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惯用的探讨问题的方式又被称作苏格拉底方法，这种方法以对所需探讨的概念下定义为起始，通过考察与定义相悖谬的事例，不断修正定义的内容使之臻于完善。这样的方法首先要求对概念的定义持审慎的态度，进而在其规定性内探寻可能存在的悖谬。当克法洛斯主张正义就是说真话和欠债还钱时，苏格拉底马上举出反例——当某位朋友发疯时将武器归还，即使在普通人的理性看来这也不合乎对正义的理解；当玻勒马霍斯接过克法洛斯的观点并在苏格拉底反驳的基础上加以修正，主张正义即助友害敌时，苏格拉底论证指出正义与伤害之间根本上是存在矛盾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归根结底，在苏格拉底身上能发现这种对辩证法始点的慎思精神。在第六卷511d中格劳孔指出了辩证法不同于数学、几何学等学科之处在于，辩证法并不是从假设出发，而是上升到本原来进行观察。由于辩证法是哲学的最艰难的部分，在497e处苏格拉底本人也指出，过早地接触辩证法容易栽跟头，可想而知哲学的精髓即在于此，哲人之精神亦在于此。本文将通过对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兄弟二人面对苏格拉底的种种论证时表现出的不同态度的分析，探寻兄弟二人身上所蕴含的不同的哲学气质。

一、格劳孔

（一）将对真理的追求视为荣誉

在第八卷548d中阿得曼托斯指出格劳孔的性格中有好胜的一面，与荣誉政治中的爱荣誉者近似。哲学论辩的目的虽说并不在于求胜，但在求真方面的“好胜心”却是含糊不得的，格劳孔便是如此，时常不满足于论证中的退让和妥协。可以说，于格劳孔而言，如果将哲学论辩比作一次战役，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即为爱慕荣誉的体现。

在第一卷347a中，当色拉叙马霍斯不假思索地同意苏格拉底说一般人都不愿意担任管理职务，除非给予金钱、荣誉和惩罚作为报酬时，格劳孔马上就站出来要求苏格拉底解释“惩罚也是一种报酬”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卷357a处指出，正是由于格劳孔对什么事情都持勇敢、进取的态度，更加不能接受色拉叙马霍斯的退却，才牵扯出苏格拉底对“正义不仅就其自身，也就其带来的结果为善而值得欲求”的论证；甚至在第二卷358b处，格劳孔更是直言色拉叙马霍斯“不该那么快地，像一条蛇一样，在你的魅力之下就柔服了”，并指出自己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满足于普罗大众对正义的理解——正义并非由于其本身而是由于其结果而值得欲求以及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在讨论进行到理想城邦的建立所需要回应的三个浪潮部分时，格劳孔更是紧紧抓住“可能性”的问题不放。第一个浪潮是由阿得曼托斯提出的“男子和女子接受同等教育”的浪潮，在450d处苏格拉底承认对这个问题的言说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在于其可能性；另一方面在于其优越性。然而在进入第二个浪潮，即“妇女儿童在护卫者阶层共有”问题时，苏格拉底却显得畏畏缩缩，在457d处，他试图回避回答其可能性问题，仅就其优越性问题给出答复，而正是此时，格劳孔在求真方面的“好胜心”，那勇敢、进取的态度，不妥协、不退让的固执闪闪发亮，他不允许苏格拉底回避问题；同样，在471c-471d处，格劳孔紧紧抓住“为何这样的政体是可能的，以及它是怎样实现的”不放，他不满足于苏格拉底仅仅说明这样的政体的优越性而将其可能性悬搁不谈。

在511b处苏格拉底指出辩证法的特点是：“不把假设当做本原，而是真正地把它们当做假设，当做是一些阶梯，一些跳板，以便，理性，当它一直走向那个超越于假设之上的东西，达到那个作为一切事物的本原东西，并且掌握住了后者之后，它就又回过头来，攀附在那一切攀附于这后者之上的东西上，就这样一直向下走到结论，完全不额外地使用任何由感官所知觉的东西，而是相反，它只使用形式本身，它从形式走向形式，并从而，最后归于形式。”从中不难发现，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对数学与几何学的不满之处：数学和几何学的公理是作为假设被给予的东西，是直接拿来用的。数学和几何学这两门学科如果不反思其作为推论出发点的公理的真理性，而直接将其接受下来投入使用，就与哲学精神相去甚远。辩证法不能向作为探讨始点的定义低头，如若未经检验就全盘接受，定义就成了某种权威或教条。同样，格劳孔也不能允许苏格拉底避重就轻，仅回答优越性问题而回避可能性问题，相较于优越性问题，毋庸置疑可能性问题更为根本，回答不了可能性问题，一切优越性均建立在假设之上，这是违背辩证法精神的。哲学也从来就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尽最大努力地回答问题。

（二）温和包容

色拉叙马霍斯的出场极具强制意味，正如玻勒马霍斯在开篇强制苏格拉底留下时一样，色拉叙马霍斯“就像一头野兽，蜷缩四肢，抖擞了一下精神，就向着我们奔袭而来，好像是要来把我们撕成碎片”，而且在要求苏格拉底说明自己所理解的正义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口吻极其强硬，连用五个“不要”限制苏格拉底回答的内容。苏格拉底自己为色拉叙马霍斯的强硬感到震惊，与其说苏格拉底是为色拉叙马霍斯的愤怒感到震惊，不如说他是为非哲学的强制感到震惊。正如他在后文回应色拉叙马霍斯时所说“不论禁止还是不禁止他，他就因此会有即使些微的退缩，不去把那正是他自己的所见说出来，作为对你的答复了么？”以求真为目的的哲学探讨应该秉持温和包容的态度，这种温和包容并非不讲原则，只要不偏离达致真理的道路，对问题合乎理性、能给出理由的答案是应当被允许的。比之于辩证法本身，举出反例的过程就是下定义者必须经受的挑战，若没有温和包容的态度，依照某种任意性要求对谈者对定义的检验，则哲学之路将是曲折的，甚至将被引向歧途。甚至同样的问题亦发生在苏格拉底自己身上，当色拉叙马霍斯抵挡不住苏格拉底的诘问时，色拉叙马霍斯即摆出一副不耐烦与不屑的态度，表示既然自己只能说是和不是，那就不如“为了好使你（笔者注：苏格拉底）愉悦呗。”

与色拉叙马霍斯不同，格劳孔身上存有这种温和包容，将苏格拉底类比为灵魂的理性部分、格劳孔类比为灵魂的意气部分，说格劳孔总是卫护着苏格拉底即由于其能以温和包容的气度进行哲学探讨。对于三个浪潮将带来的冲击，苏格拉底是不能没有预见的，正是因为他深知三个浪潮的威力，在不得不触碰这些问题时，苏格拉底才表现出过分的谨慎，不断以一种责怪的口吻表达自己探讨这些问题是被促狭的结果，并寻求听话者的护卫和帮助。而每每在这种时候，格劳孔总是给苏格拉底以安慰，如451b中“亲爱的苏格拉底，如果我们由于听你的谈话而受了什么损害……，你就放心大胆地讲吧”，再如在474a中，当苏格拉底说出了“哲人当王”的惊世骇俗的观点时，格劳孔站在苏格拉底的一边，声称“我是不会放弃你的；相反，我要尽我所能做到的来护卫你”，他的这一举动也得到了苏格拉底的认可，苏格拉底将格劳孔看作自己有力的同盟者。应该说，无论是人们长久以来接受的习俗还是普罗大众对哲人的误解都是一股无形的压力，于苏格拉底而言也近乎一种强制，甚至比玻勒马霍斯和色拉叙马霍斯的强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哲学的探讨不应该因为这种强制的存在而缄口，哲人恰恰需要理性主导的温和与包容的心态，哪怕仅仅是一种戍卫。

二、阿得曼托斯

费拉里在《城邦与灵魂》一书中指出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在第二卷中对重构的色拉叙马霍斯的主张——“正义是傻瓜才干的事”的不满在于，色拉叙马霍斯和苏格拉底都没能说明正义本身是什么，故而格劳孔会另外要求苏格拉底按他的要求说明正义既因其本身，又因其结果而值得欲求。格劳孔深知事实是普罗大众只觉得行正义本身痛苦不堪，仅仅因为它带来的报酬和名誉，人们才苦苦追求正义。三波浪潮之中，格劳孔亦未对苏格拉底的主张表示多少否认，尽管他的主张与雅典的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可以说格劳孔对苏格拉底想要描绘的理想城邦是几乎不觉违和的。

与兄长不同，阿得曼托斯的眼睛始终注视着现实的雅典城邦，在面对苏格拉底的主张和论证时总是保持着对现实的清醒认知。

首先，在第二卷阿得曼托斯接着兄长的话头进行补充时，他注意到格劳孔讲话的三部分共同说明了一个东西：正义只是因其结果而为人所欲求。余纪元在其《理想国讲演录》中指出，格劳孔关于“遵守约定形成的既不加人以不正义也不受人不正义的法律即正义”的正义观与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观之间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格劳孔的论点也断定了“正义不是由于其自身而被选择的，也不是起初就被选择的，而是人们迫于形势为了自保而不得不选择的”；格劳孔讲述的古各斯之戒的故事亦说明正义只是因其结果（笔者注：好名声）而值得欲求，正义本身不值得欲求，人们之所以不行不义只是因为人们缺乏逃避惩罚的能力；格劳孔提出的思想实验亦说明正义而贫苦较之不正义而享福对人的吸引力太弱，正义本身不是人们欲求的东西，其结果才是。

格劳孔所说的这三种情景近乎都出于某种假设，阿得曼托斯较之其兄长，则总是更加关注现实。他指出在现实生活中，父母教导子女要正义不是由于正义本身，而是由于正义带来的好名声，正义节制固然美，但实行起来却艰苦不堪；现实之中许许多多的秘教秘仪能够消灾祛祸，不正义者生前死后均能不受刑罚。整部理想国的最核心的任务是由格劳孔提出来的说明正义既因其本身也因其结果而值得欲求的要求生发开来，这个说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即如何说明正义因其本身值得欲求。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气质区别初见雏形，格劳孔更倾向于以思想实验的方式去展现要说明正义本身值得欲求将遭遇的困境，阿得曼托斯则倾向于盯紧现实，以实例来揭露说明正义本身值得欲求将遭到的困难。

其次，在第五卷开端阿得曼托斯要求苏格拉底说明“朋友之间妇女儿童共有”是怎样的，在第四卷424a中被苏格拉底一嘴带过的问题到第五卷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不由得让人联想在这期间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他最初的关注？又究竟是什么刺激了他再度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将苏格拉底推向风口浪尖？一个很有可能的答案就是，阿得曼托斯总是注目着现实。在当时公民兵制的雅典，妇女是根本不被允许进入军队的。

再者，在第六卷487d处，紧接着格劳孔同意苏格拉底加在哲人身上的优良品质之后，阿得曼托斯提出应该放眼看看现实城邦中的哲人是什么样子，他们一个个要么道德败坏，要么对城邦一无是处。虽说在这里阿得曼托斯确实没能正确理解到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与智者之间的区别，但是在他身上的这种对苏格拉底论证的警惕心还是时时刻刻存在着的，而这种审慎与格劳孔不同，这种审慎来自于生长在阿得曼托斯身上的现实之眼。

现实毋庸置疑是哲学观念和主张的一个参照，当哲学探讨所描绘的情境与现实情况相抵牾时，保持对现实的清醒理智是极为重要的。格劳孔在这方面稍显欠缺，故而可以看到，每每哲学的探讨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时，大多是阿得曼托斯站出来问：为什么现实不是这样子？哲学若不想将自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之中而是要面对诸如阿得曼托斯一般对现实敏感的普罗大众的话，积极回应与现实的不同之处的理由何在才能达成这个目标。从这个角度讲，阿得曼托斯显然更加符合苏格拉底的助手这一角色，而不是几乎总对苏格拉底说“是”的格劳孔。正是他的现实之眼与现实之问，将哲学与现实之间似远而近的距离揭露出来，哲学才得以说明自己。

三、结论

相较于学理问题，发掘哲学对话中不同参与者身上的哲学气质不失其趣味性。柏拉图文学性十足的对话录式的写作使得那些与谈者的形象生动而活泼，立体而饱满。学理问题固然重要，但哲学思考的态度、哲学思考的方法更是哲人学养的基础，正确的态度与方法将使哲学探讨更加顺畅而深入地推进，也能使问题更加清楚，消解人们对哲学的误解。

在格劳孔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将真理视为荣誉的，对求真锲而不舍的态度，其中既有对正义既本身美又结果好的理想主义的期望，又有对何以可能何以现实问题的穷追不舍。还有那温和包容的立场，它是哲学探讨得以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也是哲人应有的态度。如果将苏格拉底说成是雅典人的牛虻，像阿得曼托斯这样的盯紧现实，使得哲学得以说明自身与现实的距离、澄清前提、消除对哲学的误解的人则可以说成是色雷斯的少女、哲学家的牛虻。在他们身上都闪烁着哲人之精神，哲学是求真的，求真需要对现实的反思，更需要对前提的反思，同样需要包容和理解不同看法的温和态度。

参考文献：

1. [1] 柏拉图. 理想国[M]. 顾寿观, 译; 吴天岳, 校注. 长沙: 岳麓书社, 2018.
2. [2] G.R.F费拉里. 城邦与灵魂: 费拉里《理想国》论集[M]. 刘玮编,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
3. [3] 余纪元. 《理想国》讲演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