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战国策·燕策三》提到：“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易水之上。”说文解字中“素”，意为“白致缯也。生帛也。故为凡白之偁。”“素衣冠”即为未经漂染的生帛，空有质而无色，保持布料材质原色的衣帽。由此可知，“素衣冠”与“白衣冠”在古代认知中，为普通百姓所穿的素色或白色衣帽。一直到东汉末年，白衣逐渐代指“平民、无功名或无官职的士人，并开始大量使用并被士人庶民普遍接受。”《日知录》道：“白衣者，蔗人之服。”如《汉书·朱博传》中“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史记·儒林外传》中记载：“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又如《风俗通义·三王》：“舜、禹本以白衣砥行显名，升为天子。”《东观汉记》：“持学精微，以白衣教授，常数百人。”因此，“白衣冠”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借代平民，而非丧服。“白衣冠”之所以造成后人不同的解读，在于白色为不吉利颜色，常与丧事有关。“白”亦可译为“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汉代帝室有丧，公卿素服而朝，称“白衣会”，即凶灾之征兆。汉文化里，素服或白衣有丧服、问刑、灾祸、诀别、谢罪等凶事穿的衣服之意，应根据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来解读“白衣冠”的寓意。有学者认为，“白衣冠即白色的衣帽，是丧服。荆轲此去，九死一生，所以事先为他戴孝。”意为白色主萧杀之秋，象征死亡，赴秦之路有死无生，“穿着丧服送行可以创造出生离死别的悲怆气氛”；而持相反看法的夏立菁表明，“并无提前为荆轲办丧礼之意，乃是将他视为燕国人而为他素服壮行”。王万秋则认为，“燕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商文化尚白色，含有吉祥之意。”王书辉明确表明，“易水送别的白衣冠不是丧服”。综上可见，学术界对于“白衣冠”是吉是凶各执一词，较少人从“白衣冠”送行去窥探太子丹易水送别的用意，以及荆轲太子二人关系走向，进而厘清荆轲最终悲剧命运的造就。因此，本文试图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借助“白衣冠”渊源作為理论支撑，解读“白衣冠”非丧服之意，而是寄予太子丹及宾客的美好寓意，由此进一步探寻司马迁笔下荆轲的悲剧内涵。

一、“白衣冠”易水送行解读

太子丹作为刺秦行动的总策划者，周密部署了易水送别环节。通过论证“白衣冠”非凶也，揭示易水送行之隆重之悲壮实则是太子丹一来稳定荆轲看似动摇的心，二来激励荆轲视死如归、收复失地、刺秦报恩的决心，从而进一步强化荆轲的悲剧形象。

（一）“白衣冠”非凶也

1. 强烈的报复心理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但没料到“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致使太子丹产生强烈的屈辱和报复心理。为达成刺秦目的，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又给予物质厚待荆轲；主动献上樊于期的首级和督亢地图；求购见血封喉的锋利匕首；“乃令秦舞阳为副”……万事俱备才催促荆轲上路。“古人行动的大忌，人未行，穿上白衣发丧，不仅不近人情，也与太子丹的愿望相违背”。易水送别乃太子丹精心部署的行动前奏，其对刺秦煞费苦心且将所有希望寄托于荆轲之上，临行前“既祖”以祈保佑刺秦顺利，又怎会身穿“丧服”送行以触霉头？还未行动就预想失败，非但不吉利，更是对荆轲的不信任，严重打击荆轲士气。由此推出，“白衣冠”非凶也。

2. 绝密行动的精心安排

有学者认为，易水送别“皆白衣冠”分明是在暴露荆轲刺秦行动。《史记》记载，太子丹欲刺杀秦王，前与鞠武入内室策划；后与田光密谋，又恐田光泄漏机密而致其自杀身亡，可谓做足了谨慎保密工作。“丹之私计”一旦失败，必招致秦国辗压报复，并引来燕王喜的扼杀。因此，易水送别不可能大张旗鼓的在边境为荆轲发丧送行而招人耳目。太子丹及其同行一改往日华丽锦衣，以边境贫苦百姓只穿得起的未经染整的简朴着装出现，“远远看就象是一群老百姓送亲友出远门一样”，不致引起秦国及燕王喜的怀疑。太子丹幻想通过刺秦来击溃秦国，计划缜密，用心良苦，不敢有丝毫的差错。又怎会在荆轲临行前自爆行踪，唯恐天下不知呢！此不符合情节发展逻辑，因此，“白衣冠”非凶也。

3. 颠倒主仆之大礼

《丧服》记载，根据居丧时间和服饰质地粗细，丧服可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称为五服”。由重及轻，适用于与死者亲疏远近关系的各种亲属。丧服为传统伦理的重要表现形式，荆轲只是太子丹所养之士，二人并无血缘关系，“太子曾拜荆轲为上卿，实为主仆关系。主子为仆人行服丧大礼，颠倒主仆之大礼。”由此得知，太子丹不可能违背伦理道德，自降身份为荆轲服丧，“白衣冠”亦不是丧服。

（二）荆轲与太子丹关系

太子丹利用权势和金钱，从一开始就以一种俯尊屈就的姿态表达出对荆轲的理解和赏识。这种“欣赏”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其目的只有一个——把他当作一个杀人工具。太子丹刺秦行动表现出“急、疑、贪”心理，报仇心切的他早已无瑕顾及荆轲个人安危，更不会大花精力为其发丧哀思。荆轲视太子为知己，太子丹非但不体察荆轲的心意与计划，甚至对其起疑心，这是对荆轲人格的侮辱，也让他与太子产生了明显的信义裂痕。“士为知己者死”的“知己”本应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无功利的纯粹的了解与欣赏，综观二人实为“利用与被利用、收买与被收买的关系”。

“太子丹作为荆轲刺秦这一行动的策划者和幕后推动者，是他逼迫荆轲在准备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离开燕国前去赴死。”荆轲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借景抒情，道出他认清太子丹的真实面目后极度失望心寒；荆轲自知将身死异国的凄怆，因此唱出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声。至此，荆轲明知将死却仍义无反顾前行，“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更是为回报田光“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的知遇之恩，效法田光以生命追寻完美的人格特质。荆轲坚守“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与太子丹为报私怨不顾惜士之性命安危形成鲜明对比。而后，荆轲仅凭一把淬了毒的刀且秦舞阳非恰当人选，导致了刺秦的最终悲剧。

司马迁将易水送别场面与人物的悲剧命运交织在一起，呈现了荆轲和太子丹的性格特点及恩义关系。刺客们为完善自身对道义规范的遵守，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诠释了人生的信念，形成强烈的悲剧气氛。

（三）荆轲悲剧内涵

“刺客们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渴望实现人生辉煌，建不朽功业，流芳后世得到社会的认可。”荆轲“之所以交结当地的贤达豪杰之士，实在是希望能通过他们的引荐获得进身之道，从而实现其施展所学、辅佐君侯的抱负。”太子一行白衣白冠为荆轲壮行是荆轲自我身份认同的最后一步亦为关键一步，“荆轲从一个混迹燕国到担负一国之安危，从一个边缘人到核心机密的执行者”，彼时，荆轲找到人生归属感和使命感，即以刺客之身怀抱兼济苍生之大志。

为知己献身是刺客“义”的主要内涵，荆轲舍生取义，可见把完成对恩人的义务和实现人生价值等同起来。司马迁寓悲于壮，通过自身的体悟，将深刻的悲剧之思转向人物寻求契合与认同，不以成败论英雄，刻划出荆轲的崇高美与悲壮美。

“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这种抗争体现出了生命的韧性及对尊严的捍卫。易水送别为荆轲勇敢赴死的悲剧结局做了铺垫与照应，秦庭上的荆轲“倚柱而笑”，用笑声迎接死亡，更显得潇洒与超拔。荆轲以生命捍卫承诺和义务的悲剧精神成了其最重要的内涵，为刺客勇敢的形象增添了无尽的光辉。“读者从观照对象中发现了人的价值和本质力量，也在观照中探索和开掘自身价值和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这正是《史记》悲剧人物形象体现出的悲剧美学所在。

二、结语

综上所述，了解时代背景下的历史文化才能更好的解读历史事件，不同角度的学术研究，使作品鉴赏更多样性、丰富性。“白衣冠”寓意太子丹一行为荆轲壮行的美好祝福，激励荆轲无畏无惧，完善自我，为燕国捐躯，实现个人价值。历代文人对荆轲褒贬不一，但司马迁为刺客立传，“并非着重其事功，而是以提炼精神之美为务。”刺客本身所具有的精神才是司马迁所关注的。

司马迁的悲剧命运奠定了《史记》的悲剧色彩，太史公与有志之士“以血酬的方式完成悲剧生命的绝唱，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至今依然可以从《史记》中感受到整体生命的坚不可摧，懂得如何找到自我身份认同，立身于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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