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坚持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加大投入力度，运用现代科技力量，提高保护传承水平”的实践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2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强化农业文化遗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实施乡村文物保护工程。”这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指导方针，有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的制陶技艺于2020年被纳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较于其他非遗，黔陶制陶技艺进入非遗名录的时间较晚、受关注度较低，传统手工制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情况不容乐观。因此，研究梳理黔陶制陶业的历史脉络以及制陶技艺的现状，对于传承与发展传统制陶技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黔陶制陶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特征

（一）不同时期黔陶制陶业的发展现状

黔陶的由来与黔地之陶有关。“黔陶”，意为“黔中之陶”，是地名，亦是陶器之名。“黔”为贵州之简称，“陶”为陶土或陶器之义，黔陶历来就有丰富的陶土资源，后因产陶器而闻名。民国时期，贵阳县县长郑先取“黔省陶土”之意，正式合称“黔陶”。黔陶现属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黔陶布依族苗族乡，距贵阳市区29公里，距区人民政府所在地19公里，截至2018年末，全乡当地居民人口共有10583人，有布依、苗、彝、仡佬、侗等少数民族混合杂居，是典型的多民族聚集地区。

贵州黔陶制陶工艺始于明朝，制陶业展现了黔中地区的生产生活历史，其兴衰折射出该区域的生态、经济、人口以及政治制度变迁，黔陶的制陶业在贵州历史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黔陶制陶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今。

明清时期，黔陶的制陶业始现发展态势。明朝洪武年间，江西灾民迁徙至贵阳中曹司黄宽寨，其中部分灾民擅长制陶技艺，从此贵阳中曹司陶器制造业开始兴起。清嘉庆、道光年间，贵阳的制陶业逐渐发展。清嘉庆年间，黔陶镇开始生产制作土耙碗，最初仅有一、二家进行制作，后制造者数量逐渐增加，制陶技艺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愈发精良。此后，制造者人数激增。据记载“中曹司黄宽寨和贵筑县的黔陶，当地农民在道光年间利用陶土烧制土碗等陶瓷销售，到宣统三年黔陶烧制陶瓷的农户已有十八家”。1911年至1923年间，烧制陶瓷的农户数量由十八家增至三十家，黔陶生产的土陶罐和土陶碗销售范围涵盖贵阳周边区县。这一时期黔陶属中曹司长官司、百纳长官司管辖，在这种制度的统治下，政治管理相对松散，经济发展较为粗获，黔陶的制陶业只是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副业，其生产形式主要是家庭小作坊形式，各家各户单干，依靠土法手工制陶方法，采用土窑以木柴为燃料烧制陶器，产品自产自销，限于周边区县，尚未形成大规模的生产与经营格局。

民国时期，黔陶制陶业发展显著，抗战时期甚至达到鼎盛发展。陶瓷制造最著名的是贵筑县的黔陶镇，最初仅有数人生产经营，后数量增多，产品销路拓宽，制造技艺逐渐改良，产品由泥碗改进为半釉碗，再到全釉碗。青岩黔陶镇的三百五十户中，从事制陶的就有五十一户。清末制陶作坊仅有十来家，民国初年增至十八家，民国十二年猛增至三十家。据民国八年《贵州公报》报道，“贵阳青岩生产的陶瓷产品有碗盏、花瓶、花钵、帽筒、香筒等多种。由附近农民担任工匠和兼营销售，所产瓷器产品，除销省城外，还畅销各县，每年出品约价值数万元”。民国二十年《贵阳乡土地理讲义》曾记载，“青岩附近黔陶镇所制之土瓷器，出品日多，销路愈畅，倘再力求增进，俾花样翻新，形美质良，价又低廉”。由此可知，黔陶陶瓷生产乃至销售状况甚是可观。虽采用手工土法进行生产，制陶技艺尚欠精湛，但器物形制精美、品质优良且价格低廉，仍有良好发展前景。

抗战期间，黔陶镇制陶业达到全盛时期，但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抗战爆发，贵阳人口数量剧增，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陶瓷品需求量增大，陶瓷制造者增多，陶瓷生产在贵筑县的黔陶镇最为发达。先前的陶瓷制造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手工土法生产，后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手工陶瓷厂，“碗以赵礼恒厂，瓷架、彩花及红花碗以龚庆云厂，窑货以钟海钦厂，凹盘以魏春林厂”。这些工厂均为独资或集资兴建，有资本、厂房、住房以及工人。四家工厂在绘画形式上有所改进，但是陶瓷质量和窑炉烧制改进较少，依靠手工劳动生产，其产品仍属于土瓷类型。“主要陶瓷产品有碗盏、花瓶、花钵、帽筒、香筒等，除销往省会贵阳外，还远销黄平、镇远、安顺、遵义等地、产品约值数万元”，黔陶所产陶器大多运至贵阳商铺销售，少量销至外地。产品数量的增加和销售市场的扩展促进了资本的经营流转，推动了当地经济与陶器制造业的发展。然而，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至1949年间，内迁部门复原，物价飞涨，民众生活贫困、购买力下降，这一时期黔陶制陶业呈现由较快发展到急速衰落的趋势，具有特定时代的发展特点。这一时期，黔陶制陶业发展具有特殊性，是贵州近代矿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制陶业发展由较快发展到急速衰落，并具有时代的发展特点。一是具有先进性。生产技术虽有不足，但产品质量改进较快，陶瓷品类增加为日用瓷、电瓷、卫生瓷及工业瓷四大类，制陶人数规模增加，产品销售远至其他省县。黔陶所产的陶制品远销全黔，陶瓷制造业发展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具有突发性。抗战期间工厂企业内迁，贵州人口猛增资金资源集中、交通发展、百业待兴，陶瓷用品需求激增。一方面陶瓷工厂的出现，生产规模扩大满足了日益渐增的民众需求；另一方面，外来陶瓷工厂内迁，挤占了本地陶瓷工厂的生存空间，后期人口回迁，需求急速减少。三是具有军事服务性。为了保障军需供应，黔陶的陶瓷工厂将其生产设备借用给外来陶瓷厂，用以生产电瓷用品，满足军事需求。外来陶瓷厂回迁后，生产设备的损坏使得黔陶陶瓷厂很难恢复其原有生产能力。因此，黔陶的制陶业虽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也因难以维持正常生产经营而就此衰落。黔陶制陶业发展史上，抗战时期的黔陶可谓具有重要意义，是贵州近代制陶业从产生发展到转型演变的重要时段。

新中国成立后，黔陶制陶业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这得益于国家政策性保护与所有制改造的战略方针和政策。1950年至1952年的经济恢复时期，贵阳市人民政府实行了保护和发展的制度措施，对轻、手工业开展有效的管理，促使黔陶制陶业逐步恢复生产。1953年至19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即“一五”计划期间。“将手工业组织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后又转为集体工厂，如黔陶制陶业先组成‘陶瓷高级生产合作社’后改为‘黔陶陶瓷厂’和地方国营‘贵阳陶瓷厂’”，黔陶的制陶业走上了合作化发展道路，具备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一时期黔陶制陶业发展总体呈上升发展趋势，从最初的落后分散状态转变为集中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极大地推动制陶业生产的机械化与合作化程度，实现了个体经营到集体生产的巨大转变。

改革开放后，黔陶制陶业规模缩减、逐渐衰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省陶瓷工业生产能力提升，电瓷需求量急速增加，贵阳陶瓷厂部分业务转向电瓷生产，日用瓷的生产数量未有显著增长。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加快，贵阳地区乡镇工业企业兴起，人才、资金等资源大量流入新兴工业企业，制陶业等传统手工业遭受巨大冲击。加之社会科技力量发展，消费观念转变和交通条件改善，各种金属、玻璃等制品出现，省外精美瓷器涌入，黔陶陶瓷制品逐渐被取代，黔陶制陶业发展渐趋没落。20世纪80年代后，国营黔陶厂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迅速衰败，陶瓷工厂骤然倒闭，厂房改作他用，陶瓷生产停止，工人另谋出路。工厂解散后，工人为维持生计，进行陶瓷手工生产，因年迈体弱、制作工序繁琐等众多原因，无力继续陶瓷生产。此时，黔陶仅剩两户陶瓷小作坊，依靠其两座柴窑进行不定期生产。然而，产品日益滞销，销售市场萎缩，最终陶瓷生产停止，制陶技艺发展停滞不前。保存至今的“黔陶龙窑”是传统的柴窑，依山而建又称爬坡窑。经考证这两座爬坡窑年代为清代中晚期，是目前发现较早的陶窑窑址，陶窑窑洞数量较多且每洞爬窑相连。这一柴窑采用传统方法烧制陶瓷，“封窑的时候两边有洞口，两边要同时添柴使火烧旺，把窑师傅使用铁棒伸进窑内，通过反光可以知道釉的烧制程度，釉烧制好后将第一个洞闭气，火焰往第二洞走，以此类推，直至完成烧制”。柴窑烧制极为辛苦，所费时间精力较多。现在黔陶烧制陶瓷主要采用电窑，与传统柴窑不同，黔陶烧制对温度、湿度、天气等环境因素要求极高，电窑烧制能更有效保证陶瓷烧制时的环境稳定。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扶持以及制陶基地艺人的传承，黔陶制陶技艺得以传承与发展。经过多道制作工序，实现了精细化生产，保障了“黔陶”的品质。“黔陶”的制作在古老制法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化生产设备。陶坯仍采用手工制作，陶瓷采用电窑进行烧制。黔陶仍有掌握制陶工艺的传承人，手工制陶技艺依旧精湛，因而产品质量精良，具有一定的传承基础。

目前，黔陶陶瓷厂遗址留存，部分厂址改作他用，当地无人从事陶瓷生产，传统制陶技艺无人传承。为了保护传承该项技艺，由当地政府扶持、联合传承艺人开设的黔陶制作技艺传承基地现已建立。传承基地陶瓷生产采用现代化模式，将现代制陶作坊与传统制陶技艺的结合，重现黔陶传统制陶技艺，推动黔陶制陶业的恢复与发展。由此可知，从黔陶制陶业的兴衰发展历程来看，制陶技艺与制陶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不同时期制陶业发展状况都影响了制陶技艺的精进与否。

（二）黔陶制陶技艺的文化特征

据史料所载，黔陶手工制陶技艺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黔陶制陶最初完全采用传统的手工制作方法，后引入机器设备进行生产，这也导致传统制陶技艺曾一度面临失传的危机。2020年，“黔陶制陶技艺”被列入贵阳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此后，当地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对其进行扶持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黔陶制陶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黔陶制陶技艺是黔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黔陶的制作技艺所面临的发展与传承困境，需要人们深入探寻“黔陶”内在的美学价值。“黔陶”之美体现在其古朴的制作特色、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及实用特性。

“黔陶”的制作技艺极为精良考究，制作工序较为繁琐，实现了古法技艺与现代技艺的有机结合。“黔陶”的制陶工序主要有选料、练泥、制坯、修坯、上釉、绘画、烧窑等，每一个步骤均不可或缺。传承艺人在遵循传统制作工序的同时开展创新。“制陶原料选用当地的陶土，陶土经过选取、淘洗、沉淀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制陶原料。生坯做好后要进行反复的修坯，最后需要用海绵进行打磨”，陶坯成型前后分别历经练泥和修坯两道工序，从而使陶坯质量得以优化精良。上釉所采用的釉料是古法制成的草木灰釉，古法制釉主要是用石灰、谷壳和稻草进行烧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釉泥制成。天然釉“就是用中药材作釉、上釉烧制的陶杯，传统的制陶艺人比较固执，只用草木灰釉，现在我们在尝试用其他物质制釉”，传承艺人坚持古法制釉工艺，还对釉料成分加以改进。绘画环节由制陶艺人进行自由创作，用毛笔蘸取研磨后的彩料在陶坯上绘制图案，所画图案大多为日常生活中常见文字、花卉、草木、鱼类等图案。“黔陶”的烧制主要采用传统柴窑和电窑两种方式，由于陶瓷的釉色和陶坯对温度的需求不同，烧制过程中需要精准掌握火候。由此可见，黔陶陶器制作过程重复且繁杂，制陶者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探索出新型制陶工序，促使制陶技艺得以改进，所制陶器的品质才能更为精美。

黔陶人杰地灵，孕育出独具地域特色的陶瓷文化与茶陶文化。贵州省内多数陶器以色泽质地命名，“黔陶”是除牙舟陶以外，为数不多的以生产地命名的陶器产品，因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黔陶的陶器取之于地，制陶原料天然纯净无杂质，青花陶就是黔陶的代表陶瓷品类之一。“黔陶”以其独特的白陶青花技艺而闻名，陶土“色白质细，富于塑性，手触滑腻”，陶器不上釉而通体白皙，上釉后更为绚烂夺目、洁净明亮。陶器质地特殊、器面光滑，更适宜绘制青花。“黔陶”之所以制作精美，主要原因在于其黏土、釉色均源自当地，具有独特的地域性。茶陶文化历史悠久，黔陶乡所产的赵司贡茶，其茶色“碧绿透亮”，香气似幽兰清幽，味道甘美且回味悠长，若以陶器存之，保存时间更为持久，茶味愈为清甜芬芳。赵司贡茶是黔陶当地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元素，茶与陶的自然融合，逐渐孕育出茶陶文化，充分展现了当地民众勤恳务实的生活态度、独特的生活意趣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民众工艺是为了一般民众的生活而制作的器物，是以实用为第一目的而制作的，是为了满足众多的需要而大量准备的”。“黔陶”基本上都是具有实用功能的生活器具，主涵盖碗、盘、茶杯、茶壶等饮食器，蒸锅、煮锅等炊煮器，以及油罐、盐罐等储存器，当地民众在制茶、饮茶时都会使用陶器。陶器的产生旨在满足民众的实际需求。黔陶的制陶艺人一般不具备美术家的素养，其所制作的陶器主要服务于民众需求，以实用美为主而缺乏艺术美，因而收藏价值不高。当地丰富的制陶原料促使“黔陶”得以诞生，浓厚的陶瓷文化底蕴吸引了更多制陶艺人，极大地促进了黔陶制陶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黔陶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与丰富的文化价值。“黔陶”以独特方式传承着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制陶技艺。“黔陶”之所以备受关注，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其技艺始终保留其原始的工艺技巧，始终在产品的更新和开发中坚持实用特性，使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得以探寻黔陶的制陶文明。“黔陶”源自民间，其制陶技艺虽曾一度失传，但在牙舟陶传承艺人的传承下，陶器仍作为普通实用的生活器具，长期满足民众需求，传统的制陶技艺也得以传承与发展。

二、黔陶制陶技艺传承与发展的制约因素

贵州黔陶陶器造型古朴典雅、色调浓淡皆宜，黔陶制陶技艺精湛、制作精良，兼具地域文化特色，具有重要的传承与发展价值。然而，黔陶制陶技艺存在传承人才匮乏、市场竞争不足、产品文化理念挖掘不充分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黔陶制陶技艺的进一步发展。

一是传统方式存在局限性，传承人才匮乏。新中国成立前，陶瓷技艺传承方式单一，主要是父子传承或师徒传授，主要依靠口头表述传授，缺乏系统的教学与文字记载。新中国成立前，传承方式渐趋多元化，除传统方式外，还拓展至家族内部传承和学校教育传承等。但实现多元化的传承的陶瓷制造业较少，制陶技艺仍依靠传统口传模式。因循守旧的传承方式根无法适应制陶现代制陶业的发展需求。随着老一辈制陶艺人年龄渐长，精力有限而无法全力培养新的继承人，传承人才学习制陶时间有限，加剧技艺传承困境，甚至可能后继无人，给传统陶瓷文化的延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二是市场竞争不足，产品需求减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观念改变，审美要求提高，更加追求精美且具有观赏价值的陶瓷制品，陶器日用品需求相对减少，逐渐被价廉物美的新型材料制品所替代。市场需求减少导致制陶艺人收入减少，传统制陶作坊经营困难。同时，民众的价值取向转变，年轻人对学习传统制陶技艺的兴趣削弱，认为其前景不明、回报率低，不愿学习传承，更倾向于从事于容易获取经济收入的行业。陶器制品缺乏创新，传统陶瓷制作工人和手工艺者难以维持生计、坚持学艺初心，被迫转向其他领域，黔陶的传统制陶技艺面临着失传的危机，若不及时保护传承，这一文化遗产可能消失。

三是受政策影响显著，产品文化理念挖掘不充分。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生态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营造和谐美丽的生态环境，树立环境保护意识成为社会共识。陶瓷生产中所需的材料如泥土、木柴、矿物等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陶瓷缺乏制作原料和燃料，陶瓷生产规模受到限制，效率降低，陶瓷工厂破产，制陶技艺继承断层。后虽经调整恢复陶瓷生产，但对陶瓷产品文化理念挖掘不够充分。制陶艺人们投入大量精力来提升品质，仍难使其重新进入民众生活、恢复其社会文化地位。文化传承与市场需求脱节加剧了陶瓷行业的困境，其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三、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黔陶制陶技艺传承与发展的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确保“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政策的指引与扶持下，依托乡村振兴战略，黔陶制陶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需探索独具特色的新路径。

（一）引进培养传承人才，提高产品创新工艺

技艺传承是基础，创新发展是关键。一方面，需要坚守传统的制陶技艺、传承培养手工艺人，遵循古法制陶流程，保留最为原始的制陶工序，重视对传统手工艺人的培育。当前，牙舟陶传承人的引入，推动了黔陶制陶技艺的复原与发展，在保留黔陶古法制釉、古法制陶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制作工艺，融合各种陶艺制作的捏塑、刻花技法，在陶器上增添贵州蜡染和刺绣纹样。通过引进并培养新的传承人，引入新的制作工艺开发新产品，以满足民众对日用品的需求，整合陶瓷生产规模，完善产品种类，更新产品理念。另一方面，进行产品融合创作，以满足生活需求。“黔陶”源自民间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需要具备广阔的民间市场需求。将茶器、餐具与黔陶本地的农业特产及生活饮食相融合，使陶瓷产品更有效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以礼品和纪念品的形式，促使黔陶制陶技艺更好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而开拓新的陶瓷销售市场。黔陶制陶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必须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文化元素相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陶器审美要求的提升，在注重陶器实用性的同时，制陶艺人尝试改变陶器的造型，并绘制形式多样的图案。制陶艺人自主的创新变革，对黔陶制陶技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推动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加大新媒体宣传力度

整合当地旅游文化资源，借助现代化新媒体宣传平台，推动旅游经济与陶瓷文化的融合发展，提升黔陶非遗制陶技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经济水平、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传统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愈发关注。当地政府非常重视并大力扶持黔陶制陶技艺的发展，著名牙舟陶传承人于此地建立了黔陶制作技艺传承基地，同时设立了黔陶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注册了“乙木菁陶”“陶作”“寻黔访陶”三个商标，前两个已经使用过，后面一个还在公示期间，目前基地工作室致力于打造品牌文化建设，已成功注册多个“黔陶”商标。基地内设置了制陶工坊和陶瓷展示厅，展示厅内主要陈列有本地黔陶、牙舟陶等不同时期的陶器。近年来，贵州省旅游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外来游客数量持续增长，花溪区周边拥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成为游客选择游玩打卡的重要区域。可规划以老榜河、鬼架桥、桐埜书屋等景点为主的“黔陶一日游玩路线”，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来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游客可以走进制陶基地，了解黔陶的陶瓷文化和非遗制陶技艺，通过“非遗文化+旅游”“非遗文化+研学”等发展模式，实现陶瓷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此外，还应整合更多社会资源，摸索新颖的非遗文化宣传途径，创建新型的现代化传播平台。加大宣传力度，例如在贵州文旅、微信公众号、抖音以及小红书等互联网多媒体平台积极推送信息资讯，提升黔陶文化产品及非遗技艺的知名度，为非遗制陶技艺创造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三）契合政策要求，打造特色地域文化产品

契合国家环保政策要求，立足生态文化环境，打造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产品。通过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改进烧制工艺、融入地域文化特色等举措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推动当地的环境保护工作，形成自然和谐有序的陶瓷生产模式。黔陶地区拥有丰富且天然无杂质的陶土资源，其制釉工艺遵循古法，原料取自当地民众生产的物品及矿产资源。陶瓷烧制采用传统柴窑和电窑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把控烧制时间，减少材料损耗和环境污染，维护当地生态环境的稳定。制陶艺人源自民众群体，兼具艺人与民众的双重特性，陶器的纹饰图案灵感等均来自黔陶的自然山水，陶器是当地民众独特的审美情趣与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黔陶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陶瓷文化和茶陶文化。近四百多年的陶瓷文化为黔陶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传统制陶技艺历经岁月的洗礼而更具古朴韵味。黔陶种植有知名的“赵司贡茶”，茶与陶在同一地域空间内相互融合，这些文化形态相互依存，共同构建了黔陶的文化生态体系。制陶艺人应将黔陶的山水风貌、茶文化、历史名人等文化符号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文明理念相结合，将其融入陶瓷制品的设计之中去，打造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立足当地的生态文化环境，黔陶制陶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将蕴含着巨大的内在潜能。

四、结语

陶瓷是贵州黔陶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对于探究黔陶制陶业的历史脉络、传统制陶技艺的发展现状具有重要价值。黔陶制陶业的鼎盛时期，陶瓷生产、技术革新以及销售管理都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需求。然而，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与自身内部的局限，黔陶的制陶技艺一度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断代传承的情况。如今，黔陶制陶技艺集传统手工制作与绘画于一体，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体现了对现代生活艺术的追求。“黔陶”造型简单别致，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是当地民众生活状态和精神文化风貌的重要表现。陶瓷产品种类多样、用途广泛，蕴藏着潜在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可开发成特色文化产品和经济旅游产品。黔陶制陶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需秉持内外结合的方式、与时俱进的理念。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黔陶”的经济价值和潜在文化内涵，积极推动制陶技艺的改革创新，并融合社会生活时尚观念与现代生态文明理念，切实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促进黔陶制陶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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