技，沦为无意义的技艺堆砌。

（三）以人性开掘、时代呼应锚定戏曲本体

在现代戏中，审美与教化的融合需以开掘真实人性为纽带，以呼应时代需求为导向，并始终坚守戏曲的程式美、地域美等本体特质。只有这将这三个方面结合，才能达到贴近人、贴近时代、贴近戏曲本质的要求。

晋剧《党的女儿》以“革命年代的党性坚守”为主题同时保留晋剧梆子腔的高亢激昂与“翎子功”的程式特色。剧中田玉梅面对叛徒出卖时，梆子腔的节奏突然加快，梆子的敲击声与唱腔的高亢形成强烈对比，展现人物的愤怒与坚定。此外，“翎子功”被创新运用，田玉梅转动翎子的幅度由小到大象征她从普通党员到革命先锋的精神成长，舞台上现代灯光技术营造出红旗的写意意象，红色光束与晋剧的传统服饰形成视觉呼应。这种设计既让“党性坚守”的主题贴合时代对红色文化传承的需求，又通过晋剧本体的审美元素让其避免了说教的生硬。

豫剧《村官李天成》以“基层干部的为民担当”为教化主题融合豫剧“祥符调”的质朴通俗与“身段功”的生活化特色，剧中李天成带领村民种大棚时，“祥符调”的唱腔带着泥土气息唱词用河南方言中的“中”“啥”等词汇贴近农民生活，“身段功”被转化为扛锄头、浇地等生活动作。虚拟的“大棚”道具通过演员的手势配合让农业生产场景更具戏曲写意美，作品既挖掘了李天成既当干部又当农民的真实感，又以豫剧的地域审美呼应了时代对基层治理的关注，让“为民服务”的主题在贴近农村现实。

现代戏中审美与教化的辩证关系本质是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共生，二者的平衡需扎根人性、呼应时代、坚守本体，最终实现观戏赏美与品戏悟理的统一，这也是现实题材戏曲能够兼具艺术魅力与社会价值的核心所在。

二、现代戏中审美与教化协同实现路径

无论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其审美与教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依托题材选取、人物刻画、艺术呈现三个维度共同表现。

（一）从题材选取锚定审美与教化的基础

现代戏常聚焦社会热点、百姓生活或时代议题，既为审美的表现提供贴近民众的叙事素材，也为思想传递明确价值方向。如陈彦创作的秦腔《西京故事》以农民工罗天福进城供子女求学为线索选取“城乡差异”“教育功利化”等现实问题作为题材，融入陕西“碗碗腔”与方言唱词，以秦腔的粗犷韵律还原务工者的真实生活，并借罗天福打饼供学的坚守传递“平凡人尊严”与“家风传承”的价值理念，使观众在地域审美体验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其核心内涵，达成题材承载审美、审美包裹教化的艺术效果。

（二）从人物刻画搭建审美与教化的桥梁

人物刻画是衔接审美与教化的核心环节，摒弃“高大全”式的单薄形象以人性本真为核心导向，让审美表达与价值传递借由演员的表演共同呈现。

豫剧《焦裕禄》塑造干部形象时没有回避“带病抗洪的倦态”“对家人的歉疚”这类贴近生活的细节。在瓦窑村走访段落里演员用蹲坐与村民交流的动作，替代传统戏曲中官员的端庄身段，膝盖微屈、双手搭在膝头的姿态既保留戏曲的程式性动作，又还原基层干部与百姓平等对话的真实场景。到了“火车站探灾民”的场景，舞台背景的风雪特效与演员缩颈、拢袖的细微动作相呼应，雪花飘落的视觉氛围叠加人物冻得发红的面部妆容，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灾区的艰苦。这些设计既让人物摆脱程式性的距离感，形成可感可触的审美体验，又在细节里藏着“为民”的内核。蹲坐的姿态里藏着对百姓的尊重，风雪中的坚守里显露出对民生的牵挂，观众在为人物真实感打动的过程中自然领会到“为民尽责”的价值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观众对价值的认同，并非直接源于概念，而是源于对人物命运的共情。成功的人物刻画，使观众先被这些生动的细节所打动，进而理解和接纳其背后的价值内涵。

（三）审美与教化的最终载体——艺术表达

艺术表达是审美与教化功能得以呈现的最终载体，涵盖传统戏曲自身的程式革新，也吸纳现代舞台技术与地域特质，使审美更易抵达观众，且教化呈现更显自然。

陈彦创作的眉户戏《迟开的玫瑰》里，乔雪梅放弃升学机会照料家人的情节，运用眉户独特唱腔的温润韵律，凭借家人之间强烈的感情联结让“责任”“担当”的主题顺着旋律传递。现实题材戏曲的审美与教化功能正是通过“题材锚定方向、人物搭建桥梁、艺术完成落地”的路径协同实现，题材为二者提供共同的叙事基础人物让二者有了共情的连接点，艺术表达则让审美可感、教化无痕，最终达成观戏得审美愉悦、品戏悟价值内涵的效果。

综上所述，题材选取为审美与教化锚定了叙事基调和价值方向，人物刻画通过共情搭建了二者互通的桥梁，而最终的艺术表达则通过程式、音乐、舞美等具体手段，将审美体验与价值内核融为一体。

三、结论

当代戏曲在市场经济冲击与多元文化竞争中，面临传统题材改编重复、青年从业者功底薄弱、创作能力不足等困境。现代戏创作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核心路径，它一方面承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要求，促使传统剧种借助呈现当代生活重焕生机；另一方面呼应新时代”以人为本“的创作方向，把社会热点议题、普通民众生存境况及时代精神融入戏曲叙事，进而成为衔接传统戏曲与当代社会的文化纽带。

其次，现代戏作为连接传统戏曲与当代社会的重要纽带，其审美与教化功能的协同发挥愈发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戏曲应对时代挑战的关键。从当前创作与传播实践来看两者的平衡仍面临许多现实困境，破解困境的路径需立足戏曲本体、贴合时代需求。此外，戏曲从来不是为了表达审美而去注重形式，也不是为了凸显某种道理而刻意展现内容，而是通过不断打磨作品从而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审美因教化而更有深度，因审美而更有温度，唯有破解当前困境推动两者在创作、传承与传播中的融合，才能让现代戏既成为展现传统戏曲魅力的“活化石”，又成为传递时代精神、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载体，最终在文化自信建设与民族精神传承中实现戏曲艺术的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 [1] 付桂生.论古代戏曲美育观念的历史演进及体系建构[J].艺术百家，2024(03):99-108.
2. [2] 耿婉怡.当下现实性题材戏曲作品的创作研究[J].戏剧之家，2021 (18):9-11.
3. [3] 邓添天.关于现实题材戏曲创作的思考[J].当代戏剧，2019(02):28-30.
4. [4] 张艳.谈戏曲现实题材同质化问题——以近年来戏曲舞台出现的现代戏为例[J].文化月刊，2020(09):88-89.
5. [5] 刘玲华.文化自信与古典戏曲美育观的理论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04):85-96.
6. [6] 周育德.中国戏曲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7. [7] 叶长海.戏曲美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