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代大众传媒的出现不仅是传播手段的革新，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界的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市民阶级的壮大，报刊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娱乐的重要媒介。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文学创作与报刊媒介紧密相连推动了稿酬制的盛行。因此，许多文人纷纷介入报刊行业，孕育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报人小说。

被誉为“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张恨水的创作生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尽管他常常以“多产”的通俗小说家身份而被人们熟知，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位“专职文人”，他的文学创作与他的新闻生涯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他的报人身份始于《皖江日报》，终于《新民报》。在这三十年的新闻生涯中，他先后做过记者、助理、主编等多种工作，长期主持多份报纸的副刊，如《世界日报》的“明珠”，《世界晚报》的“夜光”，《新民报》北平版的“北海”等。同时，他也利用报刊作为文学传播媒介连载了多部小说，例如在《皖江日报》的《紫玉成烟》，《世界日报》的《金粉世家》，《新晨报》的《满城风雨》，《新闻报》的《太平花》等等。最广为流传的《啼笑因缘》更是在多家报纸上刊登，风靡全国。作为拥有“文人”和“报人”双重身份的张恨水成为这个时期稿费和版税收入最高的小说家，一方面是由于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文人才华，另一方面又有报刊为他提供刊登平台和灵感的原因。

回顾过往的研究，学术界对于张恨水的小说研究多集中在对如《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作品的孤立解读，仅停留在分析小说作品文本的表象层面，但对张恨水整体创作风格的把握和综合梳理仍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借助传播学、新闻学等多个视角，通过对张恨水小说创作的特点，小说成功的原因以及现代报刊下他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来研究张恨水的小说创作与报刊媒介的互动关系。以期全面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与传播机制，揭示报刊媒介在文学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张恨水个人的文学成就和创作风格，为推动现代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张恨水小说的特点

（一）内容“新闻化”倾向

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新闻化”倾向。张恨水善于从社会热点事件终获取灵感，并将这些社会新闻和时事热点融入小说创作中，使作品贴近市民的真实生活，同时借此反映社会现实，引发读者的思考与共鸣。

在他的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阶层多种多样，有上层社会的贵族、富商、少爷千金，也有教师、记者、医生这些知识分子，但也会有侠士、地痞、小偷这类江湖之人。他常常在小说的言情主体之外融入了许多现实事件，极大地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在他的诸多小说中，几乎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原型。他的代表作《啼笑因缘》中的部分情节就是根据1924年前后一个鼓书艺人高翠兰被抢的社会新闻而改编的。同时，小说中提到的军阀混战、军阀强占民女、学生运动等也都是基于当时真实的社会新闻所创作的。直接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青年人的心声，使得小说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新闻性。

张恨水还常常利用所听来的一些达官贵人描绘的故事巧妙地融合进小说中。例如在《金粉世家》中他所描绘的就是一个豪门世家的兴衰历史，以一个封建贵族大家族的缩影来反映北伐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小说中金家二十多个成员的不同命运既是个体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必然过程。深刻地展现了新旧交替时期旧式军阀的陨落和社会的复杂性。由于涉及一些权贵，张恨水在将他们写进小说时常常为其编造新的身份，但对于上层社会爱恨情仇的描写仍然引发了读者的兴趣。

在言情小说之后，张恨水的小说又逐渐转为了讽刺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和国民党的丑行，一些不能被刊登上报纸的新闻被张恨水以小说的形式揭露。例如在《八十一梦》中，拥有一百多个公司的西门大官人的妻子潘金莲在开车被阻拦时给了警察一个耳光，这是改编自当时孔祥熙的女儿在重庆违反交通规则，却不满警察的劝阻打了警察一个耳光的新闻。同时，他又根据时代大背景的变化更新小说题材，将笔锋对准抗战小说，《太平花》是他这一题材的书写开端。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张恨水原本计划按照既定的构思和写法进行，但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他临时增加了小说的抗战内容。一方面是他根据时事变化调整创作内容，另一方面更是借此表达自己浓烈的爱国情怀。

（二）关注公共空间

报刊的兴起是在市民阶层壮大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报刊上所刊登的小说面向的读者对象也必然是广大的市民阶层。张恨水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常常将目光投射于都市生活，城市的公共空间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他所关注的重点。实际上在18世纪初期，有批评家就指出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市民们发表意见，谈论趣事的最好的地盘，那么故事最好的发生地自然也应当是在公共空间中。

显然张恨水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善于将小说情节设置在如茶馆、饭店、公园、街道、剧院这类公共场所，通过描绘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和交流，展现对于社会多样性的独到见解。刘少文的统计结果显示, 在《现代青年》的36回中，有23处背景被设定在公共空间。而在《似水流年》的24回里，公共场所的出现频率更是高达30次。此外，在《满江红》的第6至第10回的这五回里，仅仅是描述唱歌的茶楼就出现了4次。至于像《春明外史》和《京城幻影录》这样的作品中的公共空间更是几乎随处可见。

张恨水关注公共空间，将其作为一个抒发自己观点的宣泄口。《春明外史》中出现的“第一楼”茶馆便是一个典例。张恨水通过茶馆这一公共空间巧妙地将各色人汇聚于此，以不同人物的闲言片语展现社会的黑暗面貌，借他们之口直接抨击政治的腐败与道德的沦丧。这正是他利用公共空间的独特性，即每个人都可以在此发表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以此成为了自己发泄的出口。同时，关注公共空间也是贴近现实生活的体现，便于展现当时社会的生活氛围与真正面貌，例如作者常以街道的车水马龙、商贩的叫卖声以及行人的谈笑声来共同构成城市生活的热闹景象，强化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自我认同感。不仅如此，张恨水还常常借助公共空间来暴露社会问题，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例如在《金粉世家》中他以金宅这个空间意象作为小说的独特场景，通过描绘金宅里的豪华生活以及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巧妙地揭示了隐藏在繁华背后如贫富差距、阶级矛盾等的社会问题。同时，金宅作为最核心的公共空间，诸多情节与矛盾都是在此展开的，展现了公共空间在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迎合市民审美需求

作为一个“报人”，张恨水的小说在创作上非常注重迎合市民的审美需求。这是因为他明白只有抓住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和情感需求，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受到大众的喜爱。因此，尽管新文学派常常抨击通俗文学的落后，认为其缺乏严肃而深刻的主题思考，但是张恨水坚定地认为读者才是最重要的受众。在当时的时代，报刊受众最广的仍然是中下层阶级的普通民众，他们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故事叙述，有自己的阅读和审美习惯。

于是在题材的选择上，张恨水在前期的创作中通常是采用传统的言情故事，之后又尝试了例如抗战小说、讽刺小说等各种各样的题材，不断根据时代变化来调整小说题材以追随市民阶层的偏好。这样的调整一方面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使小说成为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和精神寄托。

在内容的选择上，张恨水并不站在文人高高在上的角度，而是贴近中下层人民的世俗生活。他将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情感纠葛和人生追求融入作品中，使得作品具有鲜明的市民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在小说《夜深沉》中，张恨水通过描写一个歌女与车夫之间的爱情故事，展现了市民阶层在爱情与道德之间的挣扎与选择。他巧妙地运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将市民阶层的情感纠葛与人生追求相结合，使得作品既具有深刻的人性探讨，又符合市民读者的审美需求。这种深入市民阶层生活的写作方式，使得他的作品更加贴近市民读者的心灵世界，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与感动。

在形式上，张恨水的小说同样勇于创新。他吸取了西方小说和传统小说写作手法的优点，创作出适合自己写作风格的独特手法。在他的小说中对传统章回小说的形式进行了改造，淡化了传统小说中的说书口吻，同时他又将现代的叙事手段融入传统的小说形式中，利用心理描写等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以求摆脱人物形象扁平化的弊端。这种以俗为雅、雅中藏俗的写作风格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传统小说的韵味，又符合现代读者的审美需求。

二、张恨水小说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报人与文人的双重身份

张恨水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与他的双重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他既以报刊业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有着杰出的文学才华，是鸳鸯蝴蝶派中的代表作家。这使得他在小说创作中能够灵活运用报刊资源和文学技巧，创作出既具有新闻性又具有文学性的作品。

作为报人，张恨水拥有丰富的新闻资源和敏锐的新闻触觉。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恰恰为报刊小说提供了天然的素材。张恨水的报人职业使他看遍整个社会的多面性，在新闻中塑造起对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人物的形象特征。这让他的小说充满了贴近现实的通俗之感，极易引发读者的共鸣。同时，报人的职业帮助他准确地捕捉读者的喜好，利用理性的方法来运用报刊这个渠道将自己小说广泛地传播出去，进一步扩大了读者队伍，提高了小说作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作为文人，张恨水自身就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才华。他善于运用文学技巧和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描绘场景和情节。世界各地的文明进入中国，势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冲击。张恨水认为自己作为这一时代的文人代表，应该完成两个任务：一是传承祖先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即固有的文化底蕴；另一则是接纳并融合西方文明。正如前文所说，他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一些西方的新式文化融入小说创作中，使得他的小说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面貌，所适应的读者群体也更加庞大。除此之外，张恨水仍然在思想上收到儒学的影响，有着文人为社会不公发声的不平之气。因此，他将作为报人所不能发表的观点和新闻以文学的形式传递出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和见解。

报人与文学的双重身份使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既有报人的社会责任感与理智，又有文人士大夫的独特情操与意气。

（二）清醒的读者意识

传播学中有一个观点：“当传播内容被期待时, 传播更有效。”如作为一个报刊业工作多年的人，张恨水养成了十分清醒的读者意识。这是因为他长期在报刊行业工作而形成的职业操守，报刊就是为了给读者看的，同理，在报刊中刊登的小说也同样是围绕读者展开的。如果一份报刊没有受众，一方面会影响报刊的商业性成功，另一方面也会使小说陷入无人可读的情形之中。因此，张恨水在报刊小说的创作中始终保持着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创作理念，这帮助他既可以适应报刊连载的要求，也可以满足读者的阅读倾向。

这首先反映在张恨水对读者阅读体验和感受的注重上。长期在报刊行业工作使他清楚报刊有其弱点——版面十分有限。因此以报刊作为传播媒介的小说都是以连载的形式呈现给大众的。在这样的传播特点下如果情节不够连贯，或者每天所登出的小说内容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么读者的阅读体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小说的期待值也会降低。张恨水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都是以一个大的故事作为主线来贯穿全书，并且在每个章回中都会设置一个小高潮，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例如《春明外史》就是以杨杏园的爱情故事作为整个故事的主线，又赋予他新闻记者的特殊身份，借此将许多现实的奇闻怪事自然地引出，以此吸引读者的眼球。

除此之外，他对读者的定位十分清晰，了解大众市民所喜闻喜爱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因此，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是以言情作为题材，因为这是当时最广大读者群体所喜好的内容。以《金粉世家》为例，这部小说在刊登出来之后受到的反响甚至比《春明外史》更为热烈，张恨水自己归结的原因是：“书里的故事轻松, 热闹, 伤感, 使社会上的小市民层看了之后, 颇感到亲近有味。尤其是妇女们, 最爱看这类小说。”同时，他也时刻关注读者的趣味变化，根据读者的反馈来调整自己的创作风格和题材选择。例如当武侠片风靡全中国时，张恨水便在小说中融合了这种武侠气息。在《啼笑因缘》这部小说的创作中加入了侠客父女这一对人物，满足读者在精神上新的需要。同时又仍然关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让小说集现实见闻和侠气义士于一体，符合读者在各个方面的审美趣味，使得《啼笑因缘》成为轰动全中国的小说。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张恨水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绝对清醒的读者意识，才能帮助他在故事内容、人物形象、题材选择等方面都做出有效的努力。

（三）报刊行业的发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随着报刊行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通过报刊来获取信息和娱乐。因此，报刊的创办者意识到优秀文学作品对于扩大读者市场的重要性。于是，为了提高报纸的销售量并增加广告收入，他们积极寻求合适的文人为报刊提供文学作品，并给他们支付一定的费用。

“报纸上的‘副刊’已经刺激到文人的敏感神经，那么现代传播媒介的突破，则是让传统文人直接参与了推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进程。”在面对现实生活压力下，许多文人纷纷选择了这样的创作方式。张恨水就是其中的一员。这种商业性的驱动榜之他的小说得以在各大报刊上广泛传播，受到了更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他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代表作，最初都是通过报刊的形式广为人知的。

此外，在报刊上刊登自己所创作的小说本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张恨水作为一位“多产”作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更是几乎是连续不断地在更新创作自己的小说的。这种持续的曝光和互动使读者能够定期接触到他的作品，并且增强了读者对小说的期待和关注度。再加之他本人的文学才华与时代敏感度，使得张恨水的小说在读者中形成了广泛的口碑和影响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报刊业的发达帮助张恨水在小说创作中传递文学价值观念。将报刊新闻与小说故事结合起来可以让小说在除了本身所具有的文学艺术价值之外，还关注其社会意义。例如他的小说《满江红》通过描写穷画家与歌女的爱情悲剧，借助这些人物形象来体现文士形象所独有的半新半旧的时代特色，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面，引发了读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

三、报刊媒介下张恨水小说创作的局限性

（一）连载形式的限制

报刊业为了可以持续获取商业收益，在上面所刊登的小说都会写得比较长，并且由于版面的限制，一次所能呈现的内容并不多，这样的连载形式使得小说要么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要么容易产生碎片化的叙事特征。这种创作方式不仅要求作者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和创作热情，而且很容易就会使小说偏离故事的主线，呈现碎片化的特点。

又例如在《金粉世家》中，张恨水设置了多条线索，通过不同人物的故事交织成一个庞大的网状结构。但是由于连载形式的限制，他不得不在每个章节中安排一些高潮和转折，以保持读者的阅读兴趣。这种创作方式虽然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但也使得小说在结构上显得松散，缺乏整体感。同时，受报刊周期的影响，读者在等待下一部分的内容时可能会忘记之前的情节。为了使小说每个章节都具有足够的卖点，张恨水不得不在创作时迁就读者的记忆力，尽量使每个章节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这种创作方式不仅限制了张恨水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还使得他的小说在某些方面显得过于迎合读者，缺乏深度和批判性。

连载形式除了会使文章出现碎片化特点的问题之外，还影响到了其他方面的创作。例如为了适应报纸版面的需求，张恨水在创作时往往可能因为版面不足但想保持章节的独立性，于是不得不放弃对情节深度的挖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此同时，这也给张恨水在创作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他需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同时还要保持作品的连贯性和吸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他的创作压力。

（二）商业化的压力

报刊既是一种传播媒介，但更大程度上来讲其实是一种商品，创办者大多会追求盈利。而小说以此作为传播，就不仅只是一种纯文学的形式，也染上了一定的商业化倾向。现代报刊与传统文学融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张恨水在创作中自然也会面对这样的压力。

首先他先是一名“报人”，所创作的小说基本都是在报纸上刊登过后才会再集结出版的，他在创作中不得不总是需要以报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商业价值，有多少商业价值。这与当时稿费制有很大的关系，文学创作并不仅仅是他抒发个人才华和情感的方式，更是他赖以生存的生计来源。他自己就很坦然地表达过这一点：“我把在北京得到的薪资，大部分汇到南方去，养活这个家，也唯其如此，我成了新闻工作的苦力，没有心情，也没有功夫，再去搞什么文学。”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必须优先考虑到他们的受众数量。因为假设他为了追求小说的艺术效果而创作出一部很难读懂的文学作品，即使这部作品再高深也很少会有观众买账。这使得他在创作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世俗化、娱乐化的倾向。

同时，这样的传播媒介往往对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数量有很高的要求。张恨水作为一名以“多产”而闻名的作家，他的写作效率和速度都是很快的。这样的压力使得他在创作过程中难以摆脱传统小说的套路，使得作品出现类型化的特点。可见，报刊作为现代媒介，其商业化特征一定会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束缚，作者为了使作品有市场，也不得不去迎合市民的阅读喜好，使得小说在思想上显得较为肤浅，缺乏深度与批判性。在保持作品可读性的同时又限制了作品的艺术性，使它在某些方面显得过于保守或缺乏创新。

这样的压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家的作品质量。张恨水虽然是当时稿费最高，同时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作家。但由于所创作的作品数量实在是过于庞大，无法保证每一部作品都是很受读者认同的。这使得他小说作品的创作质量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特点。

（三）社会环境的制约

以报刊为媒介进行文学传播时，不仅要受到它本身特点的影响，也很容易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首先，作为一位通俗文学作家，张恨水往往需要在作品中反映出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传统道德观念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作为刊登在报纸上的文学创作，很难全然对社会不公进行彻底的批评。就拿《啼笑因缘》来说，张恨水虽然通过主人公樊家树的言行表现出了一定的反封建思想，但小说的整体上仍然受到了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他需要在作品中保持一种平衡，既要反映社会的现实和问题，又要避免触犯传统道德观念的底线。这种创作方式是会限制张恨水的思想深度的，也会使得他的作品在某些方面显得过于保守和缺乏批判性。

其次，随着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的变化，张恨水在创作风格上也会有所改变。在抗战时期，他开始着力讽刺后方的官绅和官员的腐朽生活，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批判精神。例如在《八十一梦》中，张恨水通过十四个梦境的形式揭示了社会的边边角角的黑暗和腐败，对当时的重庆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批判。但是在社会环境的制约下，这样据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往往会受到当局者的审查和打压，限制了作品的传播范围。因此，这使得张恨水往往要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对现实进行批判，更加谨慎和审慎地处理某些敏感话题和人物形象以避免触犯当局的敏感神经。例如在《春明外史》中，张恨水虽然对政客权贵进行了极尽的挖苦讽刺，但这种讽刺却不敢以十分激烈地、明显的语气来抒发，只能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无法真正深入到社会制度的本质层面。这种批判方式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削弱他的社会批判力度。

四、结语

张恨水的小说创作与现代报刊这一传播媒介紧密相连。通过对张恨水小说的特点、小说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现代报刊下张恨水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三个方面的深入研究，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深刻影响了张恨水的文学成就，也为我们理解现代文学的传播机制、创作生态以及社会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张恨水的小说在内容、关注点和叙事策略上展现出了独特的“新闻化”倾向。他善于将社会新闻融入小说情节，使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同时，他的小说密切关注公共空间，通过描绘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和交流来反映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在创作过程中注重迎合市民的审美趣味，使小说呈现以俗为雅、雅中藏俗的写作风格。

他在小说上取得的成功与报刊业存在很大的联系。报人和文人的双重身份使他在创作种具有清醒的读者意识和准确的市场定位，以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创作才华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而报刊作为当时文学传播的重要媒介，也为他的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传播平台，帮助张恨水的小说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但是报刊的特殊属性也给他的创作造成了一定的局限性。连载形式的限制使得张恨水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不断考虑读者的反馈和期待，容易使得作品呈现碎片化的特点。而商业化的压力则可能导致作品在追求销量的过程中失去原有的艺术性和思想深度。社会环境的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在创作中对某些敏感话题的探讨和批判。

参考文献：

1. [1] 张霞.论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创作[J].求索,2010(11):208-210.
2. [2] 王婷.民国报人对于公共空间的探索与运用——以张恨水先生为例[J].新闻世界,2012(07):201-202.
3. [3] 张涛甫.试论张恨水的名士才情与市民趣味[J].苏州大学报,1997(03):60-67.
4. [4] 韩诚.文学视角下报人作家写作[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9(03):5-10.
5. [5] 石娟.报人身份的文学表达——张恨水创作特色的传播学解读[J].池州学院学报,2009,23(01):66-69.
6. [6] 王利涛.鸳鸯蝴蝶派与大众传媒关系探微[J].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1):24-30.
7. [7] 许鑫,肖莹.现代传媒制约下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生产[J].阴山学刊,2010,23(03):62-66.
8. [8] 薛熹祯.传统文人与现代报人之辨——论张恨水的文本差异[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8(04):142-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