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人文与艺术
Asia-Pacific Humanities and Arts
- 主办单位:未來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ISSN:3079-3629(P)
- ISSN:3079-9554(O)
- 期刊分类:文学艺术
- 出版周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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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社群与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知识实践研究
Curation, Community, and Service: A Study of Knowledge Practices at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引言
自2016年知识付费风口兴起,其商业模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持续面临着“贩卖知识焦虑”“功利主义导向”等质疑与批判。在此背景下,知识类平台与内容提供方开始寻求转型,逐渐淡化“付费”色彩,转而强调“知识服务”,试图重塑其作为知识中介的组织正当性。与此同时,以B站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其“学习社区”属性日益凸显,为知识的创造、传播与消费提供了全新的场域与可能性。这一变化对传统出版机构,尤其是兼具学术资源权威性与市场开拓压力的大学出版社,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带来了转型机遇。
在此双重语境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大社”)凭借“新传小春晚”“开学第一课”“法学直播课”等一系列新媒体实践,超越了传统图书营销的范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知识服务新生态。这些实践不仅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反响,更在本质上触及了数字时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核心逻辑。然而,既有关于人大社的研究多集中于其“走出去”战略、品牌建设或数字化转型的宏观描述,对其新媒体实践背后所蕴含的知识实践逻辑,以及其对出版知识服务转型的范式性意义,尚缺乏系统性的学术探讨。
传统出版研究往往遵循“生产—传播—消费”的线性框架,难以充分解释数字环境下知识如何通过动态、情境化的互动被共同建构。知识实践理论将知识视为在特定社会、技术及物质语境中,通过行动者的实践动态生成的产物,强调知识的“做”而非静态的“知”,为观察出版转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视角。尽管已有研究分别关注了出版知识服务转型、策展或社群等概念,但将“策展—社群—服务”三者置于统一的“知识实践”框架下,并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深度剖析的研究仍显不足。
因此,本研究旨在引入知识实践的理论框架,以人大社的新媒体实践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以下核心问题:人大社如何通过知识策展与社群互动的具体实践,重构其作为知识中介的角色,并最终驱动知识服务范式从单向传递向互动可视化的革新。本文将首先阐释人大社与新媒体平台的生态适配性,继而系统分析其知识策展对学术资源的场景化重构,以及社群连接如何促进知识流动与情感维系,最终揭示其知识服务新范式的内涵与特征,以期为理解数字时代出版业的转型路径提供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洞见与实践启示。
一、生态适配:人大社与新媒体平台的知识耦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新媒体平台的知识实践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效,关键在于其自身角色的战略性进化与新媒体平台知识传播逻辑之间形成了高度的生态适配性。这种耦合是构建新型知识服务生态的基础。
(一)人大社“知识策展人”的角色进化
为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人大社主动推动了其核心角色的深刻进化,从传统的知识内容提供者,转变为现代的知识生态服务商与策展人。
1. 从“内容提供者”到“知识服务商”
传统模式下,人大社的核心职能是作为权威学术内容的“提供者”与“把关人”,其价值实现主要依赖于纸质图书的出版与销售。然而,面对Z世代用户知识消费习惯的变迁与学术出版“用户断层”的困境,人大社意识到,单纯提供内容产品已不足以满足市场深度、互动、场景化的知识需求。其战略重心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从关注“内容”本身,转向围绕内容构建全方位的“服务”与“关系”。这意味着,其目标不再是仅仅生产高质量的图书,而是为用户提供贯穿学习、交流、成长全过程的知识解决方案。这一角色进化,驱动其从交易型的“内容供应商”向关系型的“知识生态运营商”或“知识服务商”跃迁,是其一切新媒体实践的战略原点。
2. 学者资源的媒介化再造
人大社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深厚的学者资源。在角色进化过程中,它成功地对这一核心资源进行了“媒介化再造”。学者不再仅仅是匿名的“作者”,而是被推向前台,成为新媒体平台上的“知识代言人”和“内容策展人”。通过邀请知名学者参与“CRUP大家谈”直播、录制“学者精讲”短视频、主持线上学术对谈,人大社将学者的学术权威、专业知识与人格魅力,转化为具有吸引力的媒介符号和内容资产。这一再造过程,不仅赋予了存量学者资源新的生命力,更借助学者的公信力,为其新媒体知识实践提供了专业性与可信度的强大背书,实现了学术资本向媒介资本、社会资本的有效转化。
(二)新媒体平台的知识传播逻辑
人大社的转型实践,深刻地嵌入并利用了以B站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所特有的知识传播逻辑之中。
1. 平台属性迭代:从“信息集市”到“学习社区”
新媒体平台,特别是B站,其属性已发生了关键性迭代,从早期单纯的“信息集市”演进为具有浓厚氛围的“学习社区”。这一属性迭代至关重要。B站活跃的社群文化、弹幕互动机制以及用户对深度知识的自发追求,共同营造了一种“严肃娱乐”或“快乐学习”的独特场域。在这里,学习不再是枯燥的任务,而是一种共享的、有趣的社会性体验。这种“学习社区”属性,与人大社所要传播的学术知识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为严肃内容的传播提供了免受过度娱乐化侵蚀的“保护性空间”,使其能够以更贴近年轻用户心理的方式,实现学术知识的有效下沉和传播。
2. 内容生态适配:PUGV+PGC混合模式的知识生产
人大社的成功,还在于其精准地融入并引领了平台主流的PUGV(专业用户生成视频)与PGC(专业机构生成内容)混合生产模式。一方面,人大社作为权威的PGC内容来源,提供了高质量、系统化的专业知识内核,如精心策划的直播课、学者讲座,确保了内容的准确性与深度。另一方面,它积极激发和利用PUGV生态:通过设立如“法科生在成长”等话题,鼓励用户分享学习笔记、备考经验(UGC),这些用户创作内容又反哺和丰富了整个知识生态。这种“PGC引领方向、PUGV丰富生态”的混合模式,既保证了知识传播的权威性,又极大地增强了社区的参与感和活力,形成了官方与用户共创、共享、共治的健康知识生态,实现了平台内容生态与出版社专业资源的完美适配。
二、知识策展:学术资源的场景化重构
知识策展是人大社活化存量学术资源、重构其与用户关系的核心环节。其通过策展主体的协同与策展内容的仪式化表达,成功实现了学术知识的场景化重构与价值增值。
(一)策展主体与权威构建
人大社的策展实践建立在一个清晰的双主体协同模式之上,通过学者与出版社的角色分化与协作,共同构建了新媒介环境下的知识权威。
1. 学者作为“策展人”:赋能经典著作
在策展体系中,学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内容策展人”角色。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远离读者的、隐于文本之后的作者,而是走向前台,以其学术权威和专业洞察力,对经典著作、理论体系进行筛选、阐释和转译。例如,在“法学直播课”中,知名法学教授将艰深的法典条文和理论,结合社会热点案例进行生动解读;在“学者精讲”短视频中,专家将专著的核心观点凝练成通俗易懂的“干货”。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学者利用其符号资本,为经典内容进行“背书”和“赋能”,使其在新的媒介语境中重新获得关注度和可信度,实现了知识权威从静态文本向动态人格化表达的转移。
2. 出版社的角色转型:知识场景设计师
与此同时,人大社自身的角色也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和“发布者”,深化为“知识场景设计师”或“场景策展人”。其核心工作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精心设计和构建能够吸引用户参与、促进知识互动的特定“场景”或“仪式”。出版社负责策划“新传小春晚”“开学第一课”等活动的主题、形式、流程和视觉呈现,选择合适的时间节点(如开学季、年末),并利用平台技术营造沉浸式体验。这一角色要求出版社深刻理解平台逻辑与用户心理,其权威性不再仅仅源于内容把控,更在于其构建有吸引力、有温度的知识场域的能力。
(二)策展内容的仪式性表达构建稳定节奏
人大社的知识策展超越了简单的内容推送,通过仪式性表达赋予了知识传播以稳定的节奏感和强烈的情感凝聚力,从而构建用户的归属感和集体认同。
1. 学科直播形成日常归属
人大社通过“CRUP大家谈”“法学直播课”等系列化、定期化的学科直播活动,将学术知识传播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节奏中。这些直播如同学术界的“电视连续剧”或“定期讲座”,在固定时间段(如每周或每月)与用户见面,形成了一种可预期的、规律性的知识供给节奏。这种稳定的“仪式”培养了用户的观看习惯,将离散的个体用户通过共时性的参与,联结成一个具有共同学习经历和话题的“日常共同体”,从而建立起一种持久而稳固的归属感。
2. “知识春晚”引爆集体狂欢
“新传小春晚”是仪式化策展的典范之作。它借鉴了“春节联欢晚会”这一国民仪式的形式,将新闻传播学的年度盘点、学者风采展示、学科趣闻等元素,以综艺化、晚会化的形式进行包装和集中展演。这类活动打破了学术活动严肃、刻板的传统印象,创造出一种“集体狂欢”的氛围。在特定时间点(通常是年末)引爆,它成为该学科学子乃至更广泛受众的一场年度盛事,极大地激发了群体的参与热情和情感共鸣。通过这种高强度的仪式化策展,人大社不仅高效地传播了知识,更成功地构建了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强化了其作为学科中心场域的品牌形象。
三、社群连接:知识的流动与情感维系
在人大社构建的知识生态中,用户社群不仅是知识的落点,更是知识得以加速流动、持续再生产以及情感得以紧密维系的关键场域。
(一)社群作为知识流动的加速器
社群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知识传播的速率、广度和深度,使其从单向灌输变为多向循环。
1. 社群内容分发提高知识触达率
相较于出版社官方的单向推送,社群成员间的自发分享成为更高效、更具信任度的内容分发渠道。当一场精彩的直播或一条有价值的短视频在社群(如微信学习群、B站动态社群)中被成员主动分享、讨论时,其触达范围呈指数级扩散。这种基于人际信任和共同兴趣的“口碑传播”,有效突破了算法推荐的局限,将知识内容精准送达潜在兴趣用户,显著提高了知识的触达率和传播效率。社群本身成为了一个动态、有机的内容分发网络。
2. UGC驱动知识再生产
社群的核心活力来源于用户生成内容(UGC)。人大社通过设立如“法科生在成长”等话题标签,鼓励用户分享学习笔记、思维导图、备考经验、读后感悟等。这些UGC是对出版社官方PGC内容的深度解读、个性化补充和场景化应用,构成了一个丰富的、自下而上生长的“知识库”。这一过程驱动了知识的再生产:知识不再仅仅是出版社生产的原始素材,而是在社群互动中被用户不断地解构、诠释、应用和创造,形成了生生不息的知识循环,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知识生态的内涵与边界。
(二)社群关系强化机制
人大社通过精巧的机制设计,持续强化社群内部的情感连接与关系网络,将用户从孤立的个体转化为具有高度认同感的共同体成员。
1. “类课堂”直播降低学术距离感
人大社的直播活动在设计上精心营造了浓厚的“类课堂”氛围。学者在直播中会使用“请同学们思考一下”“欢迎在弹幕里回答”等课堂化语言;设置明确的“课间休息”环节;安排专门的答疑互动时间。这种沉浸式的场景设计,唤起了用户对学生时代课堂的共同记忆和情感依恋,有效消解了学术权威与普通学习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感。学术知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冰冷的符号,而是在一种亲切、熟悉的互动场景中被传递和接收,增强了用户的学习代入感和心理安全感。
2. 留言赠书强化社群归属感
“留言赠书”等轻量化、高互动性的活动,是强化社群归属感的有效手段。这类活动门槛低、参与度高,通过物质激励(赠书)吸引用户积极参与互动(留言、分享)。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它让用户的参与行为得到了官方可见的认可和回馈,创造出一种“被看见”“被重视”的心理体验。当获奖名单公布时,不仅获奖者获得喜悦,整个社群也能感受到官方的关怀与社区的活跃氛围。这种周期性的小规模仪式,不断强化着用户作为“人大社社群一员”的身份认同,将工具性的知识获取行为,深化为具有情感温度的身份归属体验。
四、知识服务:从单向传递到互动可视化的范式转型
数字媒介不仅改变了知识服务的渠道,更驱动了其内核与范式的深刻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实践,清晰地展示了一条从单向传递到互动可视化的范式转型路径。
(一)知识服务的范式演进
1. 传统范式:出版物即服务终点
在传统出版模式下,知识服务的逻辑链条终结于纸质图书的销售与交付。出版社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对内容进行编校、印刷和发行,读者与出版社、读者与读者之间处于孤立状态。知识被固化于物理载体中,其流动是单向、静态且一次性的。服务的内涵局限于内容本身的提供,图书售出即意味着服务关系的完结。
2. 过渡范式:知识产品化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出版社开始将内容进行电子化、数据库化,诞生了电子书、专业数据库、在线课程等数字产品。此范式下,知识服务的形态得以扩展,知识的可及性和使用便利性提升。然而,其内核仍是标准化产品的交付,本质是“内容搬运”的数字化升级。用户虽可随时随地获取内容,但互动性弱,参与度低,服务过程仍以单向传递为主。
3. 互动范式:可视化的知识服务生态
人大社的实践代表了以“互动可视化”为特征的新范式。在此范式下,知识服务不再是一个终点或一个静态产品,而是一个由持续策展和社群互动驱动的、动态运行的生态体系。服务的价值在于提供沉浸式的知识体验和解决方案。其“可视化”体现在:服务过程(直播、弹幕互动、UGC创作)公开可见;服务效果(用户反馈、知识掌握、情感共鸣)实时可感;服务关系(出版社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的连接)清晰可辨。知识服务由此成为一种可观察、可参与、可反馈的持续性活动。
知识内容的像素化趋变
范式转型伴随着知识内容本身的呈现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从线性文本向多维像素的“像素化”趋变。
1. 知识生产:内容的显性化表达
传统学术生产注重逻辑严密、表述严谨的线性文本表达。而在新媒体平台,知识生产趋向于“显性化”表达。人大社将宏大的理论体系、深奥的学术专著,通过短视频、信息图、直播切片等“像素化”单元进行拆解和转译。例如,将学者的核心观点提炼成几分钟的短视频,或将一个复杂理论模型用视觉化的图表呈现。这种“像素化”生产并非知识的降维,而是通过显性化、碎片化的方式,降低认知门槛,使知识要点得以突出和凸显,更适配于数字时代的传播规律与用户认知习惯。
2. 知识传播:阅读惯习的视觉化转向
与之相应,用户的“阅读惯习”也发生了深刻的视觉化转向。用户不再满足于纯文本的静默阅读,而是倾向于在融合了图像、声音、视频、实时互动弹幕等多模态信息的场景中进行学习。人大社的直播课、短视频等内容形态,正是顺应了这一转向。用户通过观看学者讲解、参与弹幕讨论、浏览图像化笔记来完成知识吸收。这种阅读惯习是分布式的、互动性的,知识的意义在视觉、听觉与社群交互中被共同建构,传统的深度阅读在一定程度上被沉浸式、互动式的“视觉化阅读”所补充甚至部分替代。
(二)社交互动赋能学术大众化
社交互动机制的引入,是打破学术知识壁垒,实现学术大众化的关键。
1. “科普+网红”开辟学术推广新路径
人大社巧妙地将学术“科普”与学者“网红化”相结合,开辟了新路径。出版社邀请有表达魅力和网络亲和力的学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生动的案例解读专业学问,将严肃学术进行“科普化”包装。同时,通过平台运营,有意识地将这些学者打造为特定领域的“知识网红”,利用其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吸引年轻受众。这不仅推广了学术知识,也重塑了学者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使学术权威以更亲切、现代的方式触达大众。
2. 弹幕构建实时、共生的互动网络
弹幕功能在人大社的直播中扮演了核心互动角色。它构建了一个实时、共生的互动网络。用户的疑问、共鸣、补充信息通过弹幕实时呈现,形成了集体围观、共同学习的临场感。学者可以即时回应弹幕提问,其他用户也可以参与解答,形成了一个分布式的知识解释系统。这种互动模式打破了传统学术传播的封闭性,使知识传递过程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共生的对话现场,极大地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3. “社群+直播”建立学术交流新场域
“社群+直播”的模式共同建立了一个学术交流的新场域。直播活动作为定期的“学术嘉年华”,是社群活跃的焦点和高潮;而围绕直播建立的微信社群、粉丝群等,则构成了日常交流的稳定空间。在社群中,用户分享直播笔记、延伸阅读资料、探讨相关话题,使学术交流从短暂的直播时段延伸至日常。出版社通过运营社群,持续维系用户热度,沉淀用户关系,并将社群反馈作为策划下一场直播的重要依据,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共同学术兴趣为基础的、线上线下融合的学术交流新场域。
五、结语
本研究以知识实践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媒体平台实践的深入剖析,系统考察了其以“策展—社群—服务”为轴心构建知识服务新生态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面对知识付费降温与Z世代知识消费场景变革的双重挑战,人大社通过其前瞻性的实践,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内容供应商”向现代“知识生态运营商”的战略跃迁,对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在于清晰地揭示了这一转型的协同作用机制:知识策展通过对学术资源进行仪式化、场景化的创造性重构,奠定了服务生态的权威性与内容价值基础;社群连接则通过构建高参与度、强情感黏性的互动网络,为知识流动提供了加速通道与情感动力,并反哺策展内容的优化与创新;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强化,共同驱动了知识服务范式转型,即从单向、静态的内容传递,转向互动、可视化、可持续的生态化运营。
其核心启示在于必须从根本上推动思维模式的转变:从“产品思维”转向“用户思维”,从“内容思维”升维至“生态思维”。具体而言,需将知识策展提升至战略高度,通过精心设计仪式化活动来盘活存量资源、吸引用户关注;需积极培育和维护用户社群,激发UGC共创,构建稳固的情感连接与归属感;最终必须将策展与社群运营深度融合,以持续互动和价值可视化为基础,构建起一个良性循环的、可持续的知识服务新生态。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由于是质性研究,虽能深入揭示实践的内在逻辑,但在对社群互动效果、用户忠诚度与服务效能间关系的精确测量上尚有不足。未来研究可采用定量方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建模与实证检验,亦可开展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出版机构间的比较案例研究,以进一步验证和普适化本研究的结论,深化对数字时代出版知识实践规律的认识。总而言之,人大社的知识实践表明,在数字时代,出版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已不再仅仅依赖于对内容资源的独占,更在于其构建和运营一个开放、互动、有温度、可持续的知识生态的能力。出版业的未来,属于那些能够深刻理解并成功践行这一新逻辑的“知识生态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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