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学术界治理理论内涵与体系的丰富，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政府单一主导”模式正转向多元共治模式。习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这就需要探寻国家治理的本土化路径。体育可以很好地“解决乡村组织虚化、乡村自治缺失问题，有效改变中国改革和现代社会转型带来的乡村文化基础断裂和乡村自治体系的失序现状。《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结合传统节日、民间特色节庆、农民丰收节等，因地制宜广泛开展乡村文化体育活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既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基础，也是其应有之义。因此，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并不矛盾，社会治理应汲取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治理经验和智慧。本研究主要从中国知网以“民俗体育”“乡村治理”等为主题词，重点检索了2019 年以来国内学者公开发表的CSSCI相关成果，以便对近年我国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研究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1 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研究概况

1.1 研究议题聚焦

近年来，我国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1.1 价值与功能研究

吴玉华等（2019）认为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民俗体育具有沟通人际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人们道德规范,缓解矛盾,营造安定、祥和氛围,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功能价值。廖上兰等（2020）提出有助于形成多元共治乡村治理格局，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内生动力。刘转青（2023）认为民俗体育的乡土性可以激活乡村内在治理动力、化解二元化结构矛盾。嵌入乡村治理是民俗体育现代性传承的必由之路，既能赋予民俗体育新的文化意义，也能将民俗体育注入时代脉搏。

1.1.2 治理变迁及治理特征研究

雷学会等（2023）在我国长期实施的二元制社会管理下，城市与乡村已演变成为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体系，民俗体育面临着脱域、重构或再融入的变迁机制。彭春兰等（2024）以湘西古镇龙舟活动为个案研究表明中国民俗体育治理形态经历了从简约到复合的转变，将是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民俗体育治理的基本特征。

1.1.3 治理机制研究

部分学者将目光转向研究民俗体育如何实现乡村治理。廖上兰等（2017）通过对江西宁都“中村傩戏”的研究提出“村民自治”的最终实现是民俗体育借助身体活动与神灵信仰的结合。杨中皖等（2018）认为村民通过民俗体育在“国家－社会”相互在场的基础上促进传承与发展，从而形成了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生活信念。王智慧（2022）认为基于民俗体育活动的文化特质、仪式性身体展演和个体主观认同，促使当代族群意识得以呈现。吴松诺等（2023）从“家国一体”认同的逻辑理路，探讨民俗体育塑造乡民个人情感的转化，从而积极引导乡民由内至外地建立民俗体育的“文化自觉”意识。

1.1.4 治理组织研究

倪军等（2024）从组织模式出发，提出趣缘型的民俗体育文化自组织模式可以在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中拓宽了文化传承空间，克服了宗族型组织模式的时代局限，促进民俗体育的传承。

1.1.5 治理体系研究

彭春兰等（2021）提出新时代应构建以党的领导为基础、以德法兼治为引领、以长效治理为目标、以兼容互惠为标尺的治理体系。倪军等（2023）认为民俗体育文化应与党建互融，基层党组织可以利用存量的民俗体育资源，有助于建立密切联系群众，实现乡村简约化治理。王长龙等（2023）揭示出新时代我国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的路径要向自治、德治和共治转变，从而实现我国民俗体育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实践。谭清文等（2025）通过对湘西古镇龙舟竞渡的考察得出跨区域和组织的公共性文化活动，可以通过区域治理的方式，强化文化认同，从而推动文化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

1.1.6 治理参与研究

吴松诺等（2024）通过对返乡青年与民俗体育赋能乡村振兴联动机理的阐释，围绕实践中如何提高返乡青年参与意愿和保障群体优势发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1.7 治理效果的研究

谭志刚等（2024）引入民俗体育治理评估领域，分析构建了以“物理、事理和人理”三个维度的民俗体育治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为民俗体育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1.2 研究视角呈现

研究者们从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对民俗体育文化参与乡村治理进行分析。

从民俗学的角度，我国民俗体育经历了一个从“鬼神文化”转向“族群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被组织管理者注入乡村治理的理念。周传志（2013）从民族宗族视角对民俗体育进行了研究，认为民俗体育在闽台宗族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体现在移民社会过渡到定居社会过程中，并逐渐形成宗族意识和组织。韦晓康等（2016）结合人类学和管理学，将民俗体育文化建设置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下考察与乡土社会治理的关系。彭春兰等（2024）将湘西古镇传统龙舟活动复兴的经验问题置于宏观社会结构背景下，对集体行动最终形成的整个过程展开了讨论。还有学者从传播学的视角，将民俗体育作为文化符号，依托角色定位与互动关系推动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张继生等（2021）认为民俗体育拥有多样的象征符号寄托着当地居民最深层次的文化信仰，从而实现社区结构稳固，社区共同体意识得到增强。

1.3 研究方法概况

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主要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其经典研究方法主要有个案研究法、田野调查法、民族志法等。涂传飞（2010）以体育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以舞龙活动为例对客家民俗体育活动的成因与功能进行了研究。陈振勇等（2013）采用田野调查法并结合个案分析，对凉山彝族自治州火把节节庆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研究。彭春兰等（2024）通过过程叙事，对古镇龙舟活动复兴集体行动形成的整个过程—事件展开分析。杨铃春等（2024）以民族志方法为基础，深入探讨抢花炮活动在富禄苗族乡的文化传承、社会关系和民族特点。

2 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2.1 研究议题不足

议题趋向同质化,大部分研究者通过民俗体育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机制，并基于具体的研究案例提出了一些结论。研究区域大部分为乡村区域，特别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很少研究将乡村与城市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弊端。部分研究多集中于论证民俗体育的“正向功能”，未将失效或异化等情况纳入研究范围。民俗体育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认同生成、价值整合，以及多元主体合作过程等方面关注有待加强，特别是忽视了治理主体的需求。此外，民俗体育的自发性与现行行政化治理体系之间存在张力，如何将其有机纳入乡村治理的正式框架，避免“为活动而活动”，使其真正服务于治理目标，仍需探索有效机制。

2.2 研究视角不足

部分研究对象多聚焦于不同地区的民俗体育，通过介绍民俗体育的发展历程，未能深入阐述民俗体育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比如如何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并存和转化。部分研究常将民俗体育视为一个孤立的乡村事件，未能将其置于“乡村振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宏观战略背景下进行考察。部分研究强调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但其并非一个线性过程，国家—社会关系两分法存在简单化的缺陷。部分研究按照现代体育的文化取向审视传统体育文化，而忽视了从体育视角研究我国民俗体育文化。

2.3 研究方法不足

质性研究深度不够，缺乏实证研究。多数研究者采用田野调查法，但其常受地理、政策等限制，“在场”与“参与”缺失，未能在实地中通过参与和反思去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者在资料收集和解释中扮演积极角色，无法完全排除自身偏见，主观性较强。量化研究方法严重缺失，几乎看不到通过问卷调查等量化方法来测量民俗体育对治理效能的因果影响及其程度的研究。

3 对今后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思考

3.1 细化和拓展研究议题

深化理论研究，构建更系统的“民俗体育—乡村治理”分析框架，深入探究其作用机制。引入“嵌入性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公共文化空间理论”等，深入剖析民俗体育影响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加强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应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政治背景相结合，围绕其变迁过程进行研究。要关注现代化进程中民俗体育脱离于日常生活的发展现象，聚焦民俗体育在不同场域参与治理的研究，要根据不同区域形态特征，构建不同的治理方式。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还存有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应从各类典型案例中提炼适用于本土特征的理论，为我国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明晰道路。

3.2 更新研究视角

“民俗体育”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路径，是学科转型的重要尝试。民俗体育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物质形式的存在，而且还充满民众复杂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一是要秉持跨学科视野，加强体育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二是要将民俗体育的文化意义转向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实现。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要从“问题导向”切入，要将民俗体育置于乡村治理应深入基层社会工作、组织发展等领域，进一步探索乡村治理的社会性基础问题。三是加强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由于地域的不同，民俗体育创造方式和所表现出来的机制和功能也不一定相同，需要更多深入的田野调查和长期跟踪研究，从而找到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共同点和关键点，总结出更具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经验模式。

3.3 完善研究方法

关于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可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法，比如行动研究法，研究者通过在实际问题中扮演“行动者”的角色，聚焦到行动者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和行动逻辑上，可采用“行动者导向”的视角，把对村民的情感和行为进行引导的过程作为民俗体育发挥治理效能的过程，从而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解读，通过不断的反思与改进行动来推动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同时生成有价值的理论知识。采用问卷调查法等，量化民俗体育对参与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亦或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乡村宗族组织的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政策的适配程度。目前还有混合研究方法等，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继续研究实施，从而不断完善研究方法。

4 结语

民俗体育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焕发新生机，是学界和实践者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围绕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议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回顾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研究者们取得了诸多宝贵成果，研究充分肯定了民俗体育在参与乡村治理、助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价值和潜力，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新时期要将民俗体育置于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民俗体育的发展之路，围绕民俗体育文化嵌入治理实践，激活多元共治动能总目标，从而产出更具有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价值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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