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由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立，标志着语言研究从形式主义向功能主义的转变（黄国文，2019）。韩礼德在其早期著作《阶与范畴语法》（1961）提出了“阶和范畴语法”，这为SFL奠定了基础。随后，在《“深层”语法札记》（1966）中，他阐述了从“阶和范畴语法”到“系统语法”的演进，并在一系列论文（Halliday, 1967a; 1967b; 1968）中首次全面探讨了语言的多功能性，将“系统语法”扩展为“系统功能语法”。韩礼德进一步提出了经验、逻辑和人际三大元功能，并在《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1970）中正式确立这些概念。至1978年，《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一书出版，明确了社会符号学的概念，使SFL理论体系更加成熟。进入21世纪，随着SFL理论的成熟及其广泛应用，韩礼德（2008）提出了“适用语言学”的概念，强调理论应能应用于各种实际场景，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当前，SFL已广泛应用于语言教学、机器翻译及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此外，Fawcett在继承和发展韩礼德的思想基础上，融合转换生成语法、认知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提出认知、生成、计算和描写思想，深化了对语言本质属性的理解，进一步完善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体系。这一发展不仅增强了SFL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也拓宽了其应用范围。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哥本哈根学派、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深远影响。通过对各学派理论观点的梳理，不仅可以揭示这些学派在语言学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而且强调它们在当代语言学研究和实践中的持续相关性。

一、哥本哈根学派对SFL的影响：符号层次与体现思想

丹麦哥本哈根学派继承了索绪尔有关“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等观点，并加以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结构主义学派，因而哥本哈根学派称为“语符学派”（glossematics）。

（一）理论核心：形式与关系的符号观

哥本哈根学派以叶尔姆斯列夫为代表，其核心理论体现在两个方面：

1. 内容与表达平面二元划分——叶尔姆斯列夫在《语言理论导论》（1953）中提出，语言应区分为内容平面和表达平面，并将每一平面细分为实体与形式，即“内容实体”“内容形式”“表达实体”“表达形式”。其中，只有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构成语言符号，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则不属于符号本身。例如，音位系统属于表达形式，具体声波属于表达实体；同样，“手”作为具体物体为内容实体，而其在不同语言中的概念分化则为内容形式。这一区分是对索绪尔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 关系系统——叶尔姆斯列夫进一步强调，语言本质上是关系网络而非实体集合，存在三种基本关系：
   1. 依存关系（interdependence）：双边关系，互为前提；
   2. 决定关系（determination）：单边关系，一方决定另一方；
   3. 共存关系（constellation）：多项并列，互不依存。
   这些关系在语言运用（过程）与语言系统两个层面具有不同名称，如依存关系在过程中表现为“一致性”，在系统中表现为“互补性”等（刘润清，2013:151）。

（二）具体影响： “层次”和“体现”思想

韩礼德在早期代表作《语法理论的范畴》（1961）中，描绘了一个语法理论，而其中的层次思想则得益于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和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之一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层次观。韩礼德（1976:30）首先提到了层级（stratification）这个概念，同时也明确指出该概念来自于叶尔姆斯列夫。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关键理念是将语言视为一个由多个层级构成的符号体系，其中每个层级都与其他层级存在一种体现（realization）的联系。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划分为四个层级：语境（context）、语义（semantics）、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以及音系（phonology）或字系（graphology），各层级通过体现关系联结。

“体现”在SFL中表现为“元功能”与语言形式的动态匹配。例如，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通过动词类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等）体现概念功能；语气系统（Mood）通过主语与限定成分的排列体现人际功能；主位系统（Theme）通过信息起点选择体现语篇功能。这种形式—功能的对应关系，本质上是哥本哈根学派“关系系统”理论的功能化延伸。

二、布拉格学派对SFL的影响：功能分类与元框架

布拉格学派是20世纪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其结构—功能的语言观和对语言功能分类的深入研究，对后来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语言学从结构主义向功能主义的转变，也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泰修斯（Vilem Mathesius）、特鲁别茨柯依（Nikolai Trubetzkoy）和雅克布逊（Roman Jakobson）等。

（一）理论观点

布拉格学派既重视语言的历时和共时研究，又强调语言作为系统和交际工具的双重属性，认为语言形式与功能密切相关。研究者们主张通过比较分析、功能分析等方法，理解语言在交际中的实际作用，关注口语与书面语、语体的功能差异，强调研究应从语言功能出发再讨论形式。

该学派的核心理论是功能语言观。马泰修斯提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布勒区分表达、表情和意欲三种功能，穆卡洛夫斯基则补充美学功能，并提出“前景化”概念。雅克布逊在前人基础上，将语言功能扩展为六种：所指、表情、呼吁、诗学、寒暄和元语言功能，形成较完整的功能体系。此外，布拉格学派还提出“功能文体”理论，较早涉及语域、语体现象，并用“主位—述位”等术语从功能角度分析句子信息结构，强调交际动态性。

（二）具体影响：语言功能观

韩礼德（1978:50-51）指出，他使用功能这个概念就是借鉴了布勒（Bühler）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语言功能理论。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韩礼德试图从功能的视角来阐释语言系统的本质，并第一次提出了三大“元功能”（metafunction）的概念，即概念（ideational）功能、人际（interpersonal）功能和语篇（textual）功能。韩礼德（1978）详细解释了他的功能框架与布勒的框架的关系。他的“概念功能”和布勒的“表达功能”相对应，但是他进一步将“概念功能”划分为“逻辑功能”和“经验功能”。韩礼德的“人际功能”相当于布勒的“表情功能”和“意动功能”，他认为“表情功能”和“意动功能”在语言的元功能并不需要切分。同时，他增加了第三个功能，即语篇功能，它是元语言的、存在于语言内部的：语篇功能存在于语篇的建构过程，它使语言与各种语境相关联。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认为元功能在聚合轴以系统组织的形式呈现（如小句中的主位、语气和及物性系统），同时也在组合轴以结构的形式呈现（如小句中的主位和述位，语气和剩余成分，过程、参与者和环境等结构）。从中我们也能发现哥本哈根学派的影子。语篇功能使语言能够相互关联，并且在情景语境中形成语篇组织。主位和述位是语篇功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韩礼德继承了马泰修斯对于主位和述位的观点，认为主位在交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韩礼德（1985:37）重新将主位定义为“信息的起点，是小句所涉及的成分”。同时，韩礼德也根据不同的标准，进一步将主位划分为单项主位和多项主位；无标记主位和有标记主位。

简而言之，在布拉格学派的启发下，韩礼德的语言功能观具有两层内涵，分别涉及语言内部成分的功能性配置和语言系统固有的三大元功能。功能语法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解释了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的自然的联系，韩礼德也被认为是对语法中整个功能部分进行广泛描写的第一人。

三、伦敦学派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影响

伦敦学派是20世纪语言学领域内的一座重要丰碑，它以独特的结构—功能一体化视角和对语言在社会交际中作用的深刻洞察，为系统功能学派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该学派不仅强调了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的紧密联系，还促进了语言学研究从纯结构分析向关注语言实际使用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转变，其理论框架为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方法论支持。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弗斯（J.R. Firth），而弗斯的语言理论受到马林诺夫斯基很大的影响（冯志伟，2013:221）。他们对语言学的贡献至今仍被广泛认可和引用。

（一）理论观点

马林诺夫斯基在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实地考察中提出，真正的语言事实存在于实际语言环境中的完整话语，意义存在于语音与环境的关系中（刘润清，2013:278-279）。他进一步区分了“文化上下文”（context of culture）和“情景上下文”（context of situation），分别指说话者生活的社会文化和具体发生语言活动的情境。

弗斯继承并扩展了马林诺夫斯基关于“语言环境”和“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的观点（刘润清，2013:280）。他认为，语言环境不仅包括语言本身的上下文及活动，还包括社会环境、文化、信仰、参与者身份与关系。弗斯（1952）提出分析情景语境的框架，涉及情景参与者及其行为、相关物体和事件，以及言语结果。他还创造了“典型情景语境”概念，并将意义分析分为语音、词汇、语法和语境四层次，对应语音功能、词义及搭配、形态和句法，以及非语言因素（刘润清，2013:283-285）。

此外，弗斯也受索绪尔影响，强调语言包括“系统”与“结构”两个要素，但他认为语言是社会成员个体话语的集合，而非集体意识中的抽象系统。语言的传承依赖社会记忆和共同经历，包含“自然赋予”与“后天培育”。因此，弗斯主张语言学应研究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并将语言视为“生活方式”，即“社会人”通过语言参与社会过程（顾曰国，2010）。

总而言之，弗斯的语言理论特点就是从社会角度观察语言（刘润清，2013:282）。

（二）具体影响：系统与功能

系统功能语法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传统直接源自弗斯和马林诺夫斯基（胡壮麟，2008）。Halliday（1966:59）明确指出其“系统”思想承袭自导师Firth的“结构”与“系统”，而弗斯又受索绪尔组合与聚合关系影响。Halliday（1968:207）也强调其多功能思想源于布勒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多功能语言观，并沿袭弗斯将“语篇”作为研究核心（韩礼德，2011）。

在马林诺夫斯基与弗斯的情景语境理论基础上，Halliday（1978:120）将情景语境纳入社会学范畴，视其为“一种符号结构”。他提出情景语境包括语场（field）、语旨（tenor）、语式（mode）三变量，分别对应语篇中的经验意义、人际意义与语篇意义（Halliday et al. 1964/2007; Halliday 1978），成为语境与语义/元功能耦合的基础。此外，韩礼德受弗斯“搭配产生意义”影响，提出搭配概率观念，认为搭配中蕴含概率与盖然性，后被Fawcett等继承发扬。

20世纪70年代，韩礼德进一步从语言个体发生和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两个层面探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他发现儿童语言结构发展由交际功能推动，语言习得过程强化了功能与社会基础。在社会符号学层面，韩礼德用体现关系联结词汇语法、语篇语义与语境，三大元功能成为语义系统的核心（Halliday, 1978）。概念功能（ideational）使说话者表达和建构社会经验，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实现交际关系，语篇功能（textual）确保内部连贯，将形式与意义相连。Halliday（1978）视语言为社会符号系统，强调解读需依托社会文化语境，这一思想综合了索绪尔和弗斯的理论（何伟、王连柱，2019）。

除情景语境外，马林诺夫斯基（1935）提出“文化语境覆盖整个语义系统”“词汇的定义部分要放置在其文化语境之中”（Malinowski, 1935:18）。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亦认为“文化为阐释话语或语法系统提供语境”（Halliday, 1991:59）。这些观点促成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实例说”与“层次说”（高茵、苗兴伟，2016）：前者将文化语境视为抽象系统，情景语境为具体实例，二者形成连续体（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2004, 2014）；后者则将文化语境、情景语境、语篇分别定位于不同层级（Martin & Rose, 2008），强调文化语境通过情景语境具体化，情景语境又通过语篇语义呈现。

总之，韩礼德受伦敦学派影响，认为意义不是独立于外部环境的范畴，他认为回答有关语言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既是语言研究的目的，也是语言研究的前提。如果要研究包括语义在内的整个语言系统，就必须到语言之外寻找答案。系统功能语法为探究语言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语言学理论基石。与此同时，在元功能思想的引领下，意义的内涵突破了语言于某一特定使用情境中所发挥的具体功能范畴，进一步拓展至语言系统所表征和创造的人类社会的意义层面，从而使得系统功能语法具备了揭示人类语言系统本质的潜能（陈瑜敏、徐桠杉，2023）。

四、结论

本文分别介绍了哥本哈根学派、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发现系统功能学派的理论主张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三个学派思想的影响，如“系统”的思想、“功能”思想、“层次”思想、“实现”思想等都是这三个学派的理论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由此可见，一个完整且成熟的理论的形成不仅依赖于对先前研究和理论的借鉴，还在于在此基础上发展并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通过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理论来源的梳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并运用到具体的语言问题的分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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