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赣南以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深厚的文化，使得民俗体育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存。一直以来，学界普遍把江西赣南称作“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赣南作为客家民系的重要发祥地和聚居地，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活动。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是基于客家民系迁徙过程中,由于其特定的地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间信仰、人口结构及社会变迁等综合因素影响下,而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客家民俗体育活动。其反映了赣南客家族群的生存智慧、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赣南客家地区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并非为“体育”而生，其起源与客家人的迁徙史、生存环境和精神信仰紧密交织，在漫长的接受、融合、传承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回溯其历史发展，挖掘其深厚价值，探索其推进路径，对于传承赣南客家文化、增强文化认同、促进乡村振兴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发展的历史回溯

（一）历史维度

由于战争及自然灾害的出现，大约从西晋开始，为了躲避战乱，寻求安定的生活，客家先民前后历经五次大规模的南下迁徙。正是由于赣南客家人来源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使得赣南既有早期的赣南本土客家文化又有江淮、赣中等地移民的外来客家文化、还有来自闽粤客家人的文化，从而最终奠定了赣南居民的现代格局。

（二）生态维度

赣南客家人聚集山区之中繁衍生息，以拓荒、种植的山区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为主，故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活动具有典型的山区农耕乡土特色，许多民俗体育文化项目都与农业生产有关。基于生存本能与生产劳动，首批南迁的客家先民抵达赣南山区，赣南客家先民居住在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山区，面临“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恶劣环境，经常会受山林野兽的威胁。为了生存和垦殖，他们需要强健的体魄。此外，还面临着与当地土著居民竞争生存资源的压力，同时由于客家不同姓氏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因此要求客家先民通过习武保护全家族及其成员，在这种背景下，涌现了一些以家族姓氏命名的拳种，民俗体育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三）文化维度

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基于自然与人文的双重构建。一是赣南客家原始居民对自然界缺乏知识，认为一切存在物和自然现象中都有一种神秘的属性，即“万物有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多神崇拜，并有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最终演变成了民俗体育。二是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主流是来自中原文化，与北方汉民颇有渊源，客家先民举家南迁定居赣南，与当地的土著文化融合，初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长期以来，客家先民具有崇文重教尚武的传统。阳明武狮是在阳明文化的熏陶下，通过练武习狮中演变过来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其不断发展、演变和传承，集习武、健身、娱乐为一体，既是强身健体的运动项目，也是婚丧嫁娶、祭祀庆典和闹春庆元宵最受欢迎的民俗活动。赣南端午习俗与中原文化南迁紧密相连。客家人从中原迁徙至赣南山区，将端午祭龙、祈福纳祥的传统与当地水系文化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龙舟文化。

二、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演变特征

（一）空间：区域性转向蔓延性

任何一种民俗的形成都是一定地域内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具有很深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地理根源。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是在赣南这一特定的时空内发生的民俗体育文化现象的总和。古时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少，赣南区域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空间不断向外拓展。一是近代以来，客家人因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大规模出海谋生，使得赣南客家民俗体育不断向海外传播和扩散。二是城镇化正在改变乡村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重构了人口结构和交往模式，传统村落的地理界限已然打破。三是数字技术，社交媒体、在线社区等数字平台成为新的社会交往渠道，拓宽了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时空存续与传播维度，将社会生活与交往互动延伸至数字空间，推动了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转型，实现关系数字化“在场”。

（二）内涵：身体性转向功能性

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历史悠久，起源于远古时期的身体活动和上古时期的生产劳动，是社会活动的内之一，但还没有明确的开展形式、程序。后来，人们在生产劳动中获得的技能逐渐成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开始与祖先崇拜、神明崇拜相结合传承至今，每逢节庆活动都要进行民俗体育表演，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成为了赣南客家人各种节日祭祀娱乐活动的重要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依附于民俗活动和富含文化内涵的体育现象。旁牌舞是大余县独特的民间舞蹈，源于抗倭名将戚继光独创的军事战术组合动作，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是一种罕见的集武术健身和表演于一体的赣南客家传统军事舞蹈，也是康氏祭祖的宗族舞蹈。随着社会的变迁，客家宗族生存斗争功能早已弱化，其本身所固有的古代武舞文化和长期以来根植在宗族土壤里汲取的客家传统文化已融合，逐渐演化成了具有宗族象征意义的文化形态。

（三）形式：稳定性转向流变性

长期以来，赣南地区乡村聚落的社会结构大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民俗体育活动中宗族组织同时扮演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角色，主体性鲜明。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区域独特的风俗和习惯。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农耕社会较为稳定、固化、静态的人地关系和乡村社会关系已经发生改变。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一代外流导致传统宗族、地缘关系日渐消解，改变了区域性的社群结构，传统乡村社群结构快速变形和重组。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因此出现主体缺位、错位的现象，流露出社群身份认同的尴尬，不少民俗体育活动因此而难于维系和开展，由此导致乡村居民宗族意识渐趋淡漠，祭祀等活动也日益失去其严肃性。

随着传播媒介的改变，社交应用的普及使得线上网络关系取代了传统地缘、血缘关系。民俗体育在网络空间中建立关系链接，促进了信息流通和资源共享，推动了民俗体育村落空间场域的流动化转型。

（四）组织：宗族性转向社会性

长期以来，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继承与宗族之间密不可分。但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逐渐从传统的紧密社会关系网络中分离出来，社会结构呈现出个体化、分散化的特征。传统村落的消失，宗法社会的没落，家庭结构的改变，谋生手段的变化，文化经济的兴起，大规模人口流动等导致家族性的继承方式受到冲击。伴随着政策的引导、地方政府的参与，学校、相关民俗体育基地等成为继承的主要场所，民俗体育的传承方式逐渐打破传统文化束缚，由家族、宗族自然传承快速向社会有序传承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俗体育活动目的也从强化宗族内部认同，转向服务更广泛的社会公众。

三、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价值实现

（一）科学定位，厘清文化属性

民俗体育在社会历史进程的主要作用在于是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最终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得以建构。当前，赣南客家民俗体育要吸收自身精华和借鉴现代体育发展成果，从而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现代转型传承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赣南民俗体育的变迁反映出赣南地区社会流动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个体内在需求的多重层面。要充分理解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在村落场域的公共文化空间里的关系，使之与现代农村社会相适应，并且服务于乡村建设。要通过严谨的学术研讨、深入的思想碰撞，进一步厘清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发展规律，提炼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特色与精髓，为其在现代社会的存续与繁荣提供的高效的实践路径。

（二）场景呈现，重塑文化生态

“场景”是一种由消费、体验、符号、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文化意涵组成的文化空间。民俗体育应在现代视域与社会秩序的规范下，形成以深入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传统与行为模式。

民俗体育作为一种具有“生活化”特征的文化传统，在与地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和观念体系长期互动中不断传承和演变，其重点是利用生活化的场景来营造民俗体育的真实性空间，从而达到空间活化，构筑起记忆传承的立体文化场景。要重拾民俗体育自身传统的方式、意义和社会价值，重现民俗体育的热闹场景，通过民俗体育展演、仪式参与等丰富形式，精准切中特定客群的生活方式，形成强共鸣和记忆锚点。讲好中国乡土体育故事，将赣南客家民俗体育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亮丽名片，提升文化软实力。

（三）情感驱动，加强文化育人

社会流动不仅仅应视作物质上升或社会地位跃升的过程，更应作为一个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感再造的过程。历史的变迁造就了赣南客家人不断开拓进取、团结奋斗的性格。具体而言，一是依靠民俗体育信仰维护宗族体系，从而社会凝聚力，通过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在巩固乡村社会秩序中确立身份，从而强化群体认同。二是通过教育引领，释放精神动能。通过民俗体育的学习，重拾乡土情怀，感受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精神，强化价值认同，激发民俗体育文化参与主体的身体热情，从而不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四）资源导向，拓展文化产业

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要立足自然禀赋、资源条件和区位特点，因地制宜布局产业，发挥民俗体育的多元价值。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具有较强的体育健身、表演观赏价值及军事史料等价值。要充分挖掘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特色资源，将赣南客家民俗体育与节庆民俗活动、全民健身运动、特色乡村建设、体育旅游、赛事运营等有机结合，利用民俗体育蕴含的乡土价值衍生出符合现代消费需求的意识，构建文化消费的可持续生态，从而催生相关产业，推动经济发展。

四、结语

从社会变迁等历史维度、现实境况等视角分析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在当代的创新发展，有利于拓展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视野。赣南客家民俗体育从历史深处走来，承载着客家人千年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它的演变历程，是一部从生存工具到文化符号的升华史。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活力在于与其生存环境适配程度、文化积淀的厚度，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的关联度息息相关。新时代的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既需在传承中守护其精神根脉与文化基因，更需在创新中激发其与时俱进的蓬勃生机，不断提升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力、辐射力、影响力，从而实现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应有价值，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1] 罗勇. “客家先民”之先民——赣南远古土著居民析[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4(05):38-40.
2. [2] 邓小勇. 客家传统体育及其文化特征[J]. 嘉应学院学报, 2004(04):77-79.
3. [3] 许晓容. 客家民俗体育活动的成因与功能: 体育人类学的视野——以舞火龙为例[J]. 体育与科学, 2012, 33(05):27-29+40.
4. [4] 林晓平. 赣南客家宗族制度的形成与特色[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3(01):82-85.
5. [5] 黄何平. 追本溯源：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渊源及其特征[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6, 37(02):6-8.
6. [6] 刘曦红. 宗族社会视野下大余旁牌舞体育民俗活动探析[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6(03):115-117.
7. [7] 涂传飞. 社会再生产机制：对民俗体育历史作用的人类学阐释——来自一个村落舞龙活动的民族志报告[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1, 26(01):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