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43.4倍，年均增长8.9%，创造了“中国奇迹”。 然而，在巨大的经济增长背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区域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近年来，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区域战略规划，并将城市群的建设提上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中平原城市群作为我国西北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在西北部地区具有较强的经济集聚效应。2020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常住人口达到3887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2万亿元，经济增长潜能持续释放，但区域内部发展不协调、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矛盾依然存在。一系列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关中平原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势必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城乡资源流动也将更加顺畅。那么城乡收入分配不均的局面是否会逐渐改善？产业结构升级能否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从县域层面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仅能够审视和评估产业政策效果，还能进一步研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为挖掘县域经济潜力，提振内需，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一定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概念界定

1. 关中平原城市群的界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在2018年2月7日联合印发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的界定，关中平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范围包括：（1）陕西省的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5个市、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及商洛市的商州区、洛南县、丹凤县、柞水县。（2）甘肃省的天水市及平凉市的崆峒区、华亭县、 泾川县、崇信县、灵台县和庆阳市。（3）山西省的运城市（除平陆县、垣曲县）、临汾市的尧都区、侯马市、襄汾县、霍州市、曲沃县、翼城县、洪洞县、浮山县。该区域总共包括52个县。

关中平原城市群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在区位上具有承东启西、联接南北的优势。从新发展格局的角度上来看，该区域既有利于推动西北部地区经济发展，开拓内陆经济腹地，促进国内大循环，又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推动国际循环。

2. 县域经济的概念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一种行政区划型经济，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接口桥梁，是典型的区域经济、特色经济、个性经济、差异经济。

发展县域经济主要有三方面作用：一是开辟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空间。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偏向大城市，导致大城市的经济承载力趋于稳定，而县域地区产业长期作为低端产业链和价值链环节，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二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主阵地。作为连接城市群、都市圈和乡村之间的重要区域，县域高质量发展不仅对打通城市群、国家中心城市、都市圈与乡村之间的人才、资本、知识等要素流通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农民就地市民化提供平台；三是筑牢生态保护屏障。县域作为生态资源的主要承载地，其绿色健康发展对保护生态环境，践行“两山”理论，推动实现“碳中和”“碳达峰”都具有重要意义。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产业发展，而产业发展又离不开本地的需求扩张，这就要求在当地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同时兼顾城乡分配公平，因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制约着县域地区的消费升级。故产业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二者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来影响县域经济发展。

3.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涵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产业结构相应地发生规律性变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比重沿着第一、二、三产业的顺序不断上升。这一定义从三次产业划分的角度界定了产业高度化。这一过程伴随着要素边际生产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从现实角度来看，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方面植根于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包括产业政策、户籍制度、财税补贴等，另一方面，也与城市本身具有的要素禀赋优势有关，包括广阔而平坦的土地资源、充足的水源、便捷的交通等。

从图1可以看出，在总量上，关中平原城市群在2018年到2021年这四年间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呈上升趋势，上升速度在2021年尤为迅猛；从结构上看，产业结构高度化倾向较为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三产业的持续扩张和第二产业的“收缩—扩张”过程中。

（二）影响机制分析

从理论上看，产业结构高度化主要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一，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极化效应”。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产业结构高度化使三次产业在城乡空间上的布局呈现出分化，即第一产业布局在农村，而第二、三产业布局在城镇。第二、三产业相较于第一产业更高的要素回报率促使各类要素向城镇流动，这主要包括城郊的集体产权土地、“用脚投票”的农民以及各类优惠政策、技术资金支持等。在城镇形成的经济规模效应迅速推动了城镇的发展进程，但却阻碍了农村的发展，使农村陷入“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形成“中心—外围”的城乡发展格局；第二，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扩散效应”。随着城镇经济的持续发展，城镇的产业发展会对农村产生持续的正外部性。成熟的产业在城镇面临着市场饱和压力，因而会将发展方向部分地布局在农村，从而为农村提供就业机会。同时，随着城乡行政壁垒的瓦解，农民可以更便捷地进城务工、消费和享受公共服务，从而增加收入。此外，当地方政府通过城镇产业发展获得了大量财政收入之后，也会通过“反哺效应”促进农村的发展，鼓励引导各种要素资源流向农村，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早已跨过“刘易斯拐点”。

图2展示了关中平原城市群2018年与2021年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相较于2018年，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有了显著的提高。由此可以作出判断：城乡收入差距在这四年间有了明显的缩小。

（三）提出假设

结合以上的理论分析和数据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可以通过扩散效应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关中平原城市群2018-2021年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故本文作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产业结构高度化会更多地通过扩散效应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产业结构高度化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假设2：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也不同。

接下来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这两个假设。

二、模型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处理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关中平原城市群52个县2018-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山西统计年鉴》《甘肃统计年鉴》及各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补充。各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Stata软件整理得出，见表1。

类型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Gap	208	0.22	0.11	0.02	0.59
解释变量	indust_h	208	1.98	2.02	0.12	11.15
控制变量	lngdp	208	10.50	0.53	9.36	12.44
	Fin	208	2.05	0.84	0.44	4.48
	Urban	208	0.41	0.074	0.25	0.63
	Gov	208	0.30	0.17	0.08	1.09

（二）模型设定

为考察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本模型，该模型能够揭示不同个体之间的特异性效应，避免个体效应导致的误差项自相关，从而更好地反映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为了抑制部分控制变量数值差异过大而导致的异方差，并使回归结果能够明确表达变量间的弹性关系，故对部分相关变量（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对数化处理，以下是模型的具体表达式：

其中，表示关中城市群中的52个县，表示时间；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县在年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县在年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是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等指标。代表县域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现有文献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衡量方法主要包括：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其中，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直接采用城镇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进行衡量，虽然较为简洁直观，但忽略了城乡人口结构差异的影响，可能导致回归结果不可靠；基尼系数作为常用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方法，主要用于多收入阶层收入差距的度量，对中间阶层的收入变化敏感，而无法确定收入两极化阶层的收入变化，这意味着城乡两极的收入差距无法通过基尼系数得到体现，因而会导致所衡量的收入差距不能充分反映现实；相比之下，泰尔指数既能将城乡人口结构差异的影响考虑在内，又能有效衡量两端（城镇和农村）收入的变动情况，非常适用于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本文选择使用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为泰尔指数，表示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年的城乡收入差距；表示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年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和，（表示城镇，表示农村）分别表示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年的常住人口数量，(表示城镇表示农村）分别表示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年城镇和农村的常住人口数量。该指标越小，数值越趋于0，说明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反之，则说明收入差距越大，城乡之间面临着更大的收入分配矛盾。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产业结构高度化（）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度化反映了生产要素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移集聚的过程，注重整体生产效率的升级演变。一方面考虑到三次产业结构划分的普遍性和相关数据的权威性与可得性，另一方面考虑到在当前发展阶段，三次产业间结构调整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故本文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衡量选择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进行衡量。该指标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趋向高度化。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对关中平原城市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选取了4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政府干预程度。指标的具体设计如下：①经济发展水平：选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指标，由于该数值绝对值较大，离散程度较高，为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对该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会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②金融发展水平：选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表示。随着近些年来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涉农贷款的扩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有助于农民增收，因而可以推断，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③城镇化水平：选用人口城镇化率作为衡量指标。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可能伴随着城镇人均收入的降低和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这是由城乡资源的再分配效应所导致的，故可推断，城镇水平越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④政府干预程度：选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一般说来，政府干预更有助于促进公平，因而可以推断，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全样本回归结果及分析

由于本文选择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故需进行Hausman检验。在Hausman检验中，原假设为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备择假设为不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对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后，得出P值为0.0002，故选择拒绝原假设，从而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的。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后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1)	(2)
	Gap
indust_h	-0.0200*** (0.0040)	-0.0090*** (0.0020)
lngdp		-0.0300*** (0.0090)
Fin		-0.0170*** (0.0060)
Urban		-1.4250*** (0.0730)
Gov		0.1320*** (0.0420)
_cons	0.2580*** (0.0080)	1.1290*** (0.1010)
N	208.0000	208.0000
r2	0.1500	0.8450
r2_a	-0.1350	0.7870

注：^* p < 0.1，^** p < 0.05，^*** p < 0.01。

表2中模型（1）为不添加控制变量，只保留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该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模型（2）为添加了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同样具有显著负向作用，推导路径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约深，泰尔指数越小，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也就越小。固定效应模型的该结果为-0.009，并通过99%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泰尔指数就会减少0.009。这一负向相关关系与李玉娇和王晓洁关于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结果一致。从实际情况看，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域产业结构向高度化转型，即工业化向服务化的过渡，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迈向新的台阶的重要表现。从总体上看，这一结果表明，关中平原城市群内部各县的第三产业扩张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包括劳动密集型和非技能密集型的服务业，这为农民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而第二产业的扩张则可能伴随着新旧产能替换的阵痛期，在这一期间，城镇工人的收入发生较大波动。进一步来看，在县域层面，由于市场狭小、高端要素流失等因素，传统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齐头并进，这为进城打工的农民提供了多样的收入来源；随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思想的提出以及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域层面的低端工业产能逐步削减，其中主要包括以钢铁厂为代表的一批资本密集型工业。这些产业面临新老更替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大城市的人才、资本的流入，而县一级的城镇职工收入则面临不小的波动。

从控制变量上来看，4个控制变量对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各有不同。具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着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每提高1个单位，泰尔指数就会缩小0.03%个单位。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结构向着有利于农民的一方倾斜；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着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每提高1个单位，泰尔指数就会缩小0.017个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普惠性金融、政策性贷款等一系列推动乡村振兴的手段，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着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人口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单位，泰尔指数就会缩小1.425个单位。这表明，县域层面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的迁移，一方面分享了城镇的规模效应产出和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增加了未迁移农民的人均资源拥有量。从相对量上看，这一影响系数非常之大，说明城镇化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干预程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政府干预程度的加深反而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每提高1个单位，泰尔指数就增加0.132个单位。从理论上讲，政府作为与市场相对的主体，在行为上更倾向于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但实证结果却给出了与之相反的证据。这说明，关中平原城市群县一级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城镇或较高端的产业层面，对农村和低端产业的扶持可能存在不足。

（二）分区域样本回归结果及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县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分区域回归分析。若依照关中平原城市群内各省级行政区划进行划分，会忽略掉各县的经济发展状况，扩大样本数据标准差，影响回归效果，恐有不妥。故本文依据县域经济体量作为划分依据，具体以为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是否超过100亿元为标准，将关中平原城市群内的52个县划分为发达县域和欠发达县域，其中发达县域包括28个县，欠发达县域包括24个县。分别对发达县域和欠发达县域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1)	(2)
	发达县域	欠发达县域
indust_h	-0.0010 (0.0020)	-0.0090*** (0.0030)
lngdp	-0.0270*** (0.0070)	-0.0130 (0.0260)
Fin	-0.0270*** (0.0060)	-0.0100 (0.0110)
Urban	-1.2820*** (0.0490)	-1.7290*** (0.1920)
Gov	0.1290** (0.0520)	0.1200* (0.0670)
_cons	1.0200*** (0.0770)	1.1000*** (0.2550)
N	112.0000	96.0000
r2	0.9240	0.8250
r2_a	0.8940	0.7510

注：^* p< 0.1，^** p < 0.05，^*** p < 0.01。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就各回归系数的符号而言，发达县域与欠发达县域都和总体回归系数的符号相同，说明无论是核心解释变量还是控制变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是稳健的。不过，在具体的回归系数数值和显著性水平上，三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在发达县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系数仅为-0.001，且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在欠发达县域，该系数为-0.009，并通过了99%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一回归系数与总体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基本持平。这说明，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欠发达县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在发达县域可能受到抑制。其原因或可通过发达县域与欠发达县域之间产业布局类型的差异来解释。在发达县域，因市场体量相对较大，要素流动更加畅通，产业布局类型更侧重在资本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服务业，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可能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与提高的资本收入份额和技能溢价有关。

对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发达县域与欠发达县域之间最具可比性的方面集中在城镇化水平上。二者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99%的显著性检验，且绝对数值都在1以上，与总体回归结果高度吻合。对比来看，欠发达县域该回归系数在绝对量上高出发达县域约1/3，说明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欠发达县域的城镇化比发达县域的城镇化效果更显著。故推动欠发达县域的城镇化将更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手段，具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在共同富裕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区域发展不平衡、需求收缩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本文通过选取2018-2021年关中平原城市群52个县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县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第一，通过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角度来衡量县域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第三产业相较于第二产业的扩张越快，农民收入的增速也越快。这一结论印证了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所作出的假设1；第二，通过分区域的样本回归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在发达县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是不明确的；而在欠发达县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正向作用。这一结论大体上印证了假设2。第三，对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发现，城镇化大大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该结果在总体和分区域回归中都得到了证实。而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加却会显著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二）政策建议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域地方政府应按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不同于产业结构现代化。政府应通过调整三次产业比例，提高第三产业占比来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特别是推动以传统服务业为代表的非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服务业发展，为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广泛的收入来源。而产业结构现代化意味着低端要素报酬的收缩。对于关中平原城市群县域地区来说，过度追求产业结构现代化转型既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又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同质化，带来恶性竞争，降低效率。具体来讲，各地方政府应以市场需求为基础，扩大布局餐饮、旅游、外卖、传统物流等服务行业，合理布局城市空间，鼓励“地摊经济”，为农民提供多样化的就业选择。

第二，充分发挥县城作为城市和农村的枢纽作用，打破行政壁垒，充分落实区域一体化战略，促进跨区域要素流动。县城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市场狭小、需求外流、就业紧张等问题，因而畅通县城与其所在市或周边大城市的交通往来，推动各类公共服务实现异地享受，从而促进县域城镇人口外流，有利于为农民市民化腾挪空间，进而推动县域地区人口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注重乡村产业振兴。加快发展特色小镇，发掘县域乡村的要素禀赋资源，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遗迹保护的同时有序开发，将市场锚定县城，放眼全市，发展一批具有文化旅游、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功能的特色乡村产业，为村民拓宽收入渠道。

五、结语

本文以关中平原城市群52个县2018-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推动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演进，对缩小该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发现为核心论点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表明在当前发展阶段，关中平原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更多地表现为“扩散效应”，通过创造大量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岗位，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非农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从而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从县域这一连接城乡的关键尺度，丰富和细化了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与以往基于省级数据或发达地区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揭示了这种影响效应在区域内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增收效应在欠发达县域尤为明显，而在发达县域则效果不彰。这深刻提示我们，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评估必须充分考虑地方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避免“一刀切”。然而，本研究亦存在一些局限性，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首先，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时段相对较短，难以捕捉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收入差距的长期动态影响。其次，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测度主要依赖于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这一指标虽简洁有效，但未能进一步区分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对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差异化影响。最后，本文主要揭示了统计上的相关性，对于其背后具体的传导机制探讨尚不够深入。

展望未来，相关研究可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化：一是延长观测窗口，利用更长时间序列数据或开展案例跟踪研究，以揭示二者关系的长期演变规律；二是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进行更精细的维度划分，特别是辨析不同类型服务业（如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的异质性问题；三是引入中介效应或调节效应模型，从微观层面进一步打开产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的黑箱，例如探究人力资本、数字普惠金融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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